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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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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胡宗南不需要找他的老朋友帮忙。援兵一到，三十军就撤走了。现在，人们认为张改变进攻松潘的命令是故意破坏，因为张不想北上。他认为国民党太强，红军应该向西和向南走。
这也许是周恩来病倒前草拟的最后—个作战计划。自过雪山以来，他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咳嗽。尽管他自己不说，警卫员们都知道他相当虚弱。他们想方设法让他多休息，而周总是按习惯工作到凌晨二点。他常不上床睡觉，而是趴在桌子上打个盹儿，醒来又继续工作。
“副主席更瘦了，他的长胡子更长了。”警卫员魏国禄这样写道。
周这次病得很重。他差一点丧生。他的体温曾上升到华氏一零四——一零五度（摄氏四十度以上）。毛派人去请傅连璋大夫，但是傅离得太远（傅当时在四方面军），后来从一方面军请来一位外号叫“戴胡子”的医生。周的病与他的肝有关，中国人叫肝脓肿。似乎是一种急性肝炎。他—连几天不退烧，神志昏迷，说胡话。红军战士轮番从附近山上取雪，用雪给他降温。他的妻子邓颖超来到他身边，她自己的身体也不好，无法照顾周，这与有些故事中的说法相反。看来，她到处寻找能充饥的野草野菜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她确实为周炖过补品白木耳羹。周末能出席在七月底八月初举行的毛儿盖会议。
据杨尚昆将军回忆。周大约病了两个月，七月的部分时间再加上整个的八月和九月初。“他得的是肝炎，”他说，“我们想他的生命已危在旦夕。”
部队一旦行动，就必须用担架抬着周走，毛指定三军团负责此事。彭德杯的三军团仍拖着两门迫击炮行军（红军当时共有八门这样的炮），他决定把炮扔掉，这样腾出了四十名战士。
彭把照顾周的任务交给陈赓。陈是高级政治委员，三十一岁，生性腼腆，长着—张娃娃脸，脸颊红润，鼻梁不高。他曾是蒋介石的黄埔军校的学员，后来成为红军中最有才干的指挥员之一。
孙中山的军队初战广东军阀时，陈赓在蒋介石手下效力。蒋介石的一师人马被击溃，绝望中蒋举枪自杀，陈救了他一命。“我必须死在这儿，我已没脸见人。”蒋哭喊着。陈后来告诉埃德加·斯诺，当时敌人一步步逼近。蒋介石正要扣动扳机自杀，陈背起蒋撤到了安全地带。
后来陈赓被国民党抓住，蒋试图诱使陈归顺国民党。尽管陈嗤之以鼻，蒋还是让陈逃脱，显然，他想用软的一手把其他共产党指挥员争取过来。
“你救过蒋介石的命。”周开玩笑地对陈说，“现在要救我的命了。”
不久，周的身体渐渐复原，在同张国焘摊牌时他没有起什么作用。
连日来表面上的平静仅是假象。毛泽东和张国焘都在进行着 紧张的勾心斗角的政治活动。两个阵营之间出现了尖锐的分歧。造成分歧的原因还是政策、个性和权力，这也是长征中出现其他重大分歧的根源。
张国焘多年来自处一方开展斗争，而且颇有建树。他同毛泽东之间没有那种使人亲近的个人关系。尽管他也在莫斯科住过很长时间，但他并不离欢那些“布尔什维克”。他同一方面军所有的政工和军事领导干部都谈过话，但看来他没有找到同盟者。他同朱德的关系算是最和谐的了。尽管朱德的态度似乎有点模棱两可，尽管他曾设法使张和毛观点一致起来，但到了摊牌的时候，事实证明，他是毛的人而不是张的人。李德的回忆录表明，虽然他从不信任也不喜欢毛，但他对张国焘并无好感。博古也是如此。聂荣臻和彭德怀的回忆录都表明，张未能把他们争取过去。
反过来也是一样。毛的人也试图争取张，但也没有成功。只有周恩来能够凭借自己的外交手腕使大家的意见趋于一致。可是他的病使他无法这样做了。
李先念当时是张手下一位优秀的年轻指挥官，他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张有“取代毛和中央委员会的野心。”
李先念认为张国焘会这样想：“一方面军人少兵弱，而我有八万人马。应该由我来作决定，并进而取代毛和中央委员会。”
部队向毛儿盖缓缓前进时，争论还在继续。张和他的一些代言人—直力主西进去青海，深入藏族等少数民族地区。毛和他的拥护者刚认为那些地方太偏，一无资源，二无足够的粮食，三是少数民族地区没有兵源，红军到了那里将无处存身。如果北上，进入甘肃、宁夏。就到了汉族地区，那里有粮食，还可以招募新兵。毛争论说，越向西走，红军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影响就越小。
到了毛儿盖和离开那儿以后，这场争论仍在继续。
两河口会议对一、四方面军合并所作的初步安排，于七月十八日开始生效。那—天，发布了一个命令，周恩来放弃了总政治委员的职务，由张国焘担任总政委。在此之前，张出任军委副主席，和周恩来和王稼祥担任同样的职务。朱仍然担任主席。张的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成为总政治部主任。翌年十二月，毛担任了军委主席，毛、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周恩来和任弼时组成七人主席团。
这一切都似乎在宁静的气氛中进行着，但争论就象一颗即将引爆的定时炸弹正在嗒嗒作响。关于毛儿盖会议，有关的回忆录说法不一，在开会地点、会议次数、哪些人出席了会议等问题上，众说纷纭。但是，对会上发生的事情倒没有多少分歧。长征史专家胡华认为开会时间是八月六日，地点在沙窝的一个喇嘛寺里。
张国焘也说会议是在沙窝召开的。沙窝是一个美丽的藏族村庄，周围是葱郁的山谷，距离毛儿盖约五六英里，好象是“世外桃源”。张抱怨说，一方面军包围了会场，控制了所有的人口，不让他的政治助手陈昌浩出席会议，强迫他通过一连串检查岗。他说：“既然中央机关自卫得如此严密，总司令部用不着替它们的安全操心了。”聂荣臻说，会议在张的十一师师部举行。胡华同意这个说法。聂说，他曾听到毛斥责张说：“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意思是张调集了很多部队到会场。看来是双方各执一词。
张和聂荣臻都谈到，张在沙窝会议上建议让更多的人参加讨论。张说，他是想让年青人参加会。聂认为，张企图使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增加新人。两种说法可能都对。尽管张的部队人数占很大优势，但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里。他却是弧掌难鸣。
没有迹象表明会上谈过日本问题。中国现代史学家断定，会议上没有人谈过要联蒋抗日，组织“统—战线”。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有争论，因为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通过一项关于统一战线的决议，从决议措词看统一战线似乎起源于中国，事实上，共产国际与红军没有联系，也不知道红军的准确位置。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末或十二月初。共产国际的代表林育英（ 他也是林彪的堂兄 ）来到陕北，毛这才知道有这么个决议。林离开莫斯科前熟记了决议内容。他乘飞机来到中蒙边境（可能跳伞降落）然后扮成商人步行到陕北，在保安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同洛甫不期而遇。
八月二十日在毛儿盖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张国焘的政治助手陈昌浩出席了会议。现有材料表明会上没有产生什么分歧：会议决议得到了通过。
八月初，双方达成妥协。政治分歧一时解决不了，不妨先搞一个军事计划。他们同意把部队分为左、右两路军，两个方面军混编，使左右两路军都有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部队。成立一个混编的指挥部。部队仍由朱德任总司令。朱是一个适当的人选，因为毛和张都信任他。
张任总政委。刘伯承任总参谋长。最高司令部随主要由四方面军部队组成的左路军行动。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和九军团（各剩下二干人至三千人）编入了左路军。
右路军也是混编组成的，先头部队是林彪的一军团，另包含彭德怀的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和四军。右路军设有前敌总指挥部，由四方面军的徐向前负责，叶剑英任参谋长，张国焘的亲信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实际上，右路军和左路军都在张国焘指挥下。他大约有八万人，而一方面军可能只有两万人左右。
毛和正在生病中的周恩来、负伤的王稼样，还有洛甫、博古、李德和中央直属队编入右路军。
几乎整个七月和八月的大部分时间全用于完成这些安排。就初步目标达成了协议，向岷县方向进发，以插入甘肃南部。
国民党终于开始警惕起来了，它开始调动部队。夜间，毛儿盖一带的气温已经很低，该行动了。两路军约定在八月二十三日出发。根据计划，左路军向阿坝前进，右路军向巴西前进，巴西在草地的那一边，离毛儿盖有几天的路程。
第二十五章 魔毯
这位西藏人，古铜色的脸上布满皱纹，穿着棕色的羊毛长袍，系着橙色的腰带，脚穿软皮靴，头戴时髦的毡帽。他说，夏日里，一望无际的草地是一幅鲜花织成的魔毯，朱红色、紫罗兰色、蓝色、黄色、玫瑰色、紫色、白色等等，你所能想象出天下所有的颜色、在这里应有尽有。
他讲的这片草地，是一个内陆的萨格苏海，地处长江和黄河分水岭之间一个一万一千英尺的高原上。这里看来象春天英国康瓦尔丘陵草原—样的平静，但要是把这片隐藏着邪恶的草原同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相比，《恶之花》会显得象天使一般的美好。
到了八月中旬，这里的花草已开始迅速凋零，但是当你在正午经过这片平坦的大地时，它们的绚丽色彩在阳光照射下，仍然会刺痛你的眼睛，它们的芳香仍然使你心旷神伯。当黎明来临时，一马平川的地平线上，闪烁着白雪反光的小山丘点缀着这绿宝石般的草原。
今天，这片青葱的田野大都已经开沟排水，土地的肥沃堪与美国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相婉美。到处是白色的绵羊，黑色的耗牛，一顶顶毡帐篷星罗棋布，那是牧羊人放牧时的宿营地。
五十年前，情况似乎大体相同。但是当红军经过这里时，没有帐篷，没有牧民，没有牦牛，也没有羊群，只有寂寞的野花引诱人们到它们中间去。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始终由杨成武率领的非凡的一军团第四团，作为先遣团进入这片令人愉快的美丽的“海洋”，他们看到的就是这般景象。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七日，杨成武领受先遣任务时，他的司令林彪最先告诉他草地的危险。他说这项任务很艰巨，指示杨成武到毛儿盖进入草地前立即向毛泽东报告。
草地的危险，是在意料之中的。毛泽东警告杨成武，在野花的下面隐藏着沼泽，一分钟之内就能把人吞掉。因此，杨成武必须设法在这片沼泽地带找到一条道路，以便整个红军得以安全通过。摆在面前的敌人是大自然，而不是人。当务之急是必须很快通过草地，摆脱草地。有迹象表明，国民党的部队正准备再一次集结来消灭红军。毛泽东仔细地向杨成武询问了他的部队的情况和衣着。草地的气候比爱生气的苏州美女的情绪还要变化无常。一忽儿烈日，一忽儿冰雹，时而下雨，时而大雾，时而雨雪交加，狂风怒吼，就象魔鬼的恶作剧。
五十年后的一九八四年六月，草地依然如故。夜间，大地结满了银霜，气温在摄氏零下六七度（华氏二十度）；黎明时，天气还是好好的，红艳艳的太阳钻出地平线照耀着草地；可是，早上八时，天色突然变暗，乌云聚积起来，开始下起了蒙蒙细雨，一切都在雾气中变得朦胧灰暗。接着大雨和着狂风倾盆而下，瞬间又是雨雪交加。没过多久，纷飞的鹅毛大雪遮盖了道路，草地和山峦，到处茫茫一片，赶路的马帮躲避在背风的地方、一群群的牦牛和绵羊变成了缓缓移动的雪堆。大雪下了两个小时之后减弱了下来。旷野上又刮起了大风，风中的太阳变得苍白、黯淡，颤颤发抖。风没有停，又下起了雨。到了后半晌，天空露出了湛蓝，阳光普照，白雪融化了，使人感到一丝春意；但当太阳的光辉沉落在黄河彼岸的时候，春意便在冰霜中消逝了。
毛泽东问杨成武；向导问题怎么办？ 杨说，他找到一个年老的藏民，六十多岁，他熟悉草地的一草一木。我们用担架，由六名战士抬着他走。毛泽东同杨谈完之后，杨即率部队出发，出发前 杨又专门去看望了邓颖超，同她说了几句话。邓颖超的丈夫周恩来病重，没有见他。
四团通过了几座沙石山冈。山网上满都是黄色的樱草花，或者叫藏报春，一簇簇紫色的山花，白色星状山花，还有接骨木饱满的果实——它那毛绒的白花，此时，已变成可以酿酒的浆果，仿佛给大地铺上了花毯，这无疑是一曲鲜花的交响乐。然而，在长征者战士的回忆录中，找不到描绘这美好景物的片言只语。他们无心欣赏这些美景，脑于里想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只有张国焘还谈到了这些“美丽壮观”的鲜花。
下午三时左右，四团正在拼力奋进，但眼前的景象忽然起了变化。乌云密布，遮掩了大地。疾风穿过三千年来人迹罕至的野草丛生的荒原，撕裂着行进中战士们单薄的衣衫，寒气刺骨。这个一度如花似锦的乐园每年只有五天无霜期，年平均温度刚过摄氏零度，七月是摄氏十度半多一点（华氏五十一度）。
用县长杨秋的话说，草地没有夏天，只有延长了的冬天。红军经过的每天夜里都是天寒地冻。杨成武和他的部下所走的路并不好走——这里压根就没有好路可走——不过是藏族牧民踏出来的小路。东边有条好走的路，但因张国焘没有打下松潘，那条路走不通。左边的路（即张国焘要走的路）也比较好，但他远在西面，而且他坚持要去阿坝。
除了杨成武和他的部下竖起的路标，小路上没有别的标志。没有界标，只有漫无边际的齐腰深或高过腰际的野草，草的下边就是水。草地里有小块的硬地，足可以经得住一个人站在上面，但它们在野草底下，很难辨认。沼泽软得象豆腐一样，积水经常漫过胯骨。掉进沼泽里的人，伙伴还没来得及拉上他们，便消失了。有时连救援者也会同被救者一起消失在泥潭之中。
天下着雨。八月和九月是草地上雨季高峰。无法保持干燥。没有地方可以宿营，人们抱着自己的膝盖，蜷成一团坐在小丘上过夜，小丘小得连腿都伸不直。
没有食物。每人额外积存的四十斤口粮也快吃光了。战士们的体力消耗很大，因此饭量也大。可是无法煮饭，无处生火，也没有木柴。他们只得嚼着未经磨过的麦粒。部队有半数人染上了讨厌的痢疾和拉血。粗糙的麦粒几乎要磨破他们的肚肠。
不过，今天的居民说，这里在夏末鸟很多：从北极飞往南方的大雁，随季节迁居的野鸭群等。有时，飞行中的鸟群黑压压的一大片，遮住了太阳，落在沼泽地里把草丛弄得沙沙作响。一年后，当第二方面军过草地时，贺龙将军指出害人的沼泽中鱼多极了。他每天花一点时间去钓鱼，在通过这片可怕的大地时，他一路上就不愁吃的了。“过草地时发生的某些悲剧也许是由于红军不会狞猎或捕鱼。而且，他们也不熟悉”野菜“的性能。这些”野菜“现在陈列在当地的博物馆里，说明这是红军当年为了活命不得不吃的食物。在展览柜中有一盘盘的多汁的蒲公英绿叶，有一碗碗的荀麻（可用来作鲜美的汤）和其他营养丰富的野生植物，而战士们当时却不了解它们的用途。
那个象小白胡桃一样娇小的危秀英，她也搭救了好几个女同伴的性命。那天，她去给藏族妇女作宣传工作，回来时，发现同屋的伙伴给她留下一些蘑菇汤，她尝了一口就放下了，味道太苦了。她发现，她的同志们全都躺在地上，好象都已睡下了，她大声地嚷道：“往里点，给我让个地方。”可是，她们睁大着眼睛，看着她，谁也不说话，也不能动弹，她们全都瘫在那里。她赶快取来冷水，泼在她们身上，使劲摇晃她们，她们终于醒过来了。她责怪她们说：“你们可真是好同志，把蘑菇都吃光了，只给我留下点苦汤！”她哪里知道，就是那些蘑菇使她们瘫倒了。
象红军中其他人一样，危秀英在进入草地之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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