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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呼唤-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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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狗的画：一位头发稀疏、肥头大耳的老头，咧着露出金牙的大嘴巴，将一大块精肉抛得老高，而一头又肥又壮的大狼狗凭地跃起，直扑空中的那块肉。狼狗又长又尖的牙齿发出惨白的光，流出的涎水也清晰可见。留着游泳头的讲解员用激愤的音调告诉大家，解放前广大的劳动人民连饭都吃不饱，严一楼的父亲却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连他家养的狗都能吃上鲜肉。但大家对讲解员的讲解充耳不闻，而是为画上那只活灵活现的狼狗的原型而争论不休。最后，争论的结果还是猎户郭明旺赢了，那只狼狗是以他家养的那只猎狗为原型的。大家为此向父亲求证时，父亲却不置可否，只是咧着嘴巴笑。那笑里透出万分的舒畅，万分的得意。不言自明，答案就在那笑里。谁知展览完了，我们家倒霉的事也就跟着来了。那时整个公社只有一个卖肉的地方，在镇东南方向一间青砖黑瓦的老式房子里。那时猪肉、香烟、肥皂什么的都是凭票供应，但是即使手里有票，若没有熟人，你也难得买到你想买的东西。猪肉更紧俏，一天也就杀那么一两头猪，买肉的队伍排得老长，一个个朝前伸长着脖子，万分企盼的样子，但往往队伍没见往前挪动多长的距离，前面就有人喊肉卖完了。大家就一连声地骂，说猪肉让当官的开后门弄走了。手里有了紧俏商品，借此将方方面面打点得舒服，所以严一楼虽成了公社的暴发户，但并没有因此剥夺他抄刀卖肉的资格，反倒是那神情比以前更横了。受经济条件限制，我们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一个月只能吃一次肉，当然，虽然只是一次，但绝不能像现在一样敞开胃口吃。每次要么买一只猪前腿煨海带，要么买两斤五花肉烧土豆，得细着吃，最少得吃三五天。以前父亲买肉时还能得到严一楼的照顾，这主要缘于严一楼与我的奶奶是同一个村的，并且按辈份他还得喊我奶奶叫姑。但自办了那次展览后，严一楼就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优惠我的父亲了，当父亲排队排到那油腻腻的窗前时，严一楼就白父亲一眼，要么说肉卖完了，要么割一大块像纱布团一样的肚腩肉扔到窗台上。一次是这样，两次是这样，并且次次是这样。父亲知道事情的缘由，但就是拿严一楼没办法，只得私下里向他陪小心，但他小眼睛一瞪，阴阳怪气地抢白父亲一句：“你不是画狗画得象吗？你只当把画狗当吃肉好了。”将胆小怕事的父亲呛得吭都没吭一声。为此，公社再搞什么涉及个人的画展，即使冒被人扣上落后分子的帽子，父亲也不敢将他那一技之长露出来。当然，宣传正面人物除外。
从严格意义上讲，那个时候，父亲会字画以及擅长土木设计等一技之长充其量只是政治运动的需要，最多也只是养家糊口的手段而已，但是改革开放后，还多亏了这一技之长，否则我们家的经济状况绝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还算充裕。刚落实政策时，父亲就被县里作为人材招到县针织厂，从技术员干起，没到三年，就当上了厂长。也难怪，那个年代像他这样既能舞文弄墨，又能懂得些许机械的人可谓凤毛麟角。但是受大环境的影响，针织厂在红火了两三年后，就倒闭了。许多的人因此失业，但父亲没受此影响，在家呆了不到一个月，就被江夏日报社聘为报社的美术编辑，为报纸设计一些插图或者画一些漫画什么的。可以看出，父亲在报社工作的两年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这主要缘于他一生所钟情的爱好起码得到一定程度的证明。但是后来他十分不情愿地被徐长生调到了土地局。徐长生是父亲的老同学，知道父亲在土地规划方面较为熟悉，那时土地局刚成立，这方面的人材奇缺，父亲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拗不过他的死缠硬磨，只得从报社调到了土地局。为此惹得报纸那位一只手的社长老大不高兴，最后是徐长生在县城最好的一家酒楼请了一桌客才将这件事摆平。在土地局刚成立的那段时间，父亲确实为土地局的土地开发和规划作了不少的贡献，但随着年龄的增大，加之大专院校专业毕业的年轻人不断增多，父亲在工作上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徐长生这人心眼好，知道父亲的心事，在九三年春的时候就将父亲从规划科调到局工会，其他事情不做，专搞宣传工作。宣传工作看似简单，但没有两刷子还是难得拿下来的，比如写标语，搞展览什么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胜任的。父亲在工会虽然只搞了一年多，却搞出了名堂，那一年市土地局在全市范围搞土地宣传，专门派车将父亲接到市里协助他们搞展览的美术设计。武汉市多大，能人多得如过江之鲫，为什么不请别人，单单只请父亲呢，可见父亲在这方面有过人之处。从单位退休后相当一段时间，父亲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表情忧郁，整日闷闷不乐，还不时发些无明火。我知道这是退休后遗症，忙碌了一辈子，一旦清闲下来，肯定得有个适应过程。我就与母亲商量，看能不能在街面上租一个小门面，让父亲象那些老先生们一样，帮人写写对联，画几张碳青画，或者搞些字画的装裱什么的，不图赚钱，图的是有一个消磨时光的事情。但父亲一听我们的意见就大发其火，坚决不照母亲和我的意见办。劝了几次，眼见没有效果，母亲和我也就懒得再劝，随其自然。这样的日子过了半年，有一天，父亲从商店里买回了写字画画的纸砚笔墨什么的，将右边的那间空房子打扫干净作了书房，并起名为“无为斋”，自此，整日就埋在他的字画里面了。这样天长日久，他那间不大的书房俨然成了一个展厅，很快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样子。随着作品的不断增多，父亲就更高兴有人到我家来串门，不管是谁，他总将来人邀请到他的工作间里，让人一幅一幅地欣赏他的作品。在得到别人的赞赏后，他那神情活脱脱像一个得到表扬的大孩子，幸福和得意一览无遗。来人若有空闲，他一定想办法将来人留下来陪他喝上两杯。
父亲领着庆德大伯欣赏的是新近画的一幅尚未装裱的泼墨画：一方浅浅的池塘，几枝枯败的荷叶在微风中不住地颤栗，几尾小鱼在池水中追逐觅食，激起串串波纹，一枝像针一样的荷尖紧依着一枝枯败的荷叶以不可阻挡之势冲出冰冷的水面，直刺苍穹，而荷尖上却稳稳地停着一只淡淡的蜻蜓。整幅画面的结构错落有致，作色也恰到好处，处处洋溢着新的生命从死亡中诞生时的神圣气息。
“好，好，好！”庆德大伯对父亲的这幅画赞不绝口，“想不到一别二十年，老弟的功夫竟修练到这等程度。”
父亲的脸上立时就浮现出得意的神情，口里却谦虚地说：“见笑，见笑。”
庆德大伯对这幅画凝视了好一刻，突然以一种惋惜的口气说：“你的这幅画确实画得有韵味，但是却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
“是吗？”父亲脸上的得意立时一扫而光。
庆德大伯指着那只蜻蜓说：“你我是从鲁湖边上长大的，藕箭出水时节有蜻蜓吗？”
父亲沉思了一刻，突然大笑起来：“有道理，有道理。”说着伸出手去准备将画从墙上扯下来。父亲这人是爱面子的，他可不愿因这个常识错误而让人遗笑大方。
庆德大伯却一把拦住他，说：“别扯，别扯，这东西对我却是一个宝贝哩。”
“怎么？你想将我的画挂在墙上整日当笑柄吧。”父亲说。
庆德大伯这时却一脸肃穆，他说：“由这画我不由想起我们父辈及我俩一辈子的凄惨经历。枯萎的荷叶不是上辈的写照吗？它们曾经有过旺盛的生命，有葱郁的绿色，有芬芳的花蕾，但是无情的秋风中，它们枯萎了，留给我们的就是现在画中的枯枝败叶，生命在严酷中仿佛不再存在。但是，它们并未死去，新的生命在它们的尸体中，在严寒中孕育着，随着春风的吹拂，新的生命终于破土而出，这生命是强盛的，什么东西都不能阻止它们从死亡中生根发芽。这新的生命就是你我，就是曾帆他们下一辈。真的，老弟，这许多年来，我一直在省悟这样一个问题，时代的变迁就像季节变迁一样，谁也不能阻止，随之而来的是那些不合时宜的东西最终被时代淘汰，埋葬。”
“但是那只不合时宜的蜻蜓又作何解释呢？”父亲被庆德大伯的一席话感动了，眼里闪烁着陌生的光彻。
“同样的道理，季节的变化虽然是客观的，遵循着它自己的规律，但是它的变化并非一成不变，比如今年的春天就比去年来得早。不定你画中的那季节就比我们以一般的理解的春天要来得早呢。春天若来得早，那蜻蜓肯定就会比以往的年份更早地立在藕箭上了。”
“哈哈，老哥子，多年不见你确实长见识了，怎么看你都象一个哲人了。我明白了你的话，若不是*搞改革开放，我们这把老骨头不知会埋在哪堆黄土下面了。能够赶上现在这个年代，我们就比上一辈幸运多了，不知要强多少倍，应该感到知足。所以昨晚的事你老哥就不要放心上去了，不就是上族谱的事吗？让上不让上，不是照样活着，不要当个包袱似的将自己压得喘不过气来。”
父亲一说到家谱，庆德大伯的脸色就暗淡了下来。他叹一口气，说：“让不让我上族谱我倒无所谓，只是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
后来，我知道庆德为什么不高兴的缘由。这次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庆德大伯有两个心愿：第一，是到祖坟上烧点儿钱纸，以表达自己对先辈的哀思；第二是想将父亲和自己录入曾氏族谱，求个归宿，免得死后成了孤魂野鬼。昨天晚上，德庆大伯将自己的心愿对辈份最高的老族长谈了半天，但那位我称之为太公的族长就是不答应，拒绝的理由竟有点儿荒唐，只是因为庆德大伯无后。
“真是瞎扯淡，无后能怪我吗？年轻时想讨媳妇却因父亲的事情谁也不敢嫁给我，年纪大了有了点儿钱，照说可以讨了，又力不从心。老弟，你帮我打听一下，有没有因无后而不能入族谱的。”
父亲一脸茫然，但仍鼓励庆德大伯：“你不要着急，我帮你想想办法，不定能柳暗花明。”
对族谱一事我不是十分清楚，能否在族谱上挂上名的条件我更是一无所知。但是自小父亲就告诉我，曾姓在百家姓里是一个显赫的姓，与颜姓、孔姓、孟姓并列，并是同一个字辈。要知道，颜姓的代表是颜子，孔姓的代表是孔子，而孟姓的代表则是孟子，那可是几千年来左右芸芸众生思想的大思想家呀，曾姓怎能与这些显赫的姓氏为伍呢？父亲以前告诉我，这些都是曾国藩的功劳。曾国藩，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曾剃头”，其统帅的湘军在*太平天国挽救满清朝庭的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清朝皇帝为表彰其殊功，特批其重修曾氏族谱。曾国藩是何等精明之人，他不傍历史上众多皇帝的姓氏，而是傍了中国历史上的三大圣贤。他当然知道，历朝历代的皇帝再显赫，终究会被取代，只有这三大圣贤，几千来谁也替代不了，曾姓傍上了三大圣贤，不是同样可以流传千古，不被替代吗！这是父亲多年以前的解释，并无确凿的根据，我有点儿怀疑。后来，在这个问题上我多留了点心眼，找了一些资料，总算将这个问题搞清楚了，但也彻底否定了父亲以前的解释。在一般人的认识里，中国古代的圣贤仅限于孔子、孟子和颜子，但是对于曾子，相当多的人并不知道。原来曾子与孔子、孟子和颜子是并列的中国古代四大圣贤，孔子是尊圣，孟子是亚圣，颜子是复圣，而曾子则是宗圣。曾子是孔子的学生，其言行以孝著称，传说《论语》就是他根据孔子平日的言论编撰出来的。既然圣贤仅限于他们四人，所以千百年来人们将这四大姓并列在一起，并且将字辈的顺序统一起来也就不足为怪了。只是在清朝以前，四大姓的字辈并未以皇帝钦赐的形式固定下来，但到了康熙六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722年，朝庭钦赐四大姓字辈共二十五个字：“宏闻贞尚衍，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贤扬。”作为四大姓的字辈，全国统一，不得混乱。例如，父亲和庆德大伯是庆字辈的，我就是繁字辈的，那么我的子女则是祥字辈的，依此下延，循环往复。至于颜、孔、孟三姓，我接触得太少，所以通过认识的人来确定其字辈的机会不是很多，但是从中国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的字辈上，我们就可看出孔姓同样遵循这一固定的字辈，孔祥熙是祥字辈，他的子女里不就有一个叫孔令侃和孔令伟的吗。
从传统来讲，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我们中国人的家族观念是非常强烈的，根在哪儿？也就是祖先在哪儿？是一个不容怠慢的原则性问题，不仅证明一个人是否具备德孝廉耻的情操，而且决定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根都忘了，即使他在社会上做出了让世人瞩目的业绩，同样可以全盘否定。而一个人的根在哪儿呢？那就是在族谱里了，如果在族谱里找到了你的姓名，那就证明了你的根之所在。所以，千百年来，中国人将能否进入族谱看得异常重要。但是，在*中，家族的观念被彻底否定了，受狂热激情的驱使，人们将自己的信念全部维糸在空淼的说教上，家族，字辈的观念渐渐淡化了。改革开放后，人们重新拾起了这些流传千百年的东西，但是，彻底恢复到以前的模样并不是那么一件简单的事情。传统理念因现代思潮的浸润而变得淡化，人们对传统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出现现代的烙印。就拿女子是否能够入族谱来说吧，以前女子是绝对不能进入族谱的，但现在变了，只要你拿出一定的钱，同样可以登录在家谱上面。
说到给钱，庆德大伯显得更加激愤：“我说过给钱呀，十年以前按人头算是每人十块，昨天我说了，我给一万。但他们就是不答应。我看问题的症结不在这里。”庆德大伯搔着头发，将滑到鼻尖的眼镜往上推了推， “说来说去问题还应该在我这儿，不是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无后，则大不孝，所以难以登上族谱。再则，我的父亲就是死在我的手里，这不孝比无后更甚。所以两者加起来我可是罪孽深重呀，他们不让我入族谱是有他们的道理的。我前生造的什么孽呀，一辈子都洗刷不掉。”这时的庆德大伯眼眶泛红，几乎是捶胸顿足了。
父亲这时显得手足无措，只是不着边际地安慰着庆德大伯。
这时，我走上前将庆德大伯扶在一张椅子上坐下。说实在话，只有在这时我才彻底理解眼前这位老人的心情。我说：“大伯，你不要着急，我想我能够帮你这个忙。”
庆德大伯怀疑地看着我。确实，他的怀疑是有一定道理的，在新屋边的那些老字辈眼里我的辈分小得不能再小了，父亲和庆德大伯的话他们都听不进去，我的话能管用吗？最后父亲将原委向他作了解释。原来那一年在关于父亲和我能否入族谱的问题上他们也是不同意，理由特别理直气壮，我的爷爷是反革命分子，被政府*了，爷爷的经历原本辱没了家族，现在还想录入族谱，是断断不可能的。父亲急得不行，不知说了多少好话，他们都未松口。看着父亲着急的模样，我实在忍不住了，最后通过杨卫平很简单地将这个问题给解决了。通过这件事我得出了一个经验，许多看似复杂的问题，但在权力面前就不是问题了。
吃饭时，庆德大伯还着意与我碰了一下杯，我知道其中包含的感激之意和无限的希冀。看着他那激动的表情，我内心却不是滋味。不就是在族谱上录上自己的名字吗？为何老一辈子竟如此执着。再说，也就是在族谱上录上一个多年前与他们有同样血缘的一个同姓人的名字，而那些所谓的长辈们对父亲和庆德大伯他们如此挑剔苛刻呢？历史是真实的，但在每个人的认识里都有不同的评判，许多真实的东西谁也不能保证在所有人的认识里都是统一的。
三
在江夏商场那儿，我没想到会遇到陈祖安。他在商场左侧的巷子里新开了一家叫“面对面”的面馆，黑底金字的招牌虽然不大，却非常醒目。看见我，隔老远就朝我挥手，兴奋地喊我的名字。他围着一个白色的围兜，满脸的络缌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精神看上去非常好。我奇怪他为什么没在魔芋厂干门卫了，而跑到现在这个地方卖面条。
他给我倒了一杯水，告诉我：“小男一雄死后，厂里就乱成了一锅粥似的，看那情景要不了多久，肯定得垮。如其垮了出来，还不如现在出来。”
“生意好吗？”我环顾着简易的面馆，稀拉拉的几个学生模样的食客，内心里还真担心他这面馆不知能坚持多久。
“从这两天的生意看，还过得去。”他一副心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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