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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印象-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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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见过成百上千。我想，“中国热”是中国文化自身的底蕴和法国人民对中国这种悠久文化的喜爱，其中，当然也包括总统希拉克本人。
中国与法国的交往（1）
西学东渐——历史上的中法交往
18世纪上半叶，随着西学东渐，一些中国学者在法国传教士的影响下，开始踏上了解法兰西的征途。有稽可查的中国最早赴法国的中国学者或学生是黄某、胡约翰、高类思、杨德望。他们在法国一方面学习法国文化，一方面向法国人介绍中国文化，帮助了解中国，对当时的中法文化交流起了重大促进作用。
黄某，福建兴化人，我们只知道他的姓和1679年皈依基督教时的受洗名阿尔卡迪奥，中国名不详。1703年他随法国传教士郎洪仁到法，并在法皇家图书馆工作，负责编写《汉法字典》。他对中法交流的贡献是与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接触，特别是详细回答了孟德斯鸠有关中国哲学、宗教、刑罚、礼仪、语文、科举、政治、历史等方面的问题，可以说为孟德斯鸠了解中国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胡约翰，1722年随傅圣泽传教士赴法。当初傅圣泽回国时，康熙曾通过傅圣泽赠送给法王路易十五4000册中国书籍。胡约翰在法国时，协助傅圣泽译释这些书籍。
高类思和杨德望是北京人，在京期间曾就学于法国传教士蒋友仁门下，1751年赴法留学十多年，学习法文、拉丁文和神学，后又专攻应用科学、绘画和铜版雕刻术。在法期间，他们曾拜访法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杜尔哥。杜尔哥向他们提出关于中国工农业技术、物产、历史等方面52个问题，请他们回国后进行调查。他们回国后，与法国传教士共同写成《中国兵法论》、《米谷保存法》、《中国古代论》等，作为对杜尔哥提出问题的回答。2003年秋，法国杜尔哥协会和冈城大*合举办杜尔哥经济学国际研讨会，杜尔哥后裔还专门给我打电话，希望邀请吴建民大使出席，原因就是杜尔哥曾通过其两位弟子高类思和杨德望专门研究过中国当时的经济学。记得研讨会结束后，吴大使专门将有关此次国际研讨会的资料带给了我，我发现的确很有意思。
然而，最有意思的是，我国与法国真正的外交关系却是由一位美国人牵的线，这是我始料未及的。1867年11月21日，恭亲王奕䜣奏请遣派前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为中国派往其他各国的特命大使。1869年1月24日，蒲安臣带着华人随员30人以中国使臣身份谒见拿破仑三世，并向拿破仑三世递交了国书，从此确立了中法两国的外交关系。1878年，郭嵩焘被任命为第一任中国驻法公使，同年5月6日在巴黎呈递国书。
无疑，中法确立外交关系，对两国交往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然而，对中国精英而言，促使他们了解法国和学习西方的却是羞辱的鸦片战争。1840年，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终于被洋枪洋炮打开，中国的先进分子也终于从落后挨打中睁眼看世界，开始向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学习，出现了西学东渐的第二次高潮。这时的中国介绍西方的著作汗牛充栋，主要有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同文馆中的一位英国教习曾著《法国史略》，而另一位法国的教习则编有《各国史略》和《汉法字汇》等20种书籍。严复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一书，对中国近代思想影响颇大。此外，林纾翻译的法国名著《茶花女》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也形成轰动。尽管林先生本人不懂外文，请人口译大意，然后笔录之，但其译作脍炙人口，成为第一个系统翻译西洋文学的名家。1866年，清廷首次派内务府庆丰司郎中斌椿历游英、法、瑞典、俄、德等国。在法国，他到了马赛、里昂、巴黎，归国后著有《乘槎日记》，记述其在法国所见所闻。后来出使英法的郭嵩焘又著《使西记程》，介绍其旅英、法、意、比四国经历等。光绪元年（1875年），清朝还派遣福建造船厂学生刘步蟾、林泰曾、魏瀚、陈兆翔、陈季同五人赴法学习船政，这也是清朝开国后我国赴欧洲留学的最早学生。次年12月，沈葆桢、李鸿章会奏选派船政学堂学生24人和艺徒7人，分赴英法两国学习海军与制造。原来在法国工厂实习的魏瀚、陈兆翔入大学深造。这标志着中国官派在法留学生的开始。
当然，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还得归功于法国的哲学思想和法国文学，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是法国大革命思想使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达到高潮。梁启超的《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极力推崇孟德斯鸠三权分立说。邹容的《革命军》称法国革命“为世界应乎天而顺乎人之革命，去*而存良善之革命，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陈天华在《猛回头》号召中国人民：“要学那，法兰西，改革弊政。”他还在《警世钟》中号召妇女革命救国，认为妇女可以和男人一样参加革命。值得一提的是，巴黎公社爆发前后，正巧清政府为天津教案派使臣崇厚去法赔礼道歉。崇厚一行耳闻目睹了巴黎公社的一些情况，使团随员张德彝将使法见闻写成《三述奇》一书，全书共14万字，有关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的记载约万余言。书中记录了3月18日起义过程，以及他们在波尔多和凡尔赛的所见所闻，尽管作者对巴黎公社持否定态度，但对公社参加者却流露了同情与钦佩。
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曾几次到过法国，对法国大革命推崇备至。他提倡的三*义，其思想来源也有法国大革命的成分，认为中国革命就是要建立法国那样的*立宪政体。十月革命爆发后，一大批知识分子从革命*主义者转变为*主义者。1918年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23年，李大钊又发表了《1871年的巴黎“康妙恩”》，对巴黎公社的起源、性质、经验等作了系统深刻的分析。然而，真正对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数轰轰烈烈的中国赴法勤工俭*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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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法国的交往（2）
波澜壮阔的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动
要介绍留法勤工俭*动，必然要先谈到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李石曾。
李石曾，名煜瀛，号石曾（1881—1973年），河北省高阳县人。 1902年8月，因赴法留学签证拒签，李石曾被迫与张静江、夏循等以大清帝国随员名义，随同清王朝驻法国钦差大臣孙宝琦抵法。李石曾抵法后，起初想学军事，以实现革命的愿望，但因身体条件差，便改入蒙达尼农业实用学校学习，特别注重大豆的研究，并以法文发表《大豆》一书，为中国人第一部用法文发表的学术著作。1909年，他在巴黎西郊创办了一个“巴黎中国豆腐工厂”。
1912年，为了鼓励青年学生以低廉的费用和苦学的精神赴法留学，以达到普及教育、改良社会、振兴实业之目的，李石曾与吴稚晖、蔡元培、汪精卫、张继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了“留法俭学会”，口号是“尚俭乐学”。留法俭学会设在船板胡同义兴局，—年多的时间内，会员即达150多人。为帮助自费留法青年掌握日常用法语，俭学会又在京设立了留法预备学校。第一批学员有20多人，成为中国男女同校最早的学校。李石曾、蔡元培还与法籍学者欧乐教授（Aulard）、国民议会议员穆岱（Marius Moutet）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以促进中法文化教育之交流与合作。与此同时，吴玉章等人在四川则组织了“四川留法俭学会”，并在四川成都少城济川大学设立了“留法预备学校”。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在上海“留英俭学会”内附设了“留法俭学会招待所”。李石曾则在上海法租界法国公立学校内附设了“法文预备班”，并在北京成立了“留法女子俭学会”。这些机构类似我们今天雨后春笋的留学补习班，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留法俭*动的发展。
在俭学会成立后一年多的时间，赴法人数即达百人以上，超过了以往官费加自费留法学生的总数。但这些人多数还是中等以上家庭的子弟，虽力求勤俭，所需费用还是相当昂贵，多数贫寒子弟，仍无力出洋求学。此时，李石曾豆腐工厂的工人业余求学活动取得了显著成绩。工人李广安等根据几年业余求学实践，正式提出了“勤以做工、俭以求学”的主张，引起李石曾的注意。1915年6月，李石曾与蔡元培等人于在巴黎发起成立了“勤工俭学会”，其宗旨为“勤于做工，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这即是当年“勤工俭学”的由来。1917年夏，留法勤工俭学会在直隶省蠡县布里村（今属高阳县）设立了一所初级留法预备学校。这是留法勤工俭学会在国内设立的第一所专门培养留法勤工俭学生的学校。第一期招生60余人，第二期学生共80余人。1917年8月10日，*批准了李石曾在保定城乡成立留法预备学校，第一期学生于1918年6月毕业，但因赴法事宜尚未办妥和一战刚结束，航路不通，未能及时赴法。第二期于1918年9月招生，学生以湖南人最多，有李维汉、李富春、贺果、张昆弟、张增益等，故有“湖南班”之称。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曾于1918年10月6日从北京专程到保定看望在育德中学留法班和将赴高阳县布里村留法工艺学校学习的30余名湖南学生。翌日，他们仨还与湖南学生同游古莲池并摄影留念。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位领袖刘少奇则在第三班学习，但毕业后因故未赴法，转至上海外语补习学校学习，1921年赴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
1919年３月17日，第一批89名勤工俭学生乘日本邮轮“因幡丸”号离开上海赴法，由此拉开了留法勤工俭学的序幕。由于中国学生普遍不会讲法语，他们抵法国后就来到巴黎南部100多公里小城蒙达尔纪（又译蒙达尼）补习法语，蒙达尔纪遂成为中国赴法勤工俭学的摇篮，就像延安对于中国革命。2004年元月的一天，在留法勤工俭学85年之后，我冒着法国那种淅沥沥的冬雨从巴黎驱车来到蒙达尔纪，代表赵进军大使出席由蒙达尔纪法中友协举办的中国20年代勤工俭学历史图片展览开幕式。仪式前，蒙达尔纪法中友协主席王培文博士热情地为我们做向导。与我同行的有教育处白章德参赞、新华社记者高津英、摄影记者陈立群及大教育家、勤工俭*动发起人李石曾的外孙女朱敏达，即李石曾之女李亚梅的女儿。还有一位姓杨的老先生，是中法混血，父亲当年是小平同志的老乡，当年来法后就留下来了，娶了位法国姑娘。杨先生和朱女士均年逾古稀，杨先生还不会讲中文，但他和朱女士一样，看得十分仔细。二位老人家的到场，使我心里油然产生一种神圣的历史感。
在留法勤工俭学创始人李石曾寓所的老槐树前与朱敏达女士合影。（2004年1月）
在王培文的导游下，我们循着先辈的足迹，在蒙达尔纪的大街小巷捕捉历史。我们看了男子中学教室，也专门看了女子中学，又看了李维汉、蔡元培的故居，蔡畅、蔡和森及其母亲寄宿的小旅馆和*当年为蔡和森、向警予喜结秦晋之好举办婚礼的小酒馆。我们还专门参在蒙达尔纪当年向警予和蔡和森结婚的小酒馆留影。（2004年1月）观了李石曾的寓所，院内有一棵槐树，王博士向我强调，经过法国园林部门的专门检验，此树种还源自中国，已有80多年的历史。可能是李先生亲自栽的，也可能是哪位细心的同学，在远离故土之前，默默在怀里留下家乡的树种。冬去春来，几多乡思，几度折槐。朱女士看得真切，心情非常激动，喃喃自言自语“呵，那是我外祖父栽的树，我要照张相留念”。一旁的杨先生听不懂我们的中文，但他也特别兴奋，仿佛从大树的年轮里同时也看到他那莘莘学子的父亲。他告诉我，他从奥尔良市赶来参加这次活动，从未来过蒙达尔纪，想从今天的活动中来寻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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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法国的交往（3）
在随后举行展览会开幕式酒会上，面对上百位各界群众，我代表大使致词，我说，法国朋友常说忘记过去意味背叛。作为革命之子，我带着一份朝圣般的心情来到蒙达尔纪这个伟大的城市，这个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圣城。是蒙达尔纪人民的乳汁，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法兰西文化的熏陶为伟大的中国培育了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陈毅等中国一代精英。这里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也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漫长的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起点。各位从参观的图片上可以看到，蒙达尔纪在中国精英旅法生活中的一切是多么的重要，在今天走上国家复兴道路的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是多么的崇高！再过几天，就是中法建交40周年的纪念日，*主席即将对贵国进行的访问和中法两国正在举办的文化年活动，将预示着中法两国人民新的大交往时代已经到来。
我的讲话虽事先有一定准备，但许多还是即兴的，充满着我个人对蒙达尔纪的情感。市长评价我的话情真意切，用的是像诗篇一样的语言。的确，我爱蒙达尔纪，我爱法兰西，我有历史责任并要以已故勤工俭学精英的名义，感谢这座城市。然而，对这段历史，许多国人已淡忘。王培文告诉我，现在中国40岁以下知道勤工俭学历史的人很少，知道向警予、蔡和森等英烈的名字更少，更不用说知道当年向警予如何在武汉被捕，用法文痛斥法租界里的法国警察和如何被国民党反动派拦腰砍死的。许多来法留学的中国同学，包括政府代表团，能说上这段历史的并不多，甚至来到蒙达尔纪也不知这座英雄城市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因此，王博士的法中友协组织这次展览意义重大，可以让蒙达尔纪的法国朋友和中国的年轻人牢记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从1919年3月17日到1920年2月15日，在短短一年多时间，赴法勤工俭学的人数多达20批，约1700多人。这种现象不仅在中法教育史上是罕见，在我国留学史上和世界留学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留法勤工俭*动的发起者希望通过中国青年勤工俭学，将法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输入中国，用“科学、实业和教育”的办法使中国富强起来。后来中国的“五四运动”和马列主义在法国的传播以及*建党和旅欧共产主义支部成立，留法勤工俭*动从科学救国逐步转向革命道路，并为中国革命造就了： 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李富春、许德珩、李立三、 陈毅、聂荣臻、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蔡畅、向警予、郭隆真、熊雄、高风、罗学瓒、张昆弟、徐特立、肖三、傅钟、李卓然、何长工、欧阳钦、刘清扬、黄齐生、马志远、袁子贞等一大批革命家。正是为了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刘少奇当年才走出湖南，开始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因此，我们今天无论如何评价留法勤工俭学的历史地位，都是不过分的。正如肖三同志所说的那样，“留法勤工俭*动最巨大的功绩是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一批最有能力的干部”。
在回巴黎的路上，朱敏达女士与我同车，她又给我讲述了李石曾老先生的大量逸事。勤工俭*动像一部电影在我面前闪现……
华工墓——中法的一段共同历史
在法国西北部庇加底大区的滨海努瓦耶勒小镇，有一片整整齐齐的墓地，安葬着837名来自中国的一战劳工。为缅怀这些为法兰西献身的一战华工，我曾在2002年和2003年清明节两度来此凭吊，清风凄唳，旷野无人，每次行进至墓地，一种沉重感油然而起。
1914年8月，一战爆发，法国为抗击德军侵略，男人们上前线打仗，女人们走进工厂承担起繁重的工作。由于战争使法国劳动力严重缺乏，法政府决定从殖民地国家招募一批劳工，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劳动力也成了招募的对象。1916年初，法国派遣驻华武官陶履德与北洋政府商议招工事。1916年5月14日，北洋政府和法国正式签订招工合同，并由买办官僚梁士饴的惠民公司承办。在“到欧洲去发财致富”美好宣传的诱惑下，共有14万中国劳工远渡重洋来法，与法方签订了5年的苦役合同。他们大多来自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也有些人是被“抓猪崽”而卖到法国的。但长眠于努瓦耶勒小城墓的837名华工主要来自山东省寿光和今天的河北（直隶）。
1916年2月2日，第一批中国劳工，共1600人乘坐“香港号”邮轮从上海港出发，经过2个多月的海上颠簸才最终抵达法国马赛。他们被关在船舱的底层，整日见不到阳光，由于船上条件恶劣，一些人还没抵达法国就已命丧黄泉。
华工抵法后立即从事与军事有关的劳动。那些过去就有一技之长的，如以前做过铁匠、木匠、油漆匠、机械匠的华工，被派往兵工厂、机械厂、坦克厂、飞机厂等从事冶炼、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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