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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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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他的父亲是国民党代表，他的母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于是被措控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双手被绑在身后，强迫行军。
没有比这更荒唐的指控了。在中国或张国焘的情报部里没有不知道廖承志的身份的。
他的双亲是中国家喻户晓的革命家。他父亲廖仲恺在孙中山领导下制定了联俄联共的政策，孙死后被国民党右派（可能包括蒋介石）暗杀于广州。对廖承志的指控只能是出于一种恶毒的偏见。要不是他幸而能画画和绘地图，他早就被处决了。他刻蜡纸也刻得很好。廖的母亲何香凝一直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女士的挚友。随着岁月的流逝，廖本人也成了孙夫人的密友之一，另在毛泽东的政权中担任要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重庆被国民党绑架，由于宋女士的积极干预才免遭不幸。后来他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九八二年去世。长征中。张国焘一路上带着他、直至四方面军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到达陕北。周恩来立即加以干预，使廖获得释放。廖获得自往后，把画图纸、蜡纸和刀笔等放在一张桌子上，然后对着它象对着祭坛一样鞠躬。廖说：“要不是你们，我就完了。”他是已故的飞虎队创始人之妻陈香梅的舅舅。
党内的亲莫斯科集团被称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徐以新是这个集团的第二十九名成员。（实际上还有许多其他人，总数可能达一百。）由于徐以新年纪很轻，被人称为“半个布尔什维克”。这批人有时统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徐以新被派到第四方面军，一九三二年他代表四方面军同国民党的杨虎城将军在川陕边境举行秘密谈判。后来张国焘违背协议，于一九二四年二月消灭了杨虎城的一个团。徐以新表示抗议，张国焘就把他抓了起来。因此，两河口会议时，徐也是—名囚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担任了驻巴基斯坦大使。
四方面军的另一名囚犯是罗世文。他原分四川地区党的书记。他带了三百人到川西北加入张国焘的队伍。张不信任他，把他软禁起来。后来他在重庆被国民党抓获并杀害。这类例子很多。
六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共产党领导人在两河口那座古老的喇嘛寺里举行会议。据张国焘回忆，出席会议的有六名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国焘、朱德、周恩来、博古和洛甫。刘伯承和红军保卫局首脑邓发也在场，可能还有张的主要军事指挥员徐向前。
马尔康博物馆工作人员文星明介绍的与会人员略有不同。他说会议参加者有：毛、周恩来、朱德、刘伯承、洛甫、刘少奇、凯丰、聂荣臻、张国焘、林彪和李富春。
周恩来主持会议。毛首先发言。他提议红军继续北上，并向东往甘肃和宁夏方向移动。据张国焘讲，毛说共产国际曾建议红军向外蒙古方向移动，这样容易和苏联取得联系。据博古讲，这原是共产国际建议的万不得已的办法，是在长征开始之前用无线电发来的。博古证实，自“那时”以来，即前一年的八月以来，红军已有十个月没有与共产国际联系了。
张国焘回忆说，毛的讲话给他留下了较好的印象。毛既未提抗日（ 他想，大概因为当时他们对日本人的情况所知不多 ），也未提到前往陕北，大概因为还不知道那里有共产党的根据地。
有关这次会议的情况，中国人现在的说法有些不同。现在的说法是周恩来首先发言，重点谈了三大问题：抗日的战略，北上的问题和领导权问题。
张国焘称，他对毛的甘肃——宁夏计划提出两个替代方案。一是进一步扩大川北、甘肃和西康的现有根据地。二是穿过甘肃走廊，向位于大西北的新疆挺进，到了那里就有可能与边界那边的苏联取得联系。
胡华教授也许是最了解情况的现代史专家。据他说，会议决定巩固张国焘在川西北建立的苏区。大家一致同意夺取松潘。松潘位于大草地的边缘，扼守着绕过沼泽地带的道路，攻下松潘就可以打开通往甘肃的道路。
两河口会议通过了一顷五点决议，但内容从未公开过。
其中有几点是批评张的，特别批评了他把根据地转移到川西北。如果张的话可信，毛嘲笑了张的这一行动，认为这样做是放弃根据地，增加了长征的困难。张称两河口没有作出正式决定，毛答应还要进一步讨论。这大概与事实不符。会外有许多交谈，双方一直在摸对方的底。张不断打听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的情况。
两河口会议开了三个小时。据张回忆说，午饭后，周恩来找他，建议两个方面军组成统一指挥部，张担任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建议合并某些部队。张对此表示高兴。傍晚，周送来指示，要部队北上。张说他争论了几句，但还是接受了。
据聂荣臻讲，这一指示的内容是：
红军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至全中国的胜利。
幕后却在进行活动。彭德怀在狱中自述里回忆说，张国焘的秘书黄超带了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来看他，并送给他二三百元银洋。黄坐下就问会理会议的情形，并说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彭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后方的策略。
聂荣臻也讲了类似的情况：六月二十七日张国焘请他吃饭。席间，张一再说聂荣臻和其他人很疲劳，称赞他们干劲很大。张说他已决定拨两个团给他们补充部队。使聂遗憾的是，这两个团实际不过相当于两个营的兵力，只有一千人左右。
聂回忆说，彭德怀当时也在场。当他们从张住处出来时，聂问彭：“张为什么要请我们两人吃饭？”彭笑笑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聂说，我要。黑夜中聂边走边思讨，张究竟想干什么？
聂荣臻说，有好多麻烦事。有些人向张提供的遵义会议情况有误，结果加深了张对毛的疑虑。
不管毛和张的关系细何 —个国观代史专家用“冷淡”来形容两人之间的关系——第一和第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相处一般都是十分融洽的。
杨尚昆将军的夫人李伯钊与宣传部长陆定一合写了一首歌来纪念这次会师。
一九八四年，李伯钊巳七十二岁。她轻声为我们唱道：
—个英勇善战，不畏艰难；一个腹有良谋，运筹帷幄。
“头两行，”她说，“是写第四方面军的。后两句是写第一方面军的。”
李伯钊对懋功有着一段辛酸的记忆。那里有一位十九岁美丽活泼的女青年找她要求加入红军。她名叫厩香，母亲是汉族，父亲是个卖剪刀、针线的藏族小商人、她从小就没有见过父亲。她的母亲已去世。她叫李伯钊“大姐”，恳求让她参加红军。当时的纪律很严，规定不再吸收妇女。厩香态度十分坚决，晚上就睡在宣传部办公它的地饭上。
李伯钊去找李富春（他是蔡畅的丈夫）。她说这个姑娘无父无母，非常穷，坚决要求参加红军。在李伯钊的请求下允许让这个姑娘留下。厩香在队伍里帮着背东西，能在没有食物的地方找到食物。她性格爽朗、活泼，为李伯到及其助手们做了不少烙饼和其他好吃的东西。
“她在过草地时死去，”李伯钊说，“她在荒野里迷了路，再也没有找到她，她大概是饿死的。我仍然怀念她。”李伯钊说着眼角里噙着泪珠。
六月三十日上午，毛在周恩来可能还有朱德的陪同下又出发了。他北上翻越了一座又一座的雪山。其中的梦笔山是雪山第二高峰，高达一万四千多英尺。梦笔山比夹金山低二百英尺，爬起来也容易些。他们越过隘口，沿途大都是雪线以下的牧场，没有遇到大的危险。山路漫漫，他们不得不在山坡上扎营过夜。他们也许是碰上了好运气。有些红军战士回忆却迟到了可怕的困难。五十年以后的五月底，山上还有大量的积雪。
第一方面军沿着同一条路线走了过去。张国焘第二天才出发，情绪不太高。他回忆道，他感到毛和第一方面军待他很不好，对他进行了诽谤。他们故意欺骗他，他们走了，他反而感到高兴。
红军即将面临严重的危机。
第二十四章 在人迹罕至的地方
红军行进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越来越深入到被英国探险家埃里克·泰克曼爵士称为“中国最鲜为人知的地区”。这个地方在地图上是个未经勘测的空白，没有人来探过险，没有人居住过，而且也不能住人。这里实在不象是中国。凡是中国人来到这个只有月亮、雪山和一望无际的荒原之地都会感到不适应。甚至连英国专家管理的中国邮政也没有达到这个地区。懋功和松潘以远就没有邮局，会理以南没有邮政所。
自红军进军金沙江接着翻过大雪山向草地挺进以来，他们的行踪在地图上就再也找不到了。由于人烟稀少，人们无法从村落住房上找出自己所在方位。这里只有藏民，四个世纪以来，他们缓慢地进入了这个无人知晓的地区。
现在，甚至藏民也因害怕而逃到更荒凉的地方去了。只有小股藏民在山头上向没有戒备的红军战士放枪或扔石块。战士们奉命不准还击。可是，他们渐渐地开始违反命令了。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可怕的荒野。红军从未见过人烟如此稀少的地方。这里看来是危险地带，无房可住，连个问路的人都没有。从早到晚不见人影。偶尔能见到一头牦牛，活像一个缓缓移动的烂布堆。没有人，没有食品。有时找到吃的，可又不是大米，而是青稞，伙夫们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好。他们来自南方——中国的粮仓。不少战士吃生青稞吃坏了肚子。
红军对这个地方困惑不解。不是因为无知，也不是因为迷信。他们已远远地跨过了一道地理屏障，进入雪山高原。不论是爬雪山还是过草地，他们都是在海拔一万英尺，或一万一千英尺，甚至更高的高度上行军。连绵不断的雪山，山脉走向如何谁也不清楚，他们面前似乎有翻不完的山，雪峰一座连一座，隘口一个接一个。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头？还能不能回到熟悉的故土？令入迷惘。
两河口会议后又过了几天，毛率须部队下了雪山，他们走出了只有几间房屋的村子（现在叫红军村），沿途丘陵起伏，走了十二英里后，来到卓克基官寨——一座城堡式的藏民土司宫。
这座土司宫是一座用石块砌成的七层塔楼，所用木料都经过工匠的精心雕镌，远远望去，宛如一座拔地而起的亚洲比萨塔，这是红军在六千英里远征中所见到的奇景之一。土司宫四周筑有坚固的石堡，有三四层楼高。上面砌有诺尔曼城堡那样的炮眼和箭垛。土司宫面积极大，据说，它的房屋和庭院可以容纳五千到六千人，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当时一方面军的全部人马。两条小河在土司宫外汇合，成为它天然的护城河，它的背后是高耸的石崖。
土司宫坚不可摧，迄今已存在几个世纪。它的主人是国民党的忠实支持者，红军迫近时已弃城而逃。毛和他的司令部随即进驻土司宫。这座七层建筑，四周的柱子漆成红色、黑色和绿色，一层层的阳台雕刻精细、山墙上镶着装饰用的宝石。直到今天，长征老战士提到它时仍不免叹为观止。住房壁上装饰有挂毯和藏文条幅，屋里摆着缎面靠椅和雕花家惧。楼里还有一个收藏有藏文和汉文经典古籍的图书馆。有一层楼全是佛堂，佛龛上嵌有玉石和金银饰品。玻璃窗清洁明亮。
底层是厨房，里面有巨大的炉灶，还有大得惊人的用铁或铜制作的锅、盘子和水壶，足可供一支大军备炊之用。底层的一例是马厩，二楼用来贮存食品，粮食米面都装在桶里，盐糖调料放在柜橱里，宰好的整只牛羊放在搁板架上，豆子和食油装在陶罐里。此外，这一层还有工具房、武器库以及卫兵和军队的宿舍。
三楼是土司的住房。客厅里镶有大理石和孔雀石，卧室内有一张木床，几把古色古香的椅子，一个镶嵌着螺钿的衣柜和一张红漆书台。毛就在此下榻。四楼全是佛堂，除了佛龛佛像，系着红缨的铜锣鼓外，这里还有藏式雕象，藏文幛子和经书。
房间虽然富丽堂皇，但毛在此稍事休息后即先走一步。红军大部队留在卓克基休息，补充给养，继续对藏民进行宣传。
藏民一向仇视汉人，国民党又从中挑拨煽动。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天宝是藏族，他原是张国焘的四方面军的—员。他记得小时候就有人告诉他，汉人常常进攻汀藏民。红军迫近时，国民党到处造谣，说什么共产党来了要杀藏民，还要吃藏民的孩子。藏民自然害怕并仇恨红军。四方面军先到，一方面军后到，两个方面军会合后在此驻扎了好几个月。他们宰牛征粮。尽管红军讨了银元或打了借条，藏民仍然觉得红军拿走了他们的财产。
“一方面军经过这里时没有停留，”天宝回忆说，“他们穿过的是一个个空荡荡的村落，沿途十室九空，人都跑光了。部队要生存下去，不得不见牛就杀，把埋在地下的粮食挖出来。很难说每次都付了钱，这样影响当然不好，但另一方面，红军必须生存下去。所以很难讲谁是谁非。”
进入这个地区，人人神经都很紧张。随时有可能遇到藏民的伏击。红军战士有的受到袭击，有的被抢劫一空，有的被剥光衣服，有为甚至被杀。红军由于伤亡太大，部队的人员组成己不平衡，干部多，战士少，有些部队几乎都是干部。上下关系也有些紧张。
一天，毛的卫士长陈昌奉竟然也对另一个警卫员大声叫嚷，而那人也不相让，两人争吵不休。原来，陈昌奉患了严重的腹泻。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腹泻时粪便溅到了那个警卫员的身上。毛听后大步走了过去。“看看你们像什么样子！”他口气象一位严师，“我们从江西苏区出发时有朋么多人，现在剩下的不多了。这样争吵值得吗？”警卫员们听了都感到惭愧。陈昌奉主动帮战友洗了裤子，那个警卫员不让陈洗。他们俩后来一起动手拾掇干净，继续长征了。
红军翻山越岭，穿过马塘（ 那儿几乎连一间可以遮风挡雨的茅屋都没有，毛在吊铺上渡过一个雨夜 ）、马河坝、黑水，沿黑水河畔向毛儿盖进发。黑水河河水湍急，咆哮的水声犹如万马奔腾。他们一路上不时停下来，收割农民遗弃在田野中的青棵，收割时朱德总是打头阵。他和青年男女战士开玩笑，说他们不象他那样能背四五十斤粮食。而朱德的妻子康克清却是例外，她是一位身体强健的中国农家始娘，她肩上至少背着——支枪和背包，手不停地挥动镰刀、毫不比她丈夫逊色。人人都知道、筹粮是红军的当务之急。
七月一日，红军先头部队抵达毛儿盖地区，大约于七月十日进驻了藏民的村子。村里有近四百户人家，房子一般是两层，多数用石头砌成，屋顶平平的。这些藏式农舍的四周，接着祈祷用的白幡。村口的路旁有守护神像（现在还存在），它们象是《仙境术士》里的巫神，一脸凶相，站在那里为村民降魔驱贼。毛儿盖一带盛产青稞，此时地里的青稞业已黄熟，等着开镰收割。据说一年的收成可以吃三年。
红军在毛儿盖停留的时间相当长，他们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休整，缝缝补补，修理枪械补充粮草。同时，现在，也只有现在，红军的领导者们可以讨论一下前途了。因为所有的迹象表明，情况将肯定会好起来。
果真如此吗？ 面前就放着一个大困难。毛儿盖位于松潘县城以西约三十英里，离红军要去的甘肃只有六十英里。这点路程似 乎微不足道，但事实上，就是这短短的距离也很可能使人致命。毛儿盖处于大草地边缘。中国人委婉地把黄河以南的这片茫茫泽国叫作大草地。红军在这里跨越了中国大陆的一条地理分界线，这片陷起的高原成为中国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黄河就发源于这个世界屋脊，穿过小半个华北，途中拐了个大弯，最后归入大海。历史上，它的滔滔河水多次改道，常常是在远离故道数百英里外的地方冲出一条新的河道，它给中国带来过深重的灾难。
就在这连接着中国两大水系的高原上，红军从长江流域跨入了黄河流域。
红军要越过人们美其名曰的“草地”，这块土地却似个死亡的大陷阱。它完全泡在水里，恐伯干军万马陷下去也不会留下痕迹。唯一的一条能通行的道路又必须经过国民党军队把守的松潘。因此能否拿下松潘对红军至关重要。两河口会议上一致同意必须拿下松潘，任务交给了张国焘。
红军刚刚进驻毛儿盖，周恩来就草拟了攻打松潘的作战计划。他把计划交给了张国焘，但张却改变了计划，至少现代史专家是这样认为的。他不是立即组织攻打松潘，而是派他的三十军前去佯攻，三十军包围了松潘，却没有发起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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