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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夫所指-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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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史氏曰：抬头望见北斗星，夜半三更盼天明。摇身混入千夫指，轻罗小扇扑流萤。
30年前的月亮（1）
昨夜重逢老友，浓睡不消残酒。
脑袋跟隔壁吴老二似的，不用上弦就自己发抖。
29年没见面了。哈尔滨市进化小学现如今已经不存在了。金子般的童年，数不清的欢笑，阳光灿烂的七十年代，都随着火锅的热气袅袅回映在空中。鲁迅说：加二斤酒，十个油豆腐，辣酱要多。
华兵还是那么帅，典型的东北美男子。当年我们全校只有他一个人——学校出钱给买了一双钉鞋，140元——4个人的工资啊。他是我们校的飞人。那时我们班跑得快的很多：胡波啊、杨长生啊，但都跑不过华兵。胡波有一回赛后猛喝凉水，结果喝炸了肺，结果也没什么事儿。搁现在，家长还不得要学校赔个三五十万哪。华兵1994年12月31日夜，夫妇俩煤气中毒，抢救6个小时，回来了。生活真好，看世间万物，寸寸都活着。我也说了89年的事儿，九死一生堪笑慰，芙蓉国里尽朝晖。
酒阑人散，回来一头攮到床上，就回到了30年前。张爱玲说的30年前的月亮，照着我失重的肉体，漂浮在奥菲莉亚的河上。朱自清说：“秦淮河的波太明了”，那就是多瑙河或者莱茵河吧。《多瑙河三角洲的警报》、《宁死不屈》、《脚印》……你们看过吗？小胡同学说：快去看海报，来了个新电影——月去刀印！孔庆东大笑：哈哈，是脚印！我们翻进23军司令部的高墙去看电影，如果被卫兵抓住，就冒充将军们的孩子。一次卫兵审问我：“你爸哪单位的？”我说作训处的。又问姓什么，男子汉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说姓孔。卫兵大吼一声：“出去！作训处没有姓孔的。”后来就改变对策，直接说我爸是三野的，卫兵听不大懂，往往放行。可一次去看《原形毕露》，为掩护同学又被抓住，审问我的是穿四兜军装的中年军官，一听我爸是三野的，顿时不屑地说：“三野的跑这儿撒什么野？这是四野，懂不？”我一听也火了：“四野有啥了不起？不就是林秃子的部队吗？我爸他们三野是打淮海的，上海、南京都是我爸他们打下来的，我爸见过陈老总。你穿四个兜牛个啥呀？我长到你这么大，我穿八个兜！”那军官一听笑了，说进去吧，小王八犊子真他妈牛！其实我爸是后续渡江部队，没有参加过攻城。我心里是很佩服四野的，从我爸的谈话里也可以听出，他们老三野的对四野也是英雄相惜的。
30年前的月亮，照在哈尔滨冰封雪飘的大街小巷上。我们滑着“脚滑子”风驰电掣，那是一种介乎冰刀和滑雪板之间的滑雪工具，现在的孩子们都不会做了。我们上午读书，下午玩乐，有时去学工学农学军。夏天拣榆钱，冬天积肥。我五年级时，承包了一个近郊生产队的牲口棚，成了积肥超千斤的模范。劈柈子、挖菜窖、脱坯、盖小棚子……一个市民的全部劳动技能，我们从小就掌握了。我对华兵说：“这算不算素质教育？相当于小提琴几级？”姜昆也是在黑龙江兵团学会了劈柈子，一次他在电视上徒手表演，别人怎么也猜不出那是什么动作。我最喜欢劈老榆木疙瘩，把盘根错节的大树根最后劈成冰棍般大小，堆成一座小山，浑身汗出如雨，邻居们无不夸赞。
但干其他活，不是我的强项。我的同学各具特长，也各有各的意趣。腾小甦后脑勺是平的，我们叫他“板儿头”，他爸是师长，他家老吃大米饭炒土豆丝。程滨他爸好像是团长，南方人，一次威胁两个儿子说：你们再不听话，我就把米饭都吃光！程滨他妈一次给我们班代课，用山东话朗读《小英雄雨来》，大家都笑，我却觉得这么念更有味道。张少铭家住通讯营那边，喜欢讲故事，但有个口头禅：“完了之后呢、完了之后呢……”董巨峰的名字跟我的名字声调一致，上课又不专心，老师一叫我，他就慌里慌张地站起来。李老师厌烦地说：“谁叫你啦？光腚骑摩托——你得瑟啥呀！”李老师说话有时候不大文明，但对学生心肠很好的。我们最喜欢的恐怕还是王树香老师，人字俱佳，对学生有威有慈，大字报写得整整齐齐，从不霸占其他班级的墙壁。
30年前的月亮（2）
会吹黑管的是于凯，写字特别好的是于子军，生字老师让写一行，他却写十行。他姐姐叫于抗美，我说这名字不好听，“抗美”就是“爱丑”的意思，他姐听了十分自卑，见了我总是很沮丧。魏瑞祥和阚秀朋是我的死党，我跟他们的事迹以后要专门写成小说的。焦洪山住在“小草房”那边，他爸用山东话喊他吃饭：“洪山——家来！吃烧饼——蘸红糖！”我们经常模仿着戏弄焦洪山。栗荣亮的事迹我已经写过了，我们班最淘气最马虎的同学，犯过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上大学后一次回哈，给家里买煤，煤厂的营业员正是他。他很激动地指挥手下，给我多装了不少又大又亮的鹤岗优质煤。临别时他对我说：“老孔，听说你们北大一毕业就是工程师啊，一拿就一百多块。没啥说的，别忘了哥们儿啊。”
后半夜头疼，醒了一阵儿。找不着四肢五体，就又睡过去。小时候梦里要上厕所，找到一个，上面写个“女”，找到一个，上面写个“女”，急得要命。后来想起有家邻居的煤棚子上写个大大的“女”，不知他家从哪儿偷来的。那时从单位往家拿边角料没人笑话，但破坏公共设施则属于下作。马路对面是公交车库，我们经常去恶作剧，把无轨电车的“辫子”给拽下来，但从来没有破坏过电车。
起来吃了一碟番茄拌红枣，头还是晕。30年前，哈尔滨儿童公园有全国惟一的儿童铁路，围着公园整整一圈，从站长司机到票务乘警全是小学生。还有旋转木马，一上去就转得天翻地覆，世界宛如万花筒。忽然木马停了，木柯烂了，乃发现，下岗的下岗，上访的上访，喝血的喝血，喝汤的喝汤。于是模仿某大师，俺也创作一首古诗如下：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水浒传》云：今番又醉得不小可。便把山门关上，把拴拴了。俺却道：古寺无灯凭月照，山门不锁待云封。阿巴拉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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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情最数王怜花（1）
昨天课前，向学生推荐了王怜花的《江湖外史》，透露了一点“我跟王怜花不得不说的故事”。王怜花是我1983年秋天考进北大后第一个“亲密接触”的人——我们床挨着床。32楼416是间大宿舍，共住10人，五张上下床，三张靠着墙，两张并排矗立在中间。我住清平的上铺，王怜花住小文的上铺，我就这样，跟这位白白净净的福建帅哥王怜花，床单挨着床单，相隔咫尺地成为哥们了。
说出王怜花的真名，那也是80年代响当当的北大才俊，就是蔡恒平——写诗的时候叫恒平的。许多人都赞赏他的小说《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条路》，其实他的诗写得更入理入情。小蔡普通话很差，花发不分，肉漏不辨，经常努力地卷着舌头说：“今天他妈的真不象发！食堂的辣个棍棒漏丁，发了我四个一毛钱，居兰没有几块漏！”我就教他说绕口令：“大花碗下扣个大花活蛤蟆。”小蔡说得口水直流，还是说成了一片“发罚法发”。这个对他太难，我命令他干脆每天早晚就练“活佛”两个字。于是早上我还没睁眼，就听耳边有个声音说：“活活，活活。”我就活了。晚上我刚一睡着，耳边那个声音又说：“佛佛，佛佛。”我气得简直要立地成佛了。
不过小蔡有时候普通话却说得格外流畅。一个是朗诵自己的作品时，一个是跟女生套近乎时。蔡恒平是67年出生的，比我小三岁，可能是我们班最小的。我格外钦佩班里的几位67年出生的同学，他们差不多都是才子才女，除了小蔡，还有黄亦兵、黄心村这“二黄”以及湖南状元杨君武等，好像都是属羊的。他们的智力对于今天的城市孩子们来说简直就是神话。小蔡觉得我是语文权威，经常问我这样写是不是病句，那样写节奏好不好。而我们班的诗歌权威臧力却不搭理我那一套语文教条，我一批评他的病句，他就恶狠狠地说：“什么病句？老子这叫象征！”而小蔡特别谦虚，总是拉着我说：“老孔，你再听一遍。”于是他就对着窗户朗诵道：“不要说明天多美好，不要说阳光正灿烂……”我看着他颀长的侧影，看着金黄的阳光缓缓贯注到他羊脂般的少年的脸上，再看看宿舍里的各路豪杰们，觉得这就是北大中文系啊，这些就是我们祖国最有才气最有理想的青年啊。一种天真的幸运感、幸福感，洋溢了全身。
小蔡并不觉得自己小，他很有侠气，很幽默。他自封为司令，封我为他的保镖。他说想找某女生谈谈，问我怎么办。我说：“借书呗。”小蔡眼睛一亮：“保镖，你真聪明！”从此他就经常不在宿舍了。
遗憾的是，小蔡因病休学一年，回来时就成了84级的了。但那时的北大，各年级住在一楼，同学交往都是打通年级的。从80级到87级，我都有交往。而小蔡很快就成了整个中文系的大侠之一，披件军大衣，带着个同样瘦高的女孩子，到处谈诗歌、谈武侠，后来又喜欢上了喝酒。我现在常跟人解释说我算不得什么“北大醉侠”，比我能喝酒比我更仗义的北大哥们至少还有几十位，王怜花就是其中翘楚。看看王怜花写的武侠文字，那才是我真正想写的东西。我身在学院，写出来的东西难免有酸腐之气。其实我读武侠完全是受了小蔡清平徐卫曹永平他们的影响，今天看看王怜花的《江湖外史》，更感到他们是用一颗诗人的心去感悟武侠，他们是武侠的真正知音。
我们班50多人里，有当年全国各省的高考状元9名，榜眼探花好几吨。但最有才华的一些同学并没有继续读研究生，仅就我们宿舍来说，像四川状元徐永、苏州老东西清平、天津才子小文，还有现在大名鼎鼎的阿忆，再加上这个诗酒风流的王怜花，假如他们都读了硕士博士，那我孔庆东到北大门口修理自行车，并不是过分谦虚的笑话。
《江湖外史》的衬里，写着“本书献给蔡花花小姐”——那是小蔡的宝贝女儿。我早说过，北大这些貌似风流倜傥的才子，其实都是热爱家庭热爱生活忠孝两全慈悲仁厚的封建余孽。恰如本书封面写的“既生金庸，又生古龙”，我们的江湖是何等的美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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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情最数王怜花（2）
前天在山东大学讲座后，一位在我博客上骂过我的教授拉着我的手再三向我道歉，说是误会了我的思想。他那真诚的表示使我非常感动，我说博客上的事情，何必这么当真。我没有受到伤害，人家却这么歉疚，我不禁想到王怜花说的：“究竟是谁和谁笑傲江湖？”于是脱口一句：自古春风伤往事，多情最数王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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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人同坐（1）
登上南航的CZ6220航班，夹在红男绿女大包小裹的队伍里往前走，忽然身后的空姐叫住我，把我安排到了头等舱。我以前也坐过头等舱，但都持的是头等票。今天居然持普通票而享受头等舱，心中顿生腐败之感，不禁惴惴焉。想起赫鲁晓夫母亲的一句话：“儿呀，这克里姆林宫的生活好是好，可共产党要是打回来，咱可咋办哪？”
抛下了领导和同事，独自坐到头等舱，三位空姐便轮流前来嘘寒问暖，格外垂青。原来该机组竟然都是我的粉丝，我一进机舱便被认出，机长遂命令将我隔离起来，单独囚禁也。
起飞后，自然免不了为各位空中天使签名，不过餐饮都给了我双份。我其实一份就饱了，但想起头天课上讲的鲁迅《在酒楼上》，吕纬甫为了不让阿顺姑娘失望，硬是灌下了足够自己吃一天的一大碗荞麦粉，我也就不枉人家的心意，把两份都吃了。个子高高的空姐问：“孔老师再来份儿米饭吧，牛肉的。”我连忙作揖：“饱了，饱了，真的不要了。”眼睛亮亮的那个空姐说：“我和我老公都喜欢读你的书，也喜欢看你的讲座。我们机长一会要来找你请教呢。”
大约飞了一半，机长来了，是个活泼的小伙子。我们谈了些大学和读书方面的事。飞机要下降时，他很有责任感地站起来，回到驾驶舱去了。
我在韩国的时候得知，飞机在头等舱不满员的情况下，机组可以安排普通乘客移坐过去。但今天对我的优待，显然是因为他们发自真心对我的喜欢。我从小就是“名人”，在我所生活的每一个圈子中，都受人瞩目，时间长了就煮得麻木了。但近年来此类情况的出现，使我暗自悚然，我隐隐觉得受之有愧。我真值得这般厚待吗？我想起博客上一位朋友批评我的话：因为你是孔庆东，所以你就不能发火！我当时心理上并不接受，凭什么我孔庆东就不能我行我素地活着？但此时此刻，我理解那位朋友的心情了。他，还有跟他一样态度的朋友们，并不是对我苛刻，而是真心对我寄予了某些希望。我如果坚持不从普通舱移到头等舱，那未免多少有些装蒜，他们并不因为我赖在普通舱就把我混同于其他乘客，除非他们没有认出我。我必须承认我现在不完全是“我”，而是那个似我非我的“孔庆东”了。说句矫情的话：我恨“孔庆东”。
然而我却真的愿意坐普通舱，正如我喜欢骑自行车，喜欢坐公交车，喜欢吃小饭馆。我特别喜欢我们哈尔滨的美女穿着几万元的水貂皮草，提溜着蒜茄子去挤公共汽车。我上大学时就宁住十人的宿舍而不住六人的，后来有了跟留学生同住双人间的机会也放弃了。我太愿意坐在三教九流的兄弟姐妹之中了，感觉那真叫“如坐春风”。用东北话说：“一块堆儿坐吧，装啥王八犊子啊。”
随手翻翻空中杂志，恰看到苏轼写的《点绛唇》：“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苏老大似乎不喜欢跟人同坐，但我喜欢。那么我愿意与谁同坐呢？金农有首题画词曰：“记得那人同坐，纤手剥莲蓬。”好美的意境。我也曾有过那样同坐的人——当然不只是纤手，粗细胖瘦黑白的都有。但是一个个都渐行渐远了。我最要好的兄弟——高三八时代的同桌肖麟，已经鹤归千日了。正应了我大学时写的诗：“当年满座风流子，几###宵共泛舟？”如今，欲与三五老友月下同坐，已经是十分奢侈的事了。怪不得我那么喜欢到小饭馆里吃拉面、吃凉粉、吃肉串，原来我是要与他们同坐——与那些粗声大气的民工、蓬头垢面的民妇，我从他们的欢笑打闹中看见了我的朋友，我由此知道我切实地活在人间。
怀着这样的思绪走在冰城的街头，竟然又多次被行人认出。东北人真是直率，有的脸对脸逼上来问：“我昨天看你跟窦文涛在电视上啊，怎么一下跑这儿来啦？你，你是你吗？”
我忘了带墨镜，便俯首钻进一条胡同。不料一声责问扑面袭来：“你还要往哪儿走啊！”抬头一看，竟然是高中同学潘冰——现在是锦绣电子的潘总。便到她的办公室同坐了一会儿，拿了上次聚会的合影。聊起她当年的同桌魏乃清——我给取的外号“为爱情”，还有白泉、王军等。潘冰说找到郭伟啦，还说赵晓明从加拿大回来，戴个绒线帽，模样几乎一点没变。可惜我不能多坐，一连串要办的事情等着我。告别了开始发福的潘冰，想起20多年前她像个小瓷娃娃似的，现在孩子已经跟我们当年一般大了。
记得那人同坐（2）
到哈尔滨是路过，只有几个小时的自由空闲。给几位旧雨打电话，不是空号就是关机。王老善办公室没人，手机说是空号。老倪更绝，全国百强城市里大概只剩他一个还使用呼机，人家寻呼台为他一个人还得开着。于是，想跟老朋友同坐片时的愿望只好取消了。
在街头买了份号称中国比萨的“乡巴佬烧饼”，挤着买的人很多，哈尔滨人喜欢扎堆儿。烧饼确实风味独特，软脆酥香。边走边吃，一面想着从小到大曾经同坐过的亲人、邻居、老师、同学、朋友、恋人……几句词漾漾地涌上心来：“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几声彩铃打断了我的迷思，低头一看短信：“干啥呢？土老冒。”一片霓虹灯突然亮起，乃发现烧饼已经吃完了。我轻轻地舔一舔双唇，不留下一粒芝麻。
帝国主义的乏走狗（1）
本人文章一向温柔敦厚，虽然经常被讥笑为庸俗无聊，但一般很少遭到政治批判，所以很为那些假自由主义英雄气恼，他们恨我为什么不进监狱。凡是不进监狱者，就意味着是政府的走狗，是专制的奴隶。我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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