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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痛与伤悲。而我面对它们，竟然恍如隔世。
　　父母依然住在破旧的老屋子里，只是他们的头发更白了，皱纹更多了，眼花耳背，脊背佝偻，日益显得老态龙钟。家里那台1986年买的二手十四寸黑白电视和父母一样满脸雪花，只能收到三个台。这9年来，父母唯一的变化是，他们学会了打麻将。赌是小赌，但两人时常为了谁去打麻将，谁给妹妹带孩子而争吵。我一回家，母亲和继父便相继对我“告状”，抢着述说对方的不是。心里的酸楚一浪一浪地涌上来。我终于感到父母老了。9年前，他们只会对我和妹妹呼来喝去，非打即骂。而现在，他们反而像孩子一样寻找我的同情。岁月真是把无情的刀，刀刀催人老。岁月的沧桑变幻不仅仅体现在人的肉体上，更多的却是精神的衰老。
　　最令我们家人欣慰的事情莫过于妹妹的宝贝儿子了。这个叫宋文豪的小家伙是全家的开心果，母亲每天有一大半时间是和小文豪纠缠在一起。有了外孙的母亲像拥有了宝贝的女王，每天抱着两岁的外孙在家附近晃来晃去，给外孙买糖，哄他吃饭。母亲大半辈子灰暗的人生，终于在老年时有了一点鲜活的色彩。
　　因为我是回来办理出境手续的，我要出国旅游的消息在村里掀起了一股飓风。风自然是母亲放出去的。那时候，去香港泰国旅游还是比较新鲜的一件事情。而对有些一辈子没出过县城的农民来说，更无疑于惊天大事了。母亲整天扬眉吐气似的逢人便夸我有出息，惹得那些一辈子都没出过县城的村民们更是满脸羡慕和向往。
　　我已经算是有出息了吗？
　　3月，永远是个美丽而生机勃勃的季节。每天上下班，乘着95路公交车从长长的共和新路上经过，路边一棵棵整齐排列的法国梧桐像冬眠复苏的美女，一个个睁开了朦胧的眼睛，透过嫩绿的叶片注视着满街的车水马龙。我的心也像这些复苏的梧桐，每个毛孔都浸满快乐。
　　3月12日，在上海虹桥机场，有个怯生生的女孩拖着一个深绿色的行李箱，捏着机票，向出境通道走去。机场工作人员彬彬有礼地请她留步：“对不起，小姐，您还没换登机牌，没买机场建设费呢。换登机牌在21号窗口，机场建设费在那边买——”工作人员挥手指点她方向。而她早就面红耳赤了，她像个企图蒙混过关而被抓住现形的犯罪分子，慌乱而紧张地退出队伍，拖着行李箱尴尬地走出去。
　　那就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的我。比刘姥姥进大观园还丢人现眼的我。在后来的几年中，我乘飞机几乎飞遍了全国的省会城市，但是，我依然记得第一次在虹桥机场遇到的尴尬。我始终相信，世界很大，而我很渺小。
　　在飞机上，我又遇到了让我如今想来依然脸红的事。先是空中小姐分发饮料和点心，我想，这是在飞机上，东西一定很贵的，所以坚持不要。其实我很渴，也很饿。邻座的一位女士一脸奇怪地问我为什么不要，我掩饰说在家里吃过了，不饿。当我发现这是免费赠送的时候，已经错过机会了。心内懊悔不迭，又不好意思找空姐补要。
　　另一桩尴尬是内急。我根本不知道飞机上会有厕所。也不好意思问身边的旅客。就那么使劲忍着。两个小时后，当我到达深圳机场时，第一件事情就是冲向洗手间。后来想想，完全是自己的自卑在作祟，只要我开口问一问，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何至于把自己渴坏、饿坏、憋坏呢！
　　当我赶到深圳指定的酒店，全国二十多名《知音》杂志社邀请的作者已经从四面八方赶来汇合了，第二天即赴香港，然后飞往泰国。
　　到了深圳，又一层自卑笼罩了我。在那么多的作者里，只有我的身份最卑微——打工妹。其他作者要么是编辑、记者，要么是法官、律师、作家等等。每个人都有着体面的职业。有人在聊天的时候，随口问我毕业于什么学校？学的什么专业？现在做什么工作等等。每个问题，对我来说都那么尖锐。
　　放在如今，打工根本不是什么卑微而羞于启齿的身份。没有学历，也没什么好自卑的。但我当时，这些问题都是我的致命伤。为了我那可怜的自尊心，于是我带着虚荣的心理回答人家：“我是从复旦大学自学的新闻专业。现在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
　　让我稍微恢复一点自信的，是《知音》杂志社雷一大副总编对我写作水平的肯定。雷总编是特意从武汉赶来深圳给我们送行的。在当晚的晚宴上，雷总编对每位作者都做了认真的评价和由衷的感谢。在说到我时，雷主编用带着湖北方言的普通话说：“赵美萍是这次作者笔会中年龄最小的，但大家别看她年纪小，这几年却给《知音》做了不小的贡献，大大小小的文章发了六七篇。这个作者的特点就是文笔优美飘逸，故事浪漫动人，擅写心情故事，是个潜力不错的写手，希望你继续支持《知音》，继续支持陈清贫……”
　　有时候，人的虚荣心是很容易得到满足的，就雷总编的这席话，在别人听来也许如春风过耳，但我却铭刻于心了。
　　有时候，人的自信和自卑可能都只源于他人的一句评价。
　　现在的我当然不会如从前那么虚荣和自卑了，我会坦然而大胆地告诉别人：我只有小学毕业，做过采石女，端过盘子，做过缝纫女工……因为我明白了：人之所以活得沉重，是因为自己把心压在心上；之所以活得自卑，是因为总是在光明中注视过去的阴影。
　　悠长而快乐的假期开始了。从香港到泰国，所见所闻让我这个来自安徽农村的村姑眼界大开。而比一路美景更吸引我的，是一个改变我一生命运的机遇悄然来临。
　　这次《知音》杂志社派出的带队人是总编室主任钱钧（现为《知音》集团子刊《打工》杂志执行总编）和编辑郝培文。在香港一次饭后闲聊的时候，钱主任无意之中向同桌吃饭的作者透露：因为发展需要，《知音》杂志社要面向全国招聘记者、编辑了，下一期的《知音》杂志上将刊登出招聘启事。
　　我的心猛烈地跳了一下，像被狠狠敲击了一锤的钟。
　　曾经，我和我的责任编辑陈清贫在电话里说：“我好羡慕你们这些做记者编辑的，成天在国内飞来飞去，见多识广，多神气，多风光。如果我这辈子能做上记者编辑，我会磕头烧高香的……”陈编辑多少了解一点我的出身和学历，他善良地揶揄我：“这个希望有点渺茫哦！没有哪家单位不注重文凭和学历，除非奇迹降临。你还是乖乖地做写手，给我写稿子吧！”
　　编辑、记者，对我来说是多么具有诱惑力的职业！但对一个只有小学毕业的农村打工妹来说，又是一个多么遥不可及、异想天开的梦想！我只能在无望的希望中等待奇迹降临。我就知道，在我人生的拐角处，未必都是灾难和挫折潜伏在那里。
　　现在回头想想，这个奇迹是必然会来临的。因为我早就准备迎接它的来临了——如果我不是天生就喜欢写作，如果我没有给《知音》写稿，如果我没有参加《知音》笔会，如果——如果我不是一个善于捕捉机遇的人——那么，机遇一定不会在拐角处等我，即使等了，也未必被我发现，即使被我发现了，也未必会被及时抓住！一切，都是冥冥中因果的注定！
　　机遇，只为准备着的人而准备着。
　　机遇，时刻在人生的拐角处张望着，等待着一双发现它的眼睛。
　　“我想去《知音》应聘，不知道可不可以？”我在心跳平缓之后，怯怯地问钱主任。他说，这次招聘是有条件的，如果你条件符合，当然可以去应聘的。尤其你给《知音》写过大量稿件，熟悉《知音》的风格，领导一定会考虑优先录取。
　　真是一句令人感激不尽的精神鼓舞。但我出于虚荣和自卑的心理，我没有告诉钱主任我的文化履历只有小学毕业。我想等回去之后，看到《知音》上刊登的招聘启示后再说。
　　有了这个希望的支撑，我的港泰之旅变得美妙无比。
　　8天后，我带着一叠漂亮的照片和大开的眼界回到上海。在广州转机回上海时，我就迫不及待地在机场的书报摊上买了一本1998年第4期《知音》，翻到最后一页，激动人心的招聘启事印入眼帘。可我一看完就泄气了。那看似简单的三条招聘要求，有两条对我来说是致命的。
　　第一条：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第二条：三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也就是说必须做过编辑、记者）
　　第三条：发表过十万字以上的作品。
　　如符合以上三个要求，应聘者可在三个月内将简历和作品复印件寄往武汉知音杂志社总编室。
　　这三条要求里，也就最后一条我能勉强符合。这道希望之门，对我来说是一道门槛太高了。
　　回到上海之后，我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辗转反侧地考虑是否该向《知音》毛遂自荐。大名鼎鼎、全国发行量第一的《知音》杂志，会把一个小学毕业生放在眼里吗？人家会不会看到我简历，就把它塞进了垃圾桶，同时鼻子里轻蔑地“哼”一声：开什么国际玩笑，小学文化也想当著名杂志的编辑、记者？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吧……
　　勇气像潮汐一样鼓起又落下，落下又鼓起。
　　终于，我想通了：无论结果如何，我要尝试，我要争取！如果连尝试都不去做，何谈成功的希望？有时候，机遇只给你一丝门缝，关键是你是否有勇气去推开它。机会，有时就是一列失不再来的末班车，如不及时搭乘，将会遗憾终身。尝试很简单，只需勇气。
　　于是，我将我所有发表过的作品全都复印了一遍。然后装订整齐，用特快专递寄往《知音》杂志社总编室。但是，我没写简历。不是忘记，而是故意没写。我希望《知音》杂志社的领导被我的文章打动，而忽略我的学历。邮走资料后，我虔诚地合十祈祷——命运之神啊，请你垂青我吧！
　　就在我为将来的命运默默祈祷的时候，我接到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编导沙碧红的电话，她说是看到《新民晚报》上刊登的《打工妹飞出国门》的消息知道我的，想约我做一档节目。原来，就在我飞往香港和泰国参加笔会的同时，《新民晚报》有个记者不知从哪里得到这条消息，写了一篇通讯，让全上海人都知道：有个仅仅小学毕业的农村打工妹，因为勤于笔耕，被全国著名的《知音》杂志社邀请出国旅游……我回到上海后才知道，“赵美萍”三个字几乎在上海家喻户晓了。我成了上海打工一族的佼佼者，成了所谓的“名人”。
　　沙碧红开门见山地说，她看了我写的刊发在《知音·海外版》的《打工妹难嫁上海人》那篇文章，她想以此文为主线，拍摄一组打工妹在上海的打拼和情感经历。我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打工妹代表。
　　上电视啊，而且是中央电视台。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
　　采访是在我的小屋里进行的。狭窄的房间令摄像师赵布红先生十分犯难。最后，他们让我坐在床上，赵布红将摄像机固定在床对面的角落里，而他自己只能委屈地蜷缩着了。
　　令我难为情的是，我几乎没什么漂亮衣服。沙导在我简陋的衣柜里翻来翻去，只翻出一件白衬衫，配上石川先生送我的那条格子裙裤，加上一条背带，稍微有点洋气的样子。但因为是坐在床上，整个人看上去显得臃肿。我暗暗懊悔，早知道这样，该去买件新衣服的。
　　第一次面对镜头，我紧张得说不出话，脸涨得通红，说话词不达意，结结巴巴，沙碧红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喊停，一次又一次让我放松点，自然点，不要紧张。我想放松，但是灼热的灯光烧烤着我。我不得不频频喝水，使自己放松，但喝水时拿杯子的动作又是那么生硬做作……唉，天生不是做演员的料。我不由想起一句话：生活本没有导演，但我们每个人都像演员，为了合乎剧情而认真地表演着。
　　第一天整整拍了四个小时，直到深夜，总算拍完了一部分。沙导说第二天还要去拍服装厂，她已经和服装厂的王厂长和潘厂长都联系过了。
　　我一夜未眠。因为太过激动和兴奋，我的偏头痛又犯了。每次犯病，左边的脑袋里就像伸进了一只钩子，不停地在里面钩动着神经。有时候，又好像血管堵塞了一样，沸腾的血在表皮下突突地跳着，像要寻找一个缺口，喷薄而出，粗涨的血管隔着皮肤清晰可见。每当偏头疼发作时，百服宁就成了我的救命药。
　　但是，这天的头痛有点蹊跷，我吞了一颗百服宁，用拳头抵着额角，想努力睡过去。可脑袋像一座急于喷发的火山，沸腾着，狂暴着，折腾得我死去活来。我只得爬起来，昏沉沉地再服了一颗百服宁。从此落下祸根，每次头痛，总要两颗百服宁才见效。
　　又想起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难道注定所有“天才”都得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能修成正果吗？
　　第二天的采访十分顺利，出乎我的意外，服装厂领导还设宴招待了沙导一行。有半年没见面的石川先生左右端详我，说我变了，变得自信而有气质了。我笑着对他说：“这都是您教我的啊。去年您给我送行时候，送了几句话给我，我一直记在心里呢。”
　　有些话，是值得铭记一生的。有些人，是值得敬重一生的。无论我走到哪里，我永远铭记与敬重着那些指点过我人生迷津的人！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人都乐意指点别人的缺陷，修复别人的自信的。惟有那些值得别人指点的人，才能获得如此幸运。
　　采访过我之后，沙导接着采访了我的两个朋友，毛毛和阿华。毛毛是来自江苏海门的女孩，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她身材高挑秀美，是个不折不扣的美女，会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但她的内心却充满对爱情的惆怅和忧伤。在上海几年，与上海男人谈过几场有始无终的恋爱，最后都因为自己是个外来妹而无疾而终。
　　另一个朋友阿华，在我们这帮打工妹里算是十分成功的。来自福建的她不仅在上海开了一家“胎发笔”公司，有房有车，最令人羡慕的是拥有一份美满的爱情。
　　本来，计划中还要采访我的另一个朋友洪泽的，可惜她是个聋哑人，无法在镜头面前顺利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故事，所以作罢。但洪泽的奋斗故事比我们任何人都值得书写，从她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优秀的品质。她的人生经历也曾给过我巨大的精神鼓舞。
　　洪泽出生在东北齐齐哈尔市，幼年丧母。从小她就十分聪慧，在做编辑的父亲的指导下学习绘画和舞蹈，后来她考上了长春大学工艺美术系。大学毕业后，她来到上海打工，在浦东一家中日合资的玻璃艺术品公司做刻花工。经过数年努力，洪泽从小小的刻花工慢慢晋升到为高级设计师。她设计的玻璃工艺品远销海内外，深受圈内人士好评。她多次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外来务工青年”、“首届中国优秀外来务工青年”、“全国自强模范”等荣誉称号。还曾受到过江泽民总书记的接见。她是继张海迪之后又一位令人钦佩的“残疾明星”。我和洪泽在一个外来工的聚会上认识以后，便成了好朋友。见面的时候，我们就用纸和笔交谈。分开的时候，我就给她打传呼留言。我们约定见面的地方永远是淮海路陕西路口的百盛百货公司门口。
　　不会说话的洪泽内秀而腼腆，聪慧而善良。和她在一起，你会感到宽容与博爱，宁静与祥和，谦恭与上进。她永远不会抱怨人生的不美好，永远不会指责他人的不对，永远不会做对不起别人的事情。她只知道感恩，只知道学习，只知道善待她人。虽然后来我们天各一方，我们依然会通过手机短信、QQ和电子邮件联系。只要我一回到上海，我们是一定要见面的。
　　我后来把洪泽的故事写了下来，发表在了《知音》杂志社上。让更多的年轻朋友从这个身残志不残的女孩身上吸取力量，得到启迪。
　　我为有这样一个朋友而骄傲。
　　当时，在上海有四百多万名外来工，而我们几个打工妹的奋斗故事只能算是沧海一粟。那时，我也根本谈不上成功。我认为自己真正的成功，应该是成为《知音》杂志社的编辑、记者以后。对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打工妹来说，这才是她真正的人生高峰。
　　仿佛天意注定我的命运在1998年这个平淡无奇的春天苦尽甘来。《知音》杂志社总编室主任钱钧来电话通知我去面试了，他说老总对我写的文章十分欣赏。在全国各地上千名应聘者里，我是为数不多的十多个得到面试通知的幸运儿之一。钱主任让我赶快将自己的简历传真过去，在所有应聘者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简历。
　　我又惊喜又为难。惊喜的是，面试就意味着有一半的成功希望了，我的一只脚已经跨进了《知音》杂志社的门槛！而为难的是，我的简历如何去写呢？如果我说出只有小学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