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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恨都已倾城-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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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娘家已经返回合肥避难,这让她放心,她自己也已经储租了可吃半年的米,她要实行省吃俭用,用余款还可以过旧历新年。她开始念叨沈从文的打肿脸充胖子,钱上大手大脚:“我这三四年来就为你装胖子装得够苦了。你的面子糊好了,我的面子丢掉了,面子丢掉不要紧,反正里外不讨好,大家都难过。所要的钱我已写信给大姐,她当会如数寄二百给你,这边所剩无多不能寄你。”
从这里看,沈从文应该写信找张兆和要过钱,张兆和由此觉得沈从文花钱太大手大脚,因此来了一段“教训”,沈从文花钱是大手大脚吗?如果是,又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妨做出一点揣测。两种可能。一种是沈从文在逃难途中,遇到了一些紧急事件(譬如帮助朋友),所以钱上面很快就紧张起来;第二种可能是沈从文先生确实花钱没数,没有沈夫人勤俭持家的劲头,觉得有钱花就花,随意得很。再追问下去,沈从文先生为什么花钱随意,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早年,很受过钱的苦。
沈从文从湘西来北京求学的时代,那住是“霉而小”书斋,吃饭经常赊账,冬天冷得哆嗦,郁达夫来看望他,看得不忍心,便送了他一条围巾,请他吃了饭,饭后还把找的零钱给他。这样一位穷苦孩子,可以说是狠受过钱的压迫的,等到他当上了大学教授,手里有了点钱的时候,他用钱随意一点,也是情有可原。可在当时,自小家庭生活相对优渥的张兆和,也许真的无法理解丈夫的这种行为……怎么可以这样花钱而不会用钱?这种沟通上的错位,也许谁都没有错,充其量只能说是人生观或者价值观不同,有待磨合。但是这种磨合,却在有意无意间,给当事人带来了痛苦。
1937年10月,沈从文离开北平两个多月,他们的朋友也开始劝张兆和南下,可张女士依旧保持乐观,好像算定这场战事不久就会了结,她希望等春暖花开再从从容容上路,或者欢迎朋友们北来。作为一个要操持家务顾全大局的主妇,她继续负责纠正沈从文生活上的弊病,她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洗衣服弄糙了手,不怕吃得差,不愿意沈从文逼着自己穿高跟鞋做头发。
沈从文先生有时候很矛盾。小说中,他是批判绅士阶级的,可在现实生活中,在三四十年代,他又的确是在往绅士阶级努力。希望自己的爱人美丽一些,再美丽一些,也是他免不了的私心。可这在干练的张兆和那里,完全是多余。
张兆和的一生,大概都是在追求朴素而近自然。看她那些照片,浓妆艳抹的一张也没有的,有的只是清风一缕,很家常,很天然,要么梳着辫子,要么是短发,迎着风站着。较小曼徽因们,又是一种味道。她像是田埂上的一株野百合,天性混沌未开,然而外表上,又有一种倔强的清丽。
沈从文为她的这种美所吸引,可对她的这种倔强,则有点不理解。进而,他开始有点对自己的爱情没信心了。1937年11月6日,离家不到三个月沈从文,从武昌给张兆和发了一封长信(其间的沈从文的信应该还有,但现在似乎看不到了),表达他对于张兆和不肯南下的疑惑。在信中,沈从文把自己柔软的一面表露无疑。张兆和不在他身边,他总是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异态,精神上飘飘荡荡,不知所归。他觉得在那样一个时代里,能在一处,不管过的是什么日子,总比离开好,两个人的幸福,还是同在一处,才能得到。
张兆和:理解万岁(3)
沈从文像是一个爱情至上的浪漫主义者,张兆和则仿佛是理想的现实主义者。张兆和的不南下,让沈心焦不已。他自己揣测,并对每一种揣测做出了应对:“你是不是仅仅为的怕孩子上路不方便,所以不能下决心动身?还是在北方,离我远一点,你当真反而感觉快乐一点,所以不想来?不拘哪一种理由我都能了解而原谅,因为我爱孩子也愿意让你快乐。”
沈从文的温柔的劝解,让读者一下子就把同情抛向了他那一边。旧女性的世界里有句俗话,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一“随”字表现了多少无奈。可放到新女性这里,张兆和有自己选择的自由,反过来,倒是沈从文感到无奈了,一个短暂的分离,甚至让他对爱情产生看法,虽然他的口气是那么彬彬有礼:“你即或是因为北平有个关心你,你也同情他的人,只因为这种事不来,故意留在北京,我也不妒忌,不生气。”
“这种事”恐怕是没有的。但从文先生写出这些话,造出一个假想敌,就已经算是莫名地妒忌与生气了。只是这气,他没办法、也不会朝着爱人撒,他似乎是匍匐在爱神面前的。对于爱情,他始终怀着一种敬畏,在与张兆和的恋爱中,他不无乡下人的自卑。他是在疑心了,可他又连忙解释,反复申辩,表明如果张兆和遇到“这种事”,不必考虑他。他那莫名的悲观,让他陷入到幻景之中,他甚至从这幻景里,得到了暮年孤寂生活的启示。
沈从文这封信写得孤苦可怜,恐怕是寄望着能以情动人。可没想到张兆和女士根本不接招。十一月九日的信中,她感慨:“这次我的坚留不走,真可算不错,不然路上二十来天的颠簸,大大小小六口人,就说路费他们借给我,孩子们同我到地后一定都得生一场大病。”当然,这个时候,张兆和应该还没有收到沈从文那封发自武昌的信。
张兆和收到信后的反应怎样,在现存可见的信中,我们并没有看到1937年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的通信。到了十二月十四日的信,张兆和的笔触里又露出柔情,开头一段家居景色描写,好不静谧。南京已经沦陷,她还是决定留在北平。
从家书的行文看,张兆和应该是个利落的女子,说一不二,性格没有那么多矫揉造作的东西。她对于沈从文的批评,往往不乏犀利。友人南下,沈从文为路线的事可能责怪过张兆和,张兆和立刻回击:“我希望你凡看一件事情,也应替人想想,用一张口,开阖之间多容易啊,这是说你对日常事物而言,惟其你有这样缺点,你不适宜于写评论文章,想得细,但不周密,见到别人之短,却看不到一己之病,说得多,做得少,所以你写的短评杂论,就以我这不通之人看来,都觉不妥之处太多。以前你还听我的建议,略加修改,近一二年你写小文章简直不叫我看了,你觉得我是“不可与谈”的人,我还有什么可说!”
这是张兆和由生活谈到沈从文的创作,她的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沈从文的小说散文都非常好,评论可能就欠缺一点。但是她的这种指摘中,我们似乎还是能捕捉到一点有点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思,对于南下与否的争执,可能让她也有点冒火。在她看来,南下的条件根本不具备,为什么要盲目南下,她有她的道理,这种道理在哪都说得通。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张兆和:理解万岁(4)
日子过得很快,1938年来临了。沈从文夫妇依旧在为南下的事焦灼着。1938年1月,张兆和在信中再次强调了不能南下的理由:路费不足、天气尚寒、沈从文自己也是居无定所。并声明如果有了钱,可以寄来,有了路费,她才可以随时上路,胆也壮多了。
张兆和似乎对写信这件事情有独钟。战争毁掉了一切,她独对两样东西毁掉了要心痛不已,一个是大大的相片,一个是婚前沈从文写给她的信。她曾为沈从文有爱写信的习惯感到欣喜,她说在那家书抵万金的时代,她应该是全北京城最富有的人。
爱写信,是因为信件是对于个人历史的见证?还是因为她喜欢这种相见不如怀念的情感交流方式?不得而知。可沈从文显然对于这种鸿雁传书的情感交流方式不满意的,追求张兆和的时候,他就曾给她写过大量的书信。如今战火连天,原本正应该是夫妻俩相濡以沫的时候,可他却还是得通过写信来表达自己,相爱而不能相守,怎么能不痛苦呢,他说自己的爱情得到一种命运,写信的命运。
沈从文开始了他最漫长的思念与等待。黄昏让他心地柔弱,杜鹃的叫声也让他觉得清而悲。他是悲伤着了,他觉得自己不能从泛泛的往来上得到快乐,而爱情的快乐,却因为距离,也不能得到。男女之间,即便是亲密的夫妻之间,要达成全然的理解,竟是多么难。等过了春天,等过了夏天,沈从文终于等到了张兆和决定南下的声音。
可张兆和临行前突然又决定取消南下计划。这种反复,几乎让沈从文发狂。他在信里喊:“写到后来总不知不觉要问你究竟是什么意思,是打算来,打算不来?是要我,是不要我?因为到了应当上路时节还不上路,你不能不使人惑疑有点别的原因。你从前说的对我已‘无所谓’,即或是一句‘牢骚’,但事实上你对上路的态度,却证明真有点无所谓。我所有来信的话,在你看来都无所谓。”沈从文又开始了他的猜测,对于爱情,他再度悲观了。
张兆和这次连忙安慰,是带点娇憨的安慰:“可是我们还安然不动,要在下月底动身,为时尚有一月,我知道你得到这消息一定很生气,责怪我不要紧,希望你自己莫生气,我要你不生气。”好一个“我要你不生气”啊,张兆和不愧是沈从文爱情神龛里的一个小小女神,她能让他忽然欢喜,手舞足蹈,亦能让他忽然悲恸,暗自神伤。这样的操控,仿佛不可理喻,然而,这就是爱情。1938年初秋,张兆和终于动身,去与沈从文汇合,青蛙王子和公主终于又生活在了一起。
统观这一束珍贵的家书,我们不难感觉到爱情的神秘,以及它对于人的赐予与折磨。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应该感到一种空前的孤独。这孤独,正如沈从文形容的杜鹃叫一样,是清而悲的。这孤独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仿佛怀揣一种只有自己能懂的语言,面对他人的时候,彼此说着不一样的心灵密语,想要理解,是多么难,即使有爱情,即使有亲情。
晚年的张兆和,在整理从文家书的时候,就曾发出过感慨。整理这些旧书信,她忽然发现自己当年,是多么的不理解沈从文,同时她也感觉到沈从文的可贵。命运就是这样蹊跷,无法言说,不是来得太早,就是来得太迟。刚刚好的情感交流,需要得到上天多大的宠爱。理解万岁,这是很久以前就开始叫的口号。的确,理解是美好的,可在通往理解的迷宫里,几乎每个人,最终都会迷失在分岔小径的入口。于是,人与人之间,便有了朦胧的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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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隐:所谓自由(1)
五四一代女作家里,庐隐以苦闷形象屹立文坛。
在其代表作《海滨故人》里,我们看到一群因挣扎在男女婚恋中,找不到出路,而惝恍迷离的女大学生,在绝美海滨,探讨人生意义。那些浓得化不开的苦闷,仿佛一团迷雾,氤氲笼罩在这些青春灵魂上。
立在近百年之后读庐隐,我们不能不疑惑,她到底在苦闷些什么?
从封建教育中破茧而出,不用缠足,不用做童养媳,在京师接受当时女子所被允许接受的最高等的教育,在校园里畅享新文化洗礼,有了难得的社交机会,可以恋爱、演讲、*、在报上发文章,优秀的写作者还相对比较容易成名成家(在新文学初萌的岁月,庐隐能拿起笔,是多么幸运)……这些几乎是我国首批次的女大学生,在新文化汹涌而过的时代浪潮中,可以说是占尽了先机。
那缘何苦闷?这种“时代的苦闷”,仿佛一团烟雾,缠绕在一代女学生的心头,它是否具有普遍性?它又为何偏在庐隐的笔下,格外浓稠?
庐隐出生在一个落魄的官僚家庭,父亲早亡,自小随母亲投奔北京娘家,十三岁考入女子师范预科,毕业后辗转于安庆、开封教书,后又考入国立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科当插班生。
庐隐的求学路,不可谓之不幸运。“父亲”这一形象的缺席,一方面让庐隐自小,就相对缺少父爱,可从另外的角度看,父亲,这一封建家庭最高执掌者的不在位,也无形中削减了庐隐“反封建”的难度,从而给了她的人生,不少自由(庐隐的每个人生重大选择,几乎都是自己在做决定)。这种自由一经放大,同某种固执和任性相混合,不经意间,便造就了庐隐的奇妙人生。
有人说,养不教,父之过。可就算父亲不在,不是还有母亲在、兄长在吗?他们不照样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庐隐的人生?最起码,上不上学,去哪就业,同谁结婚,这些方面,还是有发言权的。的确,母亲在,兄长在,他们原本可以顺势顶上,成为“封建家长”,帮庐隐做决定。
从庐隐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庐隐从小似乎很苦,对于旧式家庭,她并无多少好感,而她与母亲的关系,仿佛也不是那么融洽。
但不容我们忽略的是,庐隐是个以浪漫风格闻名的女作家,她在写自述的时候,难免会带上过多庐隐式的“苦闷”,庐隐式的自我抒发,特别是对于早年自我经历的叙述,我们不能说其违心,因为她的确是从自己的真实感受出发,我手写我心的,但我们不得不考虑的,是当时的整个社会环境……新文化新道德冲击旧文化旧道德……庐隐在多大程度上,受社会思潮的影响,才更加对旧家庭抱以“恶感”,这难说。
庐隐命定似的考入女子师范预科。虽然从已知材料看,这是庐隐的兄长起了某种决定性的作用(鼓励她投考,而非按照母亲的意思,让她继续在教会学校就读),但庐隐的人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已经是处于一种“无父”的状态。
家庭内部稳固强势的“父……子”模式,在庐隐的人生关键期,没有建立起来,而取父亲而代之的母亲,作为家庭的首脑,对庐隐的影响却非常有限,人生重大决定权,一下子都摆在庐隐的自己手上。虽然庐隐一直吐露自我的苦闷,彰显她和母亲的不佳的情感联系,但实际上,家庭内部反封建这个工作,庐隐并不需要做。相对于同时代的女儿们,庐隐有着太大的自由,母亲可能会对她的匆促的人生抉择不满,但到底没有力挽狂澜。恋爱、工作、结婚,母亲虽然有过反对,但大多听之任之,上了女子师范的庐隐,仿佛一匹脱缰的野马,一只掉线的风筝,一阙流浪的浮萍,即将开始走自己的路。 。。
庐隐:所谓自由(2)
17岁那年,庐隐遭遇了初恋。对象是姨妈远方的表亲,叫林鸿俊,年近而立。他留学日本,半途归来打点家事,哪知有重大变故,有来无回,穷困潦倒,只能到北京投亲谋生。
这时候的林鸿俊,可能算不上多优秀的人才(按现在标准,三十了还没毕业,除非是博士),但他到底接受过一些新思想的熏陶,加之对于文学的爱好,他和庐隐便有了交流的平台。《断鸿零雁记》、《玉梨魂》这种凄美爱情故事,最能打动少女心。
庐隐时年尚幼,情窦初开(未必真正知道情为何物,但她已经知道争取恋爱自由权),为恋爱冲昏头脑,毅然要和林鸿俊在一起,加之其性格反叛,母亲始一反对她同林鸿俊的交往,她更是偏要把爱情进行到底。
所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母亲的反对,更多的是为女儿的未来着想,是人之常情。试想,没钱,没家底,年龄又大,前途未卜,空有一腔浪漫,这样的男人,能不能要?说白了,嫁给他,图什么?鲁迅先生都说,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爱情太虚无,年轻人,一旦陷入爱情至上的情感漩涡中,在爱情里找人生的意义,往往最终吃苦的,是自己。
从这第一次的恋爱,我们就可以隐约感觉到,在恋爱这件事儿上,庐隐始终让自己保持着一个反抗的姿态。这姿态里,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当然也有一种奇异的固执。现代心理学所谓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放到庐隐这正合适……家长愈反对,恋人的爱情愈坚固,庐隐最终还是同林鸿俊定了婚。
但母亲这时不忘制约,她的意思是林鸿俊大学毕业,落实工作后,再真正谈婚论嫁。由此可见,庐母对女儿,并非不关心。反倒是庐隐自己,对于婚姻大事,有点草率。百年前反观百年后,如今男女恋爱,走相亲之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只要知根知底,门当户对,成功率反而高,未来生活反而极有可能很幸福。为什么?人生观价值观相投。因此,有人愿意帮你包办,只要合情合理,有何不可?自由恋爱,光凭感觉,往后生活,柴米油盐,如何维系?恋爱非空中楼阁,身处其中,更非吸风饮露,辟谷修仙,要求经济基础,有何羞愧?庐隐此时全然不顾其他,只求一时之感觉,恋爱,也就是失败了一大半。
然而庐隐的恋爱自由路还没有完,等到林鸿俊毕业,正式提出结婚之时,庐隐却因厌恶其想做国家文职公务员,而断然提出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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