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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边-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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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些话，另一些黑夜中的温柔细语，另一些乌黑的卷发和滚烫的呼吸在北岛的“雨夜”中歌唱，我们会情不自禁地念出这些我们记忆中的诗行（而不是戴望舒的《雨巷》）：即使明天早上
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
让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笔
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
我决不会交出你
让墙壁堵住我的嘴唇吧
让铁条分割我的天空吧
只要心在跳动，就有血的潮汐
而你的微笑将印在红色的月亮上
每夜升起在我小窗前
唤醒记忆出奇不意的“铁条”，我们生活经验中一个熟悉而“亲切的”词汇，在这里，它带着一种近乎残忍的极乐（beatitude）刺入我们欢乐的心中。
“铁条”和爱情和受难和我们日常性的束缚和“伟大的”政治纠缠在一起。这样的抒情诗（或爱情诗）当然会在人们的心中一石激起千层浪。这“雨夜”中的“铁条”正好就是人们内心珍贵的铁条、幸福的铁条，它已升华为一种普遍的英雄象征——当一个人即将成为烈士时，他会含着这个象征（或这个崇高的微笑）从容地面对死亡。
“娜娜”式的爱情或“雨夜”式的爱情成了被压抑的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偶像（这压抑指６０—７０年代），一个我们自己才能理解的神话。即便像赵一凡这样研究西方后现代的学者，也会在哈佛大学的学生咖啡厅里，随着《娜娜之歌》的插曲开始他“昔日重来”的精神漫游或“用网捕捉我们的欢乐之谜”的漫游。但这个神话，宇文所安认为是应当避免写出的。他说：“这种伤感正是现代中国诗坛的病症，较古典诗歌中令人窒息的重荷更为不堪忍受的欺骗。在现代中国，这种病症出现在政治性诗歌中，也在反政治性诗歌中出现。”宇文所安：《何谓世界诗歌？——对具有全球影响的诗歌之期望》，《倾向》，１９９４年第１期。真的应当避免写出吗？其实这是一首具有典型中国政治现代性经验的诗歌，它有着十分特殊的中国语境，而这个语境是宇文所安绝对不能理解的。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必须指出，即“政治性”是中国文学和诗歌自古以来的一个深远传统。吉川幸次郎也反复说过：“中国文学以对政治的贡献为志业，这在文学革命以前，即在以诗歌为文学中心的时代就已是这样。诗歌的祖先《诗经》是由各国的民谣及朝廷举行仪式时所唱的歌组成的，后者与政治有强烈的关系，自不用说，前者也常常有对于当时为政者的批判，这成为中国诗的传统被一直保持下来。被称为伟大的诗人的杜甫、白居易、苏东坡等，也是因为有许多对当时政治持批判态度的作品才成为大诗人的。一般来说，陶渊明、李白对政治的态度比较冷淡，但大多数的中国评论家又说，其实二人都不是纯粹的不问世事的人，他们也有对当时政治的批判或想参与政治的意图，这是符合事实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只写个人情感的诗人。但这些都是小诗人，不会给予很高的地位，这是中国诗的传统。”（吉川幸次郎：《中国的文学革命》）因此，我认为，讨论北岛早期诗歌的政治性，应该将其置于这个伟大的中国传统中来进行，而非简单的否定。
今天派的诗歌形式与俄罗斯的现代诗歌形式更相契合（虽然也受了一些西方诗歌影响）。俄罗斯的现代诗与西方的现代诗是不同的，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斯塔姆、茨维塔耶娃，他们写的不是西方所谓的“世界主义诗歌”，而是有一个鲜明的苏联社会主义背景。他们首先要用诗歌解决个人生活中每天将遭遇的严峻现实政治问题，为了突破“政治”、歌唱自由，他们不惜用尽一切“细节”、一切“速度”、一切“超我”，像一只真正泣血的夜莺。西方诗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已超越了政治而专注于最普遍、最基本的人性本身。正如一位作家所说：“帕斯捷尔纳克是苏联的作家。而索尔·贝娄不仅仅是美国作家，也是全人类的作家，他越过了地缘政治这一概念，在作品中表现出了对全人类的所有人性问题的关注、理解和同情。”而今天派的背后同样有一个社会主义背景，俄罗斯诗歌自然而然成了它的姐妹。从这一点上说，今天派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勿用置疑，同样的内容、同样的背景，当然就采用同样的形式。
时至今日，当我们回忆起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中，今天派最活跃的那段历史时，我们仍然不觉惊叹：今天派带给我们的神话是罕见的，也是永远的。它通过几个人，一些诗就完成了对一个伟大时代的见证。
而今天派之后的中国诗坛又是另一番景象了。“诗是作为一种已经完成的社会华丽仪式和庄严仪仗而创造的。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光荣才会有它应有的地位。”（马拉美）中国诗歌在经历了今天派诗人的“华丽仪式和庄严仪仗”后，它的光辉暗淡了、陨落了。“我们这个时代，诗人是对整个社会*了。”（马拉美）早在１９世纪末，马拉美就宣告了这一点、预言了这一点。也正如叶芝所说：“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今天的诗人只是一个生活的旁观者或一个孤独的掘墓人，要不就是一个高科技时代的“笑话”或一个２０世纪最后的堂·吉诃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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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读书与瞌睡（1）
我的运气还不算坏，只在小学一年级当过一个月的模范学生。我后来漫长的学生生活都与惩罚、惹祸甚至开除（我读研究生时遭此厄运）连在一起。
我的内心和外表离开得太久了，我左右为难，无法调合，活得难受。归根结底，我内心的“反抗”是我３７岁以前的一贯主题，是我躲也躲不脱的灾星。我始终虔诚地在这个世界上寻找一个妥协或者和解的对象，这个对象却杳无踪影。日夜高悬于我头上的是一根无形的斗争的鞭子，它抽象地抽打我，逼迫我去反抗“下午”的一切：一个不顺眼的老师、一张必须填写的表格，一把滑稽的木匠的工具（我小时候因看不惯一个木匠的刨子，曾用松香油将它涂满）。我只要反抗，哪怕一次很小的毫无必要的反抗都会让我获得一种舒坦的平静，这是一个多么奇怪的感觉啊！可怕的破坏性，或夸张的“颠覆感”。但这也是有它的道理的，“原来人世的吉祥安稳，倒是因为每每被打破，所以才如天地未济，而不是一件既成的艺术品。”（胡兰成）这正是说到了艺术的本质，破坏即创造。而破坏或反抗到了尽头就要抵达“恢复”，正如欧阳江河在送给我的一首诗中这样描述的：精神疲倦了，但终得以恢复。
和世界清账，什么也不欠下。但“恢复”还遥遥无期，我从广州外语学院一开始就欠下生活的“债务”！
左边第二卷广州大学四年，除了第一个学期（或者应该说第一个学期的第一个月），我可以说是在离经叛道中度过的。
１９７８年春我来到南方这座名城——广州。这一年我２２岁，迎着雨后的阳光和无辜的兴奋途经三元里（这是我中学时代就被老师镌刻于心的爱国主义圣地）到达黄婆洞，我的学校——广州外语学院所在地。那时我并不顾影自怜也无实用主义，像毛泽东时代所有青年一样心里充满稀奇古怪的“斗争情结”以及“表达”式的“细胞的反叛、莫名的激动和怒气”。
在明亮的３月，入学后的第二天，一个身体相当纤细的青年含着笑容和我说话，从潮湿的宿舍到校外的田野，他用一只手不停地梳理他女性般柔软的黑发，另一只手紧握一张雪白的手帕；他以浓郁的广州普通话欢迎我，露出自信的牙齿（那是乐于表现的雪白），嘴唇的鲜红添了一点理想的激动。他叫黄念祖，我的同学，从他出发我认识了广州，开始了另一种“读书”生活。
开学不久的一个星期天，在黄念祖家里，我对广州生活的最初惊喜竟是从一个极小的茶杯开始的。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小的茶杯。简直令我大吃一惊，只有拇指这般大，拿在手里像一枚铜钱；用这种茶杯喝水不是为了解渴，而是为了玩味，这精美无比的“铜钱”外面镶着色彩细致的花纹，它只能盛*滴水，举在唇边一咂就没有了，刚好把嘴角润湿，进入口腔的恐怕最多只有二、三滴。太不可思议了，难道广州人都这么饮茶并饮下他们细腻的生活？
读完饮茶这一页，他又对我提起两个神秘的名字，王希哲、李政天（广州早期地下青年思想家），这名字带给我某种隐秘的激动（这激动直到我彻底投身诗歌才完全消失）。而我后来认识的却是另外两个人。
我像一个校园“盲流”在美丽的环境里晃来晃去，格格不入。而我为什么要自投罗网呢？为了摆脱农村（上大学前当知青）？为了大家认同的光荣？为了与众不同？可能还有更深刻的理由吧，从重庆到广州，一地之于另一地，生活或许就在别处。
一、 读书与瞌睡（2）
逃学从第一个学期第二个月开始了，那真是家常便饭的事情，变着戏法逃脱课堂——这个“军事法庭”。寝室成了我的“人造天堂”，充满真理、自由的瞌睡就合理合法地在那里进行。
白日梦游、白日抽烟、白日渴望就这样塞满我的寝室。我们８个同学，有６个好长一段时间比赛睡觉，几乎一天到晚躺在床上，甚至连吃饭都不愿起床。吃完晚饭，你追我赶洗完脚，看谁先躺上床去，先躺上去的颇有一种自豪感，因为他率先反对了“学习”，为此高人一等。压低声带、发出胸音的周海忠最爱睡，一躺上床就叹气，大睁双眼望着天花板，他睡的原因是不能学习数学——他最心爱的功课，命运却偏要他学习英语，结果他一睡却睡成了（多年以后）中山大学数学系的著名教授。爱装怪又无所事事的唐序也在睡，那是因为他日夜单恋一个丰满而矜持的女生，他如今也不知睡到何处去了，或许高年龄已让他睡得不安稳了。李建华，我的挚友，他一半是高材生，一半也大睡特睡，他的睡眠是为了当众表达他的聪明，他现在是北京农业大学优秀教授，他是假睡。另一个假睡者胡威，他一觉醒来就成了祖国的外交官。刘学忠一边拉二胡一边睡，他带给我们的欢乐最大，整个人就是一个喜剧，他睡觉是为了凑热闹。黄念祖睡得最少，他马不停蹄地打扮自己并加班加点地谈着走马灯式的恋爱，一天到晚繁忙地炫耀他的爱情战果。我同样狂妄地自高自大地睡着，我的瞌睡就是为了逃学，为了对无聊的反抗，为了从“意义”的“*”下解放出来，为了我大腿间不幸的生硬，为了我同唐序比赛有关“性”的英文词汇量。我毫无办法地选择了睡眠这种反抗形式，那是我当时最惬意的形式。我火热的青春在最需要冲锋陷阵的时刻却偏要无辜地沉沉睡去。多年以后我还同我的另一个朋友炫耀睡眠，比赛睡眠。天呀！我还遇到过一位更年轻的睡者，１９８６年他同一位校园诗人来看我，不到两分钟，他就伏在桌上大睡起来。我很有趣地问过他的情况：他整天呵欠连天，睡眼惺松，他的瞌睡导致一件极其颓废的行为——偷看女厕所，结果被学校处罚，判为留级。而他是一个公认的爱诗歌、心肠好的人，而瞌睡差一点断送了他的前程。我做了一点瞌睡的调查：中国大学的男生普遍瞌睡。连芒克也写过：“生活真是这样美好，睡觉！”韩东更是从哲理上深思熟虑过瞌睡，他在一首诗《善始善终》中这样写道：“从床上开始的人生/在一张床上结束/尽量长久地呆在床上/尽管不一定睡得着……”
当然，瞌睡的故事似乎还可以再往前追溯，那是我在阅读白居易的《秋雨夜眠》时发现的。白居易不仅是他那个时代的杰出文人，也是从古至今整个中国文人中最出名的闲人与“头号快活人”。他在唐代所创造的睡眠及逸乐生活艺术到宋代（尤其是颓废的南宋）可谓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从皇帝到整个士大夫阶层无不叹服他的生活情调。连宋徽宗也曾手书白居易的诗《偶眠》中如下四句：“放杯书案上，枕臂火炉前。老爱寻思事，慵多取次眠。”而宋孝宗有一次在亲自抄录了白居易的诗《饱食闲坐》后，发出感慨：“白生虽不逢其时，孰知三百余年后，一遇圣明发挥其语，光荣多矣。”的确，白居易的光荣从此以“睡美雨声中”的方式朗照人间，引来无数追随者。仅有宋一代就有邵雍的《小圃睡起》，司马光的《闲居》，苏东坡的“午醉醒来无一事，只将春睡赏春晴”（《春晴》），吴文英也有“半窗掩，日长困生翠睫”，周密更是“习懒成癖”，就连辛弃疾这等英雄人物也如此唱来：“自古高人最可嗟，只因疏懒取名多。”
一、 读书与瞌睡（3）
上世纪３０年代的林语堂也大谈睡觉的快乐，他说：“安睡眠床艺术的重要性，能感觉的人至今甚少。这是很令人惊异的。”还有一位早逝的文人叫梁遇春，他当时年纪轻轻就十分懂得睡觉的快乐了，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谈睡觉的长文《春朝一刻值千金》。他在文中开宗明义道：１０年来，求师访友，足迹走遍天涯，回想起来给我最大益处的却是“迟起”，因为我现在脑子里所有聪明的想法，灵活的意思多半是早上懒洋洋地赖在床上想出来的。关于瞌睡，不仅古今的诗人和作家有过许多奇特的议论，就连科学家和哲学家也对其用心研究，在他们眼中有因感到胆汁旺盛且闷闷不乐的入睡者，有血液中生了黄疸病一到正午便思睡的入睡者，有心怀忧患又觉无聊的入睡者，也有耽于幻想并深感性压抑的入睡者。瞌睡的确给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带去各式各样的快乐。而我以为，瞌睡与热有关，热乃性之催化剂，嗜睡者即享乐者；相反，失眠与冷有关，冷乃风雅之境，失眠者因此堪称雅士。
而我当时就是在瞌睡中整整昏迷了一年，几乎目不识丁，却享受着睡眠的自由和真理，直到１９７９或１９８０年波德莱尔以他著名的《夜晚》、著名的《露台》将我从梦中唤醒，我从此背叛了瞌睡，开始远离了这个沉睡组织，当我的诗瘾越来越大，瞌睡也就越来越小了。为了讴歌瞌睡，我在《星期六下午》中写下它的意义——一个“投篮”的意义：早就睁开双眼了
但仍然躺在床上
突然想到去秋一场篮球赛
成长不过是投篮而已瞌睡除了自由、真理、“投篮”外，还有什么意义呢？还有“天堂”的意义，周海忠通过瞌睡达到了数学天堂，我通过瞌睡达到了诗歌天堂。同时它也是唐序失恋的天堂，我们集体逃学的天堂，李建华聪明的天堂，胡威外交官的天堂，刘学忠喜剧的天堂，瞌睡的天堂无所不在，从某种意义上说，瞌睡还是最好的读书天堂，瞌睡当然也可能指向“那个年轻睡者”的一次令人惊诧的*的瑕疵，一个美丽的呵欠的错误。
我对一切集中的或自愿集中的学习形式天生抱有一种恶感，我曾在“知青”时代对每个夜晚两小时的政治学习和读报阳奉阴违地反抗过，我甚至公然真实地发起高烧或假借呕吐离开会场回去睡觉。而大学图书馆的学生阅览室座位紧张，大家排队蜂抢，唯恐进不了集体学习，我却从不顾盼。整个大学期间，我只去过唯一的一次，一个下午我试着去那里读书。书页的沙沙声，正襟危坐的学生，相互偷看的目光，探索的混乱气味；想象的摩擦与中断，无助的热烈及故意冷漠的表情令我感到不安。自我中心解散，儿童好动症涌现，托马斯·品钦的性与火箭潜在的跃跃欲试的危险，使我一页书、一个字也读不进去，我写下一首《恐惧》，成为我最好的读书心得献给了这个无罪的图书馆：那朵云没有暗示这危险
不祥的安静
一群淡黄的脸升起
暗示走近了
眼珠倾向触电
……
身后有个什么东西
想掐死谁
甩掉性和火箭
……
红色的纽带
一根垂危的领带
……
旁边没有其他人
这时它会降临
……是的，“它”降临了，恐惧降临到了我的心中。一种古怪的、被捆绑的、被侵略的、被同化的恐惧敲打着我的心。直到１９８４年春节前夕我在欧阳江河处读到他的成名作《悬棺》时，我对其中一句大为惊叹：“人头骤若谣传”。多么可怕的情形啊，它使我想起早已死在我心中的学生阅览室，那“恐惧”、那漂浮的寂静的人头。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一、 读书与瞌睡（4）
我一如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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