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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国:张艺谋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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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票拿下金鸡、百花双料影帝（3）
吴天明拉着张艺谋转身便走，来到剧组立即向大家宣布：孙旺泉找到了，就是张艺谋。有好一段时间剧组成员没有说话。有和吴天明关系近、资格老的工作人员也不怕伤了张艺谋，直接对吴天明说：“你的神经没有毛病吧？”这事不仅在剧组炸了锅，在整个西影厂都传开了。
议论越多，张艺谋的压力越大，驱动力也越强。他背起铺盖卷就去了太行山下的石五胶村。这是一个偏僻的贫困村，老乡们还过着很原始的生活，比张艺谋下放的那个村子差老远。好在张艺谋在农村呆过。一到石五胶村，他就和当地农民打成一片，剃了光头，穿上了大腰裤，整天光着脊梁，吃住都在老乡家，白天和老乡一起下地干活，一起下沟挑水。为了使皮肤粗糙、黝黑，他每天中午光着膀子在烈日下暴晒。他挑水，每天就挑10担；他打猪食槽，还背了两个多月的石板，一天背3块，每块100多斤。当然，这些并不是农民的活，而是剧情的需要。后来，吴天明说起来就特佩服张艺谋，不佩服不行呀，人家是怎么干出来的：电影里打猪食槽仅仅只有两个镜头，可张艺谋愣是打了两个月；电影中的老井村农民都是蹲着的，所以张艺谋无论是在石五胶村体验生活，还是在剧组开会，从不坐板凳，一律蹲着；蹲着的同时他还弄一把土在手里搓着，为的是让自己的双手变得粗糙。有一场戏，井塌了，孙旺泉和巧英被埋在里面，随时都可能死。那种濒死的感觉到底是怎样的，吴天明让张艺谋想，张艺谋想不出来。为了真正找到那种感觉，张艺谋开始禁食，硬是3天半滴水未沾、粒米未进。电影中，孙旺泉和巧英于绝望中做爱的镜头，孙旺泉是那么的疯狂有力，可谁知道，此时的张艺谋已经3天半没喝水没进食，早已经饿得头昏眼花。
对于张艺谋的表演，吴天明是极其满意的。他评价说：“艺谋的表演虽略欠细腻，但那准确的感觉和那朴实劲，是一般专业演员难以达到的。比如挑水一场戏，他在山顶上呐喊的时候，那动作、表情、声音是多么棒！一般专业演员是绝对不会那样演的。他们总是检验自己美不美，好看不好看呀的。其实孙旺泉是个穷山沟里的农民，他才不会做什么形象控制呢。”
《老井》的样片出来了，还像从前一样，肖华跑去看样片。显然，看这部电影，对肖华是一次巨大的情感冲击。她有一次看过样片出来，恰好遇到一位同事，那个同事问她：“你带末末去看《老井》的样片了？”肖华回答是。那个同事又说：“你怎么能带孩子去呢？他们都在说你带孩子去看，末末喊：‘爸爸怎么跟阿姨睡觉？’”肖华当即反驳说：“纯粹是造谣，末末才3岁，哪能说出这样的话！”
由此也可以看出，张艺谋和巧英在井下的那场戏演得是如何逼真，对于整个社会的冲击是何等的大。
《老井》是个老故事，但吴天明也弄出了一些新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近乎赤裸的性爱场面。这种场面在今天似乎司空见惯，可在当年这不是一件小事。另一个新意，便是张艺谋所演出的那种男性的力量，那种倔强的力量。这种力量，很快得到了专家的认同，这部影片让张艺谋捧走了1988年金鸡、百花的两大最佳男主角奖杯。
许多科班演员为了这个奖杯，奋斗终生而不得；张艺谋只不过玩了一回票，却一下子拿下两大影帝，凭的是什么？是他对电影的热爱，还有他对电影的理解。当然，不能否认的是他的艺术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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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红高粱，拍《红高粱》（1）
张艺谋真正决定当导演，是在找到了合适的题材之后，也是他借调到西影厂不久的事。
知道张艺谋在悄悄寻找题材，在图书馆工作的肖华便格外留意，有时间便翻阅各种文学期刊，希望帮他找到好的素材。这天，门房送来了新的杂志，有好大一堆。肖华埋头整理，一一归档，其中有新一期的《人民文学》。她拿起来随手翻了一下，发现上面有莫言的一篇新小说。肖华知道张艺谋很喜欢莫言的小说，年初的时候还特意嘱咐过她，以后要多注意莫言，之前他对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非常感兴趣。
将杂志归档之后，她迫不及待地读起那篇小说，没想到一读就迷进去了，想让张艺谋也看看。张艺谋从小就是小说迷，对小说有很高的鉴赏力，对莫言的新小说，他怎么可能不如获至宝？他当即从妻子手中接过杂志，认真地读起来，一边读一边说：“好东西，好东西！”他简直像着了魔一样，连吃饭的时候也在读，完全不知道饭菜是什么滋味。他拿定主意，自己当导演的处女作就弄这个《红高粱》。
为了《老井》，张艺谋前往山西太行山地区体验生活，回来时，经济并不宽裕的他竟然慷慨了一回，从农民那里买了一大堆衣服。他还真奇怪：新衣服不要，没有穿过的不要，要的就是人家身上的旧衣服、破衣服。朋友们都不明白他发了什么神经，竟然干了这么件蠢事。回到家后，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肖华：他是想体验一下《红高粱》中那些农民的心态，想穿着这些衣服找一找感觉。肖华知道他的个性，虽然多少有些心疼那些钱，可见他是为了工作，也就没有多说半句，只是说“总得洗洗吧”。张艺谋忙说“要洗，要洗”。于是，肖华将所有的衣服放进了盆里，包括一件发白蓝咔叽布裤子、一件白布衬衣、一条红腰带。肖华哪里知道，那红布是土布，土法染的，会褪色。不一会儿，整盆水都红了，她赶紧将衣服捞起来，还是慢了一步，白衬衣成了花衬衣。
第二天，张艺谋还果真穿着这套行头上班去了。晚上回来他对肖华说：“今天穿这身衣服，谁见了都要问怎么回事，连卖西瓜的农民都说这样的衣服现在要饭的都不穿。他问我们拍戏一天挣多少钱，怎么这么苦。”张艺谋自然不肯说自己是在体验生活，只是叫苦，那农民怎么都不肯相信。
由于上衣颜色太刺眼，张艺谋仅仅穿了一天，此后便光着上身进进出出，末末见了直笑，说爸爸像济公和尚。整个夏天，张艺谋就这套行头，光着膀子过了几个月，甚至形成了习惯。有一个星期天他带着老婆孩子去逛公园，自行车上一前一后搭着母女俩。正是大中午的，骑出了一身的汗，他突然停下来，脱去了上衣，光着上身骑车。肖华后来说：“这一下可好，来往的行人都朝我们这一家人身上看，看得我浑身不自在，不知该把目光投向哪儿才好。实在忍不住，就对他说，你也讲点文明，怎么能在大马路上光脊背骑车呢？有碍观瞻。他说，这怕什么，在东大街我也敢。”
这个夏天，张艺谋差不多是光着膀子过来了。
这个夏天，《老井》的拍摄工作基本完成了，张艺谋刚刚闲下来，便又拿起了《红高粱》。此时，电影圈已经有很多人知道张艺谋对《红高粱》非常感兴趣，纷纷帮他出主意，也有朋友开始替他联系莫言。基本工作做好后，张艺谋便决定去找莫言谈谈。
那时候的张艺谋虽然已经红透了，可作为导演绝对属于新手，且经济上也还非常一般，去莫言家还是挤公共汽车。那天公共汽车上特别挤，他不敢耽误时间，拼命往上挤，不留神脚被车门给夹了，当时觉得脚上一阵麻，因为人多也没太在意。中途有一个妇女下车时突然尖叫一声，大家才发现一溜血由车内顺着门往外流。张艺谋此时才觉得有异，脚板底下有一层黏糊糊的东西，低头一看，整个大脚趾都是红的。好心的售票员把他拉到终点站，在卫生所包扎了一下。他便拖着伤脚去见莫言。
莫言当时的编制在北京军区，住在军区大院的一座筒子楼里。张艺谋那天一拐一拐地走进大院，却忘记了莫言的房间号，只好站在楼下喊。不一会儿，远处一个房间的门开了，莫言探出头来问道：“谁找我？”张艺谋说：“是我，我是张艺谋。”莫言一看张艺谋那模样，顿时笑了起来，说：“你长得真像我们村子里的人。”。 最好的txt下载网
种红高粱，拍《红高粱》（2）
张艺谋不太流利地说明自己的来意，莫言说他已知道，有位朋友已经告诉他了。张艺谋在路上想好的套话竟然一下子没了。好在莫言很容易接近，让他坐下又替他沏茶，主动提起话题，开始谈改编《红高粱家族》的事。不知是不是因为张艺谋“像我们村子里的人”，莫言十分爽快地答应了合作，同时提出他对写剧本并不在行，是否可以找个专业编剧。
说出来令人难以置信，当时张艺谋和莫言谈定的版权价竟然是800元。同时张艺谋和莫言还谈定，剧中一定需要大片的红高粱，这东西不好找，得事先种。莫言答应回他的家乡山东高密去找当地农民协商。张艺谋告别了莫言后，又开始和剧作家朱伟以及陈剑雨一起弄本子。当年的12月，剧本出来了，交给西影厂，厂里却有了不同意见，双方争执不下。张艺谋急坏了：庄稼不等人，错过了这个季节，高粱地怎么办？如果不能在开春时种下百十亩高粱，明年是绝对不可能拍这部影片的。
要说张艺谋此人运气可真是好：招工的时候遇到王闰芝，读大学时遇到白雪石、华君武和黄镇，进入电影圈又遇到魏必达和吴天明。这些人都是张艺谋命中的贵人，比如吴天明，他知道张艺谋心里急，于是给他拨了一笔专款，让他拿着这笔钱先去种高粱。
拿到这笔钱，张艺谋立即和莫言一起来到莫言的老家山东潍坊。莫言是当地的名人，他和张艺谋一起硬是一家一家发动，在山东高密的胶河两岸种上了大片的高粱。到了1987年7月，高粱应该抽穗了，张艺谋再去看，发现叶子蔫蔫的，根本没有他想象中的火红。他问原因，老乡告诉他，因为今年缺雨，高粱严重发育不良，众人只是挑水抗旱，可高粱面积太大根本顾不过来。如此，张艺谋再一次急了：这可是吴天明冒着风险给自己批的钱，今年这高粱不出效果，他的片子怎么办？
还是莫言有办法：他直接找到县委，县委立即送来了化肥，还准备了抽水机。张艺谋于是组织人施肥，安排抽水灌溉。刚刚干了3天，老天似乎也被他感动，及时下了一场透雨。他又在这里待了几天，看见高粱长势非常之好，都拼着命往上蹿，这才放了心。
高粱地弄好了，还有一个外景地需要考虑，那就是颠轿所用的外景地，还包括酒坊。这一定要有广阔且裸露的黄土，酒坊要让人觉得有一种苍凉感，这种感觉在山东肯定找不到，甚至整个华东都找不到。张艺谋想到了西北。当初拍《黄土地》的时候，外景地选在西北影视城，对那个地方他有着极深的印象。
今天，西北影视城已经享誉全国乃至全球；可在当年，知道这地方的人还不是太多。这个影视城坐落在银川市西北郊旷野之中两座相邻的古城堡遗址，地名镇北堡。
这个影视城的建成，作家张贤亮功不可没。当年，张贤亮成了“摘帽右派”，转入银川南梁农场当农工，同事告诉他附近有个集市，在镇北堡。他去那里买东西，远远就看到荒滩上耸立的两座古堡废墟，四周一棵树也没有，一切都是那么荒凉，似乎在用一种特殊的语言向人们诉说着什么。太阳的金辉洒下来，更增加了一层神秘和荒凉感。进入古堡，发现这里的交易非常活跃，一种特别古朴的民风在这古堡中弥漫着。他当时就想到了好莱坞电影中的西部牛仔，想到了某些文艺作品中特别的力度感。
这一切给张贤亮以强烈的震撼，让他深刻体验到一种说不出的穿透力。后来他也以镇北堡为背景写了不少小说。1981年，著名导演谢晋决定改编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剧本由张贤亮本人完成。有了这层因缘，谢晋来到了镇北堡，顿时为此而惊叹，镇北堡也第一次走上了电影。后来，张贤亮产生了在这里建一个电影城的想法。这就是今天声名卓著的西部电影城了。
西部电影城之所以出名，与几个人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第一个，自然就是张贤亮；第二个，是谢晋；第三个，大概就要算张艺谋。拍摄《一个和八个》的时候，他到宁夏来寻找外景地，找到了当时在宁夏文联当负责人的张贤亮。张贤亮竭力推荐镇北堡，并且派了一个人领他们去看景。摄制组一到这里，立即就被这一切深深地吸引。《一个和八个》在此取了很多景，尤其透过张艺谋的镜头，这些景就显得更加特别。
后来拍《黄土地》，张艺谋忘不了西部电影城，又在这里取了很多镜头。
应该说，张艺谋到西部电影城，才真正找到了《红高粱》的力量和灵魂。西部电影城中的荒凉、苍劲以及内敛的力量，使整个影片极具内在的力量，也升华了主题。西北电影城和高粱地的结合，实现了一次艺术的完美对接。
也就是这个时期，张艺谋和肖华的婚姻出现了裂痕。
这道裂痕是因为《老井》。张艺谋为《红高粱》忙乎的时候，《老井》火得一塌糊涂。对于专业人士来说，或许是因为艺术，或者因为突破，但对于市井小民来说，最吸引他们的是因为电影中大胆的性爱镜头。尽管肖华说不在乎，实际上这事还是对她产生了影响。
一次，张艺谋回家，她便对他说：“人家都说你快成‘脱星’了。你自己怎么看？”张艺谋的回答不用想也能猜出：“这是剧情的需要，我第一次演就让我给碰上了。有的演员演一辈子戏也碰不上这种戏，这没什么意思。”听这话吧，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肖华呢，心里显然酸酸地：“你们演床戏的时候，你离与你配戏的女演员那么近，你有什么感觉？”这个话题有点敏感，张艺谋赶紧说：“能有什么感觉，那么多人围着看，大灯光照着。要说有感觉的话，就是你从来不用香水，那些女演员都有一股刺鼻的香水味。”
张艺谋大概觉得老被肖华这样问下去不是办法，因此决定反守为攻，他主动问：“你对我演这些戏以及厂里那些闲言碎语是怎么想的？”
肖华怎么想的，能对张艺谋完全说出？自然只能说些场面话，她要让张艺谋觉得，她是个大度的女人，是个肯为了丈夫的事业牺牲一切的女人。她说：“看见你的那些镜头，心里是很不舒服，但我相信你，对于那些流言我是不往心里去的。因为我知道你的野心还大着呢，你还没有达到你的最高目标。你不会把精力和时间用到别的地方去。以后你达到了目标那就难说了……”
“爷爷”“奶奶”大胆地往前走（1）
对于一部电影来说，选本子、选外景也许是和选演员同样重要的事。
《红高粱》拍摄前，张艺谋选姜文出演“我爷爷”这个角色，让他从幕后走到台前应该说没有什么悬念。
姜文1963年出生于唐山的姥姥家，整个童年都在唐山度过。他的父亲是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军人，母亲是一名小学音乐教师。后来他离开唐山的姥姥，和父母一起生活。因为父亲是军人，他也就随着父亲迁徙，先后在贵州、湖南等地生活过，1973年来到北京。
据说，小时候的姜文绝对是个调皮捣蛋的孩子，自认为长得丑，但他身上有着别人所没有的活力，充满了运动细胞。到北京之后，中学时代的姜文认识了一个好朋友，他就是英达。姜文因为常去英达家玩，深受英达的父亲、著名表演艺术家英若诚的影响，迷上了演戏。
1979年，姜文高中毕业后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没有被录取。此事后来成为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故事，意指像姜文这样有潜力的演员，当初都吃了闭门羹，可见北京电影学院招人时是多么严格。第二年，姜文报考中央戏剧学院，最终依靠张仁礼的慧眼赏识，被破格录取。
姜文和张艺谋虽然不是同校学友，但两所学校间常有来往，谁在学校有点名气，立即就会传到另一所学校。姜文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张艺谋已经是大三学生，而且在北影相当活跃；据姜文后来说，他入校时，张艺谋已经是极其活跃的学长。也许在那个时候他们便已经有了接触。
可以试想一下，张艺谋心目中的“我爷爷”会是个什么模样？他最初是“我奶奶”出嫁时抬轿的轿子头，后来发生了诸如单挑土匪等一系列事件，这样一个人绝对是一个外形上比较壮硕的汉子；而在“我奶奶”回娘家的时候，他又在高粱地里将“我奶奶”强奸了，他身上还需具有一股匪气，有着一般男人所没有的气概和力量；同时，大概还应该有相当不俗的外貌吧，否则，以“我奶奶”那般的花容月貌，又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怎么心甘情愿去做这件事？
将诸多因素摆在一起考虑，没有比姜文更合适的人选了；更何况，学生时代姜文就是张艺谋的“小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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