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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流-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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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近乎传奇的个人史（6）
一个藏族人，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信仰，可能需要更多的勇气。这个社会从来就是少数遵从多数人制定的规则，我只是内在性格还是比较彪悍的。
我觉得我的宗教这个时候是文学，文学从机制上讲，我相信它跟宗教差别不大，任何东西，我们把它推到极致都是一种追寻世界本质的途径，而不是别的。
吴虹飞：你为什么对藏密不信任呢？
阿 来：也不是对藏密不信任。我觉得他们没有解决好两个问题。第一个，这个宗教基本上是佛教传到藏系，大概是从公元七八世纪起，他们就控制西藏，在西藏没干什么好事情。应该说在六七世纪，西藏就很强大了，文化什么都很强了，而到上个世纪50年代，1000多年，这个社会没有任何进步。那么很显然是藏密的问题，他们控制西藏，进行文化垄断，不发展生产；第二个就是把所有的财富都集中在自己这儿，西藏唯一可观的就是庙宇，老百姓民居建得像样的没有，而且内部没有进行过历史的研究。他掌握权力以后，文化的专制，权力的腐败，登峰造极。
我去很多地方，也问过###喇嘛这些问题，最后争论也比较激烈。他们没有办法正面回答我。密宗，它只是某一种瑜伽的功法，某一种修炼方式。要命的是，它一直政教合一，一直都掌握所有的社会权力。
吴虹飞：那么你觉得建国之后对西藏文化更多的是破坏还是解放？
阿 来：这个分两边说。如果纯粹是文化，它可能是一种破坏。但是如果我们完全站在民众的利益上，那就是一种解放。毕竟西藏的老百姓跟过去比，肯定是天上、地下，而且过去连认字的权力都没有，至少现在我们很多人有了受教育的权利。现在允许研究发展藏族自己的文化了，但是允许是一回事情，能不能发展是一回事情，这个文化怎么发展？很难发展。目前这样的一个科学技术、教育水准，你不可能凭空创造出一种更先进的东西来。
吴虹飞：你的写作跟这些事情有关系吗？
阿 来：很多时候我们狭义的把官方所认同的东西叫做意识心态，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意识形态，最后不管怎么样，人是生活在某一种政治体制之下的，不是这种政治体制，就是那种政治体制，而任何一种体制，背后都有一个意识形态在起作用。而我们现代人可怜就可怜在，人类已经创造了那么多东西，我们不可能再创造出新的来，我们现在就像在做选择题，只能在几个中间划钩。
写作跟意识形态跟道德都是有关系的，第一你会影响别人，第二你本身会有一个立场。年轻的时候特别希望有一种无拘无束的写作，跟这一切、跟意识形态、跟道德都没有关系，最后发现是不可能的。你不在这种道德里，就在那种道德里。
赵涛：“她将是中国最好的演员”（1）
与其说贾樟柯发现了赵涛，不如说他发现了女性的另一种真实的激情和美，这是我们曾经忽略了的沉默的美，平实但绝不伧俗。贾樟柯对于外部世界的理解是令人感动的，而赵涛犹如桥梁，有效地传达了它。他让她在电影面前重新开始了生活。
1999年9月底，山西大学师范学院22岁的女教师赵涛正在给学生们上例行的舞蹈课，一群不速之客拥到了她的教室，听说，他们是来选拔一个会跳舞的女孩做影片的演员。赵涛并没有感到吃惊，她让班上穿着练功服的女孩子一字排开，一个一个轮着跳舞。
中途她让她们停下，对她们说，要学会用感情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她的话亦十分简短，而后她安静地退回原处。她不知道有一个人静静站在副导演陶军的后面，把这一切事无巨细地收在眼底。直到后来，女教师赵涛回忆起那一天的情形，她看到有一个很不起眼的人站在后面，歪着脖子，用“那样”的眼神看着她。“这个人怎么是那样看人。”她心里嘀咕了一句。她很快把这个人抛到了脑后。她并不知道，这个“那样”看人的人，就是后来在第六代导演中声名显赫的贾樟柯。她当时也并不知道貌似平静的贾樟柯心中涌起的波澜：这个年轻文弱的女教师，如此削瘦，如此沉默，他觉得她特别像上世纪70年代末照相馆橱窗里的那些女孩子。感到她内心的复杂和喧哗，这与他心目中《站台》的尹瑞娟竟然一模一样。他为这样的发现感到又惊又喜。
在此之前，他和两个副导演，已经花了大半年的时间，走了山西的许多地方，面试过许多专业和非专业的女演员，到后来，贾樟柯对这个角色的选拔，甚至有些灰心。生活有时候的确会呈现出强烈的戏剧性。
后来《站台》在2000年秋天的“威尼斯影展”上大放异彩，而赵涛在《站台》扮演的女主角之一尹瑞娟，以节制、从容的气质，卓尔不群。“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机缘巧合’吧。”贾樟柯后来说。
● 学校和家庭的双重“逆子”
赵涛在过去，对于舞蹈有着一种热爱和宿命的顺从。
赵涛在太原钢铁厂里长大，从小淘气得跟男孩子一样，整天爬树、爬房梁，忙得不亦乐乎。4岁的那年冬天，有一个黄昏，她突然失踪了，家里人找遍了周围的树和房梁，都找不到她。母亲都要急哭了。她会到哪里去了呢？母亲灵机一动，寻思着也许她去了动物园。动物园，离他们家有好几站地，而赵涛一个4岁的小人儿，竟然凭着记忆和直觉，撞撞跌跌地走了好几站的路，到动物园去看动物去了。那一次“出走”可谓是有惊无险。尽管如此，赵涛的父亲，性格刚烈倔强的山西汉子，对这个淘气的女儿，还是宠爱有加。
小时候也有看过漂亮的姐姐们在舞台上跳舞。灯光明灭，霓裳艳影，在穿着蓝色运动衣和蹬着板鞋的小男孩似的赵涛心里，投下影影绰绰的光晕，她以为那就是美的。她的理想和愿望，来得简单。她童年的幻想，无非是想要一朵童话里的“七色花”，摘下一枚花瓣，实现一次华丽的转身。
13岁的小姑娘，在一次和老师的剧烈冲突中，倔强的她毅然决然地办理了退学手续，报考了山西戏剧学校，学习从小就喜欢的舞蹈。用赵涛的话来说，父亲的性格“太刚了”，这一次他显然无法容忍女儿如此忤逆，竟然走上类似于“戏子”的道路。从而在很长的时间内，父女俩无法对话，形如陌路。在六年的艺校生涯中，青春的躁动与舞蹈的枯燥、艰难，无时无刻不压迫着赵涛，使得小女孩变得更为孤僻和沉默。“那些日子我只觉得压抑得透不过气来。”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赵涛：“她将是中国最好的演员”（2）
关于那场剧烈冲突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了。几个外校的男孩子常来学校找她商量舞蹈排练，却意外使她蒙上“早恋”的冤屈。老师因此把她带到办公室，用言辞凶恶的语言，令小姑娘的自尊心伤害到无以复加。她只记得她把外语书全部撕碎，扔出了窗外。在那个师道过分尊严的时期，赵涛与老师的决裂，意味着与整个学校的决裂。她自动退学，成了学校和家庭的双重“逆子”。
关于舞蹈的故事，她有些语焉不详。那个年龄的女孩子，多少有着成长的问题。赵涛在艺校中比同届的孩子要大一两岁，而这足以让她产生深深的自卑感。她只能拼命练功。她不知道自己如何在练功房里度过了孤独难挨的岁月，她的腰因此拉伤了，很久不能够在平的椅子上坐很久。但她的成绩很快上来了，名列前茅。但是老师对她，或者对大部分的学生，都有着不合情理的、过分严厉的责骂。 “他们用伤人的语言，不停地贬损你，让你自尊心降为零”。她不明白舞蹈的教育为什么是这样的。一种过分的自尊心，以及青春期的叛逆情结，使她益发沉默和内向。她朋友很少，有时也会与人谈笑风生，但并不交心。她躲在灰暗的屋子里，默默抽着烟。长达6年的孤独的岁月，如暗河无声流过，青春于她，似乎是黯淡的。
对于生活她有着自己骄傲的方式。6年后，她考上了北京舞蹈学院，她是那年被录取的唯一的山西考生。赵涛是一个“心高”的女孩，既叛逆又顺从，内心冲动而外表沉默，这样的复杂性与《站台》中的尹瑞娟是契合的。
● 简单的镜头里，亦可看到丰富的“前史”
1997年《小武》诞生，在柏林获得了传奇般的成功，从而贾樟柯作为中国新电影的代表，获得了国际电影界的瞩目，格雷戈尔称誉贾樟柯为“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北野武对这样的年轻人青睐有加，2000年，他投资拍摄贾樟柯的第二部剧情长片《站台》。而赵涛对于这一切毫不知情，她也绝不关心。
舞蹈班那一次“面试”过后，那群人便渺无音讯了。赵涛自然没有把这样的事情，太放在心上，她还是和往常一样，教她的舞蹈课。两个月后，编剧顾峥打了个电话过来，告诉她即将被录用。又过了一个月，已经是年底了，又有电话来，通知她立刻前往平遥试镜。
赵涛上完课就立刻赶上了太原到平遥的汽车。到了平遥她也不认得路，事实上，到平遥古城拍摄地点也没有路，赵涛急病乱投医，让当地的三轮车夫，七拐八拐地拐到了目的地，她居然没有迟到。
镜头已经架好了，大家都在等着她。他们并没有多少信心，她没有受过任何关于表演的训练，而且他们很担心她如此理性和从容，会不会有演戏所需要的那种激情。她连化妆都来不及，只是草草地梳了两个小辫子。
那是一个女孩子与男友分手的戏，可是赵涛甚至不认识那个男孩。由于紧张，她没有看他的眼睛。她就真的这样向他走过去，用她特有的沉默的方式。突然地，在镜头前，另一个赵涛出现了，也许是舞蹈长期的训练，她呼吸自如，走位准确，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她的沉默情感，她的犹豫和矛盾，以及女孩子的小小的心计，在镜头前，完全呈现出来。而简单的镜头里，亦可看到丰富的“前史”。这场极为简单的戏使贾樟柯们感到震惊。毫无疑问，这就是他们要找的尹瑞娟。
赵涛：“她将是中国最好的演员”（3）
● 《站台》——“我就是在演我自己”
尽管赵涛的舞蹈生涯吃尽苦头，她还是没想到拍戏是这么的苦。第一天进剧组，谁也没有理她，而天寒地冻里，她的手都冻烂了。她记得有一次太冷了，她上厕所的时候站在那里，半个小时都解不开裤带，类似的细节不胜枚举。到后来谈起时，这些苦头都变成了笑料，让人啼笑皆非。
真正让赵涛动容的是导演和工作人员的敬业。“导演的生活里，除了电影，还是电影。”这群人为了电影，无私而忘我地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生活的态度着实感染了她。
赵涛小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她会去拍戏。而在拍戏的过程中，赵涛也从来不知道自己在镜头前会如此自如、放松，具有天然的亲近感和自控能力。贾樟柯善于让演员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质，在即兴的表演中找到最好的契合点。《站台》里这种方式尤为显著。钟萍和尹瑞娟在屋里编织、抽烟、描眉那一段戏，对白、动作都自然生动，而这一场戏都是即兴的，赵涛说，“我就是在演我自己。他很少喊停，当我们连续演上10分钟的长戏时，这样的感觉实在是太过瘾了！”
《站台》是一首缓慢的抒情诗，一场青春的挽歌，赵涛则是最着力的音符之一。贾樟柯如此评价赵涛的表演：“她的角色并不讨巧，没有多大的戏剧冲突，没有大段的对白，所有的东西都只发生在内心。她扮演的是内心异常敏感的女孩子。那种小小的算计，对自己生活的安排，在爱情面前的犹豫不前，最后她主动地挽回了爱情。这些其实十分难演，但她表现出色。她从来不抢戏，她知道怎么样才是恰如其分的。在镜头前她是无私的，她不会保护自己的形象，而是很愿意把自己完全交给角色。有些演员会保护自己，非常注意自己的魅力和形象。她的无私和分寸感，在演员里是很好的。我相信，她是真正的演员。她很聪明，她一开始就明白演员和明星的区别。她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还会是很好的演员。”
台球、录像厅、卡拉OK，典型的中国底层的流行文化，贾樟柯就是在这些日常性中发掘了美和额外的真实感，赵涛亦如此。在《任逍遥》里，穿着蔽旧的蒙古舞蹈服装的赵涛在简陋的搭台上独舞，表情冷漠而平静，她的爱、她的脆弱和无助、她无泪的痛，在镜头前让人心痛和爱莫能助。与其说贾樟柯发现了赵涛，不如说他发现了女性的另一种真实的激情和美，这是我们曾经忽略了的沉默的美，平实但绝不伧俗。它如此真实，并且有效。
他让她在电影面前重新开始了生活。电影，一种遥远的乌托邦的艺术，重新唤起了她表达生命的欲望，而真正的生活，沉默多年的激情，在镜头前重新开始了，这恐怕是电影给她的最丰厚的报偿。
《站台》获得了2000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后来的《任逍遥》也入围世人瞩目的“戛纳电影节”。法国女演员比诺什（《蓝》的女主角）对《任逍遥》里“巧巧”的角色十分兴奋。她不相信这是非专业演员演的，她认为角色里有着某种复杂性，而演员性格中内在的力量让她十分吃惊。
贾樟柯一直喜欢沿用非职业演员，他总是有些担心拍电影的经历和记忆会干扰或者改变他们的生活。但惊讶地发现，他的担心在赵涛身上完全是不必要的。这个女孩子面对最华丽的城市和最喧嚣的名利场之后，仍然可以平静地回到太原，继续教她的课。她穿着随意而简朴，她坐公共汽车。她听她妹妹讲，“姐，你记得不，小时候，你总是爬上树，把槐花儿摘下来我们吃？”这样零星的记忆犹如温暖的花，在心里静静开放。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赵涛：“她将是中国最好的演员”（4）
有一次贾樟柯去太原采景，顺便拜访了赵涛。他们在5毛钱一串的烤串店里，快乐地谈笑。
贾樟柯问，拍电影之后对她可有什么改变？赵涛则回答说，她的生活变丰富了。贾樟柯就不明白了，什么是生活丰富了？赵涛就说，以前她对人不注意，只关心自己的生活，拍完电影之后，她开始观察别人、理解别人。曾经脾气很火爆、很耿直，有看不惯的事情立刻会冲突起来。她对许多人际关系的小挫伤变得更耐心和宽容。“我真的很佩服她，宠辱不惊。”贾樟柯后来说，“她接受事情的宽容度是很大的，不会因为华丽的场面而无所适从。”
因为拍电影，赵涛亲眼目睹了许多中国北方的下层生活，切实体会到了生活的残酷。而走进戛纳，面对鲜花、掌声、镁光灯、频繁的媒体关注，她亦表现了罕见的冷静与自如。她并没有接近那条星光大道，而是躲在一个咖啡屋里喝了好几天的咖啡，就连准备好了泳衣，都没有到海滩上去展示一番。 “我想那些繁华的背后，是很荒凉的。”
● 她沉默的时候，身上的激情在歌唱
有两个演员已经成为了贾樟柯电影的主要标志。一个是扮演小武和崔明亮的王宏伟，一个是扮演尹瑞娟和巧巧的赵涛，而在将来，他们是贾樟柯电影里不停出现的形象。
赵涛对于贾樟柯电影的意义，并非单纯是表演，她有着有很强的即兴能力，带给导演许多创作上的灵感，包括细节的处理、台词的阐发等等。因此，他要“随时体会她每点的变化”。17岁的时候，赵涛作为艺校的毕业生去深圳实习。《任逍遥》之后，赵涛断断续续地讲述了他们当中一个恋爱的故事，贾樟柯新电影《世界》里的细节，由此而阐发。赵涛时时给他以意外的惊喜而又十分自然。
“《世界》里有一些情节，比方说女主角晚上没有班车回郊区，她只好到了一个地下旅馆去。我原来就想她一个人坐在床上。她就说：“导演我能不能拿手机，然后找信号？’这既让人明白这是一个地下室，又恰如其分地表现了角色无法与外界联系的孤独感。这种空间里的很细腻的反应，真的是太好了。
“她和男友出现矛盾，她又一个人躲到地下旅馆。她说导演我需要一个透明的雨衣做道具。我又不理解了，又不下雨，为什么需要这个呢？她解释说，‘这是我第二次来这个旅馆，第一次来的时候很脏，第二次我还必须来的时候，我会有所准备。’我一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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