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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下的大明-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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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鱼鳞图册是记录一块块田地的档案,档案包括每一块地的所属、方位、面积、形状等基本信息,还要写明地形、四至、肥瘠种类等等。如果土地涉及买卖分割,还要填写分庄。如有佃户耕种,亦要一一标明。旁边附有档案编号和地内桥梁、山川、河流等情况。
这还只是一户的信息。
十户的鱼鳞图册要合成一份甲合图,十一份甲合图再合成一里之总图,一乡的若干里总图汇聚在一起,交给县里。县里再一次合图汇总,上交州、府乃至户部。
可见打造鱼鳞图册的繁剧程度在户帖和黄册之上,绝非一蹴而就。
《徽州府志》曾提及:“洪武十五年壬戌,遣官量田,定经界。”足以证明,鱼鳞图册的准备工作,从洪武十四年到洪武二十年之间,从未停歇过。洪武二十年修造的鱼鳞图册,不过是水到渠成的结果罢了。
图四·9 鱼鳞图册示意图
第二个有趣之处是主持者。此人叫武淳,头衔是国子生。
国子生就是国子学的学生。国子学是明初的中央最高学府,这个名字最早可以追溯到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洪武元年,朱元璋“令品官子弟及民俊秀通文义者并充学生”“择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子学”。洪武十四年,他在鸡鸣山下设立国子学新址,并于次年改名叫国子监。
大家应该还记得,洪武初年,朱元璋无法推行鱼鳞图册的原因之一是专业人才匮乏。所以他非常重视国子学的培训,将其当成政务储备人才的培训基地。既然是政务储备人才,那么就不能只读圣贤书。
朱元璋做人务实,给国子学加了一条规矩,叫作“实习历事”。它还有一个更明白的名字,叫作“监外历练政事”。
国子学或国子监的学生,到了一定年限,就必须到各个政府部门实习,熟悉政务。他们的身份,就叫作“吏事生”或“历事监生”。朝廷视其在实习期间的表现,予以拔擢任用。这种历练对培养人才的好处,自不待言。让学生早早经历政事磨炼,可以迅速上岗,对于缓解明初人才匮乏的窘境帮助极大。
洪武十九年(1386年),朱元璋一口气选派了一千多名国子生,送到吏部除授知州知县;洪武二十四年,又选拔了方文等六百三十九名国子生,以御史的身份去稽查百司案牍;洪武二十六年,登记在册的国子监生,从原来的平均两千人,跃升到了八千一百二十四人。
这三个时间节点很值得玩味。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桓案发,株连万余;洪武二十三年,胡惟庸案波及数万;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发,波及万余。朱元璋每次大肆屠戮,都让官场为之一空,这些缺额只好让国子监顶上去。
“实习历事”的效果实在太好了,以至于朱元璋觉得有这个选拔制度就够了,一度停办了科举考试。一直到洪武十五年重新开科,他还反复叮嘱“务求实效、毋事虚文”。
这位叫武淳的国子监生,竟然可以主持鱼鳞图册这么重大的工作,可见他之前一定以“吏事生”的身份实习了很久,对庶务得心应手,才会被委以重任。类似武淳这样的人,还有很多。见诸史书的有吕震、古朴等人,都是国子生出身。可见朱元璋在主导土地政策的同时,对于配套政策的建设也没有放松。
第三个有趣的地方,是“区设粮长四人,量度田亩方圆”。
前面咱们也提到过,粮长是朱元璋在“里”和“县”之间设置的一个中间环节,主要职责是催收区域内的税赋,职责和里长有所重叠。按道理,在洪武十四年里甲制建成以后,这个临时性职务就该取消。可朱元璋却坚持保留下来。
保留粮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洪武十四年之后的土地大清丈做准备。
像武淳这样的监生,纵然能力出众,可毕竟是中央来的人,需要有熟知地方情况的人来配合,才好开展清丈工作。
地方县府离基层太远,资源有限;里长、甲首级别又太低,都不适合配合工作。而粮长一来熟悉乡情,二来管辖范围是“随粮定区”,一区四个粮长,一个粮长的管辖范围涵盖一万石左右的区域。以“万石”为单位逐一造鱼鳞图册,既不至太过琐碎,也不至太大难以兼顾。
可见朱元璋这个伏笔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举多得。
由于前期工作准备得透彻,鱼鳞图册编造进展得十分顺利,赶在第二期黄册再造之前,完成了两浙与直隶的清丈工作。
是的,你没看错,只是两浙加直隶。其他地区的鱼鳞图册和编甲工作,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才陆陆续续完成,并成为一项长期工作,一直持续到了永乐年间。
从此以后,老百姓和户籍紧密地联系到一起,几乎没有出远门的可能,即使外出,官府会随时查验路引;即使你沿街乞讨,衙门也能查到你的黄册底细,遣返原籍。除了一些少数民族偏远地区和边境之外,大明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和直隶地区的民众,就这样被朝廷严密控制起来。
黄册和里甲制锁住了人口相关的税费和徭役,鱼鳞图册和粮长则掌控了田地租赋。黄册、鱼鳞图册以及里甲制三位一体,构成了一道又一道纵横铁索,牢牢地把百姓钉在了土地之上,动弹不得,化为稳固税基,源源不断地为朝廷输血。
大明凭借着这三样工具,将控民之术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历数前朝,还从未有一个政权对民众的控制能做到如此深切细致。
赋役黄册、鱼鳞图册和里甲制所构成的体系,对民众的管束和禁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密,是不折不扣的“张密网以罗民”。明清两代被称为中央集权的巅峰,其根源,就在洪武始建的这套底层设计里。
朱元璋的理想,至此得到了完全实现。
数字可以说明一切。
三位一体初建之后,全国户数一千零六十五万两千七百八十九,人口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二,全国耕地面积达到八百八十万四千六百二十三顷六十八亩,共可收夏麦四百六十九万一千五百二十石,秋米二千四百七十二万九千四百五十石。
这些看似枯燥的数字,意味着一个新生政权已经渡过了初期难关,彻底站稳脚跟,开始进入上升通道了。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心情不错的朱元璋,向天下颁布了一道圣旨:“方今天下太平,军国之需皆已足用。其山东、河南民人田地、桑枣,除已入额征科,自二十六年以后栽种桑枣果树与二十七年以后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
朱元璋觉得目前掌握的耕地,提供的税赋已足够国家开销,从此以后新开垦的土地永不必征税,老百姓随便种吧。这个政策开始只覆盖两省,很快涵盖到几乎整个北方。
敢于宣布新垦土地“永不起科”,朱元璋这个底气,正是从成功的户籍推行中来的。
在很多历史书里,作者讲到各朝开国君主时,往往热衷于描绘其在疆场上的血腥攻伐,沉醉于宫廷官场的钩心斗角,对于民政建设往往一笔带过。这会让读者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只要君王们得了天下,税赋钱粮、民众徭役就会自动各归其位,倾心输诚。
事实上,这些琐碎枯燥的工作才是真正的大事,也是真正的难事。老子有云:“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治理一个国家,必须像烹小鱼一样小心翼翼,不可操切,否则一不留神就烂了。
纵观朱元璋在洪武年间的这一系列举措,正好是老子这句话的最佳脚注。
他的每一项政策都经过反复推演,有设计,有试点,有铺垫,有妥协,策略务实而有弹性,一步步走得十分扎实。从“户帖”到“赋役黄册”,从“一百一十户里甲”到“鱼鳞图册”,从“粮长制”到“实习历事”,层层推进,有条不紊。
朱元璋别的施政成败姑且不说,至少在地方户籍建设上,他展现出了一个成熟、理性、精明且极有耐心的政治家手腕。其中的管理手段之稳重,放之今日仍有参考价值。
经常有人会感到很奇怪,朱元璋在国初那么折腾,为何国家没怎么乱,答案就在户籍建设的细节中。
想想看,如果朱元璋制订户籍政策时既不论证也不调研,一拍脑袋就定,一定就推,一推就乱,一乱就镇压,镇不住就遮掩,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大明能不能延续下去可真不好说。
不过这套户籍制度也不是完美无缺。它太过理想化,从根上想搞绝对平均主义,又为了稳定把民众束缚得极紧,指望他们世世代代都趴在土地上不动。
朱元璋在位时,这一系列制度尚能执行,他一死,这套体系便开始发生变化。有些政策被悄然废止,比如“永不起科”这个政策,在正统年间便被打破;有些政策扭曲走形,比如说粮长一职,后来成了老百姓避之不及的一个倒霉负担,谁戴上这帽子谁破产。弘治年间曾经有一首特别萌的民谣:“广买田产真可爱,粮长解头专等待,转眼过来三四年,挑在担头无人买。”说的就是这个状况。
还有些制度虽然一直被忠实执行,可社会环境已变,当初的举措,反而变成恶政赘法。比如三位一体的锢民之术,导致了永不停息的流民之潮等等。
哎,我想起来,咱们最早……是说玄武湖对吧?
咳,咳,这下终于可以说回正题了。
第三章
天下第一档案库
让我们把日晷拨回到洪武十四年。
朱元璋在各地编造黄册时,特别规定了存档方式:“册成,为四本,一以进户部,其三则布政司、府、县各留其一焉。”
就是说,每一级官府在制作黄册时,都要做两份,一份上缴,一份自己留着。层层传递上去,最终每一本黄册,都会形成四本一模一样的档案。其中进呈户部的,叫作正册,要用黄纸当封面;剩下三本分别存在布政司、府和县三级官府,叫作底册,要用青纸当封面,以示区别(对封面颜色做出规定,其实是洪武二十四年才出台的规定)。
各地官府按照朱元璋的要求,紧锣密鼓地攒造黄册,然后一级一级汇总,里交县,县汇到府,府再统一交割给布政司。最后布政司把辖区内的所有正册打包装车,运往京城——洪武年间,首都正在昔日的金陵城。
几十条长龙似的车队,从四面八方向京城驰来,鱼贯驶入正阳门。正阳门位于京城南边,是国门所在,孝陵大祀牲牢、国学二丁祭品、户部粮长勘合皆从此而入。你看,大车上那层层叠叠的黄册簿子,像极了一块块夯实大明基础的砖块。
这些黄册运至京城后,户部会先把它们铺在祭天的祭坛下面,郑重其事地进行荐天之礼,然后将其收藏起来。
这个盛景,岂不是象征着万川归海、中央权威无远弗届吗?
看到此情此景,朱元璋很是心满意足。可没过多久,他便意识到一个麻烦。
问题正出在“收藏”二字。
洪武初年,各地直隶、府、州、县并十三布政使司,一共送来了五万三千三百九十三本,包括民、军、灶、匠等诸类户籍,天下虚实尽在此。
这么多本档案,该放哪儿呢?
这个数字看着吓人,归拢到一起却不会占多少地方。明代中期有个藏书家范钦,在家里建起一座“天一阁”,能装七万多本书。堂堂大明,在京城建个存放黄册的小阁楼,算得了什么?
可是账不能这么算。
这五万三千本书,只是洪武十四年的黄册正册总数。黄册每十年就要重新攒造一次,随着经济发展,每期数量只会越来越多。比如弘治十五年(1502年),各地上缴的黄册,已经增加到了六万七千四百六十八本。
黄册旧档不会销毁,新档源源不断地进来。每十年就会新增六七万册,这么日积月累下去,将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再者说,黄册属于政府机密,一旦遗失或被人篡改,就会引发无穷麻烦。它的收藏地点,一定得杜绝闲杂人等乱入。
更头疼的是,档案都是纸本,这么多易燃品堆在一起,来个火星,劈个闪电,就能烧成连营之势,太危险了;就算没有火灾,常年虫蛀鼠啮、水浸潮沤,对档案也是毁灭性打击。
因此对朝廷来说,黄册的收藏地点,必须足够大、足够近、足够安全,还得便于管理。在京城这寸土寸金的地方,要隔离出这么一大片地方,有点难度。
朱元璋思来想去,把目光缓缓投到了京城太平门外那一片叫后湖的水域。
此时的后湖,周长大约有四十里,不足全盛时的三分之一,四周被石头城、钟山、覆舟山、幕府山环绕。湖心有五座人造岛屿,号称“五洲”,分别是老洲、新洲、趾洲、长洲和麟洲,对应如今的环、樱、菱、梁、翠。(为叙述方便,接下来以如今称呼行文。)
这五座岛屿,最早可以追溯到南朝宋。当时宋文帝疏浚后湖时,用挖出的湖泥堆起了三座大岛,用海上三座神山来命名,即梁洲、环洲和樱洲的前身。它们个个来头不小,比如环洲之上有郭璞衣冠冢,梁洲是昭明太子编撰《文选》之处,樱洲是囚禁李煜之地,无不底蕴深厚。
后湖的外围,南有覆舟山、鸡笼山,东有钟山、青溪,西有卢龙山、石头城,北有幕府山,无论风水还是风景,都是极好的。
朱元璋是个实用主义者,他对这掩映如画的胜景毫无触动,对湖心五洲的格局却大感兴趣。
这里实在太适合修黄册库了。
湖心的五块洲陆,湖水环伺,只能靠行船往来。在这里修起黄册库,既方便隔绝闲杂人等接近,也有利于防火。而且后湖周回不长,外围再加一圈卫兵,便可以形成一个与世隔绝的双重禁区。关键是,这里离京城特别近,想调阅取档,立马可至,极其便当。
用时人的话说:“后湖之广,周遭四十里,中突数洲,断岸千尺……此诚天造而地设者也。”
这么一个地形上天然隔绝,又距离中枢咫尺之遥的好地方,只当风景看实在太浪费了。
早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就修了一道从太平门到台城的城墙,断开了湖水和覆舟山、鸡笼山的联系,随后又在钟山濒湖之处,修起一座太平门,门外修起一条湖头路,也叫太平堤。他在洪武六年(1373年)将城墙加高、加厚,防止有人居高临下,窥探湖中,又整修堤坝,隔绝了外人循钟山入湖的通道。洪武十九年第三次改造,向北修建新城墙,完全断开了后湖西岸。
紧接着,他从后湖东北角的湖坡开始,每隔一百步堆起一个土堆,立起一块界石,沿湖北、湖西边缘,正好绕湖半圈到神策门为止,全长三千六百六十五步。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后湖的自然风光算是完蛋了。本来玄武景致最值得称道的,是其湖光石色、山水连绵之势。如今东边、南边的山势被墙、堤阻隔,北边又修了一溜界石。更惨的是,秦淮河本来是后湖与长江贯通的通道,施工方干脆装了两个闸门,把水也给断了。
文人墨客,大概会感慨此举暴殄天物。但朱元璋最不喜欢虚头巴脑,好看又不能当饭吃,好用才是硬道理。
后湖被这么嘁里咔嚓一通整顿,从一个皇家园林变成了军事禁区。
除了大规模的改造工程之外,官府还搞了一次拆迁。其时在后湖内外,还住着许多居民,多以打鱼、采菱、湿地种植为生。现在这里要划为禁区,居民们自然也得迁走。
说到拆迁,引出一个当地的民间故事,值得说一说。
话说后湖居民听说洪武爷要拆迁,都非常惊恐,集体推举了一位姓毛的老人上书劝阻。毛老人知道硬顶不行,就找了个理由,说湖岛上的老鼠特别多,在这里存放黄册,很快就会被啃光。朱元璋听了以后,说请你来当黄册库的总管吧,你姓毛,与猫谐音,一定镇得住老鼠。
毛老人拒绝了。朱元璋大怒,把他关在牢里。没想到毛老人颇有气节,居然绝食而死。朱元璋内心觉得愧疚,就在梁洲修了一座毛老人庙,封他为湖神。
清代有个叫陈作霖的人,在《炳烛里谈》里记了一个更惊悚的版本:“后湖在明时为黄册库,黄册每苦鼠啮。一日,太祖至湖,见一乡老,问之曰:‘鼠患何以除?’对曰:‘惟猫可以制之。’问其姓,则‘毛’也。太祖以‘毛’‘猫’同音,遂生埋之,而为立庙于湖中,谓之毛老人庙。相传之说,似非无据,今乃祀之为湖神矣。”
好家伙,为了镇住老鼠,居然把毛老人给直接活埋了。
当然,民间传说最喜欢玩谐音梗,谐音越多,离真实越远。这些故事,附会居多,不过毛老人庙倒是真的存在,至今仍立在梁洲之上。清代有人在庙前挖出一副铜钩,据说是毛老人的用具,便特意挖了一口铜钩井以为纪念,至今仍在。
关于毛老人的故事,还有第三个版本,出自明代《后湖志》的《神祠记》。
朱元璋之所以把黄册库修在后湖之上,是因为这里四周环水,可以避火避人。但这样就有另外一个麻烦,就是水面潮气太重,长期高温高湿,这些黄册特别容易腐烂蛀蚀。
当时在京城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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