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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印象-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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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未能赶上马尔罗当年那荡气回肠的岁月，但我有幸与阿兰· 佩雷菲特同处一个时代。说起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阿兰·佩雷菲特，在法国几乎家喻户晓，其对中法关系的作用，不亚于当年基辛格对中美关系的作用。佩雷菲特（1925—1999），是法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法兰西文学院院士和道德及政治科学院院士，曾8次出任政府新闻、政府改革与计划、文化与环境、司法等部长要职，是法国第五共和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部长。他还曾担任过法国国民议会法中友协主席和《费加罗报》社论委员会主席。当然，对法国公众而言，佩雷菲特最大的贡献是唤起法国人在20世纪的下半叶对远方文明古国中国的浓郁兴趣。从1971年至临终前的1999年，佩雷菲特18次访问中国，两度以《费加罗报》社论委员会主席身份采访江泽*席。著有《当中国觉醒之时》、《停滞的帝国》、《中国已经觉醒》等20多部书。为纪念这位伟人对中法关系做出的巨大贡献，我受吴建民大使的委托，策划制作了佩雷菲特半身铜像，并安排了在佩雷菲特逝世３周年纪念日之际铜像在武汉大学的落成仪式。在整个过程中，我对这位伟人的一生有了较全面的认识。
在上个世纪50年代，作为同行的佩雷菲特被法国政府派到波兰当外交官，他利用业余时间阅读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书籍，为其今后撰写有关中国方面的著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有一天在克拉科夫的一家旧书店里，他偶然购得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外交部长恰尔托雷斯基收藏的一套游记，其中就有随当年英国人马戛尔尼访华的斯当东和巴罗撰写的有关那次举世瞩目的中国之行的书。这一套游记的发现使他萌发了写一本有关马戛尔尼出使中国的书的想法。
1989年，也就是在佩雷菲特出使波兰的30多年之后，他发表了《停滞的帝国》，通过当年马戛尔尼勋爵使华团介绍闭关锁国的清朝是如何从充满活力走向停滞。
这个故事很简单，讲的是200年前，大英帝国以给乾隆祝寿为名向中国派出了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庞大使团，他们分乘五艘船只，浩浩荡荡，经过10个月的航行，于1793年7月底到达天津大沽口外，并于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了乾隆皇帝。当时的英国率先实现工业革命，成为西方第一强国。为寻求原料与市场，英国一直觊觎中国这块远东的沃土，希望同清政府谈判以改善两国的贸易。然而，乾隆的大清帝国虽然接待马戛尔尼勋爵一行，但在礼仪上却使其蒙受各种羞辱，他们非但没有能与中国建立通商关系，反而像小偷一样被撵出北京。
佩雷菲特为写《停滞的帝国》，从1980年至1988年六次访华，参观了马戛尔尼使团走过的主要地方，搜集了12万多页原始资料。他打开了故宫的大门，研究了清朝廷有关接待英使的所有文件。同时，他还从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南非等地阅读了大量未公开的内部档案。此书的发表对西方全面认识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的对外交往史意义重大。
当然，奠定佩氏在法国作为中国问题专家权威地位的，并不是《停滞的帝国》，而是早在1971年他率领法国议会代表团访华后写的《当中国觉醒之时》。此书的题目很有意思，它借用的是拿破仑的一句名言：“当中国觉醒时，世界将为之颤抖”（Quand la Chine séveillera， le Monde tremblera），说的是当年拿破仑兵临莫斯科，有谋士献计顺势攻下中国，拿破仑当时就说了这句话。拿破仑的这句名言寓意深刻，在极大多数法国人心目中，中国是一头熟睡的雄狮，千万不能将其惊醒。一旦这头雄狮醒来，世界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佩雷菲特将此作为书名，是因为在其内心深处相信，中华民族的崛起不可避免。此书在法一版再版，到1980年该书出新版本时，仅法文版就售出了150万册。许多法国朋友告诉我，正是由于看了佩雷菲特的书，他们才对中国产生兴趣。90年代初，在经历“*”风波后，他又发表了《中国已经觉醒》一书，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法国舆论界对佩氏著作的评价很高，称之为“永远是未来几代人了解中国的宝贵指南”。
佩雷菲特在法国成为最受尊敬的中国问题专家，是因为他对中国前途具有独特的洞察力并对中国人民的命运给予满腔热情的关注。其子伯诺阿·佩雷菲特告诉我，父亲对中国的一切情有独钟，常常要为中国发生的事情牵肠挂肚。当90年代中法关系面临售台武器出现倒退时，他看到家父亲自从寓所给希拉克打电话，告诫法国政府不能见利忘义，损害中法关系大局。由于佩氏在法国政坛，特别在戴高乐将军所创建的右翼政党“保卫共和联盟”中的显赫地位，他为维护和发展法中关系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小佩雷菲特还告诉我，父亲并非是天才，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靠的是挤时间。行万里路、看万卷书，他身上总有一小本子，随时随地做笔记，甚至在假期带着孩提时的小佩雷菲特上山滑雪时，也会突然放下滑雪工具，从怀里掏出小本本记上几句。正是这种难得的学习精神和善于学习的方法，使其成为法语世界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佩雷菲特的女儿维罗尼克是心理学家，她告诉我，她特别羡慕父亲丰富的人生。她记得父亲曾说过，在他20岁时曾对前途迷茫过，专门在科西嘉的一座修道院里静思了一年，最后决定要将其人生三分法，一是当外交官，周游世界、认识世界；二是从政，将自己的治国理念付诸实践；三是当一名学者，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无疑，佩雷菲特对其人生的设计都已实现，且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完美地步。
法中交往的历史（4）
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佩雷菲特制作塑像（前排中为佩雷菲特夫人，后排右二为雕塑家莫埃蒂女士，右三为佩雷菲特之子伯努阿）。（２００２年１０月）
2002年11月27日，为了纪念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倡议下，在标志雪铁龙公司的赞助下，身着法兰西学院院士服的佩雷菲特半身铜像在我民航部门的呵护下抵达武汉大学校园。在塑像起运前，吴大使在使馆会见了佩雷菲特的遗孀和子女，并高度评价法国女雕刻家安娜·玛丽·吉尼翁莫雷蒂的杰出工作。看着呼之欲出的佩雷菲特，大家的情绪都很激动。从此，佩雷菲特先生又有了个新家，一个他生前曾热恋的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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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升温的“中国热”（1）
当然，法国人对中国的兴趣日益浓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精英们的示范作用固然重要，但显然不是决定性。我想，其根本原因，还是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活力。但从表现形式上看，一是得益于中法良好的政治关系，二是蒸蒸日上的中国经济，三是中国灿烂的文化。这三点是我工作的心得，也是中国外交官在巴黎外交使团备受羡慕的原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外交官在巴黎是最受欢迎的使者，不要说像大使那样的领导，就是我们这些普通外交官也常常是各种演讲会应接不暇。
套用一下新华社记者的语言，法国出现了“中国热”。
有道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使馆专门从事中法双边关系工作的我，无疑是感受到“热度”最多的。首先，中国从法国新闻媒体的边缘逐渐走向中心，电视、报纸、杂志有关中国的报道越来越多，特别是在中国春节之际，中国的话题几乎承包了法国的新闻。这些在过去是看不到，就是法国媒体报道中国，也是负面大于积极面。如今不仅量大，像法国私营电视台TF1、M6和Paris Première也经常有报导中国的专题片，各种报刊杂志的专题报道更是“连篇累牍”。法国新闻界的朋友甚至告诉我，要想把新闻做好，把报刊杂志卖得快点，稍加一些中国的元素就能做到。其次，老百姓对中国文化的好感正成为他们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改革开放20多年，法国人去中国旅游的越来越多，他们回国后总想再体验一下中国的生活方式、品尝一下中餐。如今中餐在巴黎乃至外省似雨后春笋般。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有一家叫“福禄居”的中餐馆，它不仅在国内来的代表团中名声很响，法国人知道它的也不少。许多法国朋友对我说，特别喜欢那种牌楼式的结构，有点回到中国南方的感觉。在使馆附近有一家叫“龙城”的中餐馆，铺面不大，但老板亲自掌勺，烧就一手好菜，常常招来我那帮法国美食家朋友。在使馆斜对面，还有一家叫“禅”的中餐馆，办得很洋气，菜价很贵，但法国人仍趋之若鹜。这家餐馆的前身是法国电视台的一位明星主持人开的日本餐，但现已成为热爱中餐的雅士们的聚集场所。
法国人爱吃中餐，爱看中国电影、听中国戏，接下来学中国话就很自然，而且这些学中国话的人几乎都不是华裔或亚裔，而是地地道道的法国人。我的朋友参议院礼宾局长夏德纳之女在学中文，交通部国务秘书比斯罗之女也在学中文，她们两个小女孩所在的学校曾接待过*总理夫人劳安同志，比斯罗小姐还代表学校向劳安背诵课文。但她对我说，她见到中国总理夫人太激动了，劳安问她的几句话都没有答上，感到很害羞。据巴黎最大的学中文的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介绍，近年来，来学校注册的人越来越多，全校学中文的学生超过1000人，为历史之最。法*的朋友告诉我，许多中学都开中文，中文已超过日文，成为法国人学习的重要的外国语之一。
当然，无论是吃中餐，还是讲中国话，这些都属于文化的范畴。精明的商人通过市场的力量，让这股“中国热”持续下来并走进千家万户。这里首推巴黎老牌百货公司“老佛爷”（Gallerie LAFAYETTE）商场举行盛大的“中国月”活动。这个著名的大型商场，无论是外部橱窗，还是各层柜台，都被来自中国的展品和商品装扮得多姿多彩、喜气洋洋。商场中央挂起了上千个大红灯笼，更使整个商场充满了中国春节的节日气氛。人们身临其境，犹如置身于中华大地。“老佛爷”的老板娘梅耶夫人业余学习中文5年多，她用流利的中文告诉我，中国人已是其商店第一大外国客户，远远超过日本和美国。与中国人看好“老佛爷”商场的法国精品一样，法国老百姓对商场内的中国的产品，特别是中国的家具、手工艺制品等越来越有兴趣。因此，商场搞这个活动，就是要以文化的形式达到商业之目的。
与“老佛爷”一样，位于巴黎东郊的欧洲迪斯尼乐园也生财有方，将中国新年的除夕夜移到了园内，只见张灯结彩，各种中国景点错落点缀，民乐悠扬，武术纷竞，煞是好看。到了深夜，一场独特的焰火表演更是将晚会推向高潮。我环顾四周，发现参加晚会的全是法国人，很少有华侨。中国文化再次成为新卖点！
这就是我所见到的“中国热”。
从中餐、中文到中国电影，从商家到居家，从唐人街10万人春节大*到香榭丽舍70万人大*，从中国在法“文化周”到中国“文化季”，再到中国“文化年”。如果要举例，我还可举出许多，因为这种热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已成为法国人民生活的一部分。不过，我还是要说，这股热是事物发展的必然，因为，发展对华友好，一直是法朝野的共识。我特别想指出的是法历届总统都对中国充满感情：
戴高乐总统在1964年率先在西方世界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一直想往有生之年访华；
蓬皮杜总统作为第五共和国第一位访华的总统，对中国文化热爱有加，迄今在巴黎圣母院附件的寓所里，蓬皮杜总统夫人还珍藏着总统那次中国之行的中国工艺品；
48岁当选总统的德斯坦酷爱中国孔孟之道，70岁后开始学习中文，每晚睡觉前都要读回儿中文，遇到重要场合讲话，总喜欢用中文引用几句孔老夫子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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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升温的“中国热”（2）
作为第五共和国惟一的左翼总统，密特朗三次访华，熟读巴金、曹禺、丁铃、盛成等作家作品，密特朗自己的写作中，也常常流露出中国哲学的睿智；
现任总统希拉克更是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有关希拉克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了解，国内报刊都有很多报导。我想，中法关系如此好，法国人如此热爱中国文化，与希拉克个人的作用是分不开的。中法两国都应该为有这样一位总统感到荣幸。2003年秋，邓榕女士拜会希拉克夫妇，邓榕向希拉克赠送一尊北魏仕女的大理石复制件。希拉克见后随口就说出了年代，让我们几位十分惊讶。我记得谈话还涉及到中国的文物保护性挖掘，谈到国际文物走私，国际社会如何联手打击文物造假等。我真的感到，面对我的已不是一国总统，而是文物专家希拉克，他对中国历史、中国文物的现状了如指掌。记得1997年希拉克首次以总统身份访华时，他特意到上海博物馆参观青铜器。当73岁的馆长、青铜器泰斗马承源先生将其专著《中国青铜器全集》送给希拉克时，希拉克指着夏朝青铜爵的图片劈头就问：“这是不是二里头文化三期的青铜器？”当时惊愕的马承源措手不及，良久才点头称是。紧接着，希拉克脱口说起3600年前二里头文化三期的特征。由于希拉克在博物馆观赏着了迷，回国的专机居然不得不推迟起飞。2004年10月，在希拉克总统再次访华前夕，中央电视台记者水均益采访了希拉克，并问起总统本人为何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希拉克回答说，从13、 14岁起他就开始逛吉美博物馆，是吉美博物馆丰富的东方文物使他从此与东方艺术结下不解之缘。10月11日，希拉克又来到了阔别7年的上海博物馆参观青铜器，礼宾司长布达德对我说，中方工作人员拿来了一副白手套，请总统戴上后鉴别一下年代，总统一下子就说了出来，让周围的中法工作人员惊愕不已。
吴建民大使曾给我们说过他亲身经历的这样一件事：
1998年，希拉克与*在扬州举行“不戴领带”会晤。在宴会上，*谈到扬州的历史，谈到隋炀帝开运河、看琼花。话题扯到隋朝有几个皇帝，希拉克说有三个，中方许多人认为只有二个，一个叫隋文帝，另一个叫隋炀帝，但希拉克仍坚持三个。宴会结束后，*亲自查了资料，证实希拉克所言正确，在隋文帝、隋炀帝之后，还有一位小皇帝，是隋炀帝的孙子，叫隋恭帝，仅在位一年（公元617—618年）。这种在历史长河中鲜为人知的事情，希拉克也有所了解，给扬州之行的中方人员印象十分深刻。
2004年1月26日下午在巴黎奥尔利机场，在等待胡主席专机降落之际，希拉克与赵进军大使聊天，突然谈到上海博物馆在香港市场高价收购汉代竹签，认为这是保护中国文物的一个好办法。当时在场的有我文化部长孙家正等和其他先期抵达巴黎的中国政府高官，希拉克的重大消息使大家倍感惊喜。大家再次佩服希拉克对文物保护的重视，连一些犄角旮旯的事都很清楚。
读者可能以为，希拉克喜欢中国文物是为了让中国客人高兴。实际上，希拉克这种“大玩家”的水平在法国，乃至西方世界都不是秘密。记得有一位美国摄影记者将出席欧盟首脑会议的希拉克拍了下来。照片上希拉克全神贯注在一本书上做眉批，许多读者以为他在做笔记，但书名却泄露了天机，因为那是一本有关中国青铜器的书。我猜想那可能是一次马拉松式的欧盟会议，可能会议内容枯燥无味，也可能是谁给希拉克“进贡”了这本新书，让他“爱不释卷”，以至于带到了会场。我几次与爱丽舍宫的朋友聊到此事，他们没有正面证实，但明确告诉我，总统喜欢中国和亚洲艺术到了入迷的地步。若不是他国务缠身，他肯定会出席巴黎所有的东方艺术的展览和研讨会。但即使如此，总统还订阅专业杂志，闲暇时瞅上几眼，以至于他不用出门尽知天下大事。
写到此，我问自己，什么是“中国热”？如果希拉克是一介平民，他也许就是巴黎某东方艺术博物馆一位慈祥的馆长，抑或在巴黎某所大学教授中国历史，而这些人，我在巴黎见过成百上千。我想，“中国热”是中国文化自身的底蕴和法国人民对中国这种悠久文化的喜爱，其中，当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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