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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河集-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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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本”上，王士祯也为吴诗作有《序》，说吴诗“古淡高寒，有声出金石之乐”，他没有说吴诗与《诗经》、杜诗、陶诗的关系，仅说“与孟郊贾岛差不多吧”，这个评价这个语气，也都略有贬低之势。吴诗深厚冷峻淡泊真纯的现实主义和人格力量令他敬畏。以王士祯的年龄和地位，他很难真正理解吴嘉纪，甚至会回避这种理解。
程岫的父亲为了明亡，不食而死。他就从歙县迁徙到泰州梁垛安身，从而与吴嘉纪成了诗友。吴嘉纪有《寄程云家》诗，表达了对这位挚友的思念： “海水何茫茫，伊人在前谿。雨歇开门望，远树鶬鶊啼”。程岫四十岁时，吴嘉纪赠诗六首，回顾他们二人“相慰相寻已十年”，二人的交情是“贱贫交态比金坚”，并说“云际飞龙岂知己，潮边精卫是同心”，把自己与程岫都比作英勇填海的“精卫”，而与“云际飞龙”作了区别，可见他二人友谊的基础是对历史对现实有着共同的见解和态度，对自己在清初这个世界上如何做人是一致的。“安丰场堤决，平地水忽数尺，老友宾贤以赤贫，无力致舟楫，复无可徙之屋，受患独甚，唯赋诗自悲歌于水中而己”。孙豹人对康熙十九年大水中的吴嘉纪作了这样的记载。而吴嘉纪本人则作有《堤决诗》，其中写到程岫坐了小木船，不顾自己安危，在大水之中到处寻找他。吴嘉纪死后，“无以殓”，程岫将他安葬，并把吴家长期不能安葬的三个棺材都安葬了。这位诗友一下子安葬了吴嘉纪家里四个棺材，是何等凄凉悲惨的事情！人们把吴嘉纪与程岫的关系，比作唐代的韩愈跟孟郊。后来为吴嘉纪收集遗稿刊刻行世的，就是程岫、汪楫、汪芾斯这些诗友，其中有官吏有平民，加上在此之前已经去世的周栎园，作诗的同调也就是作人的同调，成为他们交友的基础，若以庸俗视之，也就解释不通。
三，民。“读《陋轩集》，则淮海之夫妇男女，辛苦垫隘，疲于奔命，不遑启处之状，虽百世而下，了然在目。甚矣，吴子之‘以诗为史’也”，即使是杜甫的《兵车行》，元结的《舂陵行》，也是难以超过吴诗的了！吴嘉纪同时代人陆悬圃（廷抡）对吴诗的这个评价，是不过份的。这位陆廷抡有个儿子，就是后来郑板桥最敬重的老师陆种园（由此可析郑板桥的思想渊源）。
吴嘉纪隐居安丰盐场，与烧盐灶户为邻，写下大量杜甫式的现实主义诗篇，正如“泰州学派”所主张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临场歌》写道，豺狼一样的官吏，“骑马入草，鞭出灶户”，以催税为名对穷人“笞挞”，并到富人家里享受款待。当他们在富人家里“优人喧阗，堂上高会”时，却有穷人在“门前卖子”。对于他们的作威作福，倘若盐丁敢有言论，就要被打落牙齿。在这篇诗的前面，诗人作有题记，说，虽然灶户很穷，以往税收，也没有敢拖欠，现在春秋两季，官吏就借口催征，下乡盘剥，而不顾“兵荒之余”的格外穷困。吴嘉纪为这些穷民，写下了著名的《绝句》：“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
诗人《冬日田家》写道：“残叶一村虚，卧犬冷不吠。带梦启柴荆，落月满肩背。地荒寒气早，禾黍连冰刈。里胥复在门，从来不宽贷。老弱汗与力，输入胥囊内。囊满里胥行，室里饥人在。”画面虽是淡淡的，矛盾却尖锐而无奈，冷中极热。人民往往弃家而逃，其《怀王鸿宝》诗写道：“此中今有谁？但有狸与蛇。何事尽室逃？公家赋苛税。追呼曾几日，村村无人家”。有做官的诗人来拜访他，他总是向他们诉说民情，希望他们能体恤穷民疾苦。他赠诗汪芾斯说：“荒荒濒海岸，役役煎盐氓。终岁供国税，卤乡变人形。饥儿草中卧，蟋蟀共悲鸣。倘不逢良牧，何由慰群生？”
他的《哭刘业师》写着他的老师刘国柱的穷困。这个主讲安丰社学十年之久的“泰州学派”传人，“博涉经书，自经史子集旁及医卜，无不通晓”的学者，有多种著作的名儒，“门巷青蒿塞”，“高寒俗所嗤”，“室寒蝇懒入，瓶罄鼠常稀”。生前穷困，身后凄凉，诗人不由得流着眼泪大声说“贫士不可死，家人唯掩扉”！
诗人所居的安丰盐场，常遭大水，他写过《风潮行》、《海潮叹》，描写人民的痛苦，“悲哉东海煮盐人，尔辈家家足辛苦。频年多雨盐难煮，寒宿草中饥食土”。大水来时，“沿海人家数千里，鸡犬草木同时死。南场尸漂北场路，一半先随落潮去”。他的《堤决诗》写的是自己与民众一起遭遇大水的情况，“……堤决，俄倾，门巷水深三尺，欲渡无船，欲徙室无居，家人二十三口，坐立波涛中五日夜，抱孙之暇，作堤决诗十首，诗成，对落日击水自歌，境迫声悲，不禁累累涕下”。这极悲惨的文字告诉我们，穷困的诗人平日是如何苦中作诗的。
诗人在描写了汤汤洪水和人民的困苦状况之后，笔锋一转，指向了麻木不仁的官吏：“吏胥用钱求开征，以灾为丰尔最能”，官吏竟然贿赂上司，隐瞒灾情，以灾为丰。所以，“堤边几人魂乍醒，只愁征课促残生”，人民被这些贪官污吏弄得胆战心惊也就不奇怪了。
有一天，诗人为欠高利贷逃到一个灶丁的家里，“草舍不盈丈，乃在卤壤中”，灶丁“居人象鬼魅，衣食常不充”，以往只是眼中看到灶丁和他们的草舍，想不到今日竟然和他们栖宿在一起了。诗人带着孩子一起逃，“呼儿匿草中，叱咤债主来”，躲在草中不敢有声音。盐商为了侔利，雇船买卤，雇灶丁连夜煮盐，这时，北斗低照，诗人处于草间霜露之下，目击着灶丁怎样辛辛苦苦夜间烟火之中的劳作，想问盐商一句，你们是一种什么人？夜睡草丛里的诗人，想到自己这么大岁数了，竟然被逼得像个“异类”一样露宿野外，不觉泪水长流。又想到家中病卧在床，无东西可吃的妻子，只有解嘲说，妻子是“病肠幸不饥”。诗中他把自己比作一只“雄雉”，尽管有美丽羽毛，要追随天上鸿鹄，没有力气，也不是时候，即使做着一只野雉，也还“常愁触罗网，顾盼心惊疑”呢。透出了诗人的一种清醒认识，他保持着小心谨慎的态度。这样，诗人的命运又一次与穷苦百姓的命运汇合到了一起。
他像杜牧讽刺杨妃的荔枝一样，写了《打鲥鱼》。康熙为了吃到长江鲥鱼，动用数千马匹与人夫日夜飞送，“山头食藿杖藜翁，愁看燕吴一烛龙”，统治者的奢侈与为所欲为，诗人只有悲叹而已。杜诗写于马嵬之后，而吴诗作于康熙当时，其“烈士”精神可见。
面对悲惨现实，他只有寄希望于好官，发出了“望君来”的呼唤。烧盐的灶户活得像鸡鹜在锅中挨煮一样，而今年春夏雨多，沙柔泥淡绝卤汁，无盐可烧，灶户们想坐到烈火与烈日中去，希望挨那种烧盐之苦而不可得！“望君来，君未来，来何迟”！以诗风“冰冷”著称的诗人，心中却是多么的炽烈，他觉得现实不能再这样下去！穷得一无所有的诗人，用病弱的双肩担当的，是全体民众的苦难。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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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吴嘉纪为明朝的灭亡而悲，既悲统治者的*失国，更悲在改朝换代之际人民的苦难。“才闻战马渡滹沱，南北纷纷尽倒戈。诸将无心留社稷，一抔遗恨对山河。秋风暮岭松篁暗，夕照荒城鼓角多。寂寞夜台谁吊问，蓬蒿满地牧童歌”。何以才听到清兵来了，就南北纷纷尽倒戈？何以面对亡国，诸将无心留社稷？史可法的墓（衣冠冢）又为何荒凉得这样快？这首《过史公墓》直指人心，其思考和悲哀是深层次的。
《郝母诗》写道：“家国值沧桑，兵刀耀白日。杀人夺妇女，城中无处匿。”这写的不是清兵，而是明将。他的诗友汪楫也写道：“南都立新君（即南明政权），四镇皆赳赳。一刘军泗上，一刘军淮右，靖南与兴平，金印总如斗。社稷不曾复，先将舆地剖。私斗满江干，旌旗截飞鸟”。四镇兵马不能团结抗清，却相互争城夺地害民，南明政权就在这种混乱之下失去了挽回败亡的最后机会。
明将是这样害民，清兵的“扬州屠城”更是残暴，他的《李家娘》写道，“城中山白死人骨，城外水赤死人血，杀人一百四十万，新城旧城内有几人活？”李家娘子不屈而死，遭到清兵“怒裂妇尸，剖腹取心肺”的残害，许多妇女被清兵掳掠北去。《董妪》诗写清兵屠城五日，杀得尸体“积高”。其《我昔五首》说，蛰居乡野的他也曾亲身躲过明朝的败兵、清朝的铁骑、趁乱害民的“土贼”，以至于看到过趁机敲诈的渔夫和农家，当然，也有仗义而起的勇士。总之，明末清初的乱离社会，他是历史的见证人，他是不能忘怀的。他的《过兵行》，写的是清兵又一次暴行：“扬州城外遗民哭，遗民一半无手足”，这些遭受扬州屠城后的“遗民”，接着又受到践踏蹂躏，“东邻踏死三岁儿，西邻掳去双鬟女”，清兵辟地养马，“十家已烧九家屋”，“白发夫妻地上坐，夜深同羡有巢乌”。《泊船观音门十首》，是他后来的悼亡诗，他明确写道，“亡国恨无尽，滔滔江水流”。他仍不甘地问道，明朝有“如蚁”一样多的军队，有金陵“坚完世所稀”的城池，怎么让清兵长驱直入，“塞马竟如归”的呢？诗人在金陵长啸于高岸盘桓于山林，面对“深深建业水”，感到“欲饮转伤神”。对于已经“鼎湖龙不归”的明朝，只有“时时一回首，血泪尽情挥”了。
吴嘉纪结交的朋友中，颇有明朝的“遗老”，比如诗人方文，吴嘉纪有《送方尔止》诗，情绪惆怅悲凉；又比如画家龚贤，早年从金陵移居广陵，清初又移回金陵，吴嘉纪有《寄题龚大野遗新居》等诗，诗中抒发的也是处在改朝换代之下的无奈与感慨之情，所谓“百感从中来”；再比如屈大均，从事过反清活动，吴嘉纪有《送友人之白门》诗，其中有“流泪有何用？志士成荒丘”之句，说明他同情屈大均他们的反清复明事业，但这事业的凋残无望已经很显然了。
吴嘉纪悲叹明朝失国，立场和视角不过是一介平民，他并不认为自己能在“抗清复明”中发挥什么作用。吴嘉纪与顾炎武相比，只能说处在一种政治的“边缘”上，定位他是平民诗人更为恰当，他的悲愤是高于和深于“遗民”的意义的，但在他的“姜桂气”的诗篇下面，同样有一颗“金石”般的烈士之心。
吴嘉纪早年也可能从事过“抗清复明”，只是他后来把这些行迹都尽可能抹去了，他的《陋轩诗》中没有40岁之前的作品，原因可能在此。
五，志。吴嘉纪的“志”，第一是政治抱负方面的。他的《大姊没百日》诗最后一首写道，“仇怨吾未报，草间甘老死。悲歌邻里愁，姊也颜色喜”，他有大仇未报，悲歌使邻人听了都发愁，但姐姐听了却感到高兴。接下去写他因得到姐姐的“感知”而“泪下如秋水”。姐姐去世了，“我今击剑歌，赏音谁复是？”他的击剑歌当然仍是因为“大仇未报”，这仇到底是什么内容？答案在这样三句里：他的姐姐“愿弟为词人，愿弟为烈士”，还说他的姐姐“不惭聂政姊”（聂政是《史记&；#8226；刺客列传》里不顾性命敢于血刃的刚烈之士）。后来，他在《之东亭访吴楞香》中称自己是“轩然老烈士”，在《垂钓行答郑绛州》中说自己“壮志犹存貌已老”，说自己“敛抑猛气上小舟，天海之际垂钓钩”，在《寄答席允叔》中说自己“沧浪销我雄心尽，一曲渔歌涕泗流”，在《赠陆悬圃》中说自己“蓬蒿销志气”，并认为用毛笔不如用宝剑痛快，“毛颖困豪杰，吴钩报恩仇……草殷敌人血，腰悬仇家头”。他还有《读荆轲传》诗写他读了荆轲刺秦皇故事后，“提出匣中霜雪刃，忽见荆轲一片魂”，情绪十分激烈。以上这些，使我们有理由说，他的“大仇”，是指向清朝的。如果说吴嘉纪可能曾是参与“抗清复明”的勇士，这些诗句就是他没有抹尽的痕迹。从《晒书日作》可知，吴嘉纪本来可能薄有家产，而在明清之际兵乱中失尽，“十年戎马斗中原，产破无聊归荜门”，他并不是一直就在“荜门”里，而是“产破”之后才归来的，从此他就过着“久困形容丑，经史换瓮飧”的孤洁而贫苦的生活，“产”未破之前的十年，可能就是他参与“抗清复明”的十年，“产破”就是暗指“抗清复明”事业的失败。他说过自己“又未获从李广游，弯弓射虎南山头”（《垂钓行答郑绛州》），可见，他并不是手握刀剑相搏的人，而只是某种政治活动的参与者。
吴嘉纪认为自己本来能做管仲乐毅这样大有作为的人，这几乎是诸葛亮式的宏大抱负了。这个大志写在哭他的老师的诗中，不是随便的，因为他的老师本来曾这样寄希望于他，可是一切都被清灭明的现实打破了：“管乐成虚愿，荆高匪我俦。放歌悲失鹿，蹈海看闲鸥。门巷青蒿塞，江河落日流。师亡吾已老，壮志复何求”。其“虚愿”二字，说明着老师对他的希望和他自己的大志；而“荆高匪我俦”，是说像刺客荆轲高渐离那样去与清朝硬拼，是不适宜的；至于“放歌悲失鹿”，则明明白白指着清灭明这件事。这样，他只有“蹈海”，隐居海滨乡野的草庐，守着贫穷，写着他悲冷的诗篇。
第二个方面的“志”是写诗。吴嘉纪对于作什么样的诗，有他的理性考虑。在《赠别李艾山》诗中，他指出“时俗昧其本，纷纷竞词华”的不良诗风，认为这样写出来的诗如同“蛙鸣”一样。有责任的诗人当有孤高独立的精神，让诗歌回到“正始”，也就是回到《诗经》的现实主义之路上去。吴嘉纪的诗歌之“志”，在他的时代，特别可贵和正确。在这方面，他是自许的，他说“李杜韩苏后，吾曹气颇雄”。
（关于“正始”一词，歧说无非二类，一为实指，一为虚指。实指者，即指魏废帝曹芳的年号，在文学史上习惯以正始文学泛指魏末晋初的文学及其风格，彼时文人避祸，谈虚言玄，不议政治，诗歌也就不言忧患民生，而写个人幽思，告别悲凉慷慨，转向旨深意晦。鲁迅与正始年代有某种共鸣，其小说《狂人日记》以及一些杂文，即张扬阮籍嵇康式的独立人格与深思雄辩的力量。
上述实指，人皆言之，我觉得还有虚指，是指“正始”一词的多义性，如引申义、比喻义等，比如，高凤翰《砚铭》说，“上井田，下秦玺，破阡裂陌，赢失其理，吁嗟文亦有正始”，这里的“正始”是指政治上的正统。清代《白雨斋词话》卷八之六五说，“自乾嘉以还，追踪正始者，时复有人，是衰者可以复振，亡者犹有存焉者也”，这里的“正始”，似指“文以载道”的正统，含文学现实主义精神。）
吴嘉纪认为作诗还要汲取陶渊明的清淡与真纯。“陶潜重其腰，慷慨归乡井。有田须自耕，举室无宿廪。吟咏喜身逸，辛苦逢岁稔。酒熟秋气佳，黄花秀挺挺。茅檐聚素心，言笑到酩酊。客去枕肱卧，梦寐优游甚”。这样的生活态度，正适合他的情况，所以他推崇陶潜。他在《与仔靖弟》的诗中说，“时俗攻文艺，腐气销清真。悠悠三百年，章句困煞人”，他主张“清真”，他认为真纯自然的文艺精神，被三百年来的“章句”也就是八股气销磨殆尽了。
前人指出，吴诗“不得指为何代何体，要自成其为野人之诗”，就是说，吴嘉纪上承《诗经》开辟的传统，又在继承中有了发展，形成了自己鲜明的个人风格。《陋轩诗》的艺术特色可列出这样几条：
1，比杜甫既有所不足也有所深入的现实主义。杜诗被称为诗史，因为他的诗篇紧密关心着当时唐朝内乱之下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吴诗由于诗人生活于海滨一隅，因此诗篇内容不及杜诗广阔，但因为诗人自己就是无数穷民中的一个，他的诗篇表现这一隅人民包括他自己的穷困生活，也更为深入更为细致。
2，取法陶诗的清真而扬弃陶潜的飘逸。吴嘉纪像陶潜一样隐逸到了乡间，但陶潜虽然种地，虽然与野老共饮，但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野老穷民莫测高深敬而远之的，吴嘉纪有时也想达到这样的境界，但终于无法有这等的飘逸轻松，他的家世与本人的地位处境，以及他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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