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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呼唤-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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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敢肯定，那老头就是我们昨天下午在牛头山见着的那个姓甘的老头，那药也是为给疯婆子治病买的。但是，杨新愚提出的问题也有道理，既然疯婆子病得不轻，他为什么不将她直接送到乡镇医院或者县医院里呢？
“殷茵那儿去了解过吗？”我接着问。既然与小男一雄交往较密切，不定在她身上能够发现一些线索。
“了解了，从她所说的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杨新愚将面前的笔记本合上，竟哈哈笑出了声，“那丫头真有点儿吃错了药，哪儿找不到个好老公，偏偏找上这样一个杂种。还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什么老天可以作证，他们俩之间是真感情。这丫头长得倒是非常漂亮，但头脑却简单得不行，说不定小男一雄将她给卖到日本去，她还帮着他数钱哩。”
“那你就少见多怪了，若小男一雄不死，不定那漂亮丫头就真的跟他结了婚，那她不仅同样变成一个日本人，还有用不完的钱，这些比在企业局里整日整理几张烂报表，混几个钱可不知强多少倍了。这丫头响当当的大学生，有理想，有远见，哪像你，鼠目寸光，典型的农民意识。”正往游局茶杯里加水的张明金笑着插话。
大家忍不住轰地笑出了声。
游局有点不高兴，将桌子轻拍了一下，厉声说：“严肃一点。今天是谈正经事，扯蛋的事情少说。下面轮着谁介绍了，说话简洁一点。”
张明金这时已坐到自己的位置上了。他看了游局一眼，又看了我一眼，清了清嗓子，说：“我来说吧。按照曾队的安排，这几天我将县城里几个卖老鼠药的都摸了个遍。整个县城以前有不下十个摊子卖老鼠药的，但现在只有三家了，一家在老街菜市场，一家在街道口靠近农行，最后一家在火车站围墙外。这几年对卖老鼠药的整顿得非常厉害，不是吗？在大家的印象里，被这老鼠药毒死的人比老鼠都多，不整顿能行吗？这就导致卖老鼠药的摊点越来越少了。这三家我都详细地了解了，但都用硬话呛我，说什么政府同意他们卖老鼠要求他们办证，他们依法办了，但没有要求他们记住每个买老鼠药的人姓名长相呀。既然政府没有这样的规定，他们总不至于要每个买老鼠药的人签下姓名，留下家庭住址，或者干脆将他们的身份证给复印下来……”
“喂，我说张明金，你能不能简单一点。有线索就明说，没线索就完了。”游局板着脸，挥手打断张明金的话。
张明金可能也发现了自己的哆嗦，挤出一丝尴尬的笑意，说：“忙乎了两天，什么线索也没有发现。”
接下来，我将自己这两天调查的情况简单作了一下介绍，同时将以后几天的工作重点作了要求。我强调在相关的线索不是十分明了的情况下，那位神秘老头不能从我们的排查中忽视，昨天在我们到牛头山调查时出现过这位老头，小男一雄被害的头天下午他可能给小男一雄打过电话，并且在小男一雄被火化的那天，在火葬场也出现过他的身影……这些情况绝不是偶然的，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这老头与小男一雄及小男一雄的母亲疯婆子不是一般的关系。虽然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并不能认定这种关系与小男一雄的被害有联系，但是肩负的责任要求我们对这种关系不能熟视无睹。只要有疑点，不管其份量是否轻重，我们都不能放过。当下，我就安排杨新愚和张明金在散会后即安排人员对全县各大医院进行排查，同时通过县农机局将全县登记在册的手扶拖拉机进行核实，务必在短时间内找到那位姓甘的老头和疯婆子本人。至于谢小芬，我也同意李锐和严一行的意见，她确实是我们侦破小男一雄被害案最主要的突破口，散会后应立即与宁港乡派出所毛实祥所长联系，时刻注意谢小芬的动态，如果出现不测，可立即将其控制起来。此外，对于社会上的一些闲杂人员以及有作案前科的刑满释放人员我们也应该加强调查，说不定从他们那里能够发现破案的重要线索……
“那么具体分工呢？”一直低头记录的李锐抬起头，不经意地问一句。
“还是按照以前的安排，你负责对谢小芬的调查，我负责对那神秘老头的调查。对社会闲杂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的调查则由杨新愚和张明金负责。其他人员的工作重点不变。”我看着李锐，明确地说。
李锐夸张地撇了撇嘴，装出一脸为难的表情，说：“曾队，我看谢小芬这方面的工作由你负责要好点，因为刚才你也说了，她那儿是我们侦破这个案子的所有线索中最重要的，只有你亲自挂帅，才能保证各方面的工作能够切实有效地进行。我嘛，一个小所长，怕有辱使命。”
我恨恨瞪了李锐一眼，心里狠狠骂了一句：“你小子又来了”。李锐这家伙就这德性，聪明得象只兔子，但却喜欢在关键时候卖弄自己的聪明。你不得不承认，任何案子经他的脑袋过滤一下，关键所在他都能看个一清二楚。要他谈观点时，也能够非常在理地说出个子丑寅卯，有鼻子有眼，像刚才就谢小芬身上的疑点他就能轻轻松松地说出一大套来一样。这一切更多是他强烈的表现欲所驱使，他喜欢大家一个个高耸耳朵，鸦雀无声地听他一个人高谈阔论，但是，若要他以实际行动去实现他的高谈阔论时，他就会有意找出各种不成为理由的理由加以推诿，即使他完全有能力将事情办得好，并且有心做这件事，他也习惯性地加以推诿。他的这种习性客气点儿讲叫做谦虚，不客气地讲就是有意卖关子，卖弄聪明，借以抬高自己的在大家眼中的份量。
这场合我不好正面回答李锐的话，也懒得理他。我看了游局一眼，希望他能够就李锐的这个问题及时表个态。
游局是个实在人，对李锐的伎俩当然看得清清楚楚，他板着脸看着李锐，语气有点生硬地说：“我说李锐，你这老毛病怎就改不了呢？你是青龙山派出所所长，在你辖区内的一切你最清楚。再说，这两天的排查工作根据我们专案组的安排又是你负责抓的，对相关的情况你最为熟悉。你说，调查谢小芬的工作不由你负责，还应该由谁负责？你总不至于要我老游亲自挂帅吧。”
李锐没料到游局会当这面多人的面发自己的火，当下脸就涨红了，低下头，没再吭声。
游局为我解了围。他的脾气我再清楚不过，不喜欢故弄玄虚，更不喜欢偷奸耍滑。他这人的性格实在得就象路边的一块石头，你喜欢我，我也这样，不喜欢我，我仍这样，他不想改变别人的看法，别人也没办法改变他自身的特点。在个人追求上，他不求崇高目标，只求眼前实际，并且公私分明，互不干涉，从不因公而完全牺牲私人的利益，也从不因私而完全牺牲公家的利益。比如在家庭困难这个问题上，因照顾唐嫂子，在工作上多多少少有些耽误，毕竟在家庭问题上没少耗费精力呀，为此，他没少挨上面的批评和手下的私下议论。但是，上面的批评归批评，下面的议论归议论，唐嫂子他照样照顾，并且没有丝毫的懈怠或者打折。私下里他咧着胡子拉渣的嘴巴自我解嘲，说什么公安局的工作是大家做的，少他游新民一个，公安局不可能因没了他会关门，但他们家里就不同了，没了他游新民谁会顶着干，老婆？她自己都成个废人了，整日得专人照看着。儿子？女儿？他们还小，本身就得要人操心照顾。所以，他们家若没了他游新民，那可真正得关门了。他的话没道理吗？谁也不敢说。虽然领导们在嘴上经常说，要无微不至地关心大家的学习和生活，但在实际困难上，这种关心更多是表现在形式上，比如生病了，工会以组织的名义最多只是到医院探视一下，买上一提水果，说上一大通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客套话，而实际困难仍需靠自己去解决，别人谁也替代不了。性格决定了游局是一个劳碌的人，在家庭和工作两不耽误的情况下，你只能付出更多的劳动和精力。
散会后，我去到游局的办公室。游局斜靠在椅子上，正在闭目养神。但看着他那均匀的呼吸，他好象是睡着了。窗外射进来的一抹阳光照在他零乱的头发上，异常怪异，使他显得分外憔悴。这一刻，一股莫明的心酸涌上我的心头，竟有向他说上几句安慰话的冲动。但话说回来，我不敢当面安慰他，在我的印象里，他总将别人对他的安慰当着怜悯，他受不了，会对安慰他的人发火。他就是这样一个男人，他始终认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与生俱来就是要尝遍人生中的各色各样的苦楚，就是撑起家庭和社会的一根柱子，你必须尽心尽力，竭尽所能，做到不忍使命，使社会和家庭的希望不至于在自己的手中破灭。若无力承担这份责任，你可以坦然承认自己的失败或者无能，但绝不能怨天尤人，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推卸自己的责任。牙齿掉了应该吞进自己的肚子里，不应该吐出来展示给别人看，这样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
我知道游局并没有睡着，就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两分钟后，游局欠了欠身子，但仍保持着斜靠着的姿势，沙哑着嗓子问我：“有事吗？曾帆。”
我犹豫着，最后一咬牙将那个装了一千元钱的信封放到游局的面前。“没其他的意思，只是我们多年同事一场的一点心意。”这信封象个烧红的煤球一样在荷包里灼了我好久，现在放在游局的面前，我一下感觉轻松多了。
游局的脸色一下就变了，陡地一下坐起来，连那信封看都未看一眼，只是瞪着血红的眼睛盯着我，那模样我倒是成了他不共戴天的仇人。虽然对他的反应我还是有一点思想准备的，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一哆嗦。
“你瞧不起我！”一分钟后，游局咬着牙，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迸出这句话。
谁知我的心在这一刻竟变得坦然了，迎着他的目光，坚定地说：“我瞧不起你，就不会拿你当大哥看待。”
“既然难得你这个好兄弟瞧得起我，那你就将眼前这个信封给我收回去。”
“这钱不是给你的，是给嫂子治病的。”
“谢谢兄弟你的一片好意，但我老婆的病我会想办法给她治的。”
“给老婆治病是当丈夫的应尽的责任，你可以花一万块钱，十万块钱，我管不着。但我这当兄弟的对嫂子同样有责任，我花上一千块钱你同样管不着。”
要么是我的模样非常恐怖，要么是我从没有用这样的语气与他说过话，他像不认识我似地，用吃惊的眼神看了我好一刻，然后摆摆头，用缓和的语气说：“真的，难得你兄弟的一番好意，我代表你嫂子感谢你了。但你知道我的脾气的，钱你必须收回去。”
我没有退缩，语气虽然像他一样变缓了，但意思却更坚决：“这钱你若不收，我就当你的面将它一把火烧了。你信不信？”我冷冷地逼视着他。这句话在我将钱装进信封时就想好了，游局若不收，我肯定会象自己所说的那样去做。我知道游局是一个真正的男人，而真正的男人用现在这个办法去对付他是最容易使其驯服的。
游局脸上的肌肉痉挛着，他粗重地出了一口气，低下头，朝我挥挥手：“好吧，你去忙吧。”
我转身走到门口时，他在身后叮嘱我：“案子的事拜托你多费心了。谁耍小聪明，你就告诉我一声。”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时，李锐正斜躺在沙发上等我，看见我进来，他坐直了身子。他的脸上早没了开会时的尴尬表情，换之而来的是一脸轻松，并有一丝不易觉察的的坏笑。这家伙的习性就像夏天的天气，没有征兆，说变就变。而每一次变，前面的模样肯定踪迹全无。不得不承认，这应该算得上是一种功夫，有的人善变是因为习惯或者个性，而有的人则是因为善于伪装或者说是善于掩饰自己。而我在这方面自叹弗如，所有的喜怒哀乐是全写在脸上的，而一写上，就象刻上去似的，一连几天难以抹去。象我这样是典型的没城府一类，而没城府是绝难成就一番大的事业的。
“哈哈，曾队，别放心里呵，我这臭德性你是知道的，狗走千里，改不了吃屎。”他自嘲地骂着自己。
我以复杂的心情看了他一眼，在心里狠狠骂了一句，但在嘴上却说：“哈哈，你李锐也小瞧我了，我可不是鸡肠小肚子一类的人。”
抽着烟，李锐说到了找我的目的，原来他是找我商量一下，能不能动员全局的干警，以各科室和派出所为单位凑一下份子，解解游局的燃眉之急。“看着游局愁眉不展的模样，怪让人心痛的。”
这一建议当然是好事，我立即表示同意。只是提醒李锐在向各科室及派出所打招呼时，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不管是谁问起，只能说是大家自发凑的份子，并没有组织。上面虽然再三强调不得借婚嫁喜丧、小孩考大学或者过生日等为借口请客送礼，但对于大家自发凑的份子，还没的听说为此追究过谁的责任。有困难将每人的些小力量积聚到一起，就能解决大的问题，这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传统精神，我个人认为是应该值得提倡的。但是，以权势借机敛财则除外，象前年被撤职的县公路局局长李先亲我就认为活该，不就是添了个孙子吗？却办了五十桌酒席，光礼金就收了二十多万元，这种做法就十足地变味了。说实话，我这样提醒李锐，更多不是担心上面有人追究这件事，而是担心游局不肯收。他这人就这德性，只有群众的共同意志，他才没办法改变。
“我们应该多劝劝游局，不要因为案子的问题压力太大。不就是个公安局局长吗？”李锐说。
“我不认为游局是为案子的事压力太大，更多是因为唐嫂子他才愁眉不展。”我不同意李锐的判断。
李锐看了我一眼，一脸的迷惑。我却在心里得意，对游局的了解，我要比他李锐强得多。后来，我们又谈到小男一雄这件案子。李锐对我所讲的老头非常感兴趣，他说得下决心将这老头的底细摸清楚，不管这老头与这起案子是否有关系，但背后的故事一定很精彩。但他所说的精彩更多是在这老头与疯婆子的关系上，他笑着说：“不定他们以前就是一对老情人。”
“你以为我们费这样大的精力只是调查一起以前发生的桃色故事吗？亏你李锐想象丰富。”我白了他一眼。
二
中午我是到父亲那儿吃的饭。实际中午这顿饭在那儿都可以解决，主要还是看看父亲和庆德大伯他们是否回来。进屋时，母亲一个人正在厨房里忙碌，父亲则带着庆德大伯在他自诩为“无为斋”的书房里鉴赏他的那些宝贝。他们是一大早坐公共汽车回到县城的。父亲自从土地局退休后，就从天在家侍候他的那些宝贝，一心一意，乐此不疲。那些宝贝，其实就是父亲自个创作的字画，墙上挂满了不说，桌子上堆的是，桌下床下也塞得满满的。也不知父亲曾经师从过谁，反正国画、油画以及版画什么的都能够随笔画来。我对字画一点不在行，评判好坏的标准仅限于悦目而已，以此为标准，我感觉父亲在国画上的造诣要比油画和版画深多了，山水，人物，以及虫鸟什么的，轻重有别地泼洒在洁白的宣纸上，小心地盖上印章，然后细致地装裱好，挂在墙上，远远地端详，那种感觉不像油画那样直观，而是朦胧中的神秘感觉，仿佛轻轻喷了一层淡淡的水雾，而观者则处于这水雾之中，情不自禁地会产生许多的联想。父亲的字也写得好，隶体、彖体、行草以及少见的魏体都能写，*时期，我们马鞍山公社各色各样的大小标语绝大多数都是父亲的杰作。由此，父亲也成了当时公社里的知名人物，男女老少没有不知道他的大名的。当然，父亲的字画在我们当地出类拔萃给他赢得的更多是赞誉，但也没少挨人骂，并且也为此吃了不少亏。记得是一九七四年前后，我们马鞍山公社在新窑大队揪出了一个暴发户，以至在整个县里都引起了轰动。这暴发户其实只是一个屠夫，名叫严一楼，长相我现在还记得，眉毛又长又浓，鹰钩鼻，厚嘴唇，一脸的横肉象用湖铳打过，尽是绿豆大小的眼眼，说是麻子却又不象麻子。公社将展览办在他的家里，而所有的宣传画都是父亲画的。诺大的堂屋的墙壁上挂满了，门前的院子也扯着绳子挂了好几圈，全公社参观的男女老少排着队，一个跟着一个，边参观边发表啧啧的议论。大家除了对泡在玻璃瓶里的几条大蛇和那时很少见的两把不锈钢春秋椅有深刻的印象以外，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画的一幅严一楼的父亲喂狗的画：一位头发稀疏、肥头大耳的老头，咧着露出金牙的大嘴巴，将一大块精肉抛得老高，而一头又肥又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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