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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诸多因素摆在一起考虑，没有比姜文更合适的人选了；更何况，学生时代姜文就是张艺谋的“小兄弟”。
　　“第五代”导演和他们的前辈在工作作风上最大的不同，就是“说戏”和“侃戏”的区别。此前的导演往往是在要拍某一场之前，将相关演员叫到自己面前，分别向他们说戏，将自己对这一场景的理解、要求以及需要达到的目标告诉演员，启发演员在表演时发挥和把握。在这一过程中，演员并不参与剧情的创作，也不需要考虑剧本是否存在某些问题，他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将导演的意图准确生动地贯彻。但到了“第五代”导演，这一点根本改变了，拍摄前导演会召集演员以及相关主创人员在一起侃戏，他们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术语，叫“攒戏”。
　　所谓“攒戏”或者“侃戏”，其实就是一大帮人坐在一起预习第二天要拍的戏。以前，相关的戏是由剧本作者和导演设想好的，演员只要背台词和临场发挥。但“第五代”导演的风格是：在没有拍摄完成之前，剧本绝对没有最后定稿，一切都有可能改动。以前拍戏，剧本作者、导演和演员之间缺乏互动，尤其缺乏对剧情的沟通。“第五代”导演改变了这一点。剧情是演员演的，许多时候，剧本作者设想某些剧情很可能对情感、逻辑、自然等诸多因素把握并不准确，尤其是台词，剧本作者想象中是可以的，演员具体演的时候却有语气接不上来或者情感调动不起来之感。观众看戏也往往会发现这类破绽，比如发现演员在不该哭的时候哭得一塌糊涂，吵架尚没有进入状态便已经动手打了起来等等。让演员和剧作者以及导演等在一起攒戏，弥补的是以前戏中的“假”。再者，正所谓“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几个人在一起攒戏，说不准谁就能有一些好点子。《一个和八个》以及《黄土地》的拍摄过程中，张艺谋就出了很多很好的点子，远远超出了他当时作为摄影师的工作范畴。
　　张艺谋在当导演之前，有四部戏。前三部戏他都是和“第五代”导演一起攒的，第四部戏《老井》是和前辈大导演吴天明一起攒的。显然，张艺谋从吴天明身上又学到了很多东西，这就使得他当导演的条件更加成熟，对于导演手法方面的了解、感知也更加全面。

“爷爷”“奶奶”大胆地往前走（2）
拍摄《红高粱》时，张艺谋将这种攒戏的方法带了过来，并且在后来的导演工作中一直坚持运用。
　　这种攒戏的做法还成就了另一个名导演，他就是姜文。
　　多年以后，姜文回想起当初和张艺谋的合作，心生感激。其中最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在攒戏过程中姜文完善了他的电影梦，也成就了他作为“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
　　姜文拍《末代皇后》以及《芙蓉镇》已获得了很大名声，而《红高粱》则让他走向了国际舞台。正因为如此，张艺谋在姜文心目中，始终都是一个师傅加兄长的形象。
　　选谁来担任《红高粱》中的“我奶奶”九儿，是一件令张艺谋颇费思量的事情。
　　选演员这件事，张艺谋委托给了副导演杨凤良。1987年的初夏，杨凤良一直为这事儿忙得不亦乐乎。这一天，他们再一次来到中央戏剧学院，找了很多人打听，也搜罗了一大批照片和简历。正准备离开的时候，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李文化的女儿、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学生李彤对他们说：“如果要选九儿这个角色，我觉得整个中戏只有二年级的巩俐最合适。”
　　杨凤良听了这话觉得奇怪，问她为什么这样说。李彤说，她看过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对九儿这个人物印象特别深。加上她自己是学导演的，对中戏的学生特别关注，她感觉巩俐活脱脱就是一个九儿。听了这话，杨凤良立即返回表演系，去找巩俐。不料，当时巩俐正在广州拍一个电视短片，一时回不来。
　　杨凤良给在西安的张艺谋打了个电话。张艺谋答复，那就先看一看照片。李彤没有巩俐的单人照，只是找出一张巩俐和全班同学的合影。张艺谋后来说：“人头跟米粒似的，看不清。但在中戏找人打听，几乎所有人都说，要说合适还是二年级那个巩俐最合适。因为见不到巩俐本人，所以我决定再见见别人。这时我的副导演杨凤良碰到史可，觉得可以考虑把史可列为候选人之一。我们那时还有几个候选人。”
　　张艺谋准备在外地几个城市再转转看看，突然杨凤良告诉他：巩俐回来了。于是，他们决定去看一下。张艺谋曾回忆说：“在李彤的房间里我跟她见了面，谈了不到10分钟，并把莫言的小说给了她。她当时看起来很瘦，给我和杨凤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虽然说不出什么，但觉得她特有味道。后来我们决定分别给巩俐和史可造型看看。造型之后，我们发现那感觉不太一样。之后，我们又排了她们两段小品，觉得巩俐是最适合的。”
　　张艺谋谈起巩俐试镜的情景时说：“当时她穿着一件宽大的衣服试镜，与我想象中的《红高粱》女主角对不上号。当时我心目中的女主角应该是一位漂亮的女子，而且有一种强烈的情感。当然，巩俐的样子也很清秀、聪明，眼睛很有表达力。后来，经过进一步接触，巩俐的性格正是人物所需要的。她在外表上很纯真，不是那种看起来很泼辣的样子。外表不很张扬，内心活动及性格又可以表达出来，这样在戏里出现会更好。”
　　张艺谋从北京回到西安几天后，西影厂的聘书就发到了巩俐手中。
　　许多人后来说，巩俐太幸运了，还没毕业呢，一名二年级学生，便被张艺谋选中，直接踏上了成为国际巨星之路。当时西影厂也有很多人对此不解，认为让一个从未正式演过戏的二年级学生担任一号女主角，实在是太冒险了。何况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北方农村的“我奶奶”和长在城市的巩俐有着天差地别，这样一个女孩怎么可能演绎好那样一种角色？莫言在得知这件事时也都暗捏了一把汗。
　　多年后，张艺谋也坦率地承认，他当时也非常担心这部戏砸在巩俐的手中。
　　剧组成立了，不叫“《红高粱》剧组”，而叫“《九九青杀口》剧组”。
　　开机仪式是在莫言的故乡山东高密举行的。莫言告诉剧组成员，他想将所有人请到他家去做客。要知道，莫言可是当时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受这样一个大作家的邀请，剧组成员自然感到荣幸。接下来，莫言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家里人。这里毕竟是乡下，大家都只看过电影，却没看过拍电影，更没见过电影明星。莫言的提议却遭到了老父亲的反对，他扛着锄头下了地，临行前扔下一句话：“你做事要谨慎，不要张狂，否则必遭祸患。”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爷爷”“奶奶”大胆地往前走（3）
莫言并没有理会父亲的话，而是和母亲一起张罗这次特别的家庭聚会。“一大早，我母亲、我婶婶忙着擀饼，我媳妇忙着上集采购。大约10点钟，一辆涂着若干大字的面包车停在我家打麦场上，从车上下来了张艺谋、杨凤良、姜文、巩俐，还有摄影师顾长卫等人。”
　　对于巩俐，莫言很坦率地说：“说实话，我一开始对巩俐的印象一般。她当时在高密县招待所的大院里挑着木桶来回转圈，身上穿着不伦不类的服装，脸上凝着忧虑重重的表情。”莫言心目中有一个“我奶奶”形象，那是当地的一朵花，是一朵鲜艳欲滴的刺玫瑰。可面前的巩俐呢，看上去就像一个嘻嘻哈哈、啥也不懂、啥也不会的中学生。
　　这种印象直到电影出来、看样片的时候才改变。莫言说，看样片的时候，他感到了强烈的震撼，它给了他崭新的视角、强烈的色彩。他也第一次感受到了电影的影响力。他说，那篇小说写完后，除了文学圈也没什么人知道，但是1988年春节过后，他返回北京，深夜走在马路上还能听到很多人高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他承认，遇到张艺谋是他的幸运。
　　巩俐的表演，质朴、自然，不矫揉造作。当整部电影中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极尽夸张之能事时，巩俐的本色表演自然就格外突出。
　　《红高粱》成就了张艺谋，也成就了巩俐。还有姜文。此前，姜文在国内已经非常有名，《红高粱》之后，姜文的名字真正漂洋过海。
　　这部戏拍摄前后，巩俐的态度也是极其有趣的。最初，巩俐对得到这部戏并不感到惊喜。她表示，就算不拍电影，她还可以演话剧。对于初次执导的张艺谋，她也不是信心满满的；对于出名，她更是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电影拍摄完成之后，她的感觉又完全不同。
　　据巩俐的同班同学赵亮回忆，巩俐接拍《红高粱》这件事，班上所有人都知道。大家唯一想到的是巩俐运气真好，才大二就接到了女一号。至于这部电影能给巩俐带来什么名声，还真没人想过。
　　回到学校，拿了一笔演出费的巩俐请班上几个同学吃饭。餐桌上，她悄悄地对赵亮说：“哎，哥们儿，我可能要红啊。再过一段时间，我就不能请你们吃饭了，因为那时候很多人都认识我了。”赵亮当时根本不相信这话，认为巩俐在吹牛。何况这部片子才刚刚拍完，镜头是零散的，能剪出个啥模样，演员自己并不清楚。
　　赵亮说，当时他这个班的同学，在演艺方面比较出色的还有好几个人，接到一号的也有几个，比如伍宇娟和史可当时都有戏；为什么就不能是他们先红，而一定是你巩俐？
　　不久之后，《红高粱》真的红了，是先在外国红的。
　　1988年2月23日，柏林国际电影节上，《红高粱》一炮走红，反响极其强烈。当时柏林自由电台发表影评说：“拍摄《末代皇帝》的贝尔托鲁齐也要向张艺谋请教”。投票时，11个国际评委一致将选票投给了《红高粱》，中国影片第一次夺得金熊奖，刷新了中国电影此前从未获得过国际大奖的纪录。不仅如此，这还是亚洲电影首次在这一电影节上夺得最高荣誉。
　　此时，张艺谋不想红也不行了，一夜之间，大街小巷全都唱起了“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这件事本来没想瞒你（1）
1965年的最后一天，巩俐出生在辽宁沈阳。父亲巩力泽是沈阳市新民县人，辽宁大学经济系的老师，主讲经济管理等课程。母亲赵英是山东历城县人，出生于大连市，在辽宁大学从事资料管理工作。
　　巩俐是老巩家的第5个孩子，前面还有3个哥哥一个姐姐：大哥巩因，姐姐巩雯，二哥巩蒂，三哥巩正。巩俐出生几个月后，父亲调到山东财经学院任教，巩俐也就随着父亲迁到了山东济南。
　　小学阶段，巩俐就读于济南三合街小学，二年级时曾被学校推荐到济南人民广播电台合唱儿歌，在济南市第二中学读书期间，巩俐一直都是学校文艺队的骨干。最终，她报考了声乐专业。
　　1983年，巩俐报考了山东师范学院艺术系、曲阜师范学院艺术系，结果都名落孙山。此后，巩俐通过关系参加临时工作，先后在山东省公安厅、山东出版总社读者服务部、山东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工作。1984年，她再次报考声乐专业，这次填报的是山东艺术学院艺术系。此时，恰逢解放军艺术学院表演系到青岛招生。多一条路就多一个保险系数，巩俐也就和其他同学一起报了名。这两次报考，同样失利。
　　经历了两年的考试，巩俐及其父母开始明白一点：她毕竟缺乏专业学习，而这些专业学校需要学生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巩俐若想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就一定得增加专业知识和技能培养。因此，父母多方打听，通过层层关系，找到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导演尹大为，希望巩俐拜他为师。
　　尹大为第一次见巩俐是1985年春节前夕。尹大为回忆说：“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双会说话的眼睛，通过这双眼睛，我看到了一个学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较高悟性。而最使我难忘的则是她浑身充满的那股子傲气。巩俐的这身傲气，不是那种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也不是盲目而非常浅薄粗俗的傲慢之气，她是一种充满勃勃生机的青春气息。”于是，他决定收巩俐为徒。
　　尹大为和张艺谋第一次见面时，张艺谋握着他的手，向他鞠了一躬，说是感谢他为中国电影培养了一位人才。
　　日后，巩俐成了中国电影的代表人物，也成了中国演员的代表人物，成为中国演艺圈冲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旗帜。
　　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张艺谋是那种只要给他机会他就紧紧地抓住不放的人。相反，巩俐却是那种无所谓的人。这大概是所有美女都面临的同一状况，对于她们来说，机会永远比别人多，面前的任何一次机会，都不必太过在意，因此错过了这个机会，前面等着自己的也许是更好的机会。据中戏一位老师介绍，巩俐曾经被“退货”。当时导演系一位同学在某剧组帮忙，邀请巩俐去成都演戏，岂知巩俐独自回到了北京。据说，她到了成都之后，只是在宾馆里住了一段日子，那位同学便给了她一张机票叫她回去。她问为什么，那位同学说，也许是导演觉得你不太合适吧。就这样，她返回了北京，等待下一次机会。巩俐并没有觉得遗憾，她认为这是自己第一次坐飞机，心中反倒挺感激这次经历。至于被张艺谋选中时巩俐的“无所谓”态度更是全国皆知。
　　有关张艺谋和巩俐的“第一次”，肖华在回忆录中谈到了，当然，肖华提供的说词也是张艺谋向她“坦白”的。肖华写道：
　　下午六七点钟张艺谋回来了，说他还没吃饭。我给他下了一碗面条，自己不想吃，就默默地坐在床上看着他吃。我脑子里一片混乱，似乎丧失了思维能力。张艺谋一边吃一边对我说：“这件事我本来没想瞒你，回来后一直很忙，想等忙完后再告诉你，在山东我们俩还没有什么，到宁夏后发生了那么几次……就是这么回事。”他故意把事情说得很平淡，一副很不在乎的样子。我胸口堵得难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肖华的回忆录关于这件事记得很简略，没有细节，甚至没有情节。
　　其时，巩俐有个男朋友，姓杨，高大英俊，圈内人。在学校，大家能经常看到他们出双入对，常常在学校小卖店一类的地方看到他们一起买零食吃。当初，巩俐接《红高粱》这部戏，她男朋友便竭力反对；巩俐进入《红高粱》剧组后，他们之间便开始产生了矛盾。

这件事本来没想瞒你（2）
巩俐在镇北堡拍《红高粱》中颠轿以及酒坊的一些镜头期间，巩俐和男友之间的矛盾就更加激化了。此时的巩俐处于感情的漩涡之中，痛苦却又不知如何突破。
　　但凡女孩子遇到这类感情问题，一定会想找个人倾诉和请教，巩俐也不例外。在当时的剧组，张艺谋与她更亲近一些，于是巩俐经常与他聊聊自己的感情困扰以及拍戏以外的事情。两颗心也就是这样慢慢靠近了。
　　在肖华的回忆录中，还提到这样一件事。
　　1987年8月，《红高粱》摄制组已经开赴山东高密县，并且进入后期，当时肖华有半个月假期，又值暑假，考虑到自己和女儿很久没见到张艺谋了，便给张艺谋写了封信，说她想带着女儿末末去山东。在信中，肖华写了三点理由：一、想看看摄制组怎样生活、怎样工作。她在西安电影厂工作已经两年了，还没有下过组，了解这一生活过程，对她今后的工作是有好处也有必要。二、他们摄制组大队人马走后，自己一直没有收到过他的信。一个多月了，这炎炎的夏日他怎样过的，生病了没有，她放心不下。三、她也想带末末去见识见识，顺便还可到离他们外景地不远的青岛去看看海。她还从来没见过大海，哪怕只待两三天也好。
　　那时候没有电子邮件，打电话成本太高，相互间的联络仍然靠写信。据肖华回忆，她搬家去西影厂时，整个家当仅仅只有一张床和两个大纸箱，其中有很大一捆是张艺谋写给她的信，包括张艺谋给她写的第一封信。张艺谋看到这些信时，希望她将信烧掉，他说：“我们现在已是老夫老妻了，还留着谈恋爱时期的东西干吗？如果什么都舍不得丢的话，光旧东西咱们这间屋子都搁不下了。你现在整天上班、管孩子、干家务，忙得焦头烂额，哪有时间看那些信呢？就是以后孩子大了，你有时间了，看那些信又有什么意义？我们又不会离婚。”
　　在回忆录中，肖华引用了张艺谋给她的几封信，其中有1985年5月参加法国戛纳电影节时给她的两封信。第一封信写于5月9日，是写在明信片上的，抬头称呼是“小蓉”，落款是“谋谋”。第二封同样是明信片，抬头是“蓉子”，落款仍然是“谋谋”，时间是一周后的5月16日。肖华说：“在出国短短的十几天中，他念念不忘地惦记着我和孩子，我很感动。这两张胆信片散发着爱的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