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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们-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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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腥耍克俏颐堑呐笥眩空飧鑫侍馐歉锩氖滓侍猓彩�*的首要问题。”八月三十一日，*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公开转告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北京大学受工作组压制的红卫兵得*后，矛头直指向了昔日工作组的领导王光美，继而追击上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全国受*的革命群众喜获昭雪后，自然成了“响铛铛，硬邦邦”的左派；官办的红卫兵解体，自组的红卫兵如雨后春笋出现，去帮助革命群众大抓各单位的当权派。一时间，只要是当权派，都成了坏蛋。
一夜之间，汪秀梅变成了大左派，由于她在每次斗争会上都负隅顽抗死不坦白，便荣膺了全县文教卫生系统中“最坚定的老造反派”桂冠，名噪得在全县都有了名气。县文教卫生局局长，戴着旧草帽，穿着膝上有大补巴的旧裤，以示自己是和群众心连心的民众，专程到小镇上去看望她，召开全医院群众大会宣布给她再次*，并向她深深地三鞠躬。区委书纪，应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们的强烈要求，在全区群众大会上，给她赔礼道歉，为她受到的*，向毛主席请罪，按毛主席的岁数，向毛主席像行七十三个九十度大鞠躬礼，因第一次质量肯定不行，大家不满意，连着又行了第二遍，只差没把腰折断。
群众也有表示，众多的战斗队把袖章赠给她，甚至邮给她！只要她承认是他们的成员之一就行。
往后，*向纵深发展，六七年年初，“刘、邓‘陶”被胜利揪出打倒后，中央颁布了《关于在无产阶级*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全国顿时掀起了*反革命的高潮。
在这次浪潮中，没人再敢乱动汪秀梅，相反，她真正所属的那个群众组织，还因她而得了福，成了帮公安局抓坏蛋的“广大革命群众”。他们在“公检法‘卫东彪’战斗团”＇保卫毛泽东和*的战斗团＇的指挥下，同全国各地一样，把文件中规定的：“功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的原则大大发挥起来，不仅把那些管不住自己的舌头，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等首长有疑惑的人也通通抓捕，而且，顺理成章，将那些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为名，趁机闹工资福利待遇、想把知青户口办回城、要求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为自己或亲人在“四清”“反右倾”乃至“反右斗争”中的冤假错案上访喊冤的人，甚至个别平时办事没分寸招人嫌恨而有民愤的家伙，全都要抓个干净。
其时是阳历二月，此次大抓捕便被称作“二月镇反”。
高原山区的农业小县，冬季农闲时节较漫长，各项工作也不太紧迫＇即使紧迫，也没人顾得上了＇，正是大干革命的好时光，全县各行各业的革命精英们，早汇集到全县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县城里来了，不料却迎头碰上了“二月镇反”。
在那些幸福的日子里，在县城里，虽然汪秀梅懒得出面，但她的战友和部下们却忙得昼夜难分，他们提着手铐，高举战旗，跟在“‘卫东彪’战斗团”后面四处出击，努力地把公安局的牢房塞了个满。他们心中也嘀咕：是否抓过了头？有些被抓的人还没自己跳得欢。但据说上头有人强调：“矫枉必须过正，否则形不成新气候。”何况大祸临头，自己能幸免就不错了，而且，趁此捞上个真正的左派身份，更是终生享用的事。
老天真有不测风云，镇反工作尚未收尾，中央又下令彻底*，“反革命”们纷纷出狱，有的人出来时还披红带花、鞭炮欢迎。而汪秀梅，人怕出名猪怕壮，虽然对抓人的事操心不多，即使干了点活，也很女人本性般地被动，但仍转眼又成了“罪该万死，死了活该，拿去喂狗，狗都不吃！”的“遗臭万年的黑打手、女流氓”。
原因很简单：她所在的战斗团土崩瓦解，昔日的战友或部下成立了新的战斗队，不仅没她的份，为逃罪责，还说她是他们的幕后指挥，“反戈一击有理”，借揭发她为名，大肆公开镇反工作内幕。他们不敢与公检法的人反目，便真真假假地把好多事含混地推到她头上，因此，曾被他们视若珍宝的“压船铁”，今天就成了臭狗屎。
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在民间，所谓的关心国家大事的*，实质上变成了为生存而战的挣扎和残杀，各种漂亮的革命口号，只不过是谁也不敢丢下的盾牌和长矛而已。在那“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是一切的日子里，只要是逃不出政治空气的人，都以渴求生命般的悲哀，人人自危地、紧张地招架着生存环境。为了能活下去，尽管势孤力单，汪秀梅自卫了。
她一人挟着大字报，端着浆糊盆和毛刷，辛勤地出现在大街闹市上，用一张又一张写满了字的大纸，使行人纷纷惊讶地停下了脚步。
她所知道的真实的镇反工作内幕，在大字报栏上，令不少人物狼狈不堪，使他们恨不得宰了这头发了疯的母牛。于是，她的大字报，浆糊未干便有人加批语。批语简洁、有力而醒目，就是漆黑斗大的“放屁！”二字。由于覆盖力不理想，后来内容变神圣了：最后一张还没贴上，前面的几张就被盖上了“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或“共产党万岁！”的新标语。一帮无限热爱党和毛主席的人，抱着大红纸，拿着大排笔，提着一桶黄广告颜色，兴高采烈地尾随着她歌颂党和毛主席，因为太热忱，有一次还同她打了起来。她身在异乡，而且已成了孤家寡人，十分地无奈。
以出狱者们为骨干重新组建起来的红派，毅然决定为真正反戈的汪秀梅保障“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权利。他们派出了众多的彪形大汉，帮她贴大字报，抄下其重要内容，并以本战斗团的名义，及时地在上面写上 “保留一周”、“保留十天”、“毁盖必究”等警告，俨然汪秀梅成了他们战斗团的人。
联派不甘罢休，等汪秀梅和她的保驾人走后，便在大字报的边空上练起了书法，专习“放屁”“造谣可耻” 甚至“政治流氓女光棍”等内容的行楷。那天，书法家们被当场拦住了，但他们不心虚，反而竭力要人们明白，这是毛主席教导的“要节约闹革命”的、最好的“四大”形式之一，并谦虚地说，这不是他们的发明，而是从首都北京和省城成都学来的，他们只不过在推广而已。
无私的推广者竟挨了拳脚，拿到街上来使用的文房用品，也落了个斯文扫地。
不久，在红派的盛情邀请下，她去他们的万人大会上作了一次象征性的揭发，台下掌声雷动，她便自然地成了红派。但她拒不参加任何具体组织，自称逍遥派。
武斗刚开始，她就应邀上了前线，在三营当医生。较高明的医术和认真的性格，加上全县造反派*的身份，使她迅速获得了较高的地位和声誉，也引来了正和老婆打着离婚官司的陈营长的敬重和爱慕。
陈营长见多识广、汪秀梅而立之年，两人地位、年龄、志趣、性情又多处同一档次，在法制和世俗观念正遭冲毁的年代和环境里，风雨同舟朝夕相处，没多久，这一对都处于感情危机中的怨女旷夫，便相互吸引到一块去了。
开始，二人还略有顾忌，事情只是个公开的秘密。后来，既然大家都知道了，而且无话可说，象征性地各处一室已毫无意义，反正陈营长肯定要和老婆离婚的，队伍沦为流寇后，为填补政治上的更大惶惑和空虚，两人便干脆住到了一起，等于先结了婚。
没料到，*的冒险爱情，只在文艺作品中伟大得令人垂涎，也只有在书中，干此勾当的，才定是社会的精英＇才子佳人＇。现实生活中，尽管谁都借前人来*壮胆，哪怕是个幼崽、混混、废物，甚至地痞无赖，一旦要死要活地爱起来，也就如书中或戏剧里一样可歌可泣，自视升华成了人中的精华＇这倒是个成才的捷径！＇，然而却常常是某种根本道德的缺失＇甚至将对方及其亲人毁灭也心安理得＇，即便成功，酿就的也往往是苦涩的婚姻。
因此，俄国的托老，一辈子总是一次又一次地为此大费笔墨，中国的曹雪芹，也派贾母出来笑道：“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绝代佳人’，只见了一个清俊男人，不管是亲是友，想起他的‘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哪一点儿像个佳人？就是满腹文章，做出这样事来，也算不得是佳人了！比如一个男人家，满腹的文章，去做贼，难道那王法看他是个才子，就不入贼情一案了不成？……有个原故：编这样书的人，有一等妒人家富贵的，或者有求不遂心，所以编出来遭塌人家。再有一等人，他自己看了这些书，看邪了，想着得一个佳人才好，所以编出来取乐儿。”＇《红楼梦》五十四回＇。
面对人们无声的鄙视和惊诧，他俩自视英雄地，悲壮地把自己献身给了伟大的爱情，众目睽暌下，才子佳人似的热成了一团火，追求着自己的幸福。
生活中的爱情和婚姻，跟文人酸脑瓜子编出来取悦于人的情节，有时大相径庭。
一切似乎成了定局后，没多久，汪秀梅感到陈营长徒有其表，其实有点俗，但事已如此，只好凑合。
陈营长却觉得，汪秀梅的硬脾气，比自己的老婆还有主意，人又不好看＇比老婆差得多＇，打算慢慢甩了她。 。。
第十章
十 陈 营 长
颇有男人阳刚之美的陈营长，曾在部队上当过参谋，几年前转业回县到百货公司当了名干部。
回地方后，他同领导老搞不到一块。六六年八月初，他学北京的红卫兵搞造反，贴了公司党支部书记的大字报，署名“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几天后，公安局就把他和公司里的一个采购员同时逮捕了，罪名都是“现行反革命”，因那采购员不久前从北京回来，给陈营长和其他一些人带回来了好多“首都的大好形势”。
其时，陈营长的两个男孩大的已六岁、小的三岁多。他那在县医药公司当门市部主任的老婆，既有不愁再嫁的姿色，又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在党籍与丈夫之间，她选择了前者，因为领导告诉她，如不考虑与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的问题＇比如离婚＇，就要考虑是否还当共产党党员和门市部主任的问题。她连忙给法院递交了离婚申诉，并揭发了丈夫在家中开黑会、妄图成立反革命组织的罪行。陈营长被押回单位接受斗争时，她还上台念了检举信。
谁知离婚判决书还未到手，《*中央关于无产阶级*的决定》下达，全国大*，陈营长和采购员双双光荣出狱。
陈营长回家后，收拾了些东西搬到百货公司四楼上，从此就没回过家。他几次去法院催离婚，法院一拖再拖，老婆也坚决不肯了。老婆说，那时是为了两个孩子，怕他们当反革命子女。他则常用写大字报的剩墨水练习写；“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两者不为毒，最毒妇人心。”坚称老婆是比男人还有野心的“野心家”，一提起就咬牙切齿，不理睬老婆的任何“花招”，一心当着县里的革命领袖之一，全心身地大干着*。
六七年年初“二月镇反”时，为了确定抓不抓陈营长，有关人士开了好几次会，最终决定，因他是前次公开*了的“大人物”，不轻易动他，等运动后期再说。
在那凄风苦雨的“二月镇反”中，他成天呆在百货公司的四楼上，紧张地等候老天的判决。在玻璃窗后，他时刻观察着下面大街上的喧闹，目睹了许多使他胆战心惊的场面。
凡有名气的人物一旦被抓，都要戴着手铐或背着麻绳到街上来风光一下，有的还是艺术造型………“苏秦背剑”：一手从肩上一手从腰后在背上铐在一块，形象是鬼一样地狼狈痛楚，境遇是人人喊打。
有的人，上午还帮着公安局押着别人从楼下经过，振臂高呼“*一切反革命分子！”雄赳赳地很令人羡慕的左派模样，下午就被缚成只小鸡似的，让他人押送着，沮丧地在街上款款而行了。
那时候，与前段时间相比，整个世界好象又颠倒了。
他也颠倒了。才三十岁左右、平时很注意外表的他，为了减轻挨打受捆的痛苦和准备坐牢的衣物，也为了显得安分认命，内衣便使劲地穿厚，外面也多罩了一套旧衣，兜里塞满了牙膏牙刷毛巾等生活用品，满脸的胡茬，一扫昔日的帅气潇洒，变得臃肿朴实而苍老，显得十分地忠厚本分了。白天，他开着房门静候动静，晚上和衣而睡，以便随时就擒。每早晨起床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在屋中跪下，向墙上的毛主席像磕头，向已去世了的爹妈磕头，祈求他们保佑他。并发誓：无论什么大好形势，这辈子再不上当，再不干提意见和造反的事了。
然而不久，又是全国彻底大*！
“二月受害者”们，几乎全成了英雄。出狱后，他们的革命地位，大多数都超过了陈营长他们这样的第一次受害人。而两次都受*的，更成了最有权势的左派，后来成立革命领导班子时，他们在各级班子里就当然纷纷地掌了大权。而陈营长，这个全县第一个写大字报的造反派*，却在县上和本单位里都大权旁落，只是个配角。
于是，陈营长有时气愤地想，“二月镇反”时，他妈的还不如又关进去住两天！
后来，县里的武斗队正式成立，编制是一个团，他也只当了个营长。但他满意了，在战场上干得很敬业。他曾担心只让他当个连长或副营长，如那样，他就决心不干了。
队伍刚刚沦为流寇时，大家有点惶惶不可终日。后来就无所谓了，慢慢地，各人都找到了点麻醉自己的法子。
成群结队、三三两两的战士们，无聊地四处闲逛。有些人则不知从哪儿弄来的钱和酒票，常常迷糊在酒店里，不时就来一阵子“流浪，流浪，到处流浪……”的印度歌曲大合唱，吼得满街的人全把他们观望。志趣在于玩牌的人夜以继日地大干，各种形式和内容的赌博，本来就是聚集乌合之众和打发无聊日子的好办法，现在更可蓬勃开展了。忙于谈恋爱、搞女人或过姘居生活的人，却仍感到时间紧迫，惜秒如金地同对象黏糊在一起，不顾旁人的嫉妒或不齿。其中，陈营长的表现也很出色，每晚都在医疗室里居家度日到深夜，有时上午十点多钟了还在里面睡懒觉。营部医疗室按例总占有两间屋，过龌龊生活理想极了。
没多久，炽热的爱情慢慢变了味，医疗室里越来越多地有了争吵。
一天，人们又听见医疗室里热闹起来：
……
“老子是黄花女，你敢不负责？”
“没人采的。”
“是哪个找哪个？一天到晚跟着追，是哪个二流子？” 汪秀梅怒吼声直冲云宵。
陈营长庄严地拉着脸走出来。他暗自发誓，绝不让儿子落入这泼妇之手。
他气愤部下和战友们。每当他狠下心来要教训这狂妄的母老虎时，乱拍马屁的他们就要及时赶来讨好劝架，好象她真的是营里的第一夫人了。这不要脸没人要嫁不掉的货，有人劝时更嚣张，大哭大闹地披露一些令人难堪的情史，想从舆论上压服他。
他居然没意识到，有的人去劝架，是假装关心或讨好，其实是去看热闹，去幸灾乐祸。
谁都明白，在各县市头头大会上，前线总指挥提到的军风纪问题，八成也包括了陈营长。
会后的第二天上午，陈营长拿定主意去了团部。团政委和副团长都不在，只有团长抱着被子坐在床上。陈营长向团长要求把他或汪秀梅调到第一营去，并暗示第一营正好缺医生。团长问那么三营的医生怎么办，他很有把握地说，本营第三连的高中毕业生吴玉兰勤奋好学，在一般医护上早已能独挡一面。
他满脸的沮丧和忏悔，从前总刮得像鸡蛋般光溜的下巴上，早已变成了森林。
比陈营长还颓唐的团长，披衣坐在被窝里静听着。这个被偏头痛和胃病折腾着的病夫，这个胡子巴茬的老头子，谁会相信他是个麾下有好几百条枪的“文攻武卫”团长？谁能想到他原是个县委书记兼县武装部政委？
这两三年，他命途多舛。六六年夏天，他按上级要求，在县内亲自领导了“破四旧”；秋天，也是按上级安排，又亲自给全部受害人员彻底*。因他是县内最大的罪魁祸首，便没完没了地接受批斗，并被碰断了一条肋骨。他自认罪有应得，转变思想紧跟形势，努力地要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持一致，心甘情愿地坚决支持造反派，不料又来了个“二月镇反”，堂堂县委书记，竟同造反派一块锒铛入了狱！正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时，又被人很不情愿地放出了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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