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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流-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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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涛经常让我意外。我们一大群人去国外陌生的城市，而往往记路最清楚的就是她。也许是我们对跳舞的女孩子的一个误解，我没有想到赵涛会去读小说，她有一次很突然地对我说，‘导演，我们要不要拍韩东的小说’，她就开始说他的新小说《扎根》是多么好，大段地讲述了韩东各个时期的小说。这又让我吃惊。”
清华南门的万圣书苑的二楼，弥漫着淡淡的咖啡香味，一个女孩儿张望着缓缓走过来，长发，齐刘海，面容沉静，眼睛温和。她看起来比屏幕上还要削瘦。
赵涛目前在北京舞蹈学院进行“专升本”的进修，功课繁忙，很快她会拿到毕业证。在拍过3部电影之后，她坦然承认了自己目前的困惑和茫然：她很想成为一名职业演员，却不知道是否真的可以走这一条路。
采访机缓缓地翻转着，无声地记录着这个女孩儿柔和而清晰的声音。她开始讲她的故事，和舞蹈，和电影，她因为电影而发生的转变，逐步呈现出来的热爱以及一种高度的清醒。她并不诗化自己的经历。她显得理性、内敛而清醒。而她沉默的时候，身上的激情在歌唱。
我亦为她感到欣喜。在这个明星璀璨、争相喧哗的时代，她所呈现出来的节制和自律之美，以及对内心诚实的守护、与虚荣和浮华对峙，这将为她赢得电影和艺术的尊重。
艾未未：一个世故的疯子（1）
一个世故的疯子，一个天真汉，这是一个有趣的艾未未。他是建筑师，也是艺术家，文艺书籍的编辑，他还是一个热心于公共事物的，散漫、即兴的知识分子。
●“尚且可以发声的雄性”
很多事情和艾未未有关。比如，奥运会的主场馆，他是中方顾问，可是他刚刚对着英国人的报纸大骂过它；他和那些在草场地建起的灰色房子有关，前去膜拜的文艺青年会嫌它不如798生动，而作为国内最早的艺术画廊之一，他确实没有把它商业化；他和一些汉代的陶罐有关，他摔下来为了 “证明重力原理”；他和一些书有关，1994年出版的《黑皮书》和之后出版的《白皮书》、《灰皮书》，已经成为记录上世纪90年代当代艺术发展的重要资料；他和一些摄影有关，在一组黑白摄影作品当中，他分别对着华盛顿白宫、北京天安门、柏林议会大楼和巴黎埃菲尔铁塔，那是他在“研究透视”；他和某些艺术家们有关，每天都有艺术馆和基金会的人、作家、摄影师和导演拜访艾的住宅，“他们连长城都不去，就来这儿，急切地想知道中国发生着什么”；他与世界三大艺术展之一的“卡塞尔艺术展”有关，实际上他是2007年“卡塞尔艺术展”上最出风头的艺术家，他带领了1001个中国人腾空而起，飞到德国格林童话的故乡，轻松地完成了一次时空转换的童话——那一次，一个大胡子在卡塞尔小镇被当成明星，而他在厨房里热心帮厨、扫厕所、背靠在树上蹭痒痒，或者和大伙兴高采烈地冒雨坐电车去看摇滚演出。
艾未未还和400只在天津被解救的流浪猫有关，他派车过去，和一些年轻人勾结起来，避免这些生物受伤害。前天他愤怒地和笔者说起一个儿子诉讼母亲虐待的案子，最后竟然没了下文，他因为这些荒谬的事情非常生气。实际上他有强烈的同情心，也许在精英阶层里，最容易被忽视的就是某种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然后他花了很长时间为北京青年杨佳的杀人案奔走、呼告、口出恶言，等等，以至于有人说，这个大胡子一定是疯了云云。
他公开抨击某些公众人物。他丝毫不掩饰他对张艺谋拍古装大片的鄙薄；他并不怪自己的老朋友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过于天马行空，因为他更忠于自己，甚至忠于自己所处的年代；他更赞赏王朔，因为他在这个时代具备最大的诚实；他抨击媒体的娱乐性：“中国的这种表面的娱乐性，反对科学的，反对进步，反对确凿的事实。”他讽刺“精英”：“中国哪还有精英？中国没有精英。如果说大众都是苍蝇的话，中国的精英无非是绿的苍蝇，或者是翅膀上反光的那种，通常我们最喜欢把苍蝇拍拍过去的那种。”
不管怎么样，艾未未是主观的、情绪化的、决断论的。他并不忌讳在媒体上大放厥词。他不但骂过他的同学张艺谋的电影，他还骂过风马牛不相及的院士钟南山的电脑。他用“无耻”形容过许多人，他也看不惯父母、家庭、朋友、社会和任何权威，最后他非常生气地说：“我最看不惯的就是我自己”。
这是典型的艾式语言，颠覆、调侃是他常用的修辞。他擅长制造语录，作为日常的消费。据他的朋友、艺术家李文说，艾未未甚至制造了一些类似毛主席语录的纲领，以假乱真。而他的朋友、出版商丁晓禾说，艾青、艾未未、艾丹讲话的刻薄，是有基因的，其实没有坏心，仅仅是即时的反应而已，对朋友也是这样。他经常看见在饭桌上，两兄弟无情地刻薄着、揶揄着对方。艾丹经常“不屑”地说“那个大胡子”。而艾未未却对记者说：“那个艾丹，大家都说是我弟弟，其实我根本不认识他，而且我还很讨厌他。” txt小说上传分享
艾未未：一个世故的疯子（2）
大多数名人更愿意隐瞒自己的时候，艾未未最大限度地暴露了自己。他擅长制造话语，这些话语与其说是他想传达给公众的一种姿态，不如说是他给50岁的自己一种暗示：“我是尚且可以发声的雄性。”他不忌惮使用大量爆炸性语言来表明他斩钉截铁的、势不两立的态度。
● 穷鬼和人格分裂者
其实艾未未吃过所有的苦。写下来的话，怎么也会比余秋雨深情，比赵忠祥丰富。
艾未未出生于1957年。童年，父亲艾青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4月，不满一岁的艾未未就随父母到黑龙江农垦农场，1959年转到新疆石河子垦区。他们住在“地窝”里，无非就是在地上刨一个坑。1978年，艾未未离开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来到了纽约，所有人都认为他疯了。在纽约的12年中，他花了大量时间轧马路、看展览、逛书店，他还兼职做过保姆、建筑工人、画匠等，甚至在大街小巷贴广告。他经常身无分文，有一次给某个著名男高音在歌剧院里跑龙套，“只要长着中国人的脸就可以。”他是如此寂寞，所以和另一个寂寞的纽约诗人金斯贝格（Allen Ginsberg）成了好朋友，后者是60年代美国“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的代表作家，他的《在路上》这几年成了中国背包族的畅销书。那时艾未未住在靠近托普金斯广场公园（Tompkins Square Park）的公寓，屋里只有一张床垫和冰箱，冰箱里只是一些胶卷，简单的不能再简单。那里其实是谭盾、徐冰和陈凯歌等人的据点。而后来，他又是《北京人在纽约》的副导演。12年后，父亲病重，他不得不回国，在此之前，他并不给家里写信。他感到的是生活的挫败感，他没有学位、没有钱、没有房子、没有结婚。
“大多数人即使辛劳一生也不会太有钱，这是我过去一直认为我不可能有钱的原因。后来别人算命说我40岁以后，钱就会掉下来。”
“如果你40岁既没名也没钱，那你会怎么样生活？”
“无所谓。我至少还可以去死吧？”
有一次，我对他说：“我认为对一个人好，就是给他很多的钱。”艾未未一本正经地说：“我也是这么想的。”
或许因为这样，艾未未会经常帮助和扶持年轻艺术家。10年前《铁西区》的导演王兵没有钱买录像带，艾未未给他拿了一万，不打借条。他帮助一些艺术家办个展，他带领朋友去濒临倒闭的酒吧给地下摇滚乐队捧场，尽管他声称他不听音乐，然后他又资助没有能力办理护照和签证去参加“卡塞尔艺术节”的侗族农民。总而言之，艾未未的大方是出了名的。艾未未有一个“食堂”，他和弟弟艾丹经常请朋友去那里吃饭，而很多朋友也会不请自到。那里的饭菜可口。他们的朋友丁晓禾说，艾未未的爷爷是一个地主乡绅，方圆几十里唯一一家订上海《申报》的人，他经常在家大宴宾客，方圆几十里的人都过来喝酒、聊天，而艾青、艾未未的好客和大方，大概也是有家族基因在起作用。
艾未未爱笑。他经常笑得像突然漏气的气球，眼睛、鼻子皱成一团。他说，他刚才打开家门，对面有两个人就非常兴奋地说“出来了，出来了”，接着有人跑来对他说：“你家是不是没梯子啊，我借个梯子给你摘柿子吧。我看了很久了，你家的柿子差不多可以摘了，去年你们就没有摘啊。”艾未未乐疯了，说：“我家不但不摘柿子，我家还往树上挂柿子呢。” 。 想看书来
艾未未：一个世故的疯子（3）
一个世故的疯子，一个天真汉，这是一个有趣的艾未未。他是建筑师，也是艺术家，文艺书籍的编辑，他还是一个热心于公共事物的，散漫、即兴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时候，他什么都不大是。“那个大胡子。”他弟弟艾丹没好气地说，那时他正在“食堂”装鬼吓人。他也许比我们想象的都要简单些。
“他是一个特别不稳定的人，开放型的，一点免疫都没有。奇怪的是所有朋友都喜欢他。”他的夫人、画家路青说。而他自称为“人格分裂者”，也许他自己也对这个时代的缺陷略知端倪。
“我可能是打车时间最长的一个人，从1993年回国开始打到现在。在车上可以休息，只是那些出租司机老把我认成一个很傻帽儿的歌星。”
我们谈过他的观念作品《童话》，后来我们还谈过男女关系的问题。艾未未眯着眼睛坐在他灰色的大院里接受太阳的暴晒，桌子上放着两杯绿绿的热茶，几只猫在追逐影子。10月24日，艾未未准备去德国做个人艺术展。他太繁忙了，还要利用业余时间给他的工作人员剃头。他还要去纽约做个展，还有澳大利亚。现在，英国《艺术评论》把他评为了世界知名艺术家里第68位。“这个数字不错哈。”他眯着眼睛，饶有兴趣地说。
● 《童话》背后的艺术态度
吴虹飞：《童话》是如何策划产生的？
艾未未：去年我到瑞士爬山，看到大量的意大利人从身旁走过，就想到带一些牵肠挂肚的中国人做一次旅行。当时朋友问我对“卡塞尔文献展”有什么想法，我就说想带一些人去旅行，最初是想带卡塞尔人口百分之一的人，那就是2500人，后来经过计算，觉得1000人的规模比较合适。1000太通常，所以又加了一个，就是1001。这里是童话的故乡，格林兄弟的铜像在这里。我对格林童话其实没有印象，因为生长在革命时期，小时候只接触到《愚公移山》。上一次旅行的时候我在机场买了一本美国人登月的画册，其中一个登月者谈到了一段与“童话”有关的话，回去后经过讨论，便定名为《童话》。从去年提出这个想法，我筹备了大概10个月开始实施。
吴虹飞：目前为止海外媒体的反馈是怎样的？
艾未未：说实话，我对媒体兴趣不大，他们报道的问题我觉得重要的就是把我的观点和态度说出来，因为这些不仅涉及我的作品本身，还涉及更大的范围。1001个中国人来到这里，《童话》本身具有与通常作品不同的身份，是由人来组成的，所以我还是积极地做了配合。但是我不懂德文，所以他们具体说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没再细问，我觉得这也不奇怪，因为你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个作品与其他的不一样性，它完成的方式和手段有我自己的特征在里面。
吴虹飞：有多少人参与《童话》的工作？
艾未未：这就不太好统计了，有3000多人报名，最终1001人作为作品的直接参与者；工作人员前后加起来可能有100多人；加工，比如椅子的收集、修复，产品在工厂里加工，那都有几百人的参与。
吴虹飞：《童话》是大规模的行动，组成部分除了这1001个人，还有什么？
艾未未：最开始做了一个纪录片，国内、国外参与的导演有将近20个人，作为班子的话有将近30个人，所拍摄的内容有《童话》中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比较有特征的人群的工作、生活等在中国的日常经验，也包括在参与《童话》的过程中所做出的精神上、物质上的努力，包括教育、家庭状态，也包括一些区域或者群体的生活方式，这些内容已经超过1000个小时了。我也记录在做《童话》的过程中我个人所生成的状态，有200个小时。这样的话就有大量的素材，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期和《童话》有关的，与人的愿望、期待和现状有关的场景，以“卡塞尔文献展”作为一个引子而引发出来。会出几本书，一本是与《童话》有关的访谈，让他们有机会更完整地说出这个时期中国人的心情，和他们对世界与自身状态的一些理解；另外一个是图片形式的记录。
艾未未：一个世故的疯子（4）
吴虹飞：项目组给每个成员发了统一的手提箱。
艾未未：这是一个特殊的作品，特殊性在于我紧紧地把一个状态和另一个状态放在了一起，我并不希望它成为一个艺术的表现、行为，一种大型的非日常生活的状态，所以尽量不去打搅他们日常的生活状态、原有的习惯、原来的节奏和形态，不希望他们去完成另外一种形态的演绎作为一种状态而出现。
同时，我又觉得他们应该对这个作品有一定的认同感，有些东西是必须要做的，比如床、单子、毯子、枕头、住的隔断，怎么能使屋子有一定的隐蔽性，有他们各自私密的小空间，也包括与他们过去的历史和习惯有关的器物。1001个中国人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生活一段时间，一些构成他们记忆和过去身份的器物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包括旅行箱，包括手环，这是一种特殊的群体身份的认证，是身份的象征，同时也与一定的自信和优越感联系在一起。一个人离开他本来的文化或者人群，面临的最大问题并不是丧失生活状态，而是因此丧失自信或者存在的依据。
当然我们准备的不止于此，还包括厨房、空间的装置形态、生活状态的改造，这些都为《童话》的顺利完成打下扎实基础。
不同身份、不同生活状态的人，集体地生活在一个同样的、集体分配的环境里，这种氛围被反复地强调起来，不管是吃还是睡，包括老狼这样已经出名的歌星，他也要去帮厨、去洗碗。好像是一种绝对平均化的生活状态，在某种角度讲，是不是可以说是在德国卡赛尔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城市里出现了一种甚至说是共产主义的社会试验？像老狼他们去帮厨完全是出自于个人对群体生活所需要做出的努力的表态，来自于他们比较成熟的人性，与平均主义无关。
吴虹飞：媒体公布这一作品有310万欧元的资金投入，如何解决资金收回的问题？
艾未未：资金来源是两个瑞士的私人基金会。我只是向我的画廊谈到作品的费用，一个星期左右他们就告诉我说资金已经不成问题了，两个基金会都同意做这个事情，在此之后我就没考虑这个问题，我不可能要求更好的方式了，已经这样完整和有效。进行到一定时候我签了一个合约，是德文版的，到现在我也没看，因为我知道对我没有太大的限制。在做的过程中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查问过我资金用法的合理性，这种检查在任何基金会应该是相对严格的，他们对我艺术创作的信任使我非常自由，我很感谢。回报的问题我没有考虑过，我想这是将来必然要考虑的问题。但我不认为这会对我有怎样的限制，我在这方面很自信。
走在大街上，因为是《童话》作品的一部分，就会引起外国人格外的关注。比如留学生的感觉就很明显，以前从来没人会打量他们，这些天因为《童话》来了，好些人要求与他们合影，询问是否是《童话》的成员。《童话》给西方很多好奇心的满足。
我对他们的好奇心没有多大兴趣。《童话》本身是有关个人生存经验和个人觉悟的问题，每一个人的个人经验、个人想象和处境是最重要的，不可取代的，这个作品本身就是为体现参与的每一个人而做，没有外加的集体意志。通常大型的活动基本上不存在这种类型的做法，往往是用众人来完成一个特殊的形态，而《童话》正相反。后来我发现这可能是《童话》得到这么大认同的原因之一，并不要求把生活艺术化，而是把艺术生活化和常态化，这是对艺术本身的一种讨论，对我有很大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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