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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苦难,我的大学-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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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到唐神时,沈刚原本想安排我进文案部门的,但我却想到业务部去实习一下。业务部是整个广告公司最辛苦也最富有挑战性的部门。业务员底薪八百元,拉到广告后拿百分之十的提成。
  从来没想到拉广告是如此艰苦。我的一些同事有的每天抱着上海黄页电话号码碰运气,有的搜集各种报纸上的广告,按图索骥打电话去“挖墙角”,有的干脆上街瞎逛,看到某个产品经销店就进去跟人磨嘴皮。据说公司里有个“元老”已经连续六个月没拉到一笔广告了,他每天夹着皮包进进出出,一副灰心丧气的样子。有同事私下对我说:“如果你在三个月内拉到一笔广告,就已经破本公司纪录了。本公司里最快速度拉到广告的业务员用了三个月零二十天的时间。”转眼一周过去,我一无所获。心内想着不能辜负沈总的希望,所以越发焦急。
  八月是一年中最热的月份。我剪掉了长发,短短的发型和当年的郭富城十分相似。我花十五元钱买了一只透明的夏装包,花八十元买了一双达芙妮打折的凉拖鞋,加上公司配备的一只数字寻呼机,就这样全副武装了起来。每天早晨七点就要出门,然后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赶到位于上海火车站附近的公司上班。即使在车上,也是全神贯注地注意着路边的广告牌或各种店铺,把电话号码抄下来,到了公司再打电话联络,我甚至连一家东北叉车厂都没放过。一个月下来,两千多米的共和新路上有哪些店铺我都烂熟于心了。
  为了尽快拉到广告,我几乎每天都把公司订的报纸抢先翻阅一遍,把广告客户的电话一个个抄下来,然后抱着电话一个个打过去,一开口就说我们公司广告价位比别的广告公司更优惠,设计理念比别的公司更完美,这往往是客户最感关心的事。
  但并非所有广告客户都很有耐心听我喋喋不休地谈广告的。很多时候,都是被人莫名其妙地吼一顿,然后“啪”地被挂断了电话。连续打了十多天电话后,连脸皮也被磨厚了。
  刚开始跟人谈广告,我还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
  有一次,我在《解放日报》上看到一个红酒的通栏广告,那是个刚刚打进上海、需要大力宣传的新红酒品牌。我冒冒失失地打去电话,找到该红酒在上海的总经销商,对方一开口就问我:“如果我想在《解放日报》二版上做广告,你们能在原先定价上打几折?”我随口说:“五折。”“五折?”对方惊讶地重复了一声。我以为对方嫌高了,立即补充,“如果你们有合作意向,我们可以见面谈。”对方停顿了一下,怀疑地问我:“小姐,你能肯定可以拿到《解放日报》的五折广告吗?他们的价位我是很清楚的。”我太急于拉到广告了,我说没问题的,我们的老总跟《解放日报》老总关系特别铁。对方说,那好吧,你带着合同跟我来面谈吧!我欣喜若狂,这么容易就拉到一笔广告了?
  可等我刚放下电话,一个设计部的同事端着茶杯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冲我挤眉弄眼:“小赵,你真能拿到《解放日报》五折的广告价格吗?”我懵了,大家平时在打电话时,不是都这么说的吗?
  “你一定听错了。其他人说的都是五个点。也就是九五折,绝不可能是五折,这是任何人都拿不到的。除非你是报社老总的亲戚。”
  我的脸“腾”地一下红了起来。天!我居然把五个点说成了五折。幸亏当天业务部里没有其他人,否则,我还有何颜面继续呆在业务部?整个上午,我都没有勇气再打电话。我在心里狠狠地骂着自己——没用,太没用了,连基本的折扣都不懂,还能拉什么广告?
  下午,我不好意思再呆在公司了,于是顶着毒辣的太阳走上街头。附近就是上海火车站和几个大商场。商场里有冷气,透明的玻璃门上诱惑地写着冷气开放几个字,我真想一头钻进商场,享受一下冰凉世界。但在广场转悠了一圈,我还是沿着汉口路走了下去。我知道自己没有休闲的资格。至少是目前。
  二十天不到,达芙妮的鞋跟就磨损掉一块,我花两块钱到鞋摊钉了块皮。我要靠它们载着我走过这个夏天的。
  那时候,我周末继续兼职做着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嘉宾主持,每次可获得报酬一百元。每周依然有三个晚上要去复旦大学上夜校。
  我和时间都马不停蹄地奔波着。它是因为使命,我是因为生活。
  至今想来,我还是为自己感到骄傲——到公司的第二十天时,我终于拉到了第一个广告客户,虽然标的只有1。5万,沈总还是十分欣赏,当月就将原定的三月之内的八百元底薪加到一千六百元。因为我破了公司业务员在最短时间内拉到业务的纪录。
  这个让我“起死回生”的广告是济南一家电子广告公司的IC卡电话机。在第一次广告合作之后,我与这个公司的老板成了朋友,出于帮忙,我私下帮他写了几个软广告,免费刊登在了《新民晚报》的“信息之窗”里,该电子公司的IC卡电话机和密码锁在上海几乎卖疯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的广告业务做得得心应手。我像一艘船,终于驶进了可以扬帆远航的港湾。
  那段日子,写作也顺利得无以复加。几乎写一篇发一篇。并且都是省级以上刊物。自从1995年7月以《飞走吧,我的天空从此破碎》的凄美爱情故事冲开《知音》大门后,磅礴之气一发而不可收,在随后的半年之内,我陆续在《知音》、《恋爱·婚姻·家庭》、《知音·海外版》、《人生与伴侣》等杂志上满面开花。其中,还有一篇三万字的中篇小说《走向深渊》,发表在《上海小说》上。这使我在上海的业余撰稿人圈子里多少有了些小小的名气。
  接触纪实文学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生活类杂志高昂的稿费令我兴奋,第一笔最高的稿费就是《知音》给我的。那篇发表于1995年7期的《飞走吧,我的天空从此破碎》一文,不过两三千字,却得到了370元稿费。也就是这笔稿费,奠定了我写纪实文学的信心!
  渐渐地,有全国杂志的编辑主动向我约稿了。这让我有点受宠若惊!从低声下气给杂志投稿,到被编辑主动约稿,其间的转变谈何容易!
  为了学会写纪实稿,我学会了采访。我先是从报纸上找新闻线索,然后按图索骥去联系。没有记者证没关系,我发表过的文章就是最好的佐证。
  有一次,我在《新民晚报》上看到一则感人的小消息:一对年近七旬的老教师夫妇,终生未育。几年前,她们请了一个安徽小保姆照顾他们的生活。小保姆带着一个出生才几个月的女儿。不幸的是,那个襁褓中的婴儿竟得了肺炎,小保姆害怕为女儿牢命伤财,竟狠心地将婴儿抛弃在医院自己逃之夭夭了。于是,善良的老教师夫妇承担起了抚养弃婴的重任。六年后,这名小弃婴在老教师夫妇的引导和培养下,竟成了一个琴棋书画无一不通的小“神童”……
  这个感人肺腑的真情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按照报纸上所写的地址,带着一束鲜花,找到位于四川北路昆山花园路的老教师的家,恳求他们接受我的采访,并拿出自己发表过的作品,请他们过目。开明的老教师夫妇被我的真诚打动,愉快地接受了我的采访。这篇纪实文章后来发表在了《恋爱·婚姻·家庭》杂志上,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
  至此我相信,生活永远是精彩的。所有精彩的故事都深藏在民间,在普通老百姓的身上。这种认识,为我后来的记者、编辑职业有很大的帮助。
  在还属于自由撰稿人的时候,我就是用这种简单可行的“笨”办法,采访了很多有价值的纪实文章。有句老话说得十分精辟——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你自己想去做,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发表过我文章的杂志被我一本本珍藏了起来。每当感到困惑或感到疲累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翻一翻,激励自己不能懈怠。每当看到这些文字,就想起那一个个不眠之夜的苦熬,想起那些从心底里流淌出的泪水与欢笑,想起那些被我从粗砺的泥土中刨出的文字宝贝,曾带着我的体香与希望,像是从我血管中剥离的一颗颗珍珠,一点点垒起了我文学梦想的殿堂!
  生活之所以有滋有味,是因为前面永远是拐角。
  我的人生不断地出现着拐角,有的拐角呈现在我面前的是灾难和挫折;有的拐角带来的是挑战和机遇;有的拐角却带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好运。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出国旅游。对于一个从小砸石头、拣猪粪长大的农村姑娘来说,这是倒退八辈子也不敢想象的美事。但这种好运却切切实实地来临了。1997年底,我得到知音杂志社的邀请——鉴于我给《知音》杂志写了一定分量与数量的文章,杂志社特邀我参加海外笔会。
  得到消息的那一刻,我幸福得几乎要晕过去。
  为此,我最应该感谢一个人——《知音》编辑陈清贫。他也该算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贵人。如果没有他,我也许不会与知音结下不解之缘。认识陈清贫是从1995年4月开始的。那时我还在服装厂里做技术员,业余时间就是爬格子。最大的目标就是要轰开中国最著名的《知音》杂志的大门。不仅因为它名气响,更因为它的稿费也是国内期刊界最高的。受名利的诱惑,我每期都准时去书店购买《知音》,揣摩它的风格,研究它的文章,希望有朝一日,自己的名字会出现在它的版面上。
  第一次给《知音》投稿,我颇费了一番脑筋。不知道把稿子给哪位编辑比较走运。为此,我把《知音》杂志每个编辑的名字几乎都研究了一遍,最后还是决定,把稿子寄给一个叫陈清贫的编辑。他的名字给人的直觉不仅朴素、平易近人,还让人觉得他是个塌实稳重、出身贫寒的可信赖的中年编辑。
  稿子寄给陈清贫后,我每天盼望着消息。十天过去了,我的稿子像断线的气球,杳无踪迹。我耐不住了,那时我还是服装厂的技术员,有一天中午,趁一楼行政办公室没人,悄悄溜进去拨通了《知音》编辑部的电话。可是,我要找的陈清贫编辑却出差了。
  又是忐忑不安的一周过去。一个印着“《知音》杂志社”字样和地址的信封终于落在了我的手上。信很薄,似乎没有退稿。我心里一松,迫不及待拆开信口,一张写满字的《知音》杂志社的专用纸露了出来,里面还夹着一张名片。陈编辑的字是用黑水笔写的,不潦草不张扬,像一根根土里土气的木头桩子戳在信纸上。读完这些字,我的脸开始烧灼起来,脑袋也嗡嗡作响——是给气的。
  那个陈清贫编辑居然如此批评我——“赵美萍你好,读了你的稿子,第一个感觉就是:你对写作真是一窍不通,既不知道用方格稿纸写稿,也不知道写一个优美感人的故事来打动编辑的心……”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陈编辑一定弄错了,因为我向来都是用方格稿纸写稿的,那些稿纸都是我从城隍庙批发来的、500格的上海明星纸厂出产的稿纸。至于不会编一个优美感人的故事——我自以为自己写的故事已经够优美够感人了。是编辑眼界太高了吧!
  我憋着一股狠劲,晚上一下班,就给陈清贫编辑写了封回信——陈老师,您等着,我一定会写一个优美而感人的故事来打动您,同时还要打动你们主编的心。
  人的才情很怪。有时候,心灵宁静、快乐祥和反而写不出好文章。但心情如果受到某种情绪的刺激或影响,尤其是受到蔑视或嘲讽挖苦,人的心就像一座憋气的火山,急于喷薄而出!
  三天后,一篇构思奇巧、语言优美、故事耐人寻味的文章被我寄往《知音》编辑部,依然寄给了那个“傲慢”的编辑陈清贫。
  两周后,一个特殊的电话打到了技术科,电话那头,一个年轻好听的男声问我:“你就是赵美萍小姐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说:“我是《知音》的陈清贫编辑。恭喜你,你这次写来的故事终于打动了我的心,也打动了我们主编的心。你的文章将刊登在今年《知音》的第7期,标题是《飞走吧,我的天空从此破碎》……”
  哦!老天开眼!没有哪篇文章的发表让我如此兴奋!我捧着话筒,激动得简直要语无伦次了。陈编辑继续鼓励我:“你的文字十分优美,我们的雷主编还特意赞扬了这篇文章呢!希望你再接再厉。”我兀自点头称是。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
  想想那时真是自卑而幼稚,只是一个普通的电话,只是与一位知名杂志的编辑说了几句话,我已经激动得满脸绯红了。
  后来,那篇我在《知音》杂志上发表的处女作《飞走吧,我的天空从此破碎》的文章被好几家报纸转载过,还被广东佛山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反复朗诵。优美的词汇与动人的故事打动了无数读者和听众的心。我第一次收到了从《知音》编辑部转来的读者来信。
  与知音杂志社的不解之缘由此而始。写作,像一根神秘的红丝线,连起了我与《知音》非同一般的缘分。
  从1995年7月到1998年初,我在《知音》极其子刊《知音·海外版》就发表了7篇文章。其中《告别最后的伦巴》和《打工妹难嫁上海人》等文章尤其受到广大读者好评。后来,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便以《打工妹难嫁上海人》这篇纪实文章为主线,采访了我和其他两位在上海打工的姐妹。这是后话。
  《知音》杂志社的出国笔会定在1998年3月。路线是香港泰国八日游。
  1997年底,我趁着回家办理出境手续,在家里呆了一些日子,还过了一个春节。转眼,我离开家有近9年了。
  9年,再鲜艳的色彩都会在风雨的冲刷中变得浅淡,再娇美的花朵都会在风霜的洗礼中变得憔悴,再精彩的人生都会慢慢走远。我的家乡和亲人,已经变成什么模样?
  回家的路必须经过那座洒下我太多血汗的山,令我心痛的是,它已经越来越矮小了,采石场已经一层一层地掏空了它的内脏。站在路边,探头就可以看到千疮百孔、满目创痍的山洞。因为过年,采石场放假了,山便被冷落了下来,被掏空的身体像一张巨大的嘴,无声地述说着苍凉往事。站在路口向下望,我感到一阵眩晕。不是因为恐高,而是想起太多的前情往事……那些被晒干在采石场的青春,就像被掏掉的石头一样,永远也回不来了。但是无论岁月如何变幻,那曾尖锐地刺伤过自己的疼痛永远潜伏在记忆深处,稍一触碰,就会像苏醒的蛇一样,再咬你一口,让你再疼一次……
  那些和我在不同环境中长大的小伙伴们,个个都结了婚,有的还生了两个孩子。他们的脸庞依然黝黑,但很满足,也很幸福。和我同年的、属狗的庭梅到底还是嫁给了属鸡的小蒋,生了一个像庭梅一样聪明漂亮的女儿,庭梅依然在纺织厂里上班。不过她说现在的效益并不太好,上班时断时续。曾和我打赌爬过山的六九子做了木匠,娶了老婆,也生了孩子。曾经与我家“有不戴共天仇怨”的大伯的儿子女儿也都结了婚,都各自有了孩子,那些所谓的鸡毛蒜皮的“仇怨”也都随着时间的流逝、和长大后慢慢学会的宽容而冰释前嫌。我给他们的孩子买糖吃,孩子们亲切地叫我“姑姑”。
  而一些村里的老人,却去的去了,老的老了。有些老人走在路上我依然觉得面熟,只是,已经忘记了该如何称呼。而有些我离开村庄后出生的孩子,更是相逢不相识。不由想起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更是万般滋味在心头。
  少年离家老大还,乡音未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小时候读这些诗,纯粹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的。直到自己长大后,有了背井离乡的经历,回头再吟此诗,便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有些事情,总要错过了光阴,才能品味出它最初的意义。这就是时间的魅力与无奈吧!
  田里的油菜生机勃勃,绿油油的菜叶像一张张孩子的脸,微笑着面向天空,贪婪地呼吸着空气,期待着快快长大。这让我想起小时候与母亲在地里种菜的光景。母亲会趁此机会给我输灌一些人生道理,或是朦胧的性启蒙教育等等。母亲总是一再告诫我:没有结婚,千万不要把身子给男人。要不就不值钱了。好像女人的所有价值就在贞操上一样。但母亲的话自有她的道理,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观念。
  我站在9年前站过的田野上,风在田野里自由地散着步,阳光的巨手温和地抚摩着大地,抚摩着我已经不再幼稚的脸。眼前的一切依然那么熟悉,9年的光阴对于每年出生的新油菜来说,没有什么岁月的痕迹。我想,它们是因为生命轮回得太快了,快得来不及经历苦痛与伤悲。而我面对它们,竟然恍如隔世。
  父母依然住在破旧的老屋子里,只是他们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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