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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边-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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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读书与瞌睡（4）
我一如既往地认为任何教育形式都是规训式的，甚至含有法西斯的意味。一个人从小就被强迫接受教育，这是你无法选择的选择，就像你只能选择你的父母，只能选择你所使用的语言一样。教育的权力高高在上，挥着它残忍的霸主鞭，它将某种你并非愿意的意识形态、价值观、道德原则甚至法律条文抽进你的肉体。规范化、字典化、等级化、秩序化、理性化通通经过既定的教育形成一套你不用动脑筋、逆来顺受、好吃懒做的书写模式、表达模式和行为模式。
教育究竟给了我们什么？教育需不需要革命？毛泽东早就说过：“教育要革命。”他先知般地看穿了教育的真面目、宣布了教育革命的意义。这一点至今仍令人痛定思痛、发人深省！也正因为这一点我认为逃学和瞌睡是对的，是最接近真理的革命武器，是最远离恐惧的欢乐颂！
我一边瞌睡，一边继续我漫游式的“学习”。我认识的第一位广州社会活动家是李克坚（他曾在海南岛当过８年知青），我一想到他就想到他对我讲的一个十分离奇的故事。这故事说的是广东大军阀陈炯明的一件逸事：当他还是一个小官时，他太太曾对他说他今后定会发达，但不能离开她，一离开他就要倒霉，原因是她*左边有一颗黑痣，这痣会给他带去鸿运。陈炯明也不以为然，但后来的确发达了；当他发达到得意忘形的地步，真的离开了他太太时，他太太早年对他说的那番话却随之应验了。我所记得除了这可笑的故事之外，就是他的好身体、好脾气、好脑筋。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黄念祖突然一夜之间发胖了，身体比原来的他大了两倍，声音也变粗了，神态依然未变，雪白的手帕仍持在手中；发胖好像改变了他一些内在性格，他比以前显得大度，纤细消失了，更像一个文雅的青年富翁，而不像先前那种好激动的理想青年。
就在他发胖的前夕，他让我认识了另一个牧师的儿子，华南师范大学政教系学生姚学正（他也曾在海南岛做过８年知青）。他靠快速说话的魔力和天生宿命论的感染力吸引了许多青年学生，我也沉醉于他口若悬河的才气和激情中。
这又一位身体力行的社会活动家，另一所大学的逃学高手正在设法创办一份非官方的文学刊物，我备受其鼓舞。他告诉我已发现两个优秀人才，一个是广州美术学院学生杨小彦，他写的一篇小说《孤岛》在广州青年学生中私下流传，声名赫赫；另一个是一位青年钢琴“哲学家”袁小涛，他出语惊人、目空一切，特别以对理想说三道四而闻名（有一次《南方日报》不点名报道了他在电影院的“极端语言”行为），这个人读了很多书，７０年代末就读过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
“学习”还没有显得疲倦，它带着人与事的零零碎碎继续向前，一本无字之书在生活中吮吸着新鲜，并不讲究意义。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经受“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的肉体考验，长头发和墨镜是必要的配备，更可恨的是一条借来的黑色领带垂吊在胸前，我患了饱满的“左派幼稚病”？的确“艺术高于了现实”，我那“无限折腾”又空空荡荡的变形记丢掉书本、冲出学校、投身社会，“自由选择”的口号暂时替代了“*集中制”，但另一个集中制的怪圈——“协会”却等着我去钻。
广州青年文学协会在１９８１年春天成立了。姚学正是协会会长，李克坚是副会长，黄念祖和我是走马观花的会员。
在另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第二次大会上，我作为一名会员领到属于我的会员证，我看见我年轻的照片像另一个人在证件的左边向我微笑，而我脸的左边被小半个鲜红的图章所覆盖。姚学正的滔滔话语正刺激着听众，也刺激着我的神经末梢。我在忘我的兴奋中与唯一一张幽默的脸说话，他叫杨小彦。我们在法国小说家加缪身上找到共同的快乐，我也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吴少秋的名字和他著名的《十三行诗》。我震惊于一个诗人１９８０或１９８１年的形象塑造。“表达”的前夜，恰恰在春天，我听到了这样的声音：缆绳下抖动着海蓝的血管
黎明滑过印第安人的海岸
……
像一个英雄的微笑
比一个英雄的眼睛还要孤单
……
——吴少秋《十三行诗》广州青年文学协会以工人的名义终于创办了一份自己的刊物《五月》，它发表了我不成熟的诗作，那是后来我离开广州回到重庆的事了。我并不因此而高兴，它们应该被遗忘而不是出现，我庆幸于很少有人能读到我那不该原谅的装模作样的痛苦，它已随着过去的结束而完美无缺地结束了。
这个协会也是当时中国众多青年协会的一个缩影、一个怪胎，一个青春杂耍的临时剧团，它代表了一个时代不成熟的怀旧、恐惧和笼统的激情。８０年代初，还是*时代的草创阶段，新秩序的思想模式和行为模式还没有最终建立和运行，真理仍习惯集体，不习惯个人，青年们只好把流于表面而困于内心的生活集中在一起来处理，集中消耗他们不得其所的精力——而其中大部分是从似曾相识的童年积压下来的漫长而痛苦的精力。这精力需要经过一个混乱的、无主题的群情高涨的过滤时期，“斗争情结”终得以稀释，凉快之后就会各奔东西。不出所料，１９９０年我重返广州时见到另一番情景：李克坚在广州经商，成了百万富翁，姚学正虽壮志未酬却当上了广州一间大学的系主任，黄念祖也弃文经商去了。而我，一个诗人却在协会的中途发现了另一个诗人。这个人对我早期诗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就是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７８级学生吴少秋。
二、抄诗与表达（1）
瞌睡过后，我的生活被一首一首的诗充满。我以罕见的精神投入抄诗和写诗的丰收期，特别是抄诗，我几乎抄了厚厚３０本。这些本子后来被沉入箱底，直到１９８５年，也唯有黄彦（西南师范大学的学生）借过我抄下的所有诗歌本子，他甚至发现了大量的菲里浦·拉金的英文诗（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抄拉金的诗，却写不出一首像拉金的诗）。
就像一块石头击向平静的湖水，涟漪一圈一圈在扩大，那涟漪的中心是象征主义，第一圈涟漪是超现实主义，第二圈是意象派，第三圈是自白派，第四圈是运动派，第五圈是垮掉派，第六圈……第七圈……一石激起千层浪，我开始换着口味吸着一个又一个诗人的“血”：肉感的诗、抽象的诗、光明的诗、黑暗的诗、幸福的诗、疼痛的诗、闲谈的诗、雄辩的诗、良心的诗、智慧的诗、装怪的诗、*的诗，甚至无意义的胡话诗。“歌唱心灵与官能的狂热”仍是我早期诗歌的第一声部，它解放了我，并让我获得（或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道德的胜利。当然，也有王德威所说的抒情的胜利：“所谓抒情，指的是个人主体性的发现和解放的欲望。”（季进：《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书城》２００８年第６期）
我们总是不断地走出去，走向幽暗而可怕的山谷，倒在草地上，卧在花丛里……我在阅读着里尔克，在１９８１年春天的一个正午，在校园蟋蟋作响的草地中央，我晒着太阳吟咏“秋日”和一只“豹”，想象着秋日余晖下一座巴黎的暗淡公园的深处，那里有一对孤寂的闪烁着秋凉的豹眼。他是继波德莱尔之后第一位走进我心灵的德语诗人，一位神性与女性的贴切呢喃者，一位在俄罗斯一个暮春的晚间倾听一匹白马迎向他的时间沉醉者，一位我不敢置一词的歌者。我抄下他的诗，并继续抄下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的诗，抄下北岛的《回答》、《雨夜》、《黄昏·丁家滩》、《习惯》……
一天我在教师阅览室（那是我常去的地方，整个房间没有人，除了一位守室的老者）发现了一本菲里浦·拉金主编的《牛津二十世纪英诗选》，发现了拉金的其他个人诗集。拉金引起我奇怪的注意，对于正迷醉于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的我来说，拉金的诗显然是不适合我的，而我却情不自禁地抄录了他大量的诗歌。其中有他第一首深深触动我的ing，此诗写于１９５０年２月２５日，后来收入他１９５５年由马维尔出版社出版的个人诗集《较少受骗者》。这首诗的结尾几行准确地唤起我的同感，我过目不忘，至今仍记忆犹新：而我，童年
是忘掉了的平淡
感觉像一个孩子
来到成人们言归于好的场景
并没有懂得什么
只懂得了那不同一般的笑声
于是我也觉得幸福还有他写于１９７４年６月，后收入《高窗》诗集中的一首，“This Be the Verse”，第一节在平静中让我震惊：父母，把你弄出来
他们并非想这么做，他们只是要做。
他们把他们的缺点塞给了你
还添上另一些，恰好适合于你的。拉金，一个平静而充满智慧的英国中年男子款款道来、从容不迫，他好像在一个随意的下午茶会上递上一个余音绕梁的老练、冷峻、诙谐的插曲。貌似平淡却充满深意，准确、具体、扎实，口语用得大胆而恰如其分，决不铺张、决不滥用形容词。他是简洁、机智、稳重的拉金，不是浓色涂抹和疯狂行吟的狄兰·托马斯。他对狄兰式的魔咒和错乱旋涡式的句法拂袖而去，或稍稍远距离地表示一点并非必要的敬意。而我那时（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却发狂于狄兰·托马斯。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二、抄诗与表达（2）
我从１９８１年起就一直暗中注视拉金，但从来不能成为他。拉金成了我无法解开的情结，直到他１９８５年寂寞地死去（我知道他在生活中一直是一个太寂寞、太枯燥的人，甚至拒不出国、相当怪癖）。时间到了１９９３年，我终于通过一位德国女孩从遥远的法兰克福寄给我一本《拉金诗集》，才最后完成对他的怀念。而另一个现象却让我吃惊：韩东居然在８０年代初写下一首极像拉金的诗《向鞋子敬礼》。可惜这首诗没有被人发现，当时中国大多数写诗的人都未读过拉金，韩东当然也没读过，而且根本不知道拉金是何人。但他孤僻的敏锐和拉金是相通的，这一点我可以相信。
在《向鞋子敬礼》中，韩东这样写道：……
抬起放下
穿上新鞋后我的小腿
直想动弹
不必说冬天我独自一人
现在我真愿意去路口站岗
让人们向我的鞋子
敬礼含蓄的拉金同样写道：无帽可脱，我摘下
裤腿上的自行车夹子，不自然地表示敬重。１９８８年夏天，我在南京遇见韩东时，记得好像曾告诉过他拉金及这两行诗，他并非为此而大吃一惊，虽然拉金说话的语气和观察事物的角度与他有些相似。正因如此，我在多年后撰文讨论这种相似性时，专门借用了陈思和的“世界性因素”一词。我试图指出这两个未曾有任何影响关系的诗人之间是如何在主题、语言及情感方面平行呼应，并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的柏桦、余夏云：《同写平凡的“世界性因素”——韩东和拉金诗歌的比较》，《文艺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９期。。的确，拉金沉默寡言，冷眼旁观度过一生，他悄悄驻立打量着英国——２０世纪的医院、田野、工业废品、轮胎、药片、照相簿和救护车；而另一个他所崇拜的作家哈代同样安静地写下１９世纪快结束时的英国、“无名的裘德”、乡村、闲话、天气以及不幸的苔丝。
西尔维亚·普拉斯的纯金尖叫和纳粹式疼痛也对我有过短暂的致命影响，她那种狂热的自传式简单的韵律，令人发指的幻想和深度，警句般的短语迎合了我当时激烈的心情（或童年的“下午”心情）。在她的影响下，也恍若在我白热母亲的影响下，我写出了《给一个有病的小男孩》这样的诗，痛快地运用着普拉斯式的“自白”，侦破或割下童年的尾巴。
火热的我，火热的中国需要更激情的诗人，选择对象不是拉金而是狄兰·托马斯——这个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仇恨富人的诗人，这个靠声音弄疯成千上万美国大学生的诗人，这个吊儿郎当的空前的清谈家，这个一天到晚叼着烟卷、提着酒瓶的“紧迫的狄兰”（他早就预感他活不长），这个最后一位浪漫主义的天才，这个顽童、魔术师、自我毁灭的极左派，他以绚烂的雄辩和晕眩的色彩大肆刺杀我的神经。直到１９８７年这刺杀才彻底结束。
我喜欢过*·史蒂文斯。这位在田纳西州放置了一个有秩序的瓶子，并将抽象的音乐落在寂静之上的诗人，这位被弗罗斯特误称为“小古董、小艺术品”的诗人，这位纯粹以语言游戏反抗艾略特文学*的诗人。我甚至还写过一首模仿史蒂文斯的诗并寄给当时在中山大学读书的吴少秋。
我喜欢过银尘中坚实如丝绸般闪光的。我喜欢过“石砌马道”上的寒山创造者，饮着山泉、独坐幽篁的星相学家，加里·斯奈德。他硬朗、质朴的诗风，他诗中东方的树、草、花、星、文词和岩石令人快慰。我喜欢过抒写“我青春期反父母混乱”的罗伯特·洛威尔，一个将个人矛盾融入文化矛盾，技艺、力量、雄心都错不了的诗人。我喜欢过沉醉在乡野同情中的詹姆斯·赖特。我也曾认真学习过“光明的对称”的希腊诗人埃利蒂斯，但我对他的刻苦用功是不成功的，直到后来我写了一首《春天》，它有点像埃利蒂斯。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二、抄诗与表达（3）
记得有一次吴少秋给我读一首西班牙诗人阿莱桑德雷写的诗《献给一位死去的女孩》（此诗的中文译文刊载于《今天》地下杂志上），他轻轻地感叹道：“‘脚在凉快的河岸洗涤’（其中一行诗），多么准确的一个词啊，凉快。”他没有解释，他悠长的声音让我感觉到他对这个词的体会和理解，我想象着他少年时曾怎样把他的脚伸进汕头海边，让那“凉快的河岸洗涤”。我随着他“凉快”的声音理解了这个词、记住了这个词，并爱上了这个“寂寞如鸟儿般大小的嘴唇”的诗人，清凉、光滑、宜人的晚风中的西班牙诗人，我抄下他大量的诗歌——他的抒情之水、白银之水、轻盈之水。七年之后，在经过火热的地下诗坛混战，甚至可怕的残酷的迷狂之后，１９８８年１０月我在南京见到了少秋（这也是我们分别六年后的第一次相逢）。我当时正在南京悄悄治疗我为文学所付出的伤害，还有两个月我就要恢复了，就要为美丽的南京歌唱了。就这样，我带着我昔日青春的信念把一本由台湾译者译的阿莱桑德雷诗选送给了少秋。我仿佛通过这本书在告诉他，我最终得到了“凉快”，进入我诗歌的南京时期——“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时期。
我抄录布勒东的《娜嘉》，深受他“任何东西只要是奇异的就美丽的”影响，他打开了我的感官，让我更大胆、更勇猛地靠近了以他为首的*主义和弗洛伊德的诗歌突击队、美的行刑队——超现实主义军队。我接受他们的必须的错乱和对潜意识发出的深渊般的指令：用诗歌化学的地狱推翻资本主义的金钱天堂，用“飞行”完成我们毕生的“超现实主义之梦”。在布勒东的直接指挥下，我终于在１９８２年夏天写出一首让一个日语研究生流泪的诗（他的泪水我至今不明白，当时在场的小说家周忠陵也不明白）《震颤》。《震颤》惹出的一个男人的眼泪本身就是一个超现实主义之谜，这个谜被永远保留在重庆，北碚周忠陵的家中，保留在１９８５年初夏的一个风景热烈的下午。谁人能破译张刚的“震颤”之泪，或许欧阳江河能破，他也认识这位颇有才华的青年，也记得他的“震颤”之泪。
伟大的、太富传奇的、爱摆认架子的、鼓吹中世纪经济学的２０世纪诗歌之王——庞德，他只作为一种精神一直激励着我。
我在写诗的初期还短暂地、毫不费力地喜欢过何其芳、戴望舒，但可惜却从没有喜欢过徐志摩。而我对卞之琳和废名的喜爱是持久的。“化欧化古”的卞之琳，除了那首被大众糟蹋得体无完肤的《断章》以外，我喜欢他至少２０首诗。他有一点像拉金，也有一点像韩东，一个态度严谨，经得起推敲的诗人，一个冷峻的生活旁观者，充满现代中国式的诗人智慧，现代中国式这一点相当重要（不要谈传统，“中国”这两个字本身就自带传统了）。我无条件地喜欢废名的全部，他的所有文字，他的诗、他的小说，甚至他的人，他的样子、他的衣服、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废名需要真正意义上的被重新发现、被彻底地发现，需要成立专门的废名研究所吸引为数不多的坚贞的废名研究者用毕生心血写出一本又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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