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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史事沉思录-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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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秋夜月》上卷中层附录《时尚笑谈?嘲官不明》。转引自王利器辑录:《历代笑话集》,第422页。   
  [49]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18,第161页。   
  [50]王有光:《吴下谚联》(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卷1,第26页。       
◇欢◇迎◇访◇问◇。◇  
第30节:酒与皇帝(10)       
  [51]冯惟敏:《海浮山堂词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卷4,第187—188页。   
  [52]陆容:《菽园杂记》卷14,第179页。   
  [53]史玄:《旧京遗事》,第13页。   
  [54]朱国祯:《涌幢小品》卷17,第398页。   
  [55]李乐:《见闻杂记》卷1,第38页。   
  [56]冯梦龙:《醒世恒言》卷20,第410页。   
  [57]同上,卷27,第563—564页。   
  [58]方以智:《物理小识》卷12,第12页。   
  [59]郎瑛:《七修类稿》卷下,《事物类》,第147页。   
  [60]关于曼陀罗花及蒙汗药的来龙去脉,详参拙著《“土地庙”随笔》中的“蒙汗药之谜”及“蒙汗药续考”。   
  [61]杨土聪:《玉芝堂谈荟》卷29,第21页。   
  [62]抱瓮老人辑:《今古奇观》卷29,第567页。   
  [63]李乐:《见闻杂记》卷6,第84—85页。   
  [64]胡侍:《珍珠船》卷3,第4页。   
  [65]薛论道:《林石逸兴》卷6,见路工编:《明代歌曲选》;第107页。   
  [66]《明史》卷95,《刑法》3。   
  [67]余继登:《典故纪闻》卷9,第167页。   
  [68]陈洪谟:《治世余闻》,第54页。   
  [69]冯梦龙纂:《古今笑史》,第448页。   
  [70]褚人获:《坚瓠集》引《艮齐杂说》。   
  [71]余怀:《板桥杂记》。   
  [72]宋懋澄:《九籥集》卷2,第266—267页。按:此事与嘉靖时鄞县人余永麟撰《北窗琐语》载杭州故事颇相类。见是书第52页。明末农战史杂识   
  一、释“毛兵”   
  崇祯初年,农民起义军每与凶恶的敌手——“毛兵”交战。何谓“毛兵”?明清之际某些史家语焉不详,读之遂使人如坠云雾。如吴伟业载谓:“刘应遇提毛兵入汉,合川将吴国辅兵击贼于略阳,十战皆捷。”[1]“紫金梁众十余万,以秦兵、豫兵、毛兵尽聚泽潞东南,乘虚突犯东北,从沁州武县以陷辽州。”[2]谈迁的记载,大体与吴伟业同,亦失之太略:“陈尧道(即紫金梁)[3]等以秦兵、豫兵、毛兵尽集泽潞东南,遂乘虚掠东北。”[4]“川兵溃于林县,毛兵杀伤甚众。”[5]如此等等。读了这些记载,我们不可能知道“毛兵”究为何物。如望文生义,很容易把“毛兵”错误地理解为是姓毛的将领统率的一支明军,或把“毛”当成是某地名的简称。其实,“毛兵”是明朝地主阶级武装中一支特种兵,考其来源,可谓久矣。   
  清初史家戴笠、吴芟对“毛兵”的记载较为具体:“(崇祯五年,九月)癸亥,贼数千掠新乡三四日。癸亥,磁州道祝万龄以毛葫芦兵八百人至,贼走陵川。毛葫芦,矿徒也。其头目称脑角。又有盐兵、盐徒也,皆临时招募者。中多亡命,难御敢死,宜于搜山。”[6]于此可知,原来“毛兵”就是“毛葫芦兵”的简称;它的基本成分是矿徒。但是,这种兵为什么叫“毛葫芦兵”?名称奇特,仍令人费解。明中叶丘浚曾指出:“今唐、邓山居者,以毒药渍矢以射兽,应弦而倒,谓之毛葫芦。”[7]按照这种解释,“毛葫芦”是唐、邓一带深山中的猎户,在明中叶还没有成为一支武装力量——“毛葫芦兵”。但检诸史籍,“毛葫芦”在元朝末年,已经形成“毛葫芦军”。《元史》载:元顺帝至元五年,“会盗起河南……募民为兵,出库所藏银为大钱,射而中的者赏之,由是人皆为精兵。金、商义兵为兽皮为矢房如瓠,号毛葫芦军,甚精锐。列其功以闻,赐敕书褒奖之,由是其军遂盛。而国家获其用”。[8]又,元顺帝至正十四年,安丰、正阳的农民军“围庐州……立南阳、邓州等处毛葫芦义兵万户府,募土人为军,免其差役,令防城自效。因其乡人自相团结,号毛葫芦,故以名之”。[9]这就很清楚了:“毛葫芦军”名称的由来,是因为金、商等地深山中猎户的箭袋用兽皮制成,看上去毛茸茸的,故名。当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烈火熊熊燃起之际,元王朝将这些人编为地方武装,形同团练,成了地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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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释“毛兵”       
  随着元王朝的灭亡,“毛葫芦军”土崩瓦解。但是,它并没有灰飞烟灭,逐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演变成游民无产者的武装集团,活跃在深山老矿之中。明代王士性载谓:“内召、庐氏之间,多有矿徒。长枪大矢,裹足缠头,专以凿山为业,杀人为生,号毛葫芦。其人千百为群,以角脑束之(角脑即头目之谓也)。其开采在深山大谷之中,人迹不到,即今之官采,亦不敢及;今所采者,咸近市井道路处也。”[10]拿这条史料与《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五对照读来,我们可以知道,这批武装矿徒,直至明末崇祯初年,仍很活跃。他们十分强悍,颇有战斗力,但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说他们“杀人为生”,杀的谁?史无明载,但未必就不殃及平民。这伙人有盲目的破坏性是毫无疑义的。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论及近代游民无产者时指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在明末,当然还不可能有能够正确引导这批武装游民的先进阶级。其结果,他们跟其祖先在元朝末年为统治者效死卖命一样,被明朝地主阶级拉拢过去,编成一支特种武装——“毛葫芦兵”,成了明王朝的鹰犬,农民军的死敌。崇祯二年,“毛葫芦兵”即积极参与了镇压农民军的罪恶勾当。农民军也确实吃过这支反动武装的亏,往往见之避去。但不久,一些农民军的领袖决心拔掉这只狗牙。崇祯六年,农民军首领柘仙灵、李自成、刘国能、张献忠等,集中九营人马,“自武安南下,围毛葫芦兵四百于河沟村,尽杀之”,[11]给“毛葫芦兵”以沉重打击。次年四月,农民军在武安又将“毛葫芦兵”打得落花流水,消灭了182人。[12]后来,这只明王朝豢养的恶狗——“毛葫芦兵”,便寿终正寝了。   
  二、“边调曲儿”辨   
  解放后,在一些文史著述中,都引用了清初艾纳(亦作衲)居士编《豆棚闲话》中的“边调曲儿”。60年代,有的著述依据这支小曲第一句是“老天爷”,便干脆将此曲改名为“老天爷”。在50年代,对这支小曲感兴趣的是民间文学工作者,视此小曲为民谣;而至60年代,某些史学工作者,将此曲引进农民战争史领域,以之作为论证明末农民革命思想的重要资料。在“四人帮”独霸文坛,大搞影射史学之际,这首所谓的“老天爷”,突然顶上射出万道光芒,使人头晕目眩起来。有的说这是明末农民军反孔的铁证,有的说这是革命农民批判天命论的唯物主义思想的表现。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直至“四人帮”覆灭后,仍有同志著文盛誉此曲反映了农民所谓“塌天改世”的“哲学思想”。这不禁使人想起明人王磐所作《朝天子?咏喇叭》中的两句:“曲儿小,腔儿大!”   
  “边调曲儿”果真是如此灿烂的农民歌谣吗?否。   
  让我们首先从艾纳居士的《豆棚闲话》本身说起。此书最流行的本子,是施蛰存在30年代主编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13]以及清末的石印本。我所见到的最早的本子,是北京图书馆藏乾隆六十年三德堂的刊本,首有“天空啸鹤漫题”。其次是嘉庆三年宝宁堂刊本,删去了“天空啸鹤”的序言。上述两种本子,均在“圣水艾衲居士原本”之后,署有“吴门百懒道人重订”。但是,至《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据以排印的“瀚海楼”本,“吴门百懒道人重订”,改成了“鸳湖紫髯狂客评”。是否还有更早的版本?待考。关于作者艾纳居士的生平,遍考而不可得。从“天空啸鹤”的序文以及文中和书末的评论看来,作者是个失意的塾师,落拓不羁,举止佯狂,是明、清间常见的江南才子型的人物。他是哪里人?不能确知。圣水,在今河北真定、山西绛县、安徽寿县等处,[14]都有这种地名;也许艾纳居士的祖籍,是上述地区中的某处。艾纳,香名,据说“出西域,似细艾。又松附皮上绿衣亦名艾纳,以之和合诸香焚之,能聚其烟,青白不散。亦奸人假以为仙者,皆以二物给人”。[15]清代江南文人,每每用艾纳作别号或室名,如华亭王九龄的书室称“艾纳山房”,丹徒张九征的书室称“艾纳亭”;无非是高标出俗,故弄玄虚。从《豆棚闲话》的第十则故事“虎丘山贾清客联盟”看来,作者对苏州的世俗人情是那样了如指掌,行文中每用苏、常一带的土白“那亨”(即“怎么?”“做啥?”之意)、“勿是”(即不是)等看来,更可证艾纳居士是苏、常一带的人。其人生卒年不可考,从全书行文看来,当为康、乾之际的人。至于吴门,即今江苏吴县的别称,“百懒道人”,不知谁何;鸳湖,即今嘉兴的别称,盖从鸳鸯湖而来,[16]清代康熙五十五年,即在嘉兴城内建有“鸳湖书院”,[17]足可资证。但“紫髯狂客”是谁?失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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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边调曲儿”辨       
  《豆棚闲话》,编有故事12则,从介子推说到清初,有的是历史故事的铺陈,有的是耳食余闻的恣情扩大,有的是信口开河,纯属杜撰。从内容看,颇为芜杂,荒诞不经语,随处可见;对于明末农民大起义,更是百般诋毁,语极刻毒。明乎此,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边调曲儿”究竟是什么货色吧。为了使读者便于看清这支曲子的来龙去脉,有必要将此曲的前后文,一并引述如下:   
  如今豆棚下,连日说的,都是太平无事的闲话,却见世界承平久了,那些后生小子,却不晓得乱离兵火之苦,今日还请前日说书的老者来,要他将当日受那乱离苦楚,从头说一遍,也令这些后生小子手里练习些技艺……万一时年不熟,转到荒乱时,也还有些巴拦,有些担架。众人道:“有理有理,我们就去请那老者。”……老者道:“若说起当初光景,你们却吓杀也!……换了崇祯皇帝,他的命运越发比天启更低……兼之赋性悭啬,就有那不谙世务的科官,只图逢迎上意,奏了一本,把天下驿递夫马钱粮,尽行裁革,使那些游手无赖之徒,绝了衣食,俱结党成群,为起盗来。……国运将促,用了一个袁崇焕,命他经略辽东,先在朝廷前夸口……后来收局不来,定计先把东江毛帅杀了,留下千余原往陕西去买马的兵丁,闻得杀了主帅之信,无所依归,就在中途变乱起来;四下饥民,云从雾集,成了莫大之势,或东或西,没有定止,叫名流贼。在先也还有几个头脑,假仁仗义,骗着愚民;后来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关中山右,地土辽阔,各府州县,既无兵马防守,又无山险可据,失了城池村镇,抢了牛马头畜,不论情轻情重,朝廷发下厂卫,缇骑捉去,就按律拟了重辟,决不待时。那些守土之官,权衡利害,不得不从了流贼,做个头目,快活几时。即使有那官兵到来,干得甚事?那时偶然路上行走,却听得一人倡(唱)着一只边调曲儿,也就晓得天下万民嗟怨,如毁如焚,恨不得就要天翻地覆,方遂那百姓的心愿哩!他歌道:‘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你看不见人,听不见话。杀人放火的享着荣华,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18]   
  细读全文,我们不难看出:(一)艾纳居士在这则故事中,明明借说故事的“老者”之口,编造了“那时偶然路上行走,却听得一人唱着一支边调曲儿”的情节,我们岂能信以为真,将此“人”唱的这支“边调曲儿”,当做可靠的史料引用?(二)艾纳居士在行文中,明明是敌视农民军的,对那些“从了流贼(作者对“流贼”来源的说法,无异痴人说梦,姑且不论),做个头目,快活几时”的“守土之官”,感到不胜愤愤然,这是我们理解“边调曲儿”的前提。(三)因此,“杀人放火的享着荣华,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绝不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批判,为农民鸣不平(事实上,农民终日劳苦,有几个在“吃素看经”?倒是地主阶级强盗装正经,一面吮吸农民膏髓,一面“吃素看经”);恰恰相反,这是对“杀人放火”,亦即运用革命暴力捣毁地主阶级天堂的农民军的诅咒,为被农民军踩在脚下的那些假仁假义的地主阶级喊冤叫屈。试想,如果把“边调曲儿”视为明末农民的革命歌谣,那么,“杀人放火的享着荣华”这一句,岂不是成了农民军自己骂自己?因此,“边调曲儿”不但不是明末农民的所谓革命歌谣,而是一首攻击、咒骂明末农民革命风暴的小曲。   
  也许有人会责难说:这支曲子高唱“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如此骂天,除了革命农民,又有谁敢?答曰:不见得。是的,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自汉代董仲舒大肆鼓吹“天人合一”、君权神授以后,历代皇帝都以天的化身、天的意志的执行者自居。但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宗教,或儒、佛、道三家合流,或三家尊其一。虽然儒学势力最大,支配的时间最久,但孔子毕竟没有成为通天教主,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更是政、教分离的。因此,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与虚无、遥远的苍天,毕竟还没有完全画上等号。这一点,反映在每一个封建王朝的末朝,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一些在野的愤世嫉俗的地主阶级文人,在捶胸顿足之余,常常骂天骂地,以泄心中块垒。元曲中不乏这样的作品。明末文人的诗文中,也不难找到这样的实例。如,崇祯年间杭州文人周清原(别署济川子)在其所著平话小说中,就赤裸裸地骂道:“苍天眼瞎!”[19]但通观全书,正如阿英所说,“此书写作,其主要目的,在攻击当时政治的窳败,发泄自己不遇的悲愤,扩大封建道德影响,如斯而已”。[20]显然,我们不会因为周清原骂了老天爷,就在他的思想上冠以革命二字,甚至给他戴上“哲学”博士的高帽;如果再据此誉为农民的革命思想,就更属荒谬绝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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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拟桃源”解(1)       
  那么,“边调曲儿”,又是谁作的呢?我认为,正是艾纳道人自己。《豆棚闲话》书末的“总评”中,有谓:“艾纳道人,胸藏万卷……下笔不休,拈义即透,凡诗集、传奇,剞劂而脍炙天下者,亦无数矣。”可见此公是长于写诗的;就此书中的若干诗看来,也确实证明他是颇有诗才的。但是,就“边调曲儿”而言,也算不得什么惊天动地之作。实际上,正是艾纳道人将元人著名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中的一支曲子,改头换面写成的。现将此曲抄录如下:   
  〔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21]   
  我想,只要我们将“滚绣球”和“边调曲儿”稍作比较,是不难看清两者之间的传承关系的。   
  三、“拟桃源”解   
  清初史家黄宗羲在《王义士传》一文中写道:   
  温州有徐氏者,丙戌间约其徒侣数十人……跻雁山之顶,架屋数十,塞断道路,以拟桃源。去今三十余年,无人知其生死如何也。夫桃源亦渊明之寓言耳,今武陵之桃源,无人不可到,而云渔人复往,迷不得路,岂其秘于昔而显于今与?其说既穷,则以黄道真实渔人,与刘、阮无异,非人间世所有;是徐氏之拟桃源,亦误也。[22]   
  这里,黄宗羲对陶渊明笔下“桃源”的诠释,以及温州徐氏之举的理解,都是不妥的。此点,拟放到本文最后部分讨论。需要指出的是,黄宗羲的这段记载,很有史料价值;它触及到原始社会氏族公社残余的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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