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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有榜样-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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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洋人义和团〃行为主要体现在抵制中国产品上，他们说勤劳吃苦的中国人抢了他们的饭碗，却不问自己的懒散是否妥当。焚烧中国产品、驱赶中国商人、提高市场准入条件、阻止中国并购他们的企业、逼迫中国货币升值等等，洋人义和团变着花样折腾中国。一个关键原因是，中国、印度等国家以自己的方式，正在快速走向与他们同样的成功，甚至开始在很多方面显示出超越他们的巨大潜力。他们原来引以为傲的财富生活和道德优势，已经露出衰败的征兆。
五、〃有困难，找中国〃中国百姓遇到困难，有找〃警察叔叔〃的传统。现在全球养成了一个习惯，〃有困难，找美国〃，中国能不能主动做点什么，为全球未来搞一揽子解决方案？中国已经强大，也必须强大，中国的〃道德〃价值应该超越和覆盖西方的〃利益〃价值，世界榜样应该重走〃道德路线〃。
一神教的习惯思维，使西方文明总是容易走向极端。在文艺复兴以后的500年里，个人主义被不恰当地放大。国家主权至上，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是个人主义原则的逻辑延伸。在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造成诸多冲突和悲剧。
从人类和地球的整体出发，人们已经日益清晰地认识到，人类应该和平共处，国家应该平等交往，既要树立统一性的标准，又要合理容忍差异性。虽然西方强国也经常意识到这个问题，也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然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西方文明难以做到这一点。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国家利益至上的长期战乱和纷争，最终实现了统一，并成功地在农业社会的环境下，将统一延续了2000多年。春秋战国时期几百年的持续冲突，使得中国人认识到，个人欲望膨胀和社会局部利益至上，只会给社会整体带来危害。这在春秋战国时期很多中国思想家那里，早已有透彻的表述。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中国人寻找到的解决方案，就是在共同原则下的统一，这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一份极为宝贵的财富。在当今形势下，中国古代的解决方案依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不同在于，当年中国的解决方案，适用于相对自然封闭的中华文明区域，而如今，我们所面对的不再局限在中国，而是要为全世界的未来提供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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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结束后，中国对个人纷争和社会局部利益纷争持否定态度。中国人认为，个人欲望应该得到克制，局部利益不应该无限制放大，社会应该建立在一个共同的道德基础上。因而，中国人不喜欢战争，尽量避免冲突，总是希望以公平合理的原则调解矛盾，使双方都得到满意的结果。由于中国传统的道德原则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因而，中国古代自战国时期结束后，民族主义或者说爱国主义的倾向并不明显。
中国人所建立的统一原则是把利益放在次要位置的道德原则，而民族主义则更强调利益。举例来说，战国末期的屈原被现代人看成是中国爱国主义的早期代表，但在历史上，自秦朝统一中国后，屈原的爱国主义便不太被重视，并且一直有所争议。直到南宋时期的朱熹，面对外族入侵，才第一次提出屈原是〃忠君爱国〃这个说法。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主义始终没有成为主流，只在一些历史关键时期，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才在某些关键人物身上显露出来。而且，这一显露实际上也不符合现代民族主义的特征。比方说，把屈原总结为〃忠君爱国〃，其中并没有多少争夺利益的色彩。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君〃象征着最高的道德权威，因此，〃忠君〃实际上是要维护作为统一基础的道德原则。用今天来类比，古代〃忠君〃的价值，其实类似今天人们捍卫基本*，它与捍卫国家利益是有本质区别的。
由于最高道德原则的存在，中国古代对于自然民族的划分，也没有明显的利益前提，其他民族只要接受共同的道德原则，就可以成为一家人，在利益方面没有任何歧视。与此同时，如果因为客观原因，造成新的〃自然民族〃，如由于迁徙和交通不便而造成的〃客家人〃，虽然也与当地人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利益冲突，但是，在共同的道德原则下，冲突和纠纷不至于你死我活，不共戴天，〃客家人〃渐渐都与当地人融合在一起。可以说，中国古代社会在合理的道德原则统领下，将利益的冲突尽量化解到最低程度。因此，不论对内还是对外，中国古代社会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很少用利益标准设置人为的障碍。这一传统的改变，是在西方人进入中国之后。
对于义和团运动，人们有很多种解读。最常见的就是来自西方社会的解读，他们将义和团视为狭隘、愚昧的民族主义，因而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西方人对义和团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奇怪，因为义和团的反抗目标，清晰无比地对准了洋人。由于洋人自认为代表先进文明和绝对正确，那么，反抗洋人就等于反抗先进文明和绝对真理。从结果上看，只有死路一条。然而，如果我们站在中国的立场，并采用与西方同样的国家利益标准，再来看待义和团，我们就会看到它的合理性。19世纪后半期，中国遭受了一系列来自西方的欺凌，受欺负遭受严重损失的中国人，形成了一个利益被严重损害的共同体。当进入中国的西方人以他们的利益原则颠覆了中国的道德原则，这个利益受损共同体看不到改善的希望。在过去，他们可以呼吁青天，甚至可以示威造反，通过捍卫道德原则，来保障他们的利益。而当洋人操纵了整个中国，上述一切手段都失效了。当我们意识到在中国的西方人还拥有〃治外法权〃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是多么无助。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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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清朝政府已经不可能实现保障他们利益的目标，他们只有靠自己。自己行动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是一个符合西方标准的天经地义的行为。因此，1900年出现的义和团，实际上是在西方利益至上原则摧毁中国道德原则之后的结果，是在西方民族主义的刺激下产生的中国较早的现代民族主义精神。而且，这一中国较早出现的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与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从而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
前文讲到工业化对主权民族的塑造时，提到这样一个观点，越是利益趋于一致的群体，越是容易产生*的呼声。因此，当广大中国人，因受到西方的欺凌而成为一个利益一致的受害共同体时，联手反抗就是*的必然。义和团实际上就是中国人面对缺乏道德的西方人而出现的*革命。我们承认，义和团的手段比较天真，思维比较幼稚，但是，他们的要求天经地义。从个人主义和天赋*的角度说，这是他们不可剥夺的个*利。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义和团运动是在西方利益原则剥夺中国利益时，由中国百姓发出的保护自己利益的声音。虽然这一民族主义的热情还比较幼稚，但是，它的意义应该被肯定。批判义和团的人，如果不是外国人，他们能否告诉我们，除了反抗，还有什么选择？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不久，1902年，梁启超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与此同时，〃中国〃的概念也浮出水面。此后数年间，梁启超、杨度、章太炎等人多次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但上述诸人提出的〃中华民族〃都是指汉族。孙中山当年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目标，也是受同一思潮的影响。今天来看，这一思潮的依据，确实是在自然民族基础上的狭隘民族主义。
辛亥革命后，黄兴等人很快意识到，以自然民族构建的国家利益非常狭隘，于是，〃中华民族〃变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存概念，民国时期的一首国歌也以〃五族〃为号召。一些有先见之明的地方官员，也以地方法规的方式，禁止商人和官文中出现〃大汉〃的字样。1917年，李大钊针对日本人提出的以日本民族为中心的〃大亚细亚主义〃，明确提出〃新中华民族主义〃的自觉，从理论上将〃中华民族〃涵盖到国境内的所有民族。此后不久，〃五四运动〃爆发，知识分子阐述的〃中华民族〃和〃中国〃的概念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人自我认同的符号。〃五四运动〃后不久，梁启超将〃中华民族〃的概念扩大为所有民族的共同体。他还富有远见地指出，西方社会自大航海以来，各国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民族主义，因此，要保卫中国不亡，要保卫中华民族不成为亡国奴，只有推行民族主义。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主权民族的概念出现，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这一概念的出现，标志着一个主权民族代替自然民族而出现在世界上，它起到了对中国国家主权的强化作用。曾经，〃中国〃在西方那里，只是一个〃产丝的地方〃，这个地方不涉及政府、疆域、民族、文化。后来，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几乎都要询问，他们到达的地方是否就是〃中国〃。他们得到的答案是〃大明朝〃，而不是〃中国〃。因为那时候没有中国。西方传教士花了几十年时间才最终确认，他们涉足的地方，就是马可波罗当年到达和游历的地方。因此，当〃中华民族〃这一主权民族的概念出现后，〃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也正式确立。中国从此进入西方文明所塑造的、由主权国家的利益关系所构成的世界。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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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为主权国家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康熙时期，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这一相对公平的条约，使得中国第一次真正感受到现代西方的国家概念，在利益原则下，双方讨价还价。遗憾的是，这一概念是在西方传教士的帮助下实现的，中国人对此还没有明确强烈的意识，也没有强烈的改变动力。以至于乾隆面对英国人要求通商的利益诱惑，只因为英国人道德行为欠佳，而拒绝了它。鸦片战争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是西方现代民族意识在中国的民间萌芽，然而，洪秀全试图借助西方宗教来认同民族的平等地位，最终还是失败了。此后，清朝政府的国家概念日渐明确，但总是没有处理好与之相伴的民族概念。到了义和团运动时，面对民间自发产生的民族认同感，清政府态度摇摆。一方面它希望利用这种民族认同，维护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又担心这种民族认同，会伤及它的统治，因为，满族毕竟是一个由少数人组成的自然民族。
〃中华民族〃这一主权民族概念的提出和明确，完成了中国走向现代的第一步，成为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站在历史长河的角度看，〃中华民族〃概念的明确，也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一个心态：原先自以为占据文化最高点的优越感，变为与世界各民族平等立足于世界。更主要的是，中国人意识到，民族之间的相互平等，不能靠别人赐予，要靠自己争取。
这是一个悲喜交加的转折。悲的是，曾经以道德原则维护天下安定和公平的中国传统渐渐消失了；喜的是，中国人终于找到了与西方交往的方式，虽然中国人并不喜欢这个方式。中国曾经喜欢用自己的道德原则制约远道而来的外国人，但如今，中国不得不用与西方一样的利益原则与西方对话。中国曾经在文化上的高度自信，如今也面临着严重挑战。西方人同样拥有他们的文化自信，虽然有很多中国人皈依了西方文化，但西方文明提供的这一文化自信确确实实包含着最不合理的因素……利益至上，而这永远不可能成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中国不得不以一个主权民族和主权国家的姿态进入西方塑造的世界一体化，实际上是让中国整体退回到了战国时期。因此，中国向西方学习国家利益至上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无奈。如果要让中国的道德价值重新超越西方的利益价值，中国首先必须强大，必须维护和争取每一份中国应得的国家利益。在此过程中，中国绝不会学习西方，绝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道德地伤害他人的利益。因为中国有一个大目标：中国要为趋利小人横行500年的世界树立一个榜样，借助中国文化中宽容、共存的传统，让一个人类能够共同接受的、普遍的道德原则，成为超越国家利益至上的超主权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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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就算在西方文明主导世界的500年间，〃普世价值〃也没有能够普世。美国版〃普世价值〃只是向〃三位一体〃皈依的现世发明，恰如被强力主权保护的知识产权，超越了主权，企图普世性地收费。在主权国家牢不可破的现实世界，谁在推行弱化主权的〃普世价值〃？谁在推行的同时，始终都在强化自己的主权？谁在选择性地拼装〃普世价值〃的内涵？美国版〃普世价值〃想要囊括并覆盖所有的时间和空间，只有上帝，才有这样不可能实现的雄心。美国版〃普世价值〃的榜样性，目的只是美国的现实强大。当美国的强大开始晃动，美国版〃普世价值〃也会开始动摇。在美国陷入危机的时候，人们看到，拯救美国的手段，恰恰不是〃普世价值〃。本章讨论美国版〃普世价值〃，并对某种*的幻觉进行探讨。
在“普世”这个问题上，中国人要有自信（1）
〃中国热〃早在欧洲出现过，早期的启蒙思想家阅读了大量中国文化典籍。他们发现，中国没有宗教，是一个非常世俗的社会，但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丝毫不比基督教世界差，而且维护了长期完整的社会治理。他们因此认定，中国的道德文化具有世俗社会的普世意义。
〃普世价值〃一词中〃普世〃的概念来自基督教。早在公元5世纪时，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牧首（主教）就有了〃普世牧首〃的荣誉称号。但是，对于那个年代的〃普世〃，使用的是oecumenical，它既有〃全世界范围〃这个意思，也有〃全基督教〃的含义。现代意义的〃普世价值〃起源于启蒙运动，由于启蒙运动反宗教的特征，虽然也接受了普世的概念，但是，这个世俗化的〃普世〃一般使用universal这个词，以显示与基督教的区别。按照我的理解，〃普世〃既包括空间，地球上每一个有人的角落都不例外，也包括时间，从古至今，乃至未来，无一不在〃普世〃之内。
基督教最早用这个词，比较容易理解。从一神教的教义出发，世间万事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人类社会的准则，自然也逃不脱上帝的安排。但是，上帝只造了两个人，好像没安排〃自由、*〃之类的内容，此为后话。由于上帝的存在，世界上的人类就存在一个遵循上帝旨意的〃普世价值〃，这一点，从一神教来说，比较正常。而且，由于上帝几天就创造了世界，因此，世界是有精确起点的。由于最后还有末日审判，因此，世界也是有终点的。一个突然开始的起点，和一个美好的终点，是一神教教义的必然和特征。在一神教盛行的欧洲，这种突然开始、从零出发的观念，在世俗社会的很多方面都得到了体现。比方说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普世价值〃的产生，有一个重要的背景。从文艺复兴开始，欧洲的现代科学获得长足发展，由意大利到德国，到法国，最后到英国时牛顿发现了自然科学的三大基本定律。这在当时人们的意识中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自然界有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种规律千古不变，在任何地点都不变，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变。只有遵循这种规律，才能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有意思的是，牛顿本人并不反对宗教，他认为这种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正是上帝存在的证明。他只是用自己的理论来说明，教会对上帝、耶稣的解释是错的。牛顿发现的三大定律，鼓舞了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他们希望参照牛顿的方式，建立一种人类社会千古不变的基本规律。正好基督教原先也有这种雄心，启蒙思想家要做的就是，抛弃基督教的〃普世价值观〃，建立世俗社会的〃普世价值观〃。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
启蒙思想家在这个问题上大致有两种方式。第一，通过现实社会已经存在的各种价值观来比较、鉴别、确定，这类启蒙思想家很快发现了中国。他们发现，中国没有宗教，是一个非常世俗的社会，但是，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丝毫不比基督教世界差。而且，中国在这些道德原则下，维护了长期完整的社会治理。他们因此认为，中国的道德文化具有世俗社会的普世意义。实事求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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