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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下的大明-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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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活都是白干的，没有工钱，服役者往往还要自备干粮。
徭役对百姓的压迫，比税赋更可怕。税赋虽重，只要你辛苦耕种，总能凑出来。可一旦你去服徭役，自备干粮是一重负担；家里损失一个劳动力，导致田地抛荒，是二重负担；税赋可不会因此而减少，最终成了三重负担。对百姓来说，服一次徭役，等于三倍付出，这得多可怕。
但是官府又不能不重视徭役。没有这些免费劳动力支撑，古代政府根本无法主持大型工程，无法维持府衙日常运作，更没办法在战时组织军事行动。
朱元璋建起里甲制，就是打算以其为经纬，把徭役分配给每一户人家，叫作“配户当差”。明代徭役分成“正役”和“杂泛”两种。正役是国家征调的各项工作，除此以外都是杂泛，内容极为庞杂，如民夫、皂隶、库匠、轿夫、伞夫、狱卒等。里长和甲首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带领一脸不情愿的老百姓去轮流服这些徭役。
具体规则是这样的：
全国版的一里之内，一共一百一十户，分成十个里长和一百户普通人家。一百户人家里，每十户立为一甲，甲里选一户为甲首。
这十个甲，要排定一个次序。每年都按次序派出一甲，也就是十户，去应徭役，十年一轮换。不应役之年，叫作“排年”；应役之年，叫作“现年”。
到了应役之年，现年甲首带着自己所辖十户人家（含自家）所出的壮丁，到现年里长那儿报到，然后一起前往官府，在规定时间去规定地点干活。完成徭役后，甲首再把壮丁们带回来。
也就是说，每一年，都有十一户人家前往应役：现年里长＋现年甲（现年甲首＋九户普通人家）。十年一轮，正好一百一十户都有份。
我们可以把这个全国版里甲制理解成四个同心大转盘：
图四·6 里甲制同心转盘示意图
最内一圈是十个天干年份，外一圈是十个里长，再外一圈是十个甲首，最外一圈是十个甲。四个轮同时转动，每一年，都能找到一个对应的里长、甲首以及甲。
这样一来，徭役就可以公平地摊派在每一户头上。这个设计，可谓巧妙。
为了进一步公平，官府还要对人户进行分等，按照丁口分成上、中、下三等。丁口多者为上，寡者为下，每户轮役出的丁口都不同。
规则里还加了一个监控条款。如果其中一户逃避徭役被发现，那么整个一甲十户都要连坐受罚。如果一个甲出了问题，整个一里一百一十户都要株连。这样一来，民众为了避免自己倒霉，会彼此监视，无形中替官府做了监控工作。
可是，这样一来会产生一个问题。
当时的国民识字率很低，综合素质差。人人都有机会管事，可万一他没那个管理水平怎么办？万一他有那个水平，却用来给自己捞好处怎么办？就算不徇私枉法，他为了一里私利，去侵占别家利益怎么办？
任何权力，都是需要制衡的，哪怕是一甲一里也不例外。朱元璋为了确保这个制度的平稳运行，又煞费苦心，特意安装了几个制约装置。
第一个制约装置叫作“老人制”，这是脱胎自汉代三老的一种规矩，在当地选拔年龄大而且德高望重的老人，作为平息乡里争讼的裁决者。朱元璋认为老人“于民最亲，于耳目最近，谁善谁恶，洞悉之矣”。
根据《教民榜文》的记载：“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辄便告官，务要经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断。”可见里老人这个角色，等于在里长之外，安置了一个类似于御史或大法官的独立角色，用以平衡监督。而且朱元璋还特别加了一条：“若不经由者，不问虚实，先将告人杖断六十，仍发回里甲老人理断。”
好家伙，越级上告还不行，必须先经里老这一关。
第二个制约，朝廷下发了一系列规则。它其实是一本里甲工作手册，里面详细解释了里甲的工作职能以及各种规矩。比如有份文件叫作《乡饮酒礼图式》，这可不光是喝酒，而是一整套乡村古礼仪法。
这套朝廷出版的规则，再加上地方自行约定的乡约，构成了基层的准法律条规。里长、甲首就算什么都不懂，只要严格遵循乡约行事，总错不了。而且这些文件是完全公开的，甲内每个人都知道规矩是怎么回事，无形中也有了制衡。
还有第三个制约。
早在洪武四年，当时里甲制还没建起来，地方势力还很猖獗，对征粮工作影响严重。朱元璋深感不便，在各地——主要是江南——临时设置了一个叫“粮长”的职务。
粮长由当地丁粮多的富户充当，平均每一万石（各地区的数字不固定）的税赋区域，朝廷会设置一人。
粮长的工作，是前往京师领取文书，返回自己的辖区，督促里长、甲首把粮筹集好，再带队解运到指定仓口。按照朱元璋的设想，粮长一来可以监控官吏贪腐，二来可以绕开豪右揽纳，上便朝廷，下通民众。
等到洪武十四年里甲制出现之后，里长和粮长的职务范围就显得有点叠床架屋。可这个职务非但没有被撤销，反而更有发挥。粮长开始担负土地丈量、劝导生产以及和农事相关的检具、呈递、蠲免等庶务。
它的地位之高，几乎相当于里、甲之上的一个非正式主官，自然也起到了制约作用。
经过这么一番设计，里长和甲首一来要每年轮换，二来要受老人掣肘，三来还要被乡约约束，四来还得应付粮长。重重控制之下，可以确保基层干部没有徇私舞弊的机会，更不可能盘踞做大。
皇权到底下不下县，其实正是从这些小细节里体现出来：里长、甲首出自本管，帮役助手皆由其遴选，费用由集体均摊；乡约代行约束，民事争端要先诉之于乡老；钱粮赋税由粮长与里甲共催办之。种种琐碎事务，皆由地方自决自负，不需官府插手。
另外，在里甲制的现实操作中，还有一些务实的小设计。
比如说，虽然法律规定一甲十户人家，但实际上每一甲的户数，不可能正好凑齐，总会有一些鳏寡孤独的家庭。这些家庭已没法承担差役，可又不能不管。
设计者把这种情况也考虑进去了：每一个里的一百一十户人家，叫作“正管”。除此之外，同里产生的鳏寡孤独户，挂靠于里下，但不算正管之数，有一个单独分类，叫作“畸零带管”。这些畸零户不允许脱离本里，本里也不能把他们甩开。一旦正管户缺编，随时会把他们补进去。
好了，现在规则设计完毕，推行里甲制只剩下最后一步：登记造册。
这事应该简单，此前朝廷已经掌握了天下户帖的数据，现在只消把分散的户帖集中在一起，一百一十户编成一里，不就完了吗？
没那么简单。
或者说，朱元璋没打算这么简单地处理。
以里甲制为基础的户籍册簿，不再叫“户帖”，改称为“黄册”。一里造一册，每一册一百一十户正管，分成十甲列出，附带畸零带管，还要分出上、中、下三等户的等级。户数满额叫作全图，如果不足一百一十户，则称半图。
黄册同样是十年攒造更新一次，和里甲制的三个轮盘同步旋转。
为什么叫黄册？很多人——包括《明史》的编撰者张廷玉——认为是其封面为黄纸装裱的缘故。其实这是因果颠倒了。
“黄册”一词，来源于“黄口”。这个词本意是雏鸟，后来代指幼童。在隋唐的户籍登记中，三岁以下或刚出生的孩子，称为“黄”。所谓“黄口始生，遂登其数”，是说孩子一生下来，立刻就要去官府报备登记，这是一个人在户籍里的起点。从此“黄”字演化出了人口之意，成了整个户籍的代称，也叫“黄籍”。
明代第一次攒造黄册，是在洪武十四年。到了十年之后的洪武二十四年，朝廷才正式下文，规定进呈中央的黄册封面，须用黄纸装裱。可见是先有黄册之名，后才用黄色封面装裱，而非相反。
那么朱元璋搞的这个“黄册”，到底跟“户帖”有什么区别？
咱们还是先看几份实物。
图四·7 《万历四十年徽州府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籍》
安徽省博物馆藏《万历四十年徽州府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籍》，里面的户口信息是这么写的：
正管第九甲
一户王叙 系直隶徽州府休宁县里仁乡二十七都第五图匠籍充当万历四十九年分里长
回想之前我们看到嘉兴人林荣一的户帖，上面写的是“嘉兴府嘉兴县零宿乡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户”。
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林荣一的户帖，写的只是一个地址和户籍分类，没有其他任何信息。而这个王叙，在地址和户籍分类后面，还多加了一条“充当万历四十九年分里长”。
这个王叙大概比较富庶，在十户里长轮值名单之内，万历四十九年（1621年），恰好轮到他当第五图的里长。所以在每一次的黄册攒造中，都得把每一户的里甲值年写清楚。
只是多写一句话，意义却变得完全不同。
户帖的意义，仅仅在于登记人口数量，最多能为人头税提供参考。而黄册写明了里长、甲首的轮值年份，也就锁死了他们的徭役安排。
因此在记录一里状况的黄册之内，会附有一个很重要的栏目，叫作“编次格眼”，有的地方也叫“百眼图”。这是一张方格大表，上分年份，下标户名，一格一格写明所有人家的应役次序，一目了然，相当于一张排班表。
不过百眼图体现出的这个赋役，指的是正役，还有其他杂泛徭役和临时性的征派，都是当地官府安排，不在排序之内。
换言之，黄册最重要的功能，不只是户籍登记，更在于强化徭役管理。从此以后，官府可以拿着百眼图做参考，调动百姓去服各种徭役，谁也跑不了。
也正因为如此，黄册在大明朝廷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作赋役黄册。
另外要说一句，黄册所记录的，是除现役军人之外的所有民众的户口状况，主要指民黄册。还有记录其他类别户籍的军黄册、匠籍册、灶籍册等等，分属不同部门掌管。
【注释】
黄册与户帖的区别：据栾成显先生的研究，黄册与户帖的区别首先在于，黄册里的事产部分更为详细，不仅载有田地、山塘、房屋、车船、牲畜等，而且列出田土买卖的细目，以及应纳税额等。其次，黄册是以旧管、新收、开除、实在所谓四柱式为基本登记形式，能够体现出十年之间人口与事产的增减变化。再次，黄册编造之时，已经将每户所属户籍、户等、列于第几甲、何年承受何种差役预先编定、记录在册了。由此可见，黄册比户帖更进一步，登载完备，组织严密。
咱们再来看另外一份有趣的原件。
这份原件是嘉兴县的黄册底稿（示意图），但它不是从档案库里翻出来的，而是藏在一个谁都想不到的地方。岳飞有个孙子叫岳珂，写过一部书叫《桯史》。到了明代成化年间，出版商决定重印这本书。印坊为了节约成本，没有购买新造纸张，而是从官府弄来一批淘汰下来的办公旧纸，把正文直接印在背面空白处。
图四·8 嘉兴县的黄册底稿示意图
从读者角度来看，这实在是粗制滥造，可对研究者来说，却是个大惊喜。因为这批旧纸，正是黄册的“清册供单”——这个接下来会细说，上面详细记录了嘉兴一些人家的黄册登记状况。
从这份黄册底稿能看到，黄册的主要内容和户帖差不多，每户人家有几口人、籍贯、性别、年纪、与户主的关系、事产多少等等。其中也有几个奇怪的术语，比如“旧管”“开除”什么的。
这个地方，就是户帖和黄册的第二个决定性不同。
户帖是静态档案，它体现的是洪武四年的户籍状况。但人口会增减，财产会变化，黄册每十年一造，必须体现出这种变化趋势。
所以黄册里的户籍，多了四柱分项，分别是：旧管、新收、开除、实在。
“旧管”指的是上次造册的人口和事产数字，“新收”指本次造册新增数，“开除”指本次造册减少数，“实在”是本次造册时的现有数字。
举个例子吧，比如前面那个王阿寿一家，在成化八年（1472年）的黄册登记中，是一家五口人：他，他老婆，膝下一男一女，上面还有一位祖母。官田二分二毫，民田五分。
到了成化十八年，黄册要重新登记了。官府户房小吏跑来他家里，先调阅成化八年的旧档，写下“旧管”数字：人口五口，田地七分二毫。
小吏询问了一下，得知王阿寿的媳妇在成化十二年又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便开列了“新收”一项的数字：人口加一。
然后他又得知，王阿寿的祖母在成化十二年去世了，而且在成化十六年卖了三分地给邻居。这些都属于减少，于是小吏又开列了“开除”一项：人口减一口，田地减三分。
一番加减之后，小吏最终写下了“实在”一项：人口五口，田地四分二毫。
这就是成化十八年王阿寿家最终落实在档案上的数字。等到下一个十年，也就是弘治五年（1492年），上一届的“实在”，就变成了这一届的“旧管”，再进行新一轮的加减，如此循环往复。
旧管＋新收…开除=实在，这么一个公式。
这个“四柱之法”，本来在湖州小黄册里是没有的。在试运行的过程中，朝廷发现监控力度不够，朱元璋就把里甲制的创始人——刑部尚书开济叫过来，问他怎么办。开济稍动脑筋，回答道：“以新收次旧管，则清矣。”一句话，就道出了四柱的本质。
你想作弊，想把这一期数字改了？可官府调出你从前的档案，前后四柱一对，便能发现数字有问题。有了四柱之后，每一期数字，都和前后两期数字像齿轮一样紧密咬合，动一处，则牵连全体。这么一来，朝廷不只掌握了你家的现状，还控制住了过去和未来，控制力度空前强大。
这招太狠，一经推行，从此“人户以籍为定”，老百姓再也翻腾不出什么浪花。
顺便说一句，开济这个人，实在是个国初管理方面的天才。除了里甲制和黄册四柱之外，他还一手建起了大明官员的KPI（关键绩效指标）考核制度，给每个部委的文书处理都定下一个程限，根据完成情况来评判功罪。结果“数月间，滞牍一清”，大得朱元璋褒奖。
从此以后，凡是涉及田赋、诉讼、河渠工程之类的大型项目，朱元璋都把开济叫过来咨询。而开济也没让他失望，“济一算画，即有条理品式，可为世守”，可谓是明初管理学第一人。不过开济这个人，算是酷吏，曾拟定过一部反诈伪法，极其严苛细致，连朱元璋都看不下去，嘀咕说你这是张密网以罗民啊。
开济本身的性格有问题，加上自古管考勤的人从来都不受同事待见，其他官员逮到机会就拼命黑他。有一次，开济牵涉一起官司，御史趁机上书，说这家伙每次都是带两份相反的奏章觐见，听天子口气意向，再拿出合意的一份呈递，以此邀宠。
朱元璋最忌讳的，就是下面的人耍心眼，一听你连老子都玩，直接把他给弃市了。
带两份奏章上朝这种事，不是开济这种脑子，还真想不出来。
咱们说回黄册。
黄册里面，其实还隐藏着第三个细节。
黄册里会记录一户的土地状况，比如王阿寿一家有七分二毫官民田地，其中二分二毫官田是从官府租的地，还有五分自家的民田——这和户帖是一样的，只记面积，不写田地位置、形状和肥瘠程度。
不过黄册比户帖多了一项税赋记录，田地下面，夏税多少、秋粮多少，写得清清楚楚。
前面我们说了，朱元璋怕步子迈太大，所以推行户帖时，并没有顺便清查土地，可是他一直惦记着这件事。
黄册里多了土地税赋一项，说明朝廷终于要开始啃最艰难的一根骨头了。
当年形势不稳，土地清查必须缓行。此时的局势，已经和洪武四年大不相同。有了里甲制和黄册保驾护航，朝廷对基层的掌控力空前，可以开始搞鱼鳞图册了。
《明史·食货志》里记载：“洪武二十年，命国子生武淳等，分行州县，随粮定区。区设粮长四人，量度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如鱼鳞，号曰鱼鳞图册。”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很多有趣的信息。
第一是时间。洪武二十年开始造鱼鳞图册，这距离黄册正式编成已经过了六年，怎么朝廷工作效率这么低？
其实这赖《明史·食货志》说得不清楚。
丈量土地是一项持续时间很长的工作，不可能一纸公文下去，立刻就能得到结果，前期有大量准备工作。黄册制度之所以推行得那么顺畅，是因为户帖制铺垫了足足十年。同样道理，洪武二十年开造鱼鳞图册，也不是突然之举。之前六年，朝廷一直在各地积极筹备。
明代的鱼鳞图册是记录一块块田地的档案，档案包括每一块地的所属、方位、面积、形状等基本信息，还要写明地形、四至、肥瘠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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