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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们-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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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开始窜个子了，经不起饿，好象女儿就该喝西北风似的。
从前，吴玉兰食宿在学校，有点助学金。当红卫兵大串联回来后，一家五口围着个小木甑，连掺红薯块的苞米饭都吃不饱，熬稀饭还要加豆渣。自家一年难得磨一次豆花，故也没豆渣作副食，全靠去菜蔬社豆腐房买。那本是喂猪的东西，但买去作人食的还不少，每次都要排半天队才有可能买上。
其实豆渣稀饭也很香，它确实不难吃，所以每次喝它都要胀得肚子疼。张清华说她：“你咋个那么爱喝豆渣？胀成个老母猪嫁给哪个去？”吴玉兰不在乎：“哪家有豆渣嫁哪家。”妹妹经常因为弟弟受到过分照顾而向妈提抗议，吴玉兰后来也公开支持了妹，妈才给弟弟规定：“只准吃饱不准吃够。”并给他传授了：“吃饭不喝汤，＇肚子＇像个大崖腔。”的营养诀窍。
张清华家有什么好吃的，常要把吴玉兰拉去或骗去。尽管张清华全家对吴玉兰都非常地喜欢，但每次端起她家的饭碗时，吴玉兰都自惭形秽，觉得有被怜悯之嫌。加之在她家经常还会碰上些男同学，吴玉兰不爱与别人多打交道，所以，有好长一段时间，她与张清华之间便疏远了，成天呆在家里看小说、补旧衣，和妹妹一块精心筹办“无米之炊”，任它*的伟大洪流从身边滚滚向前。
后来，武斗似乎成了*的需要，而且变成了光荣与时髦，张清华和许多女红卫兵都从了“军”。几经犹豫，吴玉兰也到了前线。
人们也许做梦也想不到，这个集聪慧文静漂亮能干自爱等等优点于一身的妙龄女郎，到前线的主要目的竟是为了吃！不是相中了那儿的“油大”，她习惯了清贫、不馋，而是相中了那儿的“大锅饭”不收学生的伙食钱能为家里减少一张嘴＇它的讨厌之处就在于总要吃东西＇，当然，也满意于那儿能逃离饥饿。最美妙神奇的身子，也得五谷去填充，她可从小是被饿怕了的。
有时她也不无讥讽地哀叹自己的革命情操：怪不得旧时有人把当兵叫“吃粮”。
这次回家，吴玉兰既给张清华当了“伴娘”，又把攒下的二十个点心饼子和十五块钱交给了喜出望外的妈，另外还有一挎包张清华和司机执意要给的大梨。饼子是行军或外出回来误了开饭而发的干粮，质量仅比中秋月饼稍差；钱，按她胆颤心惊的感受来说，则是数月来的贪污，有时单独出去给连队买菜买柴，几分钱角把钱地搓下来的，弄一点要提心吊胆好几天。其实她总共只有约十块钱的不光彩收入，为了让爹妈更高兴，她把自己多年来千辛万苦攒下的私房钱，也填了一半进去了。
不知母亲已阔起来了的妹妹说：“妈，姐儿回来了，这个月少卖两张肉票，拿几天不吃菜，割一斤肉来吃吧。”城镇居民每人每月定量半斤肉，凭票供应。如暗中转让一张法定不准买卖的肉票给别人，可得三角至三角五分钱的“酬谢”，家中五口人，因此每月常有一块好几的额外收入。
母亲得意地慢声回答妹妹：“我晓………得。”弟弟连忙抓起菜篮，瞪着大眼嚷：“我去排队！”妈看着他，对桌上盖着筲萁的瓦钵神秘地一努嘴，小姐弟俩争相奔去：
“嘿，这么多！”
全家都欢心地笑了。
吃饭时，父亲很遗憾吴玉兰不往荤菜碗里动筷子，不相信前线真的天天都有点肉吃：
“哪会有那么多猪儿来杀哟？”
“不是我们自己杀猪，”吴玉兰笑着，用拿筷子的右手手背掩住口，“是这些地方运去的肉，不相信你就去看嘛。”
父亲真想去，有些年纪与他差不多的群众或当权派，也争取上前线为红色政权效忠去了，但那些人都有点特殊，要么是真正打过仗的老兵，要么是新政权准备结合的当权派，而且是绝对没参加过联派或类似联派的人。父亲没这些去挣“表现”的资格，作为一名联派的“普通分子”， 他只能在清管所里小心翼翼地努力干活，现在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因红派的人成天忙着“抓革命”，而“促生产”的事，基本上就全由受压的联派群众们承担了。他试探着想叫吴玉兰把妹妹也带去过几天好日子，她俩与他的派性观点不同，在学校里都是红派的红卫兵。
吴玉兰苦涩地笑笑：
“有一个去送死就够了。”
“我自己去。”妹妹自信地说。她的同班同学也有在前线的。
吴玉兰瞟了她一眼：
“去了也要把你撵回来！”
“怕你撵？”妹妹扒着饭，不看她。
“嘿！我俩就打个赌，你信不信？”吴玉兰抿嘴笑着打量她。
弟弟趁火打劫：“大姐儿是见过毛主席的真正老红卫兵，到哪儿都吃得开。你算老几？无名小辈！”
妹妹站起来，神气地在胸上一拍：“老大！”转身去舀饭。吴玉兰微笑着遐想，妹妹已快同自己一样高了，气色也比以前好得多，看来自己到前线的这几个月没白混。遗憾的是她仍相貌平平，与自己相差甚远，看来“女大十八变”是没啥指望了。可是，自己又混得怎样呢？她赶紧收回心思，低头扒饭。
在家里只呆了七天，吴玉兰就搭乘去前线的车走了。她不仅怕多消耗了家中的粮食，还暗中失落着黄成对她的归来毫无反应。黄成离开前线没告诉她，意味着绝裂，她回来当然也不会去找他。但就这么一个小城，已变相失学又无业的同学们相互间来往很频繁，消息极灵通，他不可能不知道吴玉兰已经回来了。她绝不会主动去找黄成，却想象着黄成如何光临寒舍；虽然怕在街上猝然碰上黄成弄个大红脸………她深知自己那没出息的脸皮，又鬼使神差地拉着妹妹或好同学经常在街上闲逛，一直“漫步”过了黄成的家门好远才回头，每次都无功而返，走得心灰意冷脚发软。
张清华只顾忙着高兴自己和云南小伙子的事，而且早将吴玉兰断绝了黄成的事告诉了同学们，弄得吴玉兰骑虎难下。“好马不吃回头草”，这哭笑不得的日子实在难过，吴玉兰逃回了前线。
不久，张清华捎信到前线，邀吴玉兰同她一起上云南去玩。信中讲，县里马上要动员红卫兵上山下乡，据说在前线的也要全部通知回去。信纸上，“此风不可不躲”的后面打了三个感叹号。
吴玉兰可不想躲上山下乡。在城里吃闲饭的滋味早领教够了，自己的家境哪敢与张清华家比，还不如到农村去自己养活自己。要说倒霉，全国又不止一个两个，中学生是成千上万。她更不想也嫁到云南去，在那苍山如海的地方给张清华当一辈子的伴娘。张清华有个可心的人儿在那儿是另当别论，至于她，指导员的小刀还在腰间，黄成的事尚令人犹豫不决。
吴玉兰希望黄成也来信告诉她有关上山下乡的事。凭直觉，她总觉得黄成极可能会来一封简短的信，装着仅同学关系似的说说这个消息。上山下乡是一辈子的大事，黄成如果对自己没死心，就应借这事来“丢块石头试水深”。她也想主动给黄成“扔块不卑不亢的石头”过去，但始终没敢冒昧动笔。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上山下乡的风声也越来越紧，她居然梦见了黄成和传说中的桂林山水，在那风境如画的地方，她和黄成像牛郎织女一样男耕女织……
两个月后，县里突然出了大事。本县逃亡在外的联派武斗人员，趁红派武装主力远在外县，而“县革筹”＇“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办公室”＇的头头们又忙于权力分配之机，借助四川和贵州临近几个县联派武斗队的帮助，从贵州方向出人意外地打了回去，并牢牢地控制住了地盘和局势！
红派损失惨重，除了“县革筹”的大红牌被手忙脚乱地取下扛了出来外，其它各单位“革筹办”的牌子通通遭了厄运。它们有的碎成了数块散在地上任人践踏，有的被飞快地倒着钉在了厕所门框上，有的让人们兴高采烈地拥戴到桥栏边，然后一头栽下小河，得到的祝福是一路顺风地漂到太平洋！有的则既没为粪便作标也没背井离乡，而是被砍破了脸，任凭风吹雨打地插在河边垃圾堆上了，总之，一夜之间就变得非常地潦倒。没来得及逃走或没想到逃走的红派大小领袖及骨干们，都得到了重视和处理，有的游街有的挨斗，有的则在牢房里被打得鬼哭狼嚎。于是，吴玉兰和本县众多的红派男女老少，转眼便成了有家难回的流寇。
吴玉兰从逃出来的红派红卫兵头头口中得知：“黄成已在县城陷落前不久上山下乡走了，落户在本县的一个偏远山区，他们是县内第一批红卫兵知青。据驻校军代表说，第二、三、四批肯定还要动员，但在什么时候，就谁也说不准了。”听完这消息，她懒懒地回到宿舍。宿舍里没人，她歪靠在被盖卷上，额压双臂伏躺了好半天。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九章
九 汪 秀 梅
“县革筹”被打出来时，大家觉得好象天塌下来了，有人竟嚎啕大哭。
万没想到，因为人多，日子好混，不久居然就习惯了。
由于上有专区和省里某些领导的支持，下有泸州、纳溪和合江等地本派战友们的接待，他们几乎享受上了驻军的待遇，给养住行等皆不成问题，除了帮哪儿打打仗，或维持维持治安，好多时间都是饱食终日寻欢作乐。下棋打牌、聊天闲逛、赌博打架，或吹拉弹唱，跳舞演戏，成立宣传队等等，有的是打发日子的法子。加之男女混杂同舟共济朝夕相处，亘古伟大的爱情，享受到了千古渴望的绝对自由，也幸福地四处萌发成长。管他已婚未婚，反正在这儿是孤男寡女，一男一女亲亲热热地在同一脸盆里洗脚，“同志”之间比两口子还亲密地偎依在一起，或招摇过市地形影不离，认多情的干哥哥干姐姐干妹妹干弟弟，成立“侦察小分队”去街上发现和尾随欣赏漂亮女郎，与附近的幼稚小姑娘交“朋友”，为争风吃醋打架、拉小集团……，生活内容充实极了。
不料没过多久，也是被赶出来流亡的某个县的队伍中，一位被小伙子们尊称为“人种”的中年连长，被年轻的情敌射伤了肚子和大腿，险些儿丢了命。而那个想保护女朋友的小子，当然被作为杀人犯给关了起来，带上了沉重的土脚镣，每次招摇过市地被押出来吃饭或解手时，除了满身的伤痕引人注目外，哗啦啦的脚镣声也十分响亮。就要这个效果！让大家知道犯上作乱决没好下场。
几天后，曾当过地委副书记的前线总指挥，从成都开省革委扩大会议回来，给各县市头头开“吹风会”时，顺便提到了此事。他痛心疾首，给自己的队伍下定义：
“……这哪像出来干革命？像土匪！土匪还有土匪的规矩。争女人，搞火并，这是要上军事法庭，要枪毙的呀，同志们。军队里最怕火并。我们不是正规军，要求是差了一点，但我们百分之百是共产党的队伍，要有军风纪，要知道我们是为了谁，代表谁。家乡父老、老婆孩子天天盼着我们回去解放他们，有人却乐不思蜀另找新欢！噢，我说的是个别人、少数人。但确实有，不仅是排长连长，还有上面的领导干部，也在那儿犯法，犯什么法？婚姻法！非法同居！影响大、不像话。群众有反映我也有调查，没乱说，同志们。这事一定要注意，不是一天两天了，要整顿，要注意小节，不能因小失大……”
会后，如果有谁认为，吴玉兰他们这个县第三营的陈营长会灰溜溜的，那他就刚巧猜错了。他心情格外舒畅，双手插在裤兜里，一人在营部指挥室里踱来踱去吹口哨。他想，这下总有借口叫汪秀梅同自己拉开距离，逐步结束尴尬的同居了。
他们这个县是一个团，共有三个营。他带的第三营，是本县最骠勇的一支人马。他打算把汪秀梅搞到第一营去，因为正巧头几天第一营的医生不辞而别了。那个婆婆妈妈的男医生，怀疑几个小伙子偷了他的麝香，并生气地叨叨，说那名贵的玩艺儿是被偷去给女孩子堕胎去了。这便大大地毁了人家的名声，几个小伙子笑嘻嘻地走进医疗室，美美地给了他脸上几巴掌，当天就把他拍回县里去了。由于医生算叛逃，而且是干预人家的个人问题，大家就觉得几个小伙子打得好！按陈营长现在的看法，也算给汪秀梅提前打出了空位。至于本营的医生么，他准备把三连的卫生员吴玉兰提拔起来临时代理。那姓吴的丫头不仅漂亮人缘好，还聪明懂事好学，已完全能胜任一般的医护工作。真的谁有了大伤大病，直接往团部医疗队送就行了，离了“泼妇”天塌不下来，她可以放心地 “去她妈的！”何况，一营不是主力部队，从不打硬仗，去了那儿危险小，对她也是个保护。
陈营长吹着口哨，把汪秀梅的前途安排得很周到。
汪秀梅身材高大脾气急、说话做事像个男人，一般男性对她不愿问津。她是泸州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被国家统一分配到这儿山区小镇当医生后，几年来一心想调回老家成都市里去，但在老家没社会关系可利用，也没找上合适的男朋友，故一直没调成。身边的低学历男性，她瞧不上，而分到山区来的、凤毛麟角的大学生男性，又不去瞧她。高不成低不就，已三十岁出头了还没嫁人。
平心而论，如果不讲她坚硬泼辣的个性，她身材虽高大但不失匀称，面孔说不上漂亮却也没资格算丑，皮肤颇白净，这就使她也自有一番动人之处了。夏日酷暑，她穿着只到腰际的短袖衬衣，高挽着裤管去小河里淌水，让镇上的男女老少皱着眉头打量她的大白腿、看她躬身戏水时露出的白皙腰；冬季长夜，她和那些寂寞清高的男中学教师们围炉清谈，不经心地互碰着膝盖，谈政治、讲人生，还管招待瓜子茶水。最令小镇心神不定的是，既然如此，她竟然又年过三十了不嫁人，这就肯定有问题了！于是，上至区委书记下至附近农民，纷纷惶惑地对她侧目而视，觉得她是从资产阶级花花世界里跑来的、对社会很有影响的祸害，暗地里一致认为，应当对她进行点教育。
六六年夏天，机会来了。从北京掀起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巨浪，在各地天兵天将红卫兵们的推波助澜下，一浪高似一浪地扑向全国，打进了小镇。那天，由区公所的基干民兵带队，一大群红卫兵和红小兵拥进区卫生院，给她送来了一顶两尺多高的纸尖帽，帽徽是“臭资产阶级分子、女流氓”。由于她医术颇高明，对其他医生和领导又不太敬重，区委书记指示：“要搞就把她搞老实。”制帽人在帽后还贴了一条宽飘带，上面赠了个“反动知识权威”的大名。
别致的尖尖帽和披风，转眼间被她扯成几段撒出窗外，不幸又固执地飘回来的一片，还被她漂亮的成都皮鞋追过去跺踩了几脚。又一个转眼间，群情激愤的“兵”们，在门诊室里把她推了个晕头转向披头散发，吓得几个正等着她看病的男女农民一跑而光。她不敢对孩子们还手，便终于被前呼后拥地推到全区群众大会上去了。不一会儿，一块争分夺秒赶制出来的大纸牌，被红卫兵们挂到了她的脖子上，因为她刚才对抗了红卫兵和红小兵们的革命行动，也就破坏了无产阶级*，地位自然就提高了，牌上的名称变成了“现行反革命”。由于成年“革命家”们对风情方面的“阶级斗争”特别重视，有人又咬着笔无耻地爬上台，在牌上补上了“女流氓”三个字。
那天，作为小镇“破四旧”的一大丰硕成果，她被批斗后又游了街，身后还率领着一大串“牛鬼蛇神”及地富反坏右分子。
从此，她就成了镇上*不可缺少的人物，一旦需要坏家伙们去接受批斗时，民兵和红卫兵们就定会来揪她。她曾经扭打对抗，曾经想逃跑回老家，态度十分恶劣，结果唯一成功了的，只是不写交待和长期地缄口不语。有一次，红卫兵还用竹棍打她，务必要弄出点口供来。按他们的解释，不触及她的皮肉，就触及不了她的灵魂，因为“无产阶级*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不久，进入秋天后，中央公布了《关于无产阶级*的决定》，给全国受*的革命群众一律*。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发表：“……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并在上述《决定》中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的首要问题。”八月三十一日，*在接见外地来京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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