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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国:张艺谋传-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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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魏必达的厂长承担了。
不仅如此,拍摄《一个和八个》的同时,魏必达还想拍其他一些电影。为此,他找到了张军钊的同班同学陈凯歌。
陈凯歌在云南下放过,当了3年知青,也是由于会打篮球得到一个参军的机会,直到1976年他返回北京,在北京电影洗印厂当一名工人。1978年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和张艺谋不同的是,陈凯歌生来与电影有缘,他的父亲陈怀皑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母亲是高级编剧。
陈凯歌毕业后留在了北京,当时在北京儿童制片厂工作。陈凯歌显然比别人幸运,他进入制片厂就领到了任务,担任一部影片的副导演。也正在此时,魏必达找他来了。他拿了两个本子交给陈凯歌,对他说:“你选一个。”
陈凯歌选了其中的《深谷回声》。
在一次采访中,陈凯歌谈到了接受这个剧本的过程:“一个是我的幸运,同学们都很支持;另外就要感谢广西电影制片厂的魏必达厂长,这个老厂长现在已经退休了。他是拿了两个本子给我,说这两个本子中间你可以拍一个。我就看了陕西西安电影制片厂张子良所写的,当时不叫《黄土地》,叫《深谷回声》,他是从柯蓝的一篇散文改编的。因为张子良本人是陕北人,所以他对当地的风俗、民情都很了解,我没去过陕西,我是拿了剧本之后才第一次去陕西,那个时候才真正地受了感动。”
拿到本子后,陈凯歌到陕西体验生活,尽管他说真正受到了感动,可实际上对于这个本子到底应该怎么办他心中没底。根本问题在于《深谷回声》是一个陈旧的题材,陈旧得再没有力量。按照陈凯歌的话说,他们这代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反传统,既然要反传统,就一定要创新。可在这样一个陈旧的题材上怎样创新?难度实在是太大了。
1984年初,《一个和八个》在小范围内传放,引起圈内极大震动。张艺谋仅仅在西安休息了几天,便赶到北京去和陈凯歌会合。张艺谋这次去北京带去了一张极其关键的照片。这是一张陕北大鼓的照片,许多人在一起打鼓,场面极其宏大。张艺谋本人也没有经历过这种大场面,仅仅从照片中感受到了。他之所以给陈凯歌带去这样一张照片,只有一个原因:对于《深谷回声》,他有自己的想法。
张艺谋认为,《深谷回声》这样一个陈旧的题材,要想拍出新意,只有一个办法,一定要在形式上取得突破,将老陕西黄土高原那些最震撼力的民俗风情表现出来,当然,也将传统中某种陈腐的力量予以体现。
在此基础上,导演陈凯歌、摄影张艺谋以及美工何群等人一再海侃胡侃,终于让《黄土地》脱胎于《深谷回声》,赋予它新的生命力。整个故事还是那个与旧婚姻斗争的基调,不同的是,张艺谋在表现形式上进行了大胆创新,比如大鼓和大片的黄土地,比如滔滔的黄河水,以及陕北民歌、祈雨、婚嫁仪式等。在他看来,这些东西早已经不是自然属性或者民间俚俗,而是文化,是一种流淌在中华民族血液里的文化。这样的文化传承是极其顽固的,是像黄河水一样生生不息的,仅靠某几个人的力量很难改变。
最初的方案中,几个主创人员的意见并没有完全统一,张艺谋于是提议再去陕西走一趟。那时可是大冬天,西北天寒地冻,陈凯歌、何群以及张艺谋等人顶风冒雪来到陕西。他们一起参拜了黄帝陵,并且在张艺谋的安排下观看了腰鼓阵。那阵势排山倒海、汹涌澎湃,一下子将所有人都震住了。此后张艺谋拍片一直都在追寻着一种东西,用他的话说,是大气磅礴,更具体点说,那是一种极度渲染的力量,一种由气势造成的巨大冲击力,一种由声音、色彩、画面等诸多因素组合,对人的感官形成强大刺激的视觉效果。
石破天惊的“第五代”(2)
《一个和八个》被认定为“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但实际上这部电影除了在色调上、气氛上以及情感上取得空前协调,极大地突破了前人外,在叙事上却是松散的。至于画面,虽然突破了以前固有的中心论,而将主要人物总是摆在边缘,是一种刻意,不够自然。而腰鼓阵所给艺术家带来的最大启发是,好的形式更容易使力量凝聚,形成辐射力和感染力,先冲击你的感官,继而冲击你的灵魂。
陈凯歌站在腰鼓阵前,脑海中冒出的是老子《道德经》中的一句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句话代表了美学的最高境界。陈凯歌为什么会想起这句话?因为他耳边响着腰鼓的轰鸣,那是一种震天动地的巨响,可在这巨大的响声中似乎又万籁俱寂,一点声音都没有。那一瞬间,他完全理解了“大音希声”,并且产生联想,希望未来的这部影片正是一部“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作品。
至于张艺谋,他天生就喜欢“大”的东西,喜欢“大而造势”。在《一个和八个》中,他就“大”了一次,其中有一个万人坑的画面就是张艺谋想出来的。那个画面可真是震撼人!这很容易让人想到秦始皇兵马俑,那也是一个“万人坑”。同时,这种“大”又是中华特有的一种文化,《黄河大合唱》震撼人吧?原因就是它的气魄大。
于是,《黄土地》的基调形成了,那就是大,就是对大和色彩的极端强调。
为了突出这一点,他们有意挑选在冬季拍摄。冬季里没有绿色,突出了《黄土地》的黄,用高地平线的构图法使大块黄土地占据画面。有人进行过统计,整部影片共有549个镜头,其中表现黄土地、黄河、太阳的空镜头多达20多个。
张艺谋他们自己总结说,他们力求拍出油画般的效果,拍出新的意味,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突显人们从原始的愚昧中焕发出的呐喊的力量,表现从贫瘠的黄土中生发出的荡气回肠的歌声。《黄土地》之所以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力量,那是因为他们用镜头深入到了中华文化的骨髓,激发了那种最原始的力量。
在《黄土地》中,张艺谋希望找到“黄色山岭上的一条白色小路”,扛着摄像机跑了很多地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黄色山岭,与自己想象中十分契合,也有一条小路,可那条小路是灰的,不是白的。张艺谋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陈凯歌,然后由陈凯歌率领整个剧组在那条灰色小路上走“卓别林步”,硬是将那条“理想中的白色小路”给踩出来了。
这件事充分说明,“第五代”导演,尤其是张艺谋,在追求画面效果上那种求极致的精神。这种极致就是力量。用画面来宣泄力量,恰恰是“第五代”导演的成名法宝。
张艺谋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最大的特点还不是他的创作才能,而是他玩命的工作作风。他说:“我对艺术要求严格,对自己更狠,干起活来能不吃不睡,不洗不涮。”拍《黄土地》在陕北前后有两个多月,这两个多月里,他每天都穿着同一双胶鞋,甚至连袜子都没穿。那段生活也极其艰苦,因为广西这样的小厂根本拿不出多少钱来,他们不得不节省开支,甚至连正餐的饭都省了,啃点面包了事。拍完最后一个镜头,撤离陕北,赴北京洗印途中遇上了大雨,道路极其泥泞,车子陷住了开不动,他们几个人只好下来推着车子往前赶。到达太原之前,张艺谋让车子停下来,表情严肃地脱下了那双跟他两个多月的胶鞋,恭恭敬敬地放在公路中间,像是完成某种仪式地说:“你跟我不易,现在我拍完了,我把你留在这儿,真有点难舍难分呀!”
《黄土地》样片出来后,在北京试映了几场,引起巨大反响,甚至可以说引起轰动。因此,“第五代”导演正式破茧而出也就成了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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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和八个》终究未能通过审查,《黄土地》的公映时间也还没有最后确定,但主创人员都出名了。一时间,圈内都在谈论这几个人,尤其是谈论陈凯歌和张艺谋。
机会就在这样的时候找上门来。有人拿着一个电视剧本找到了陈凯歌。这个剧本叫《强行起飞》,故事说的是国庆三十五周年大阅兵,参加检阅的空中梯队克服重重困难接受检阅。
拍电视剧要比拍电影轻松,拍摄地也相对固定,选在北京甘家口。张艺谋于是给肖华写了一封信,希望她带着女儿末末到北京来和他团聚。
这是肖华第一次接触张艺谋的那个电影圈子。在北京,她最初住在姐姐家,后来因为拍《强行起飞》,和空军政委的女儿高力力相识(她是后来《大阅兵》的编剧)且成为好友。高力力知道肖华住在姐姐家,要见张艺谋一次不容易,当即表示将自己在甘家口的一套房子借给他们。于是,他们搬到了甘家口,在那里安了一个临时的家。
这时期以及电视剧《强行起飞》,在张艺谋口中很少被提到。这是张艺谋拍的唯一一部电视剧,此后他再没有接触过电视剧。
张艺谋和陈凯歌是同学,一起合作数次,那么,他们之间有矛盾吗?有过,但这种矛盾是在艺术上的,而不是私人感情上的。两个人私下里是好朋友,但在艺术领域却又明争暗斗。这种争斗,不是意气之争,不是情感之争,而是目标之争。或许也可以说,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却又一定要找一个外在的参照物。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形?大概与张艺谋骨子里的那种艺术感觉分不开。最初的一段时间,张艺谋作为摄影系的毕业生自然只能摄影。但拍了几部影片后,他发现,其实在前面两部影片中,自己更多参与的不是摄影而是导演。于是他就发现了自己的另一大优势,如果搞摄影,张军钊、陈凯歌根本不能和自己一较高下;相反,如果是当导演,自己定然和他们有得一拼。
有一件事,证明了张艺谋在这一时期便已经下决心要当导演了。
有一天晚上,罗雪莹来甘家口张艺谋家做客。罗雪莹是中国影协的,很喜欢和张艺谋侃电影。这一次,罗雪莹给张艺谋弄来一个本子,写的是对越自卫反击战,人情味很浓,景致也很美,她非常喜欢。她告诉张艺谋,她已经向写这个本子的作家介绍了他,对方也喜欢张艺谋的风格,希望他能接下这个本子。张艺谋十分认真地想了想,婉言谢绝了。他的意见非常明确,这个本子不合他的口味,他喜欢那种苍劲、浑厚的东西。
肖华说,她个人认为,张艺谋之所以没接这个片子,还有两个想法没有说出来:第一,那时他认为自己改行当导演的时机还不成熟;第二,对越自卫反击战是个很敏感的政治题材,由于他的家庭问题以及《一个和八个》的教训,他对这类题材十分慎重。
但是,这件事至少说明张艺谋已经有心要转行。
肖华这次来甘家口,是向学校请了长假的,只能拿到60%的工资,张艺谋的工资又在广西发,不回厂就拿不到,所以,一家3口的生活只能靠肖华的30元工资和张艺谋的一点外景地补贴。早期同他合作较多的电影演员王学圻也证实了这一点。据王学圻说,当年,他们一起拍电影的时候误了餐点,或者讨论本子搞得太晚,不得不出去吃饭。可每次往餐厅一坐,便不得不考虑一个钱袋问题,最终很可能是点3碗面而已。
此时张艺谋的整个生活正在悄然改变。
有一天,张艺谋回到甘家口的家,肖华正在厨房里做饭。他到厨房转了一圈,又到房子里转了两圈,再次来到肖华身后,还是一言不发。肖华觉得他今天反常,抬头看他,发现他脸上显得极其兴奋,便问:“有什么事吗?”他很神秘地看了她一眼,坐到凳子上,缓缓地说:“今天有人告诉我,我因拍《黄土地》得了这一届金鸡奖的最佳摄影奖。”
金鸡奖是当时电影专家评出的中国电影最高奖,能够拿到这一奖项,说明张艺谋登上了这个领域的巅峰。此后,张艺谋一路凯歌,因《黄土地》拿了一大堆最高级别的摄影奖,跃入了电影摄影界的大师之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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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此时张艺谋觉得改行当导演的时机还不成熟,那么,到底是什么事促成了张艺谋下定最后决心?有分析认为,是因为陈凯歌和张艺谋合作的另一部影片《大阅兵》。后来人们传说张艺谋和陈凯歌有矛盾,也是源出于此。
有记者采访王学圻,问张艺谋和陈凯歌之间是不是有些分歧。王学圻承认说:“对,是后来产生了一些分歧,在《大阅兵》期间可能会有一些。他们心里都明白,就是说不是像《黄土地》那么默契。艺谋是不太爱说话的,只是有了自己的想法,会更加坚持一些。有时候凯歌发脾气,我知道恐怕是他肚子里有点……”后面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有点不满。”
《大阅兵》是《强行起飞》的副产品,或者说,是将《强行起飞》进行一些修改之后浓缩的一个电影本。在这个本子中,张艺谋和陈凯歌之间到底出现了什么分歧?谁都没说。但从王学圻的只言片语中可以推测:张艺谋因为太想当导演,又有了前两部影片的经验,此时有些角色错位,时不时由摄影的位置跑到导演的位置上,替陈凯歌出谋划策。虽然他的想法常常是很出彩的,但他的身份毕竟是摄影师,陈凯歌才是真正的导演。
要说矛盾,也完全是性格的矛盾。至于陈凯歌,对张艺谋应该还是很服的。当初他们第一次合作拍《黄土地》的时候,陈凯歌就没有一点导演架子,甚至在称呼上也显得特别谦虚,称张艺谋为“张大师”。
另一件很重要的事是:吴天明来找张艺谋了。
吴天明是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同为电影厂厂长,魏必达籍籍无名,吴天明却是大名鼎鼎。吴天明找他有两件事:第一,希望他调进西影;第二,希望他担任即将由自己执导的一部影片的摄像。
西安毕竟是自己的家,张艺谋自然想调回去。可转而一想,人家广西厂对自己不薄,自己就这么走了是不是有点忘恩负义?再说,那时的调动是要两边单位都同意的,广西厂肯定不会做这种赔本的事。张艺谋因此和吴天明商量,能不能先设法将肖华调进西影厂,一段时间之后,他向广西厂提出请调也说得过去。吴天明果然爽快,时隔不久,肖华调动的事完成,被安排在图书室,并且破例分了一套一间半的房子。显然,西影厂以及吴天明为了得到张艺谋,确实是顶着压力不惜血本。
1985年底,张艺谋回到了西安——不是调动,而是借调。
广西厂还是开明的,考虑到张艺谋两地分居,也考虑到张艺谋如今是大名人了,电影界借个导演借个摄像并不是特别的事。何况西影厂是大厂,能够向自己这边远小厂提出借人,那说明自己已经被人重视了。张艺谋和广西厂签了一个合同,由西影厂借用一年,一年后仍然回广西厂。这一年的任务也十分明确,那就是协助吴天明拍《老井》。
《老井》是又一个反封建故事,发生在黄土高原的老井村。吴天明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张艺谋又是一个极善于表现力量的高手,两人的合作,使这部电影就有了60%以上的成功率。剩下的问题,就是要找一个能够表现这种力度的演员。这个演员当然不能是奶油小生的类型,找什么样的呢?吴天明给导演组下了一道死命令:就找张艺谋这样儿的。那是哪样的呢?用吴天明的话说就是:“外形要像太行山的石头,硬朗、结实、有棱有角,气质要深沉,质朴中有股阳劲。”
可是,吴天明派出的4组人马跑遍了全国二十几个省市,带回一大堆男演员照片,却没有一个与吴天###中的孙旺泉对上号。电影不能开机,吴天明急得跳脚。这天,吴天明走出电影厂,远远见一个人向自己走过来,他心中一动:这不就是自己要找的孙旺泉吗?近了一看,乐了,竟然是张艺谋。这件事让吴天明开始深思:能不能就让张艺谋来演呀?电影史上,不知有多少并未演过电影也从未经历过演艺训练的人一上场就演活一个角色的。
吴天明说:“艺谋,我正找你呢,你敢不敢演孙旺泉?”
当导演,张艺谋有梦想;可当演员,他还真没想过。拍电影的时候,剧组成员为了充人数,往往会自己上场演一些配角。可这个孙旺泉是男一号呀!张艺谋的第一意识是:这事儿怎么找到我头上来了?转而再想,不就是演电影吗?《老井》这个本子,他研究好长时间了,对于孙旺泉这个人物他吃得是很透。在他看来,自己和孙旺泉之间似乎有一种天生的默契。既然有了这种默契,为什么就不能演?别人能当一名好演员,他才不信自己不行。他说:“《老井》不怕砸,我就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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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天明拉着张艺谋转身便走,来到剧组立即向大家宣布:孙旺泉找到了,就是张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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