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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因为这种凌辱不是源于政治、道德、伦理等外在形态，而是基于血肉亲情的不理解，是她的亲生骨肉的一次次彻底而坚决的反击。她用最为质利、的母性精心地关照着三个孩子，无论是别人捉奸牛红梅时她挺身而出，还是定期给三个孩子生活费，都证明了她作为母亲的韧性基质。然而，当她最后带着木然的眼光看着自己的女儿走进金大印的新房，她已感受不到、或者她已不相信几十年的爱却再一次对她构成伤害。她以整个生命的奉献和最后的一无所有，完成了人性内在的悲剧实践——爱和伤害，在扭曲的人性中被强制性地统一起来。
　　牛红梅的伤害则来自于青春期的情爱，她的存在际遇实质上是用现实苦难彻底地支解了有关爱情的所有神话。她试图用少女最为可贵的无畏和纯真去寻找她的情感归宿，然而没有浪漫与温情的现实以其极为冷酷的手段消解了她对生存的诗意怀想。在与刘小奇的纯真初恋中，她勇敢地直面外在势力的凌辱，却没想到被牛青松无知的“复仇”所埋葬。当她与杨春光相爱并结婚后，她以巨大的牺牲精神完成了作为妻子和女人所应尽的所有道义和职责，而她换回的仍是婚姻的失败和理想的溃灭。她抗拒着一切堕落的行为（包括拒绝给刘小奇作按摩小姐），以特有的顽强寻找一个女人最基本的生存方式。
　　可是，她不是被北京的“苏超光”所骗，就是被自己的弟弟所出卖。这里，东西并不仅仅用这样一个人物来演绎有关命运的某种不幸，而是通过她跨越巨大时空的寻找与失败，表明了作者对诗性存在的质疑：那些用真诚浇铸起来的爱究竟在哪里？因为穿越牛红梅整个情感历程的，似乎只有“欲望”二字。物欲、肉欲、名欲从不同的角度，全方位地剥夺了她相爱的权利。在爱与欲望的永久性对峙中，她像那位老堂·吉诃德战风车一样，韧性越强、挣扎越努力，悲剧性也就越深刻。
　　与何碧雪和牛红梅相比，牛青松和牛翠柏的苦难似乎更具悲剧震撼力，因为他们不仅仅是一个被伤害者，同时还是一个伤害他人的能手——这个“他人”不是别人，而是给了他们生命、爱和成长关怀的亲人。他们以少年特有的反叛精神和对自我伦理“尊严”
　　的捍卫，陷入了伤害与被伤害的怪圈。从发生学的意义上看，他们每一次伤害亲人的行动，都是为了维护某种潜在的自尊；而当他们完成了那种“尊严”维护之后，他们却没有看到（也无法看到）自己已对人性的某些基质做出了更深的摧残。无论是他们攻击、凌辱金大印，还是引诱宁门牙强暴牛红梅，都显示了特殊时代的意识形态所培植的青春在畸变过程中的癫狂性。正是这种带着深刻的历史痕迹的人格，促成了他们作为一个受害主体又在愿望与效果的巨大反差中，不自觉地步入了施害者的行列。特别是到了最后，牛翠柏竟然为了30万元的电视赞助费再一次出卖姐姐的幸福，从而把这种伤害推向了极致，也使小说在内蕴上直入生命本质的悲剧中——由爱而生恨，由恨而生复仇，由复仇而导致自我残害。然而，支撑这个悲剧过程的文化背景，却是我们特殊的历史话语对青春的扭曲。
　　人类的精神创伤，实际上是无所不在，关键在于我们作家如何独到地对之做出表达。
　　为了获得记忆叙事的原创性和亲临性，《耳光响亮》在话语的运作上更是别具匠心。它择取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叙事方式：诙谐机智的反讽与细致缜密的写实相揉合，记忆流程的解构与经验场景的临摹相穿插，主流价值的显在消解与人性主体的潜在呼唤相映衬……
　　一方面作家成功地调用了大量的、伴有主流意识形态明确标记的时代性口号，让它们深入到人物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构成人物表达思想的自然语码，以折射权力话语对人性成长的强烈制约，从而把悲剧延伸到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之中；另一方面，作家又发挥自己的智性特长，用一种杂揉了反讽、诙谐、调侃等各种审美特质的语调，颠覆了现实叙事的呆板性，改变了抚摸苦难的通常方式，使小说在接受过程中既显得灵动诙谐，饱浸着艺术智性，又减轻了由苦难主题可能会引起的沉闷和压抑，缓释了叙述本身的滞重性。
　　所以，呈现在我们阅读视野中的这部小说，给我们的感受是不像生活又像生活——作为人物的命运过程，它是真实的，而其中的许多细节场景，又让我们觉得带有某种夸张和诙谐的不真实感。这恰恰证明了东西对艺术真实性的积极探索。我们说，小说的内容永远是生活，每一部小说都描述或建构了生活的一个片段，一个缩影，一种模型，以此传达了作家对生活的一种理解。昆德拉就常常用海德格尔的“存在”范畴表达他所理解的生活，即它的基本要求是真实，但不是反映论意义上的真实，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真实——这种本体论的真实，是作家透过生存的表层现实，看到的人类生命存在的种种可能性，而不仅仅是必然性。我们的一些作家常常局限于各种局部的现实，或者习惯于对现实生活作某本质主义的抽象，把它缩减为现实的某一个层面和侧面——这种叙事由于顺应了我们的经验和习惯，所以可以轻松地在读者的期待视野中被接受。但是，它常常导致的结果是，作品变成了情欲、忏悔、自传、报道、说教、布道、清算、告发、披露隐私的工具，昆德拉称这种情况为“存在的被遗忘”。一部好的小说不只是一种文学体裁，更是一种看生活的眼光，一种智慧，一种对生活可能性的“发现”。《耳光响亮》在叙事上着意改变的就是人们对既成现实的过份依赖，这与它表现的主题有密切关系。
　　因为它试图洞察的不是6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在现实际遇中的种种外在困惑，而是他们带着心理记忆和文化积淀在谋求理想过程中的内在创伤。这种创伤不是用一般故事的因果律可以透彻地表达，它必须在错位、反抗、理性与非理性的平衡中得以折射。
　　为了达到这种心灵的真实性，以适应作家对同时代人生存苦难的独特理解，东西机智地选择了反讽和诙谐的语流。所以，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叙事场景是：为了讨论父亲是否已死亡，母亲竟要求我们全家进行举手表决；当凌辱牛红梅的宁门牙被枪决，牛红梅却用唱歌和朗诵来排遣心中的不快；杨春光为了消除与牛红梅之间的爱情余患，竟选择与妻子进行羽毛球比赛，促成了牛红梅的流产，而且在流产之后，他还邀请一帮朋友为流掉的孩子开追悼会；金大印依靠马艳的三封信，竟然真的完成了作为英雄的角色体验……这些看似乖张的细节，实际上以反讽的方式动摇了生活的绝对性，改变了生存的必然性逻辑，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生活的另一种真实场景。母亲要全家人举手，证明父亲的存在与否，是为了更深地表达自己对失去丈夫的恐惧，谋求苦难来临前的心理支撑，所以当她看到只有牛翠柏站在她一起时，她那伤心的泪水已预示着这个家庭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杨春光在自己的计划完成之后，为掩饰阴谋被揭露的尴尬，用一场滑稽的追悼会（实则是一个庆祝会）来安慰内心的道德谴责，周时也修饰了他作为当代知识分子形象应有的责任与义务，嘲讽的力量不言而喻。金大印在卑微的生活里过了半辈子，他接受的是被人忽略、没有爱与关怀的生存现实，他仅有的生活乐趣就是抓抓小偷，听小偷叫他几声爸爸。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理想人生的向往与追求，所以当一封读者来信进入他的视野，他便从一种人生价值被肯定的契机中开始了对不平凡生活的打探。所以马艳的三封信在把他推向一种全新生活时，也向我们剖开了更深一层的人性：人的崇高行为与庸常人性永远交织在一起。作为质朴的劳动者，金大印不可能用“英雄”的桂冠稀释掉内在的顽劣。“英雄”只是作者敲开金大印内在人格的一个道具，或者说给金大印的一生涂上了一层幽默的光亮。最具有深刻意义的还在于有关牛红梅参加按摩培训中心的描述，通过反义词的教学与训练，把现实的存在与心灵的存在、虚伪的表象与赤裸的内心、理性秩序与本能要求表达得淋漓尽致，其反讽物欲现实的审美目标非常明确，同时又带着深刻的隐喻功能。
　　同时，从更广泛的生存背影上，这种叙事还颠覆了我们历来所仰仗的两种思维方式：
　　一是逻辑，二是道德。从逻辑出发，我们习惯于在事物中寻找因果联系，而对在因果性之外的广阔现实视而不见；从道德出发，我们习惯于对人和事做善恶的判断，而对在善恶彼岸的真实生活懵然无知。（关于此点，请参阅周四平（小说的智慧），载于《天涯》1997年6月）这种思维方式极大地籍制了作家艺术的能动再创造，也使许多小说无法摆脱现实的拘囿而走向平面化和平庸化。东西聪明就聪明在他敢于挑战这种模式，突破逻辑的制约，在不可能的地方开辟艺术的可能性，使人物在一些似真非真、又像又不像的地方凸现自己的灵魂，剖示自已的人性本质，同时也使叙述获得了艺术特有的灵性。尤其是小说中大量关于“文革”语录的袭用，尽管失去了社会土壤的滋生，显得滑稽而玩世不恭，但它同样证明了历史记忆对人性的潜在规约，反讽和批判的锋芒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道德，这个令人生畏的社会学语汇，在《耳光响亮》中无疑被暂时地悬置起来。因为在东西看来，无论是牛青松打金大印，还是叫宁门牙强暴自己的姐姐；也无论是杨春光不爱牛红梅，牛翠柏出卖姐姐，都不能用简单的道德来进行评判。尤其是最后有关牛红梅与金大印结婚的那份合同书，不仅把婚姻与责任、条件、交易统统组构在一起，也把苦难、无奈与希望缠绕在一起，远不是道德所能注解的。生存的苦难和人性的悲剧，一旦纳入道德的律令中就显得非常单纯，而实质上，生命的不朽与繁复远远在于道德之外。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如果对《耳光响亮》中的人物进行好坏的判析，不仅没有意义，也曲解了小说本身。
　　不应该忘记的还有语言。这是东西作为一个颇具潜力的作家所拥有的丰厚资产，也是我们看到《耳光响亮》后觉得异常鲜美的另一个关键所在。遍布在这部小说中的，除了东西极为姻熟的诙谐与反讽之外，还有他对叙述准确性的刻意追求，对小说作为语言艺术的诗性品质的逼近，对小说审美信息的另一种可能性的开发和探索。这从小说的开头就可以看出。在叙述的一开始，作者就让牛翠柏以倒着行走的方式抛开记忆叙事惯用的“多少年之后，当我回想起某年某月”之类的腔调，让故事跟着叙述者以行动而不是想象的方式进入历史。这里，叙述者用他“在场”的身份表明了故事将与他有关，与他的眼光、心灵、人生际遇密不可分。这种叙述实际上为小说的故事构架做了一个精心的设置，也为话语的择用确定了某种基调。
　　当然，更为重要的还是作者对小说内部细节的准确把握，那种艺术的灵动性和表达的生动性确实是非一般作家所能比拟，此处我们不妨略举一例。第二章中，牛翠柏拿着姐姐的照片去找杨春光时。为了试探杨春光对牛红梅的兴趣，他巧妙地运用“比美法”，让杨拿出得意的女孩照片同他手中姐姐的照片比较，由此观察杨的心里反应。杨春光是个中学教师，他的手中珍藏着不少自认为得意的女孩佳照，当他看到牛翠柏姐姐的玉照时会是什么感受？这不仅影响到牛翠柏自作聪明的行动能否实现，还涉及到对牛红梅整个形象的审美评价，甚至对牛红梅命运发展的新转折也有重要的预示作用。结果，东西把这个比较过程写得鲜活淋漓。当杨春光抽出第一张照片，牛翠柏也拿出了姐姐的第一张玉照，这时，只见杨春光的“眼睛发出嗖嗖的响声”，通感式的表述一下子激活了杨的心理感受。杨不甘示弱地从相册中找出了第二张照片，而当他看到牛红梅的第二张玉照时，“嘴里发出啧啧声”。到了第三张照片一比较，杨的“一丝口水从他的嘴角缓慢流出，灌溉他的下巴”。经验告诉我们，牛翠柏的努力已实现了一半。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牛红梅对杨春光的感觉了。于是东西叙述到：姐姐看到扬春光的相片时，眉头打结，捏在她手里的茶杯噹啷落地，她像遭遇木棒突然打击，右手捂着额头，身子前后晃动。而她的左手不停地在空气中抚摸着，终于摸到了一张椅子，她站稳了，模糊的眼睛渐渐明亮。她告诉我她感到头重脚轻，怀孕的人都有这样的反应。但很快我就发现姐姐不能自圆其说，她往洗衣盆里放洗衣粉时，她把满满一包洗衣粉全都洒进洗衣盆里，而且在洗衣粉洒完之后，她的手仍然捏着空袋子发呆。我说姐姐，你怎么了？她仿佛大梦初醒，停要半空中的手臂和紧闭的嘴巴，像有一根线的拉动，开始找回失去的动作。
　　这里，姐姐的惊慕、失态、痛楚以及女性特有的害羞等复杂心态，通过两个定格式的临摹表现得入神入画。它脱离了人为的激情，让叙述本身摆脱了日常生活的平庸状态而显得熠熠生辉，使我们惊慕地看到，姐姐的爱情虽然饱受挫折，但她从来没有失去对理想爱人的祈求。这种话语的表述有力地改变了苦难对于人性的残压，让人们从不幸的缝隙中不时地看到人类诗性理想的顽强复活。它不仅为故事的推动做出了必要的铺垫，也在不动声色中对人物的性格作了鲜活的注解。
　　我始终认为，一部好的小说，它的叙述不应该只是客观地呈示事物是什么，而必须让它带动事物走向“怎么样”的状态。它应该以艺术特有的飞翔气质，引领着人物和事件超越庸常的形态，变得具有审美的质感和想象的空间。东西的这种努力似乎就是为了获取这种审美的效果。所以整个小说中，我们很少看到他在正襟危坐地叙写着呆板的故事进程，而是不时地调用机智与幽默，对一些细节场景进行智性处理，缓释国记忆的沉重所导致的语调上可能出现的低迷，以戏剧性方式激活情节的流动，以合乎情理而不荒诞乖张的言语规避生存现实的惯常性。正是这种颇具匠心的话语选择，使《耳光响亮》在细节拼缀中保持着亮丽的特质，把一个有关成长的苦难史表现得轻松而不浮泛、灵动而不滞涩，显示了作者良好的艺术素养和驾驭语言的功力。
　　如果说小说的思想含量就是立足在作家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思考、怀疑、吁请、想象的广度和深度上，那么《耳光响亮》的巨大深厚性就是建立在作家对人的理想。本能、行为和结局的不可协调性的揭示中，它带着青春话语的特有秉性，又伴随着某些反抗与破坏的非理性本质，从而道出了有关生命在特定历史时域中成长的痛苦景观，给人以惊悸的审美效果。米兰·昆德拉曾说，现代的愚昧不是意味着无知，而是意味着对流行观念的无思考。小说家存在的意义不是对既成的现实做出准确的临摹，而是必须对存在做出判断和思考。东西对历史记忆的苦难回访，不是试图去重构自身在成长过程中的某些难忘过程，而是想透过这种回忆，从中咀嚼到属于我们整整一代人的心灵际遇。它体现出的是一种生存的焦虑，是作家对我们生活处境的深刻洞察，是对非人道生活的尖刻反讽和对诗性生活的另一种关怀。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一个作家在小说中进行道德式的说教和政治式的历史评判，但我们不能拒绝他们对人的精神创伤的抚摸和追问。这不只是作家的艺术操守问题，而是艺术之所以成为精神标尺的基本要素。
　　在这个世界上，虚构的只是事物的表象结构，而灵魂永远是真实的。《耳光响亮》向我道出了这样一种真实：成长、环境、遭遇、努力……一切可以言说的和无法言说的，它在演绎一个个鲜活生命的同时，触摸到了饱含伤痛的、真实的自己。歌德说：“一件艺术作品是由自由大胆的精神创造出来的，我们也就应尽可能地用自由大胆的精神去观赏和欣赏。”东西这一记来自心灵深处的、响亮的耳光，让我们“欣赏”到了什么？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