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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河集-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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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嘉纪诗篇从他立足的一隅，提炼出了只属于他的诗歌意象，形成了只属于他的诗歌内容，以及只属于他的诗歌风格，这一切，都带有鲜明独特的地域自然特色和文化特色，任何别的诗篇无法取代。
4，吴诗以白描为主，他的诗篇描绘出了一幅幅悲凉凄惨惊心动魄的图画，这不是用典所能做到的。吴嘉纪与人赠答的诗篇也有用典之处，比如，“杜诗”是汉代的一个好官，人民仰之如父母，同时，“杜诗”一词又是“杜甫诗歌”的缩写，他就把这个典故用在《望君来》诗中，“不有杜诗，谁为说胸臆”，两层意思并用，既表达人民对好官的期盼，又暗指自己的这首诗也就是杜甫式的诗篇，浑然贴切。
前人说吴诗特色的关键词语有“冰雪，甘露，幽香，热肠”，这是吴嘉纪作为“平民诗人”和作为地域文化表现者的总特点，是诗魂“真善美”在他的诗歌中的体现。
又记：从《赖古堂集》提供的《年谱》、《行状》、《行述》，参照《陋轩诗序》等文可知，周栎园吃官司是在福建任上，得罪了“浙帅”与“闽帅”。在刚刚统治华夏的大清顺治年间，这两处封疆大吏当是满清贵族担任，他们出于私心罗织罪名诬告于周。他们的诬告到达顺治帝面前时，周栎园正好在皇帝面前述职，并且因为一向的政绩而得到提升。于是他突然一个跟头从天上栽了下来，“革职赴闽质审”，这时四十四岁。周从此陷入这场官司达六年之久，至五十一岁结案获释。他先是被羁押刑部，后来正式入狱。福建省因此案受牵连的有千人，或有被拷打折磨死在狱中者，可见这事情闹得不小。直到康熙元年，周栎园才得解脱。在他吃官司的这六年中，他的父母和他的一个儿子相继病亡，真是“祸不单行”，其痛苦可想而知。
周栎园获自由后“游吴越”，到了扬州，于是见到了十三年没有见面的汪舟次，发觉汪诗比十三年（己丑）前作得更好了，汪就跟他谈起了吴野人，这样才发生了他与吴野人的见面并从此产生了最为深厚的友谊。而吴嘉纪《管鲍篇呈汪舟次》诗说过，他跟汪舟次初识是“己亥”年。查这一年正是周栎园吃司期间，周栎园《年谱》说，“己亥，四十八岁，刑部讯未结，乃结庐于白云祠，日赋诗著书……时狱事方急，亲友星散”，可见，吴野人此前只能是在汪舟次处读到过周栎园的诗篇，至多是神交而已，而周正在刑部吃官司，并且官司很大，亲友星散，很难说结局如何。三年后周出狱，游扬州，他才有机会见到周本人。
周栎园《陋轩诗序》写到的初见汪舟次是十三年前，这次见面已经是十三年之后，这一点很重要，这说明他们的见面也是偶然的。十三年与周不见的汪舟次不能料到周会这时来到扬州。与汪舟次结识才三年，而与周栎园还未相识、远在海滨的吴嘉纪更不可能这样去预料。所以，把吴嘉纪在汪的面前称扬周诗看作是趁着周正在吃官司而预先的“感情投资”，这种偏见实在是太大，真要令古人嗟讶不已呢。
周吴之间的友谊保持了十年，因为周栎园在六十一岁去世了，《年谱》最后一行字是“壬子春六十一岁赴广陵……六月捐馆舍”，而文集卷十之末有诗一首，题为《壬子春正，渡江，汪长玉舟次招同程穆清汪秋桐孙豹人吴野人冠五仁趾集玉持堂》，这正是他们最后一次以诗会友。周诗写道：即隔长江迹岂疏，登堂更使客心舒。犹能共罄重来酒，不复频思未见书。带水依然绕旧郭，条风着意吹安庐。开春老态飞扬甚，入座私矜六十初。
周栎园去世后，吴嘉纪有《病中哭周栎园先生》诗四首，其前二首云：
1，建业来双鲤，先生去九原。*馀剑佩，精采散神州。旧侣沉疴日，残生一线存。支离东海上，茅屋远招魂。
2，往吊应扶病，知音苦不多。白头惭我在，青镜为人磨。楼阁尘书画，门墙长薜萝。频年车马少，今日复谁过。
二诗悲凉之极。后二首意晦，却转深：
3，荷衣裁昨日，竹杖曳何之。幽径蒿生早，荒斋月去迟。锦缠新刻印，稿剩未成诗。景物都由旧，无缘见新思。
这首诗转深之处在于，说到与周的具体的交情，他是得到周的慧眼相识以及帮助的，一切让他怀念。
4，洛下何时返，人间暂住难。生涯逢短景，死所得长干。蝼蚁残簪黻，萧蓬没蕙兰。沾巾宾客泪，不与露同干。
这首诗转深之处在于，既哭周栎园，也哭自己，蝼蚁残簪黻，指周，萧蓬没蕙兰，指自己，二人穷达不同，命运却是相通。所以他为周栎园而流的泪水，不会像露水那样容易干去。
汪舟次有《哭周栎园先生》诗一首：
每逢佳士必书绅，最爱吴陵吴野人。一卷新诗夸国士，百年荒海识遗民。牙签插遍乌皮几，棨戟迎来折角巾。江左风流千古在，文章交道总如神。
诗所述主要就是周与吴的一场“文章交道”，并无夸饰之处。可见，认识了吴与帮助了吴，在周的一生中是重要的并且非常值得肯定，不但周自己认为如此，在别人看来也是如此，所以汪舟次才这样写，并且自己毫无失落之感，可算得一片纯洁的诗情。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真实基础，而不能以想当然信口雌黄也。
《赖古堂集》中周栎园所作与吴嘉纪较有关的诗还有：
1，《吴宾贤为予至饮汪舟次斋中》
乱觉良朋赘，君来道路长。江风吹敝帽，海气满奚囊。酌酒心为动，论文意转伤。斜阳犹未落，及见老夫狂。
歌吹扬州地，寒梅不肯花。人怜关塞返，客叹夕阳斜。垂老真相见，传诗各有嗟。同君从世好，深夜醉琵琶。
闻君买药至，似为老夫来。遽启残诗箧，休停浊酒杯。蒙羞从世网，忍死待予回。莫使寻归棹，寒花次第开。
按，这组诗真实反映着周栎园与吴嘉纪初见时的心情，十分苍凉沉郁，态度平等，以至于心灵相通，而无任何做官人气，这正是吴嘉纪得以与之发生友谊的一个重要前提。
2，《闽中许天玉、徐存水，广陵宗定九、黄济叔、吴宾贤、汪舟次，夜集寓园，即席分得看字》
浊酒把更残，相依道路难。并州能作客，永夜莫长叹。鼓乱羁魂碎，心苏塞雁寒。老夫拼一醉，明月让人看。
3，《吴宾贤力疾为予至，至则病甚不能数晨夕。宾贤既以病留邗上，予乃先归》
力疾为予至，依然见面疏。空江残岁棹，远梦野人庐。此地难为客，何时更寄书。歧途频握手，五十见君初。
按，这时的周栎园是五十一岁，吴嘉纪四十五岁，所以，“五十见君初”之五十是指周栎园自己，他不免感叹自己经过一场大难之后，竟然是五十岁人了。以上二诗反映着初见后的一见倾心，以及这次扬州初见与分手的情况。
4，《抵邗关迟汪舟次兼示吴野人》
北去非吾意，依违痛定身。无风吹老熟，待尔拂衰尘。急雨空江缓，遥山落日真。宁知三数过，只忆海滨人。
按，此诗当作于周栎园五十二岁，“北去”是指他赴青州就任新的官职，反映着他实已不想做官，至少心情还没有从六年冤狱中恢复过来，于是与诗友、特别是“海滨人”吴嘉纪的惜别之情更浓。
从以上数诗可证，周栎园对吴嘉纪一片深情至纯，诗心相照，肝胆互见，而这些诗人的友谊在清初的当时，自有他们独特的思想基础，大有精神上的相濡以沫之意，今人以他们其时社会地位的某种差异而凭空猜疑以至污蔑，实在是一种亵渎。
3
事竟成矣
当人们面对一百几十幅令人眼目一新的巴秋的山水画，了解到巴秋即洪东兵，其人作画才五年多时间，就不免既惊讶又疑惑：他笔下怎么能有这么多山水的？还真的是美不胜收呢！作画如此容易吗？
且不论人们怎么去探讨巴秋能作画的秘密，反正，巴秋作画应当说是成功了。在一百几十幅有模有样有意有境的山水画面前，你不由得要想到中国人的一句老话：有志者，事竟成！巴秋山水画作成的秘密，可以用得上“意在笔先”四个字。此何谓也？他如今五十岁人，原来，他今日笔下纸上的山水，却是对他从前身处之、眼观之、心存之、神往之十三载之久的浙东山水的写意。谁能想到，当年在那里服兵役的一个青年，却把那一片真山真水记在了心中，难舍难忘，于是，有朝一日，他竟作起画来，笔下的山水，即胸中的山水，而胸中的山水，是浙东的山水也，真乃人生一大快事！
可是，日日生活在秀美或壮美的真山水之中的人，以及曾经饱看过山水的万千气象的人，何其多也，其中想把眼中胸中的山水写到纸上来的人，亦当不在少数，但真的能作起山水画来的，就很少很少了，此何故也？原因有三，列之如下：
其一，是“感觉”二字，正如欣赏音乐需要有音乐的耳一样，如果日日生活在山水之中，却没有一颗能欣赏山水之美的心，就只能视而不见，眼中之山水不能变为胸中之山水。那一颗能欣赏的心从何而来？靠的是对美术有接触、有了解、有学习、有爱好。
其二，是“志向”二字。任何有益的事，立了志，就会确定目标、知难而进，不断接近和实现那志之所在，直到达于辉煌的成功。胸中既有山水矣，却无意于把它变为笔下的山水，也就不会来作画。
其三，是“技术”二字。胡乱涂鸦，不成其画。绝无师承，凭空而来的画家也是没有的。唯有师承前辈艺术家，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逐渐找到新的意新的笔新的墨，那眼中、胸中、笔下的山水，才能成为公认的艺术的山水，能品、妙品、而神品。
我们也就进人了巴秋能作画的又一层秘密之中，就是说，他是一个有志的人和一个刻苦钻研的人，所以作成了他的画。论读书进学，他入伍时才初中毕业；论多年来的工作，他是在县级市委当办公室副主任，主要是撰写各种会议文件，而今是在地级文联当副主席；论对文艺的爱好与追求，他喜读书，养成了一定悟性，还发表过小说，但看来，他对绘画是立下大志了也。所以，时间虽短，成绩却是可观。即将赴宁展出的一百几十幅作品，是近一年来作的，这当然不把自己予以作废的计算在内，可见，他每日的业余时间绝不可能在比如麻将桌边度过，他一定是每日站在画桌面前的！
巴秋学画，没有从《芥子园画谱》笔笔学之，而是选定了黄宾虹大师，直人其门，窥其堂奥。只要是黄宾虹的资料，他无不购求，如饥似渴加以钻研。当然，同时，他也多方揣摩各家名作与法度，乃得至于今日之笔墨，我等外行虽觉斐然可观，他自当作千里之始足，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巴秋作画，事竟成矣。我谨祝产生了一位新的画家，并愿他的画越画越好！
读司马迁《货殖列传》
读司马迁《史记&；#8226；货殖列传》，甚感有趣，有助认识古代社会和司马迁的思想，笔记如下。
太史公曰：……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妙）论，终不能化。
司马迁认为，世俗是生活的、物质的、享受的、逸乐的，慕荣华而愿富贵，如此已经很久很久了，“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虞夏以来”，就是这样的了。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以上这句话说的是，针对如此世俗，为政者的应对政策，最好的是“因之”而已。司马迁上承其父司马谈，推崇道家思想，这“因之”，该就是无为的意思。所以这篇《货殖列传》第一句话摆出的就是道家的社会理想，并且明确主张这种政策：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晚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但司马迁很现实地看到，实行道家理想和政策的不多，或者几乎没有，他总括了一下，等而下之的共有四种政策：“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利导之，就是朝着一定方向有所引导，这一定方向，当然是认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是根据天下国家的情况或有所为或有所止的。教诲之，就是对民众来一点思想教育，这教育的内容，大约就是诸子百家所能提供出来的那些，比如孔子主张仁义，墨子主张勤俭，还有主张自私的，等等，就看你采用哪一家；如何综合利用；”治大国若烹小鲜”嘛。整齐之，就是有所管理。“最下者与之争”，最下就是最差劲的意思，情况大约相当于孟子所说的“上下交征利，国危矣”。
接下来，司马迁以自然存在的社会经济景象，对他所主张的道家体系的“自然经济观”做证明，他粗列了山西、山东，南方、北方的出产之后，说：
……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天下养天下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农家种地，地不同而作物不同，山泽有矿产林渔之利，工匠成器，商贾往来，南方有丹沙珠玑，北方多马牛羊铁，一切皆是自然形成，物价也有它或贵或贱的自然的节奏。司马迁认为对待社会经济活动，首要一条是顺其自然。这一“自然经济观”，其积极的意义是尊重地理、分工这些自然规律，进一步地从中也能引出“看不见的手”即完全市场经济的主张，在经济相对简单狭小的古代社会，这也许是够用的，所以概括古代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共识，若在今日，完全任从“看不见的手”，而毫无国家掌控，则效果不好。
司马迁看出世有贫富，人皆逐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千乘之主，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何况是普通编户之民呢？他赞成管子所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是秩序、道德、文化的前提、基础。
贫与富，若排除社会因素，仅从自然形成的角度看，则不存在予夺，关键在于巧与拙，“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什么是巧者呢？就是能因地制宜，化不利条件为有利因素。他举出姜太公为例，说，姜太公的封地在营丘一带，是海边盐碱地，人口少，较穷，姜太公的措施，一是“劝其女功，极技巧”，大约是种植棉花或养蚕，并且加工出好的纺织品。二是“通鱼盐”，大约是发展海洋捕捞业，还有就是盐业。看来姜太公算是盐文化的老祖。姜太公这样把经济发展起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口，齐国成了“冠带衣履”天下闻名的地方。后来齐国曾有一度衰退，但管子执政以后，上承姜太公的好传统，又让齐国富强起来，以至于成了春秋一霸。司马迁从经济上分析齐国崛起的历史，确实见儒家之所未见，目光深邃，言之成理。
司马迁说，越王勾践能使越国富强，与一个叫“计然”的人的经济主张有关。计然看出了当时的一些生产的和经济的规律，比如，天象与农业水旱丰歉的关系，要早作预测，比如，农业有“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的现象，也要早备措施，还要有“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策略。谷贱伤农，谷贵病商，都不好，要调节在适当水平，比如价格“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这样达到农商俱利，令货币“行如流水”，经济自当繁荣。总之，要有一系列经济措施。司马迁没有说用这些智力，就不符合他的“自然经济观”，他并不排斥依据规律对生产和经济有所掌控，他既承认“看不见的手”，又承认“看得见的手”，他可算是古代具有“科学发展观”的人。
司马迁笔下，古代真的有个能“先富带后富”的人，就是“计然”的上级和好友范蠡。他辅佐越王勾践搞垮吴国、称霸春秋，就考虑退隐，说，“计然”给越王讲了七条经济措施，越王只用了五条，就大获成功，那是用于国，现在我何不用于自己？于是辞官，改名更姓，居于陶，自号朱公，致力于经济，成了富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将这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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