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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印象-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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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泄⒄构叵担蛔詈螅锇焊叩仍盒Ｊ恐诙啵Э破肴叩妊５木霾呷耸浚缫窖г涸撼だ妆觥⒔逃笄と灏啵↗oubin）等，都全力支持了法中之间的合作。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里昂也具备接纳中国学生居留的住所： 圣·伊雷内堡。
1921年7月8日，中法大学依照法国“1901年社团法”正式成立。中法双方共同负责学校在里昂中法大学校门口留影。（2003年10月）
管理，法方任校长，中方任教务长，负责招考学生。法中两国政府官员任学校的荣誉理事。9月25日，首批127名中国学生从中国抵达法国，此外，另有15名学生在法国招收。这些学生分别被安排在里昂高校学习。根据学生所选学科，学业期限为3—7年。圣·伊雷内堡成为中国学生们生活和学习的地方。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由于中法大学为官办教育，只在国内招生富家子弟入学，而先期在法的中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不得问津，从而激化了当时勤工俭学学生与华法教育会的矛盾。在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等领导下，中国勤工俭学学生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1921年9月12日，里昂中法大学校部正式发出通告，拒绝勤工俭学学生的入学要求。留法勤工俭学生联合会立即通知各地代表来巴黎商讨对策。9月17日，各地代表王若飞、陈毅等百余人聚集巴黎，一致通过“誓死争回里大”宣言。当得知从国内招收的150余名官僚贵族子弟将于25日正式入校时，代表们决定立即采取行动，进占“里大”。但此次行动遭到了法国警察的*，许多学生被强行拉上囚车，关进兵营。10月13日，中法当局以“过激党”、“在法宣传共产主义”等罪名，将104名同学强行押送回国。
进占“里大”的斗争失败了，但它显示了中国青年敢于反帝反军阀的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并由此结束了似潮水般的勤工俭*动（有关中国学生在法国的勤工俭学活动，我将在第二章做介绍），从而使更多的青年人抛弃了“实业救国”的幻想，开始接受*主义并走上十月革命道路，成立了*旅欧支部和出版机关刊物《赤光》，也就是那位法国老师给我们看的那份用蜡纸刻写的刊物。仅周恩来一人在《赤光》上前后发表的文章就有40多篇。小平同志的编排、刻印更是非常出色，曾被同学们誉为“油印博士”。
从1926年起，中法庚子赔款的一部分资金开始资助中法大学。1928至1929年，一些在法勤工俭学同学经过特殊考核也进入中法大学。抵1936年前，生活在圣·伊雷内堡的学生人数一直相对稳定，后二战爆发，招生工作逐步地停顿下来，1946年录取了最后一批学生之后而终止。 据统计，前后有近500名中国学生在中法大学求学，除部分学生放弃学业或因病回国外，473名取得了博士学位或相关学业文凭。这些学子成为现代我国科技文化领域的中坚骨干。当时在里昂大学的学习和在圣·伊雷内堡的生活在他们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回忆。镶嵌在圣·伊雷内堡正门上方的“中法大学”的石匾也成为里昂与我国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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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情万种话外省（7）
从1952年起，伊雷内堡被“里大”收回。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经老校友的努力，中法大学在1980年重新恢复。新的中法大学（我国也称之为中法学院）采取了在业已获得学位的我国青年中进行选拔的方法，让他们到法国再完成一学年的高水平实习。从1980年至1999年间，又有197名奖学金获得者来到里昂实习。
由此可见，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中法大学在新时期的中法交流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个中国外交官眼中的法国法兰西印象 第２章
中法交流
——一段300多年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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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交往的历史（1）
2004年１月27日，前来巴黎庆祝中法建交四十周年和中国在法文化年活动的*主席应邀在法国民议会发表演讲。胡主席从500年前的拉伯雷说起中法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谈到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19世纪西学东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赴法勤工俭*动，涌现了像周恩来、*等中国一代杰出领袖。胡主席讲话充满感情，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法国人民的一片深情。
我坐在来宾席上，聆听胡主席的讲话，思绪万千。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宛如塞纳河的涓涓细流和奔流不停的黄河水，在我眼前流淌，它看不到头，也没有边，是一种相互吸引的向心力，是一种大自然内在规律，是一种永恒，在我心田里交汇。我仿佛在眼前看到了1687年法王路易十四派遣的５名法国传教士万里迢迢出使大清帝国，看到了1814年法国在巴黎创建的西方第一个汉学研究机构，看到了1849年法国人在上海法租界内办的学校，让中国人了解西方和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看到了中国精英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动。法国汉学家德特丽在其《法国与中国——两个世界的相逢》的著作里对中法几百年来交流的佳话做了完整的记录。应该说，像中法如此频繁的交往、两国人民又是如此接近和熟悉，在中外双边交流史上是不多见的。
就我个人而言，较系统地理解法国文化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上大学的时候。后来，在法国当外交官，又有很多机会接触和认识法兰西文化，我真正感受到从1477年《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出版并传到了法国，中国文化对法兰西的影响有多深。在“太阳王”路易十四带领下，收藏中国珍品、穿中国丝绸、演中国戏、养中国金鱼等一时成为法国上流社会的时尚。时至今日，无论是到法国的王宫深院，公侯豪宅，还是文人骚客的私府书斋，乃至黎民百姓的居所，我会随处发现中国的瓷器、绢绸、家具、绘画等收藏。在中国在法举办文化年（2003年10月—2004年7月）期间，我有机会分别陪同钱其琛同志和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参观故宫博物院在法国凡尔赛宫举办的“康熙时期艺术展”。整个展览栩栩如生，把中法文化交流很形象地作了历史描绘。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功绩彪炳的明君，民间流传佳话甚多，国内有关康熙的电视剧演了一遍又一遍。他在位60年（1662—1722），既受过系统的中国传统儒学教育，也曾拜耶稣会传教士为师，虚心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路易十四在位72年（1643—1715），在法国历史上功绩卓著，号称太阳王。他通过耶稣会传教士的宣传，了解到康熙对不同文化的开明态度和浓郁兴趣，便决定派特使赴华以表达敬意。在“康熙时期艺术展”上，我亲眼看到路易十四致康熙大帝的这封亲笔信。
1684年，路易十四派遣耶稣会神父白晋（Joachim Bouvet）作为亲善特使到中国。白晋到北京后，曾为康熙担任侍讲，传授西方的天文历法及医学、化学、药学等知识。与此同时，白晋也潜心研究中国文化，并把中国的“易经”与西方的数*系起来研究，为当时德国大哲学家与数学家莱布尼茨在发展其“二进制”数学思想上带来了极大启发。
1697年，康熙“返聘”白晋为钦差回到法国传播中国文化与友谊，并招募传教士和科学家。回到法国后，白晋将自己著的《康熙帝传》和康熙皇帝的礼品转交给了路易十四，其中有49册汉文书籍，这些书籍成为欧洲人全面系统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第一批基础资料。《康熙帝传》问世后，很快就有了英语、荷兰语和意大利语译本，莱布尼茨亲自将它译成拉丁语。而路易十四除了派遣白晋等法国传教士赴华外，还特别重视与华贸易，通过贸易交往使法国朝野对远东的中国有了较全面的了解。1664年，法建立东印度公司。1698年，第一艘法国商船“昂菲德里特”号驶抵中国。两年后，“昂菲德里特”返法，从中国运回大量丝绸、瓷器。1701年，“昂菲德里特”号再次赴华，又从中国运回大批漆器。
在路易十四派遣白晋使华前，实际已有许多法籍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传教。第一个来华的是金尼阁，后有罗得和巴吕，他们都是受教皇派遣的法籍教士。据统计，从金尼阁起到1773年耶稣会解散止，近百名法国教士先后来华。如此大批量的法国传教士使华，与康熙对西方文化采取开明态度不无关系。康熙自己专心学习西洋科学，先是请比利时人南怀仁为师，南怀仁死后，又请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他们每天早上4时到廷，日落而归，上下午给皇帝各上两小时的课，讲授西方数学、哲学、天文学、历法以及炮术实地演习等课，历时4—5年。作为皇帝的康熙花费大量时间，如此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白晋等法国传教士，既是耶稣会士，又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把西方科学仪器和科学文化介绍到中国，对当时中国人了解西方和西方科学技术非常有益。其中，法国传教士最大的贡献还是帮助清朝绘制的《皇舆全览图》。康熙47年（1708年），张诚、白晋等奉诏赴蒙古和内地绘制一幅较为详细的全国地图。他们采用先进的科学仪器和绘制技术，历时近十载。此图绘制精细，测量准确，是当时我国一幅最科学的全国地图，康熙特将此图命名为《皇舆全览图》。
法中交往的历史（2）
随着“昂菲德里特”号商船首航中国，法国从中国直接输入瓷器。18世纪后期，法国开始仿制瓷器，1673年在鲁昂，1695年在圣克卢，都生产过黄色而透明的软瓷，产品是以福建白瓷为标本。“昂菲德里特”号第二次来华使漆器开始大量输入法国。17—18世纪，丝绸大量进入法国。中国的丝绸及棉织品被广泛地用于服装、悬物、被面等。蓬巴杜夫人就曾穿用中国花鸟的绸裙。作为丝绸的附属物，中国丝绣也促进了法国刺绣的变化和多样化。皮尔蒙的花卉设计图案明显受中国样板的影响。此外，中国轿子也在17世纪初传入法国。1700年元月，凡尔赛宫举行以“中国之王”命名的盛大的舞会，路易十四登场时，竟然坐在一顶中国式的轿子里。路易十四驾崩后，轿子在法国逐渐减少，代之以轿式马车。还有中国的画屏和壁纸也深受法国老百姓的欢迎。当时中国壁纸单张高12英尺，宽4英尺，每套有一系列关联的图案构成，可以糊满整个房间。图案起先多花鸟，后期增加了山水、人物、种茶、制陶的场景。
应该说，是法国传教士通过记叙在华所见所闻和翻译中国典籍，把中国的古老文化介绍到了法国乃至西方，从而引起了法国思想界的重视。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对中国的看法不仅是赞美，而是用中国的哲学思想来充实自己的理论。这位因推崇孔子学说而有“欧洲孔夫子”之称的经济学家认为，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但所有的国家都忽视了这一点，“只有中国是例外”。他还根据“无为而治”的思想提出，一旦君主依自然法则改革了立法，他就不需干任何事，认为所有的财富均来自于土地的产品（如农业、采矿、伐木），应该像中国那样以农为本。因此，中国古代思想和政治制度对法国重农学派政治思想和经济学说的形成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18世纪启蒙思想家更是对中国给予极大关注，伏尔泰对中国文化赞扬备至，奉中国文化为楷模，用中国事例抨击天主教神学的迷信和黑暗，反对专制王权，宣扬信仰自由。伏尔泰在其《各民族风俗论》、《哲学辞典》及为《百科全书》所撰写的一些条目中，对中国的历史、哲学、政治制度、道德宗教观、教育都推崇备至。他还把元曲《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剧本。伏尔泰还认为儒学是具有崇高理性、合乎自然和道德的新“理性宗教”，以此来反对欧洲当时盛行的基于迷信的“神示宗教”。他认为中国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
此外，传教活动和通商，也使中国的艺术同时流入法国。17、18世纪的法国正是欧洲文艺、美术、戏剧、礼节、服饰、装饰艺术的中心。但与路易十四专制王权相适应，法国在艺术上盛行巴洛克风尚，其特征是富丽堂皇、庄严雄伟，但不免刻板和形式化。路易十四驾崩后，人们普遍要求在各方面摆脱专制王权束缚，在艺术上倡导个性解放，于是，罗可可风格应运而生。然而，与其说罗可可风格导源于古罗马的遗风，不如说是借鉴了中国艺术。随着中国的丝织品、瓷器、漆器等源源不断流入，王公贵族争相购藏，以致供不应求。一些精明的法国工匠开始仿效中国艺术品，以迎合法国人的“中国趣味”。这种对中国艺术品样式和装饰的模仿，促进了明快、轻灵、生动、自然、幽雅、精致、纤巧的罗可可风格的形成。
回顾300多年中法交流历史，17、18世纪的确是双方文化交流史上最光辉的一页。然而，随着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政治哲学与封建的中国在文化认同上出现巨大的差距，加上当时中国统治者逐渐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中法间的交流变得更加困难，今天想起来甚感惋惜。如果当年大清帝国不采取自我封闭的政策，而是改革开放，中法关系可能还要好。因此，真正意义上中法的大规模交往，也只能等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
从马尔罗到佩雷菲特
稍年长一点的读者可能都知道安德烈·马尔罗，他是20世纪法国重要的作家和反法西斯侵略的英勇抵抗战士，曾担任戴高乐总统的文化部长，在法国家喻户晓。在20世纪的上半叶，法国人对中国产生浓厚兴趣，与马尔罗通过自己在中国的亲身经历，用自己的笔触，向法国人民讲述一个个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故事分不开。
1933年，年轻的马尔罗在《新法兰西评论》杂志上连载其长篇小说《人类的命运》，介绍中国发生的历史事变。此书以1927年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和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为背景，通过描写几个出身不同、国籍不同、观点不同的人物在短短不到一个月内的经历，探讨“人类的命运”这个重大课题。《人类的命运》刚问世，立刻引起读书界和评论界的强烈反响。各家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文章，读者竞相购阅，每加印一次，很快又销售一空，以致在短短的时间内，书店的橱窗便摆出第25次印刷本！这部轰动一时的作品获得该年度法国重要的文学奖——龚古尔奖，并被列入“20世纪的经典著作”， 马尔罗也因此一跃而跨入“法国一流大作家”的行列。
该书的情节大致是： 1927年3月，蒋介石以南昌为中心，加紧策划反革命活动。在周恩来等领导下，上海工人准备举行武装起义。为了筹集武器，父母早亡的青年知识分子陈大欧暗杀了一个军火商，从他身上搜出一份预定交给政府军的一批武器合同。由陈大欧、*中央委派的代表混血儿乔·吉佐尔、曾参加过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俄国人卡托夫和娶了一位中国妻子的德国人海默里希等人组成的行动小组，在海上截获了这批武器。总*和武装起义爆发了，这几位革命者分别率领工人民兵和纠察队投入英勇的战斗，配合北伐军解放了上海。在起义工人节节胜利的同时，面临破产威胁的帝国主义财团与国内反动势力加紧进行勾结，由法国商会会长费拉尔出面，秘密会见了蒋介石的特使，要求蒋派兵*起义，并答应给予财政资助。蒋介石到达上海，一面调集嫡系部队控制该城。一面组织流氓打手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共产党内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一味妥协退让，表示愿意交出工人武装。在这危急关头，陈大欧和乔·吉佐尔毅然前往武汉，去找第三国际代表团。但共产国际的代表沃洛金以革命力量薄弱，且缺少武器为由，主张在上海要与蒋介石协调一致，万不得已的时候，甚至可以把武器交出去。乔和陈非但没得到这位代表的支持，反而受了一顿训斥，心里很不是滋味，决定抵制他的错误指示。返回上海后，陈大欧单独行动，抱着炸弹冲向蒋介石的卧车，适逢蒋不在车中，陈行刺未成，被警察当场打死。不久，在蒋介石掀起的惨绝人寰的*中，卡托夫和乔·吉佐尔亦先后被捕。面对敌人的刑讯和诱降，乔坚贞不屈，在狱中服毒自杀。卡托夫被敌人活活烧死。乔的妻子梅得知丈夫牺牲的消息后，东渡日本，然后经海参崴到莫斯科，以继承她丈夫未竟的事业。
法中交往的历史（3）
小说发表后在法国引起评论界的激烈争论。赞成者认为作品“深入生活、干预生活”，“表现了作者令人钦佩的智慧”，“标志着法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开端”，反对者将此称作“卑鄙的共产主义小说”，批评书中的某些章节表现了“不健康的英雄主义趣味。”然而，无论是左翼的赞扬，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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