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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这人-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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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手挽狂澜之无益也。志在淑世固是，而何以淑之之道亦不可不加之意……” 胡适听后，深有所动，当即表示一定要读一读这小说。最后读了没有想来没人知道，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胡适自身多少就具有这样的气秉。所谓“每临大事有静气”，胡适年青时亦大致如此。
但，年轻的胡适在冷静的理性面前，是否还会有那种潜涌的感情？国难当头，他果然还能一味地“才须学也，学须静也，非学无以成才，非静无以成学”（诸葛亮语，大意）？胡适真的就那么一味地不挂怀国事？
谨抄胡适1915年5月5日、5月6日两天日记（部分）如下：
5日：东方消息极恶，报章皆谓恐有战祸。余虽不信之，然日京报章皆主战，其丧心病狂如此。远东问题之益棘手，有以也夫！
6日：昨夜竟夕不寐。夜半后一时许披衣起，以电话询《大学日报》有无远东消息，答曰无有。乃复归卧，终不能成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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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爱国癫”（1）
高调爱国，历来是中国的爱国特色，但能解决问题吗？这是胡适深所忧虑。1915年2月到5月之间，北美的中国留学生以空前的热情讨论“二十一条”，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对日宣战”。这样的口号登上了《中国学生月报》，上述的“骇人之壮语”，到了这里，便是“吾辈非战即死”、“决一死战”的义愤填膺。几十年后，胡适回忆当时情形，说“我为此事甚为焦虑，所以我决定向全体同学写一封公开信”。写信的那晚，胡适原本睡下，但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所以索性披衣坐起，拔笔而书，“书至夜分二时半”。胡适在信中明确表示了自己的反战态度。
信中胡适很不客气地把这种声音称为“爱国癫”（胡适的原文是“patriotically insane”，这个词也可译为“爱国疯”），意为已经丧失正常的理性：“此刻，余要说上述言论完全是疯话。吾辈情绪激动，神经紧张，理智失常，可以说得了‘爱国癫’。诸位，在此危急关头，情绪激动是决无益处的。激动之情绪，慷慨激昂之爱国呼号，危言耸听之条陈，未尝有助于国。吾辈自称‘学子’、‘干材’，若只是‘纸上’谈兵，则此举未免过于肤浅。”
胡适反对开战，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言论，“此刻言及对日作战，简直是发疯。我何以作战？主笔先生说，我有一百万敢决一死战之雄狮。且让大家来看一下事实”。胡适出具的事实是，中国仅有十二万士兵谈得上是训练有素，但装备极为窳劣。而且，海军没有战斗力，最大的战舰也是一个三等的巡洋舰，排水吨位仅四千三百吨。以这样的军备开战，“其后果，不仅于国无所改观，而且所得只是任人蹂躏！任人蹂躏！再任人蹂躏！”此时的胡适虽然还是个“不争主义者”，但这次反对“爱国癫”，主要还是出于实际情况的考量。在打不过的情况下硬打，那是拿生命作赌注，胡适是不干的。针对对方以比利时为例，胡适也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当时比利时的两个城市，鲁汶（Louvain）因抵抗而城池残破、人民遭殃；首都布鲁塞尔（Brussels）则听劝于美国公使，未与德军抵抗，因而城池保全，人民免难。胡适反对效法抵抗的比利时，“螳臂当车、以卵击石决不是英雄主义！更何况比国当时也不曾料想有今日之惨败。”就其抵抗而言，他们自以为城市固若金汤，有恃无恐，同时又有英法为后援，为了荣誉孤注一掷，结果导致全盘倾覆。“试问，这是真正的勇敢吗？这是真正的英雄气概吗？”以比利时为覆辙，胡适的态度是“为这种英雄主义之‘光彩’而作出全部之牺牲，值得吗？”（同上）
如果在胡适身上找英雄主义，肯定找错了地方。胡适是个冷静的实用主义者，往往是从功利和实用的角度盱衡问题，这时他虽然还在康大，还没有拜到杜威门下，但，对杜威那一套有点无师自通了。同时，英国边沁、密尔的功利主义尤其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对胡适影响甚深，所以他会很自觉地反对挺战声浪。从当时的情形看，胡适这样做很不讨巧，甚至危险，因为北美留学生的战争呼声是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而中国的事在评价上往往又以道义为裁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只有“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才是道义，而且唯一。可是，胡适呢，居然反其道而行之。不抵抗意味着什么？亡国，当亡国奴。一顶卖国的帽子胡适几乎是自己往里钻。果然公开信在杂志上发表后，胡适遭到了攻击。他并不避讳，在日记中作了记录：“邝煦堃君（《月报》主笔）诋为‘木石心肠，不爱国。’谌湛溪（立，《战报》主笔）来书云：‘大著结论……东亚大帝国之侯封可羡”， 这是讥胡适为日本立了功，可以封侯了。另有王君托任叔永转信与胡适，因其内容太激烈，任叔永没转却把它毁弃了，这让胡适觉得任叔永“忠厚可感”。
插：已经五十年代了，时过境迁。胡适给唐德刚做口述时提及当年这一节，唐德刚犹愤愤不平，当然不是为胡适。他在文后加注，云：“胡氏在1915年3月19日夜所写的《致留学界公函》＇原稿为英文，见《留学日记》＇，辞义皆差。英文不像英文，意思犹不足取。一个国家如果在像‘二十一条要求’那种可耻的紧急情况之下，她的青年学生还能‘安心读书’，无动于衷，那这国家还有希望吗？”又云“不过胡适之先生是个冷静到毫无火气的白面书生，他是不会搞革命的；抛头颅、洒热血是永远没有他的份的，所以他这些话对热血青年是不足为训的。” 唐德刚不仅是热血青年，多少还是“愤青”。几十年过去了，尚未能给那时处在孤立状态中的胡适以同情之理解。那封公开信的主旨是“安心读书”、还是反战，看不出来？我还真看不出多了些胡适那样安心读书的人，国家就没有希望了。尽管胡适内心爱国，“日来东方消息不佳。昨夜偶一愁思，几不能睡。梦中亦仿佛在看报找东方消息也”， 梦中都在看报，这是一个怎样的细节？可是，等到胡适说出来，却偏偏是：“……我自命为‘世界公民’，不持狭义的国家主义，尤不屑为感情的‘爱国者’……。”（同上）唐德刚亲炙胡适，但他理解胡适吗？不过，最后一句话唐德刚说对了：“他这些话对热血青年是不足为训的”。当时如此，后来更加，以后我们会看到胡适自己的慨叹。一个热血的世纪和一个容易热血的民族（这是它的不成熟的表现），是不需要胡适的，就这个问题而言，胡适到今天依然是一个孤独的“他者”。
十九 “爱国癫”（2）
当年胡适“不屑为感情的‘爱国者’”，他的遭遇放到今天并非就成为过去。那些北美留学生的爱国感和道义感当然不容置疑，但和他们持论不同，就是“不爱国”吗？爱国的“爱”，是一种心理状态，或者是一种动机，谁也看不见，能看见的就是各自面对问题的方式。谁又有权力把和自己方式不同的人斥为“不爱国”呢？就其动机而言，胡适力表反对意见，就是出于“为‘执笔报国’之计”。那么，在方式的层面上，很难说“战”就是爱国，“不战”就是不爱。国是什么？它不是一个空洞的框架，所谓“国以民为本”，国就是那些有血有肉的民，他们才是国的实体，也是国的根本。爱国，须以爱民为其衡量，爱民又非一句空话，须以爱其生命为其首要。那么，把胡适批评的“决一死战”拿来，请问，是谁去战？是这些遥在北美的白面书生吗？同样，“吾辈非战即死”，这“吾辈”，到底是“吾”，还是“辈”？说穿了，“吾”只是一个鼓动者，“辈”才是去上战场的人——多合理的分工！一百年来，热血沸腾的知识分子已经习惯这样去“唤起民众”，而无暇顾及这其中遮蔽的问题。如果说这就是爱国，它能是爱民意义上的爱国吗？这分明是以别人的血肉餍足自己的爱国热忱。退一步，即使“吾”上战场，“吾”依然没有权力鼓动“辈”和吾一道，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生命和他处置他自己的生命的权利。如果“吾”因爱国而“辈”则必需随从，作为一种道德绑架，它反而是不道德的。
至于胡适，“为这种英雄主义之‘光彩’而作出全部之牺牲，值得吗？”什么叫“值得”？英雄主义还过问“值得”“不值得”？是的，值得与否，本身就是一种功利换算，这也正是胡适和“爱国癫”的不同。但，胡适的功利非关个人，此刻他关注的乃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利益。战争是群体生命的填空，道义只能是个我律令：这是自由主义性质的群己关系。为拯救民族，不惜自己流血，这是道义。如果轮不到自己上战场，却说便宜的大话，这其实是要别人为道义买单，而且是用生命。因此，在群体安危的面前，选择者没有道义，只有功利。或者，出于最大多数的最大利益的选择，就是道义。面对这么多的生命，轻言开战，尽管是为国，恐怕这国不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想到了构成这国的无数血肉之躯吗？挺战者看起来占据了“意图伦理”，但没有“责任伦理”打底的“意图伦理”极为可怕也极不负责，它完全可以为了意图而不择手段，又可以为了意图而不计后果。比较之下，胡适出言低调，但，这个“低”是因为它踩住了伦理底线。可以看到，胡适的公开信乃以是国家实力为依归，没有激昂的热情，但却流贯着理性的和负责任的态度。
以上谌湛溪批评胡适的公开信，认为它盘马弯弓故不发，其意是要“中日合并”，而又不敢明说出来。胡适果有此意吗？不妨从另一方面的事实来看。胡适一则反对中日开战，一则反对日本控制远东。1915年2月6日，美国的《新共和》杂志发表一篇自称为“###之友”的美国人的文章，它认为日本在中国占优势，未必不是中国之福。因为中国的共和已经完全失败，中国人又不适应自治，缺乏这方面的能力，而人是需要主宰的。这样，日本的干涉，可使中国得一个好政府。这是中国之福，也是列强之福。因此，远东局势的关键，不在日本是否干涉中国，而在于它对中国事务的管理是否负责有效。读了这篇文章，声称是个世界主义者的胡适老大不高兴，他投书《新共和》，批判了这种“谬论”：
这位“中国朋友”似已忘记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吾辈正生活于一国民觉醒之时代。……在二十世纪的今日，任何国家皆不该抱有统治他国或干涉别国内政之指望，不管该统治或该干涉如何有益。中国国民之觉醒意味着满洲统治之结束，对任何外来之统治或“管理”，国人定将愤懑不已。
在信的结尾，胡适引用了他崇拜的威尔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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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爱国癫”（3）
余完全信奉威尔逊总统所言：各国人民皆有权利决定自己治国之形式，也唯有各国自己才有权利决定自救之方式。墨西哥有权革命，中国也有权利来决定自己的发展。
这是放在80多年后可以写进新华社的语言。“各国人民皆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治国形式”，请问，在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比如前伊拉克，它的人民有这个权利吗？
与《新共和》前后，美国的另一家媒体《外观》亦据这个“###之友”发表《日本与中国》的社论，支持这种观点。胡适一不做二不休，也向它投书，指那位自称“之友”的美国人算不得中国人的朋友，也算不得远东事务的专家。在这封信的后面，胡适不啻向日美和全世界发出警告：
余作为一个中国人，深知同胞之志气与抱负，因此余敢断言：任何想要在中国搞日本统治或“管理”之企图，无异于在中国播下骚乱和流血的种子，未来的一段岁月中国将鸡犬不宁。目前之中国，对于任何外来“武装”之要求，不管其是如何的不近情理，确实没有能力去抵抗。然而无论是谁，如果他想要鼓吹以日本对中国的管理权或保护权来求得“维持东方局势之稳定”，那么，他定将看到年青而英勇的热血流遍我华夏之共和国！……君不见反日之仇恨已燃遍了神州大地么？
胡适的判断是准确的，直到今天也是这样。当时他做的是两方面的工作：对国人而言，他是反主战，对日本而言，他是反侵略。
案：“爱国癫”一词，虽经翻译，仍不失形象和生动。这是一种逾越正常界限的非理性状态。如果再往前发展，等着它的就是另一个词了——“爱国贼”——这是国人对当年日本少壮军人的指陈。1930年代，日本的部分年轻军官违背文官政府的意旨，不断在中国挑起事端，最终导致中日战争爆发。不仅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带来灾难，同时也把自己的国民拖入战争的苦海。结果呢？美国丢下了两粒原子弹，报销了两个城市，死亡平民无数，最后摇出白旗忍辱和人家签城下之盟。不能说那些发动战争的少壮军人不爱国，可怕在于，这种爱出于野蛮的自私，它是以侵犯别人的利益来体现。这种野蛮的非理性的爱，正应了那句话：爱之适足以害之。就其危害而言，一个“贼”字，精当无匹。只是这种为一己之利而不顾他者之益的野蛮之“爱”，代不乏人，又岂独日本一国之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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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从“不争”到“积极和平主义”（1）
自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中日之间的交涉就开始了拉锯战。在结果将要出来的那个日子里，胡适寝食难安。以上所载1915年5月6日的日记，就真实地表现了胡适当时的情形。那一晚，胡适夜半起来打电话询问远东局势，结果彻夜未眠。黎明五点，就迫不及待起床下山，去买当地晨报看个究竟。因为没有什么消息，回程时，胡适“徐步上山”，路过康大工学院后面峡谷上的吊桥，胡适站住了。朝下望，那是景色非凡的幽谷，雪白的水流冲漱着两旁嶙峋的山石。这里并非第一次路过，但这景色已经习以为常了，也从未以为意。这次不同，胡适站住了，也惊住了。老子说“上善莫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又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还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然而，面对眼前“瀑泉澎腾飞鸣”，胡适突然有所憬悟：水看起来弱，其实是强。老子以水喻不争，尽管有理，但他显然忽略了水的另一面。“不观乎桥下之水乎？今吾所见二百尺之深谷，数里之长湍，皆水之力也”。胡适豁然开朗，“以石与水抗，苟假以时日水终能胜石耳”。
因水而顿悟的胡适此前信奉老子之“不争”，是个消极和平主义者，此刻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在和平问题上，不争，并非一途，而争，以力抗争，亦当会使和平胜出。雪白的水流洗刷了胡适的思想，使他开始转向积极和平主义。当然，积极和平，是需要力的，所谓“以力制力”，胡适既得益于水，更得益于当时英美思想界巨擘安吉尔（英）和杜威（美）。
安氏是当时著名的“新和平主义者”，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肯定会招致反抗，这样强迫与反抗这两种“力”最终归于抵消而白白浪费。两个国家之间也是这样。失败者为战胜者所奴役，但战胜国要维持它的主宰，同时又要随时准备对付被奴役的对方，不但在经济上造成了浪费，同时也造成道德上的破产。因此，新和平主义并不否定力量，关键在于如何使力量用得其所。另外，杜威谈力、暴力与法律的文章也给胡适以启示。力是中性的，它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比如炸药，它的力既可以爆破岩石，又可以炸人。在后者的意义上，力就变成了暴力。面对暴力，一味的不抵抗并不奏效，这时就需要另外一种力，一种具有胁迫性和强制性的力。这种力居于把力用为能源和把力用为暴力这两者之间。那么，它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呢？杜威说到了法律。“法律便是把那些在无组织状态下，可以招致冲突和浪费的能源组织起来的各种条件的一种说明书”。又说“所谓法律……它总是……可以被看作是陈述一种能使力量发生效果的、经济有效而极少浪费的法则。” 这是从功利和实用的角度阐释法律，未必不可以，也未必不可以对它挑剔。但，才走出不争主义的胡适已经是大为叹服而笃信不疑了。
和安、杜思想同步，一个新和平主义运动正在力求一种组织形态的形成。美国《独立周刊》的主编何尔特力倡成立一个国际性的“强制和平同盟会”，这正和杜威的思想吻合，以一种强制力来制止战争的暴力。何尔特本人在美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独立周刊》也是美国在《新共和》出版前最有影响的两三家杂志之一。何氏推动的这个运动，很快有了结果。1915年6月，美国的社会贤达在费城独立厅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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