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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莨菪子、云英、防葵、赤桑陆、曼陀花皆令人狂惑见鬼。安禄山以莨菪酒醉奚契丹坑之。嘉靖中妖僧武如香至昌黎张柱家，以红散入饭，举家昏迷，任其奸污，盖是横唐方。周密言押不庐可作百日丹，即仁宝言曼陀罗花酒，饮之醉如死。魏二韩御史治一贼，供称威灵仙、天茄花、粘刺豆，人饮则迷，蓝汁可解。［58］　　　
　　这里的“仁宝言曼陀罗花酒”云云，仁宝是指郎仁宝，即郎瑛（1487—？）之字，其言见于他在《七修类稿》中的这一段话：　　　
　　小说家尝言：蒙汗药人食之昏腾麻死，后复有药解活，予则以为妄也。昨读周草窗《癸辛杂志》云：回回国有药名押不庐者，土人采之，每以少许磨酒饮人，则通身麻痹而死，至三日少以别药投之即活，御院中亦储之，以备不虞。又《齐东野语》亦载，草乌末同一草食之即死，三日后亦活也。又《桂海虞衡志》载，曼陀罗花，盗采花为末，置人饮食中，即皆醉也。据是，则蒙汗药非妄。［59］　　　
　　显然，郎瑛所说的曼陀罗花云云，就是方以智所指的曼陀罗花酒。虽然郎瑛并未能指出蒙汗药到底是何物，但他根据史籍，举出押不庐、草乌末、曼陀罗花三种具有麻醉性能的药草，断言蒙汗药绝非小说家的虚妄之谈，结论弥足珍贵。据笔者研究，蒙汗药确实是用曼陀罗花制成的。至迟在南宋，用曼陀罗花作为麻醉药，已普遍应用于外伤等各科。大概也正因为这种麻药十分普及，曼陀罗花的麻醉性能人皆知之，而且“遍生原野”，所以绿林豪客们才信手采撷，制成蒙汗药，经营他们的特种买卖。［60］曼陀罗草的麻醉性能相当可观，明末杨士聪（1597—1648）曾载谓：“曼陀罗草其叶如伽叶，花有大毒，末之置饮食中，令人皆醉。取一枝挂酒库内，饮其酒者易醉。”［61］读过《水浒》的人都不会忘记十字坡下绰号“母夜叉”的孙二娘用蒙汗药——实际上也就是曼陀罗花酒——将人麻翻，宰了，做人肉包子的故事，这是江湖豪客用蒙汗药下酒，干蔑视法纪勾当的典型，而方以智记述的魏二韩御史所治之盗的招供，更为此类案件提供了最可靠的实证。　　　
　　当然，也还有另一种情形，即有些人本身并非恶人，但因嗜酒，而触法网，酿成惨祸。明人小说中曾描写成化年间浙江永嘉县有个儒生王杰，家道小康，夫妻和睦，但不料有一天，突然大祸临门。请看这件事的原委：　　　
　　王生看了春景融和，心中欢畅，吃个薄醉，取路回家里来，只见两个家僮，正和一个人门首喧嚷。原来那人是湖州客人，姓吕，提着竹篮卖姜。只为家僮要少他的姜价，故此争执不已……王生乘着酒兴，大怒起来……走近前来，连打了几拳，一手推将去。不想那客人是中年的人，有痰火病的，就这一推里，一交跌去，一时间倒在地。正是：身如五鼓衔山月，命似三更油尽灯。［62］　　　
　　毫无疑问，这位王生如果不是吃醉了，“乘着酒兴”，动手打人，又怎么会闹出人命案来？当然，这毕竟还是小说家言。而万历时李乐记载的两则酒祸，则是活生生的事实。一件事是：浙江桐乡“有中人之家贷钱开油饼坊，其雇工人与市上一人剧饮而醉相殴，雇工人推其人坠水死”。你看，两个醉鬼相打，一个终于被推到水晶宫中招驸马去了！另一件事，更是荒唐而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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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酒与皇帝（7）　　　　　　　
　　酒是色媒人：西门庆、潘金莲酒后　　　
　　调情状，守门者为王婆。采自《金瓶梅　　　
　　词话》。万历二十八年庚子冬，乌程地方有云七里者，著姓温族所居也。某姓人有婚嫁事，故事设酒宴，邻近人（见）其酒薄，众不喜。又有怒其邀不遍者，众即扬言曰：“嫁女酒，任汝薄，却恐救焚酒薄不得，难道不请我们？”是夜，先用计扃其户外，使内者不得出，更余纵火，自外焚之。其家男子以送亲不在，妇人及眷妇凡九人，二妇又怀妊，而诸妇女俱在卧榻，被火仓皇莫措，开门不得出。家故开油坊，畜牛数头，牛惊火叫跳奔跃撞诸妇，惨酷难状。不逾时，尸杂诸煨烬中，难识认。盖死者凡十一人，而牛不与焉。诸纵火者伫桥观火，拍手大笑。郡邑及观察公初闻亦骇其事，卒以为无证，不加严究。死者虽多含冤，而谁恤也，伤矣战！伤矣哉！［63］　　　
　　如此骇人听闻的惨祸的酿成，固然是由于一帮子愚民的无法无天，生性残忍。但其导火线，却是因为这些人嫌嫁女酒太薄引起的。正是：酒薄、酒薄，招来大恶，惨绝人寰，令人惊愕！　　　
　　在明朝人的小说、戏剧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描写：被斩囚犯（当然，其中也有因冤狱而屈死者）在临刑前，刽子手往往塞给他所谓“阳间最后一碗酒”，在通常情况下，囚犯多半是一饮而尽的。这是古已有之，明代一仍其旧的临刑饮酒的真实反映。史载：　　　
　　今刑部每决重囚，必先酒食之，其来已远。想其初意，盖欲罪人昏醉，不大怖耳。今制凶人犯极罪，已招伏奏当，然不即断决，犹必监候。会审无词，又俟三覆奏而后始行刑。逮于临刑，复酒食以醉饱之。及至市曹，又停刑不决，许其家人击登闻鼓告诉，多有得旨放回者。足见朝廷好生之德，无所不至。而在外有司，刻之吏，不体此意，任情肆虐，于罪不至死之人，每每非法拷讯以毙之。是徒杖之罪反重于死刑，有司杀人，反捷于朝廷矣。［64］　　　
　　如此看来，给犯人临刑饮酒，体现了法外施仁。一是表明：且饮人间长别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给即将赴死者一点精神上的安慰。二是：使犯人酒后醺醺然，昏昏然，面对断头台、刽子手时，不至于感到太恐怖。这显然是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这种古刑场上充满悲壮色彩的遗风，一直延续到现代。我清楚地记得，1950年，我在江苏省建湖县上冈镇读初中。这年秋天，枪毙了原籍是该镇的一名罪犯，叫杨兆龙。刑前，执法人员按老规矩给他一大碗酒，四样小菜。他把菜吃光了，酒喝完了，却猛地站起身来，一脚将小饭桌踢翻，碗碟顷刻化为碎片。这名死到临头仍作恶的家伙，当然只有一个结果：使自己本来已是最坏的下场，变得更糟。此刻，我的眼前仍然清晰地浮现着38年前刑场上那难忘的一幕：双手反绑，戴着瓜皮帽，穿着长衫的杨犯，被执刑者喝令向前飞跑，突然间，枪声响了，杨犯的瓜皮帽应声飞起一丈多高，他随即倒下。人们议论纷纷：他的帽子怎么会飞起一丈多高？有人立刻说：你没瞧见那大兵（按：指执刑者），把子弹头拔出来，在鞋底上擦热了，然后才装上去开枪的？他肯定用的是开花弹，杨兆龙的头一定是被打炸了，在反作用力下，他的帽子才会飞起来。谁教他死到临头还不知好歹，踢翻饭桌的？活该！——听他这一说，我随着人流挤过去看个究竟，果然，杨犯的头部除了耳朵还健在外，其余部分，早已是血肉模糊，脑浆乱淌。我想，倘若当时阿Q在场的话，大概会说：“妈妈的，不如杀头好看”的吧？呜呼！这幕现代临刑酒及脑袋开花的活剧，显然是明朝人做梦也不会想到的。　　　
　　五、酒与妓　　　
　　嘉靖时作家薛论道，曾写《桂枝香？嘲酒色》谓：　　　
　　黄黄肌瘦，腔腔咳嗽。做嫖头夜夜扶头，好饮酒朝朝病酒。两件儿缠绵，无新无旧。恰离酒肆，又上花楼。阎罗请下风流客，玉帝封成酒色侯。［65］　　　
　　这支小曲辛辣地嘲笑了酒鬼兼色鬼，最后两句，更是幽默形象。这就为我们道出了一个最简单不过的历史事实，不仅酒楼通向花楼，而更重要的，几乎所有花楼同时也是酒楼。这些“风流客”、“酒色侯”最后的结局，多半只能是身揣酒葫芦，“死在牡丹下”，那是他们死得其所，当然怨不得别人。从明朝人的小说、戏曲、笔记、野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没有酒，像蛇菌一样显现其诱人色彩的社会毒瘤——妓院，恐怕早已黯然失色，关门大吉，改为六陈铺了。在明朝，围绕着酒与妓女，演出了多少令人难忘的悲喜剧，从而在明代社会生活中，深深地打上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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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酒与皇帝（8）　　　　　　　
　　弘治年间，有位张智，是御史，涞水人，因贪利，从某盐商那儿刮去很多油水。有一次，同道御史刘尧往淮安、扬州公干，张智便跟刘尧说项，请他开后门，支盐给这个盐商。刘尧当场拒绝了。张智便与此盐商密谋，假惺惺地在城外郑家花园设宴，邀请刘尧入席，声称为他饯别。刘尧不知有诈，如约赴宴。等到他在连连劝杯声中被灌得迷迷糊糊时，张智又推出妓女，与刘尧厮混在一起。按照明朝的官样文章，是禁止官员宿娼及挟妓饮宴的。如“宣德三年，怒御史严皑、方鼎、何杰等沉湎酒色，久不朝参，命枷以徇。”［66］次年（1429）八月，宣宗又论礼部尚书胡（1375—1463）说：　　　
　　祖宗时，文武官之家不得挟妓饮宴，近闻大小官私家饮酒辄命妓歌唱，沉酣终日，怠废政事，甚至留宿，败礼坏俗。而礼部揭榜禁约，再犯者必罪之。［67］　　　
　　史称这是“革官妓之始”。惟其如此，张智和盐商又预先找了几个光棍，冒充缉事校尉，这个时候突然钻出来，要挟刘尧，拿出一千两银子来，否则就将他挟妓夜饮的丑闻嚷出去。刘尧走投无路，张智却在一旁假充好人，故意说：我与某盐商很要好，让他拿出一千两银子来，他到淮安、扬州后，允许他支盐就行了。刘尧被迫，只好答应。张智却从这一千两银子中，分得一半，揣入私囊。而商人到淮安后，因准其支盐，所获厚利，又岂是这千两银子所能比拟的，而且出入无忌。事后，刘尧越想越怕，担心终将败露，“遂引刀自刎而死”。你想，好端端的一位朝廷命官突然自杀身亡，怎能不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科道交章劾其故”，在朝廷的干预下，最后终于真相大白，“乃寘智等于法”，［68］将张智和盐商开刀问斩——透过这则比较冗长的故事，我们显然可以看到，妓女和酒，实在是张智阴谋中的重要环节，如果没有这个环节，张智的罪恶阴谋未必能得逞。妓与酒之为祸，亦可谓大矣！　　　
　　世间有悲剧，也有喜剧。不准官员挟妓饮酒的禁令，明中叶后，形同废纸一张，而且按照“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儒学古训，及“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世俗原则，“上层人物游龙戏凤，中层干部生活小节，平民百姓品质恶劣”的法外之法，大权在握的重臣，谁敢管他们的风流韵事？因此，连宣宗、英宗时著名的元老政治家三杨——杨士奇（1365—1444）、杨荣（1375—1446）、杨溥（1438—1487），也留下了并非是“血色罗裙翻酒污”的佳话。据载：　　　
　　三杨当国时，有一妓名齐雅秀，性极巧慧。一日命佐酒，众谓曰：“汝能使三阁老笑乎？”对曰：“我一入便令笑也。”乃进见。问：“何来迟？”对曰：“看书。”问：“何书？”对曰：“《烈女传》。”三阁老大笑曰：“母狗无礼！”即答曰：“我是母狗，各位是公猴。”（按：谐音“公侯”）一时京中大传其妙。［69］　　　
　　这位齐雅秀女士很有幽默感，想来她在佐酒时，一定会将三位老家伙逗得乐不可支的。类似齐雅秀这样的小聪敏者，看来大有人在。明末有一妓，善于监酒，曾在席间作《调笑令》，以催干为韵：　　　
　　闻道才郎高量，休让。酒到莫停杯，笑拔金钗敲玉台。催么催，催么催。已是三催将绝，该罚。不揣作监官，要取杯心颠倒看。干么干，干么干。［70］　　　
　　这首小令，当然博得“一座笑赏”。　　　
　　明代金陵，十里秦淮，青楼林立，笙歌画舫、桨声灯影之中，名妓迭出，其中也不乏酒星。如明末的王小大，生而韶秀，为人圆滑便捷，善周旋，更“工于酒，纠觥录事，无毫发谬误”。并能为酒客排忧解愁，被人誉之为“和气汤”。［71］这也称得上是风尘女子中有酒德之人了。　　　
　　万历时松江的状元钱福，已归田里，听说江都某妓动人，特地去造访，至时，始知此妓已嫁盐商。经过一番周折，商人慕其才名，终于欣然同意设宴招待。但见：　　　
　　贾人设席西隅，出妓传花把酒，状元兴随境到，酒无重沥。酣次，贾人令妓出白绫手巾，请留新句。时衣裳缟素，往来烛前，皎若秋月，状元持杯披袖，引满再三，妓宛转更多，箫管之间，不觉醉飞玉笛，乃是一绝句云：“淡罗衫子淡罗裙，淡扫娥眉淡点唇；可惜一身多是淡，如何嫁了卖盐人。”［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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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酒与皇帝（9）　　　　　　　
　　这首在豪饮酒酣之际，即兴挥就的打油诗，相当诙谐，读来令人发噱。　　　
　　注释：　　　
　　［1］刘若愚：《酌中志》（道光刻本）卷16，《内府衙门职掌》，第32页。　　　
　　［2］顾起元：《客座赘语》（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卷9，第304页。　　　
　　［3］宋起凤：《稗说》卷3，见《明史资料丛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辑第97页。　　　
　　［4］顾清：《傍秋亭笔记》卷下，见谢国桢编：《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厦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上，第185页。　　　
　　［5］《明宫词》，第76页。　　　
　　［6］高濂：《遵生八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珍本，九集，1979年）卷12，第39页。　　　
　　［7］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卷36，第273页。　　　
　　［8］余继登：《典故纪闻》（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卷9，第162页。　　　
　　［9］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18，第156页。　　　
　　［10］余继登：《典故纪闻》卷12，第15页。　　　
　　［11］朱国祯：《涌幢小品》下，卷17，第398—399页。　　　
　　［12］徐复祚：《花当阁丛谈》卷7，第40页。　　　
　　［13］何心：《水浒研究》，第265页。　　　
　　［14］《明经世文编》卷16，第120页。　　　
　　［15］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卷6，第105页。　　　
　　［16］同上，卷67，第1266—1267页。　　　
　　［17］周晖：《二续金陵琐事》（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第926页。　　　
　　［18］同上，第927页。　　　
　　［19］龙文彬：《明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卷38，第666页。　　　
　　［20］刘若愚：《酌中志》卷16，第53页。　　　
　　［21］同上，卷10，第4页。　　　
　　［22］同上，卷15，第18页。　　　
　　［23］同上，卷16，第29页。　　　
　　［24］《明经世文编》卷102，第916页。　　　
　　［25］何孟春：《何文简疏议》卷8。参见王春瑜、杜婉言编著：《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第323页。　　　
　　［26］文秉：《烈皇小识》卷5，第152页。　　　
　　［27］胡山源：《古今酒事》（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世界书局1939年初版本），第484页。　　　
　　［28］陈洪谟：《继世纪闻》卷3，第91页。　　　
　　［29］田艺蘅：《留青日札》卷35，《刘瑾》，第1110页。　　　
　　［30］谭希思：《明大政纂要》（光绪间刻本）卷44。　　　
　　［31］徐学聚：《国朝典汇》卷19，《庄田》。　　　
　　［32］刘若愚：《酌中志》卷16，第57页。　　　
　　［33］《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卷305，第7801页。　　　
　　［34］同上，第7802页。　　　
　　［35］薛冈：《天爵堂文集》（崇祯间刻本）卷19，《杂著》，《丑寅闻见志》，第11页。　　　
　　［36］［37］《明史》卷95，《志》71，《刑法》3，第2333—2334页。　　　
　　［38］详参拙作《论明朝宦官与文化》，《中华文史论丛》1989年第2期。　　　
　　［39］谢肇淛：《五杂俎》（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卷11。　　　
　　［40］梁维枢：《玉剑尊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卷10，第688页。　　　
　　［41］《明史》卷308，第7907页。　　　
　　［42］赵善政：《宾退录》卷1，第3页。　　　
　　［43］阮葵生：《茶余客话》卷3，第8—9页。　　　
　　［44］冯梦龙：《古今笑史》（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342页。　　　
　　［45］佚名：《天水冰山录》，第42—53页。　　　
　　［46］况钟：《况太守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2页。　　　
　　［47］同上，第141页。　　　
　　［48］《秋夜月》上卷中层附录《时尚笑谈？嘲官不明》。转引自王利器辑录：《历代笑话集》，第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