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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恨都已倾城-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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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庐隐的恋爱自由路还没有完，等到林鸿俊毕业，正式提出结婚之时，庐隐却因厌恶其想做国家文职公务员，而断然提出离婚。林鸿俊起先不同意，在庐隐反复坚持下，林某只能就范，同意解除二人婚约。
庐隐何等幸运。与其同校的女生李超，就曾因抗拒家庭包办婚姻，而被父兄断绝经济援助，最终愁病交加，悲惨死去。庐隐却是来去自由（虽然社会舆论的压力是有的），蔑视流俗，自结自解，快意恩仇，好不痛快。
可婚姻大事，想订便订，想解便解，这在今天看，虽然稀松平常，但到底有点“此人做事不经大脑”之感。当然，此事放到民初时刻，女子有这般举动，更无异于在俗世抛下炸弹，震动无数平凡人。庐隐的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之路，走到这儿，已经算够味够劲了，女子权力，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爱情降临的时刻，不由得人来定夺。眼角眉梢，起承转合，命运的蹊跷，我们只能描摹。
1921年，庐隐早期重要作品《一个著作家》（这是庐隐的第二篇小说），发表在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第12卷第2期上：青年数学家邵浮尘天分高，地位低，无父无母，飘零孤寂，只有沁芬与之相爱，安慰人生。可沁芬父母，却嫌浮尘贫穷，一手包办，逼沁芬嫁给富佬。浮尘却全然不知，只日日在旅馆埋头苦干。一日，沁芬去旅馆找浮尘，请求他原谅，不料羞愤之下，口吐鲜血，不省人事，几天后死去。浮尘得知沁芬去世消息，变为狂人，跑至医院，在沁芬住过病房里刺胸自尽。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庐隐：所谓自由（3）
这样两败俱伤的悲剧结局，仿似罗密欧与朱丽叶，只是在这里，促使恋人赴死的是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而非家族旧怨。
在现实生活中，庐隐行走在历史的转折处，且控诉且躲避，可一抬头，还是撞到了的包办婚姻这堵墙。
庐隐的第二番爱情传说，是与北*学男生郭梦良坠入情网，这恋爱大抵符合校园爱情模式：北大找女师大，男才配女貌（当然，女的也很有才气）。再加上又是福建老乡，更亲近了一层，他们在一起组建社团，有了接触，产生了感情。
如果说庐隐和林某的牵手，多半是因为少不经事的少女同情心大发的结果，那她与郭某的相爱，则更像是一场迟来的初恋。青春、校园、知识、理想，天时地利人和，一切都为庐郭之恋铺展好了条件，只等那一场东风，送佳人入洞房。
可偏偏好事多磨，使君有妇。郭梦良在老家，已经有了一个“包办”的妻子。在婚恋问题上，庐隐有足够的自由，但这自由，也无外乎解放自己。可婚姻终究是两个人的事，一方自由了，另一方不自由，同样无法成全美满姻缘。
庐隐遭遇的困扰，是时代转换过程中发生的一出奇景，从点到面，放眼望去，不在少数。鲁迅与许广平结合，中间隔着一个朱安；郁达夫与王映霞相爱，当中夹着一个孙荃；胡适对曹诚英动情，半路免不了杀出个江冬秀。
许是那时男子外出读书，他母亲总感不放心……对儿子不放心，对新潮的女学生也不放心（先定一房媳妇也好陪陪自己）……大多数走出乡村天地，走向城市都市的男子，都会在“母亲”的安排下，在老家有一房妻子。
可随着爱伦？凯女士的一句名言“无论怎样的结婚要有恋爱才算得道德，倘若没有恋爱，即使经过法律上的结婚手续，也是不道德的”风传九洲，新式知识分子们则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婚姻，盲婚是否能使自己幸福？自由恋爱呢？
在这个大变局的时代，很多人都在思考并寻找未来的路。可在选择与放弃的过程中，男性作为社会的主导，得到了充分的满足，无论是放弃所谓爱情留守发妻身边，还是放弃发妻转而投奔新的爱情，他们到底是“获利”的，但作为被选择方的女性，却终有一个受到伤害。
1923年，北大教授谭熙鸿丧妻两个月后，即与妻妹陈淑君联姻，与陈有口头婚约的沈某在报纸上痛斥谭陈。4月19日，北大哲学系教授张竞生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为谭陈辩护的文章《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提出爱情四项定则：1。爱情是有条件的；2。爱情是可比较的；3。爱情是可变迁的；4。夫妻有如朋友，离散在所难免。张的文章见报后，在《晨报副刊》上引发为期两个多月的大讨论，影响遍及全国。
爱情究竟有什么规律，该往哪个方向走，似乎谁也没法给出确定答案。爱情的先锋们，也只能说是筚路蓝缕，磕磕碰碰，摸着石头过河，成与败，都是宝贵的历史经验。
庐隐和郭梦良结合，恰恰也在这蹊跷的1923年。
离婚这问题，放到现在，好办。男方想要离婚，充其量净身出户，给抚养费。不少演艺人士，当迈向人生大舞台后，与农村的老婆分手，也是因为再无共同语言（当初怎么有？只因当时年纪小？）。那怎么办？离婚。代价是，放弃财产，给钱。市场经济，人心不古，婚姻界限尤其分明，离婚这事当然相对容易，可在百年之前，新与旧交缠在一起，离婚确是难办。
庐隐：所谓自由（4）
男方抛弃家乡不识字裹小脚的发妻，和新女性结合，那发妻未来的生活怎么办？被丈夫抛弃（老话说是被休了），余生她将以何种面目对世人，唾沫星子满天飞，恐怕发妻再无活路。
身为女人，叨在同性，庐隐又于心何忍？强行要求爱人离婚，那等于杀了另一个人。可自己与恋人，又着实相爱，难分难舍，如何是好？
庐隐的做法是：先尝试着精神恋爱，走柏拉图路线，后觉实在太苦，终于放弃努力，放弃名分，选择和爱人同居。
一个是与未婚夫解除婚约的女人，一个是故乡有妻子的男人，庐郭的结合，平地惊雷，堪称一时之盛举，北平的保守势力，自然也不会轻易错过这个发泄恶气的好机会，流言蜚语，瞬间漫天飞舞。庐郭二人不得不选择南下上海（上海社会环境相对宽容），举行婚礼。
单枪匹马穿过漫天烟火，在爱情的征途上，庐隐取得了短暂的胜利。可钻过微光薄透的黑山洞，真的就是爱情的桃花源吗？
胜利以前，是与外在世界作斗争，胜利以后，庐隐们需要面对的，是庸常的生活，和自己的不安的内心世界。
从轰轰烈烈到平淡如水，女人们从浪漫爱情花前月下的女主角，转身变为空山绝崖下的老尼，春光秋色，都与她们不再关联，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才是首要任务。
可这真的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吗？庐隐的内心，又有了新的困扰。在纷歧的人生路上，她发现自己，也不过是一个怯生的旅行者。
在女子大学所学的满身本领，放到家庭几尺见方的屋子，总显得不那么协调。作为女大学生，虽然庐隐们也在兼做着教职，闲暇的时候读读书，聊以*，可校园时期那种济世的豪情，在婚姻生活里，受到了无形的打压。
在老大的中华民族尚在挣扎的屈辱年代里，庐隐们，其实是胸怀天下的，她们很想为社会做点事。
料理家务，固然是当时女子婚后重大的责任，可是庐隐们不甘心，不甘心自己未来如此了结。婚姻是围城，在外面的拼死冲进去，身处其中，又觉得意趣平平，不过如是。
那么路在何方？在小说《胜利以后》里，庐隐给出了自己的思考：琼芳和平智取得了婚姻的胜利，但婚后，琼芳却陷入了无边的枯寂中，胜利以后的苦恼，无处诉说。这时好友，沁芝来信，琼芳发现旧时大学闺蜜，几乎都陷在婚恋的苦恼中。沁芝、肖玉、宗、冷岫，每个人都在新的家庭中消磨了志气，只有独身的文琪，担任着一所女子小学的校长，过着积极而忙碌的生活……文琪遂成为整篇小说的唯一亮色，回到独身主义，这仿佛是庐隐指出的女性未来的光明路，可这条路真的走的通吗？庐隐自己也不敢笃定，她终于只发出了“做人只是无聊”的感慨。
为*，为人母，仍不时地徘徊歧路，悄问何处是归程。这是庐隐勇敢的探索，只可惜，还未待她给出答案，郭梦良便因病去世。
1925年11月，庐隐带着孩子护送郭的灵柩回福州老家，就此和婆母及郭的前妻生活在一起。婆媳矛盾自古有之，丈夫这个“双面胶”的去世，使得婆媳之间的相处，更为困难。庐隐，郭母，再加上一个郭前妻，三个女一台戏，以前是遥遥相对，天大的矛盾，不抵在眼前，但凡大面场过得去，终究好说好说，可如今郭君已死，庐隐扶灵归乡，婆母前妻难免会暗暗责怪庐隐不会照顾丈夫，三人关系，微妙之极，如此这般日夜相处，怎不尴尬？个中怨怒，仿似黑道纠葛，无法向外人道。
1926年夏，熬了大半年的庐隐，终至爆发，决心离开福州，北去上海，在大夏大学担任女生辅导员。可没多久，爱换工作的庐隐，又觉厌倦，便又回到北京，担任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文字编辑，干了一年，她觉得这工作太机械，便辞了职。
后几经辗转，庐隐终又回到女师大附中任教，和好友石评梅相伴，喝酒、吸烟、同病相怜。
从家庭的困扰中解脱出来，去社会上做事，庐隐的这段实践，恐怕只能是增添了她的苦闷与惆怅，当初改造社会的宏愿，碰到病痛满身的中国，到底打了许多折扣。
婚姻失败，奉献社会又感失望，前途漫漫，庐隐不能不苦闷万分。这苦闷，不仅是爱的苦闷，更是生的苦闷。人生太短，可有时候又觉太长。精神上无所依凭的庐隐，就这样度过了生命中一个短暂的放浪形骸的时期。
直到清华学生李唯建出现。
李唯建时为清华西洋文学系学生，比庐隐小八岁。爱情太讲时机，早一点遇见，庐隐不可能接受弟弟一般的李，晚一点遇见，庐隐又可能全然心灰意冷，对爱情死了心。
石评梅的去世，给庐隐很大打击，李唯建在这时节出现，对于庐隐，的确是极大安慰。
一部《云鸥情书集》，悱恻缠绵，痴狂程度不输给《爱眉小札》。通观情书，李唯建的大胆和热烈，令人咂舌，庐隐终成了他生命中“戴着永远不凋谢的玫瑰爱冠的天使”，这样热情的呼喊，庐隐纵然铁石心肠，到后期，也逐渐露出柔情，对爱情恢复信心，称李唯建为“我生命的寄托者”。
庐李之恋，再次轰动京师。1931年，庐隐辞去师大附中教职，和小爱人一起去日本度蜜月，后因经济不支，回到祖国，在杭州西湖住下，直到1931年迁往上海。
长期奔波寻找爱的真谛、生之自由的庐隐，在第二次婚姻之后，终于走入了人生的承平时期。可平凡幸福的生活，到底需要极大的努力来支撑。上海时期的庐隐，为生活奔波着，女作家、女教员、家庭主妇，庐隐日日转换在这三个角色之间，成为家庭生活的一堵承重墙。当初怀有的“胜利以后”的苦恼，庐隐只能用“内外兼修”来解除。累不累？当然累，可除此之外，她还能怎么办呢？生命是乐不抵苦，能心甘情愿，苦中作乐，大概也算幸福。
庐隐一生追求恋爱自由，人生自由，可在两性生活这道槛面前，她到底获得了多大的自由？不好说。
1934年5月13日上午11点20分，庐隐因难产去世，这样的收梢，仿佛一丝苦笑……意外归去，本只能怨命，可这运数，到底是因为男性的参与，才造成的。
一生求自由的庐隐，到底没逃过，女人那特有的苦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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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评梅：独身是谁的错（1）
先简略谈谈石评梅的星盘。
石评梅的太阳星座落在命盘的第十一宫，这使得她有比较强的人道主义情怀，这种情怀，在几次恋爱中，都显露无遗。可这种人道主义，往往又容易拉伸成一种广泛的善良，导致了她总是难以下决断；太阳落在十一宫的石评梅，尊重所有的人的尊严，喜欢用普通的法则，毫不偏袒地来对待人间事，这使得她格外地强调自尊。尤其在第一次恋爱失败以后，矜持和狂放，便很奇特地熔铸在她身上；她同情旧女性，认为她们也应该有幸福的权利，但她往往又很难冲破社会固有的法则，她用社会通行的道德准则思考，但在新时代出现的新问题，恰恰又不是这些旧准则能够解决的，所以她总是痛苦着。由于过于保持自尊，她行事的动机往往非常隐秘而别具用心，所以可能会被朋友利用和贬低，这种分裂性格，让她在恋爱中吃尽苦头。
月亮落在第六宫，致使她的健康受情绪影响很大，高君宇死后不久，她便得脑膜炎去世，那种消极悲观的情绪状态，恐怕是极可怀疑的凶手之一。
水星落在第十二宫的她，个人的判断，很容易受到过去经验和习惯的影响，陷在初恋中不能自拔，正是石评梅罗曼史中的最大问题。
冥王星落在第八宫的石评梅，有强烈的意志力，她甚至有着非生即死的两极化倾向。生命对她来说极其严肃，她只关心重要的事，对其他杂事缺乏耐心，因此特别容易陷入生死的危机感，导致她完全改变过去。
因为校缘上有着某种联系，石评梅其人其事其作我都格外关注。早就被石评梅和高君宇的爱情故事震撼。可来北京这么久，却一直迟迟下不了决心去陶然亭探望……那怨艳的传说，总有点让人不敢靠近。后来，身边陆续有朋友前去悼念，看到他们拍回来的照片：石评梅手刻的碑文被涂上了红的蓝的颜料，潦草凌乱，倍显荒凉。我更不忍心前往了。
直到某一天，朋友告诉我说，陶然亭公园在整修，高石墓也在翻修之列，原来那块刻有石评梅潦草手迹的碑不见了……受了此番惊动，我生怕就此错过传说中的碑文，第二天便坐车去南城一望究竟。
这是我第一次去南城，陶然亭所在的那条街格外古旧，恍惚之间，疑心回到八十年代。陶然亭以前是坟地，现在成了公园，园中有水，绿阴满地，走进去明显感觉到阴气。
高石墓位于小山脚下，两座白水泥铸造的立体墓直刺向天，比肩而立，左边是石评梅墓，右边是高君宇墓。石评梅的手刻碑文也被移拓到高君宇墓身右侧，不大容易为人发现。立在墓边，细细读这几行文字，真不能不为这语言的力度所震慑：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这是君宇生前自题相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评梅
此番言辞发自肺腑，忧伤绝美，但不知为什么，我却始终感觉这片语里，有种过于强大的向死之力，这里面有对生命的尊重，但同时正因为有尊重，所以当不满足时，就容易彻底放弃，从生的一端，走向死的一端。悲到极处，奈何不凄哀至此，爱情的杀伤力，从来巨大。罗密欧与朱丽叶，为爱赴黄泉；杜丽娘，为爱生而死，又因爱死而生；石评梅爱情最凄绝处，就在于她总是欲罢不能，相对于庐隐的敢爱敢恨，她有太多犹疑，不该付出时付出，该出手时又迟迟不肯出手，爱情太讲天时地利，过了那村没那店，高石的最终错过，石评梅要负一定责任。可如果不错过，石评梅又怎么能让自己相信，她是爱高君宇的？评梅笔下那句“矛盾而生，矛盾而死”，恰恰道出了爱情与人生的悲哀处，在的时候不觉得，觉得的时候，只觉得澌澌地流走。
石评梅：独身是谁的错（2）
石评梅是怨艳的，这种怨艳，仿佛也只有一树红梅可以比拟：万芳归去，一枝独秀，遥对千山白雪，茫茫大地，看着雪地上并排远去的脚印，不能不倍感孤苦，这满树风光，还能不能等到春暖花开？只有梅花知此恨，恨命运，恨人生，还是恨那个时代？石评梅天生有种艺术家气质，她能从这“恨”中，看清人生的虚无，又从虚无里，打捞出凄美，演化成篇，构筑一章章绝艳的诗句。热泪凝固了，便铸成悲哀，这悲哀里，有缠不清的过去，和猜不透的未来。
第一次恋爱失败后，石评梅似乎便有意开始走向一种艺术化人生。她自觉心已伤透，情愿化身小说中悲剧的女主角，演一出凄艳的人生戏剧。这样的人生，是绝望混合着美，像粉色的锦绫下，覆盖着骷髅。
庐隐的一部《象牙戒指》，感伤地叙写了石高恋爱始末。这是女作家为纪念好友石评梅，而作的传记。这部传记体小说，虽终属小说，但当中基本情节线条，大的走向，应该大致符合石评梅与高君宇恋爱的基本情况，即便中间情节对话难免虚构，书中的曹君，我们也不能把他同高君宇烈士划等号。可作为与石评梅交之甚深的闺蜜。庐隐的书写，特别是对于石评梅恋爱心理景况的记录，不能不说是写出了一部五四初期女性恋爱心灵史。从这矛盾丛生的复杂心灵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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