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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吩咐，只盯住墙根下的那一堆玻璃。那些玻璃闪闪发光，有几块稍大的玻璃还映出了我的头像。在我的头像后面是一间三层楼的楼房，有两颗脑袋正伏在二楼的栏杆上，张望我的后脑勺。我猛一回头，我相信我看见了牛正国。
　　我朝着厕所对面的楼房喊了一声爸爸，并且跑过马路，扑到楼房前的铁门上。二楼的两个人没有反应，老者木然地站在那里，老者旁边的小孩却对着我莫名其妙地傻笑。
　　姑姑及时从厕所赶出来，她一边跑向铁门一边扣皮带。她说哥哥，我是牛慧，这是你和我们合影的相片，这是你曾经用过的牙刷，这是你用过的钢笔。老者和小孩从二楼走下一楼，出现在我们的面前。那张我们熟悉的面孔，悬挂在离我0。5米的正前方。我说爸爸，我是牛翠柏，你还记得我们吗？你曾经把我吃进嘴里的三个小馒头打了出来。牛正国摇摇头，他从姑姑的手上拿过钢笔和牙刷，他把这两件物品举到头上，偏着头认真地看了一遍。好像是没有看出什么名堂，他把牙刷和钢笔还给姑姑。姑姑把相片递给他。
　　他看了一眼相片，对着他身边的孩子说了一串我们听不懂的越南话。孩子跑上二楼，叫来了一位又黑又瘦的中年妇女。妇女问我们找谁？我们说找牛正国，他是我的爸爸，是牛慧的哥哥。妇女看了牛正国手里的相片，对着牛正国耳语一阵。牛正国摇头。妇女说他说他不认识你们。他现在已说不成中国话了。有什么话跟我说。姑姑把他收到的信递给牛正国，牛正国仍然摇头。姑姑又把信递给妇女。妇女说我不认识中国字。他是从东兴跑过来的，他是我的丈夫。这是我们的儿子，已经8岁了。
　　我的手穿过铁门，抓住牛正国花白的头发，用力拉过他的头。他的头撞到铁条上，就像一只皮球撞到铁条上，发出噗噗声。他们三人惊叫起来。我说牛正国，你他妈怎么不认识我们。当我再次拉他的头，准备撞向铁条时，妇女伸出她的两只手卡住我的手臂。
　　她说你别这样，你放了他，他已经没有记忆了。他像是受过刺激，什么也记不起来。一分钟前做的事和说的话，他都记不起来。你不能怪他，你松手。我不会松手，我怎么会松手呢，我紧紧抓住他花白的头发，我听到头发脱落的声音。我的手背突然传来一阵剧痛，我缩回手，顺便拔出牛正国的一小撮头发。我的手背上，印满了小孩的牙印。没等我手背上的疼痛消失，他们已转身钻入楼房。疼痛依然像一只虫子爬在我的手背上。
　　走出芒果路，我发现那位又黑又瘦的妇女跟踪我们，她一直跟到我们住的旅社门口，才转身离开。姑姑说也许他杀过人，否则他不会受这么大的刺激。我说他恐怕是在某个瞬间，突然想见我们了，才心血来潮写了一封信给你。从他留的地址来看，他是想见我们，而又不想让我们看见他。姑姑说他怎么变成这样呢？
　　中午，那位越南妇女走进我的房间。她从她的衣兜里掏出一个长方形的布包。打开第一层灰布，我看见一块黑布；打开黑布，又看见一块红布；打开红布，露出一块白布；打开白布，是一块黄布；黄布之下，是一层塑料布。她整整打开六层布的遮盖，从里面拿出一个长方形的笔记本。我接过笔记本时，她回头看了两眼，然后跑出房间，跑出旅社。
　　我锁上房门，开始静静地翻阅笔记本。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大事记。这三个字是我父亲的手书，我十分熟悉。翻过这一页，我看见：
　　·1976年9月9日凌晨，去学校路上，我想偷，被人看见，打了他一拳，他倒地，后脑勺撞水管，死。走过去看他脸，是个瞎子。
　　·9月9日晚，到东兴。
　　·9月10日请人带路，过河，到芒街。
　　·我的妻子叫何碧雪，女儿牛红梅，儿子牛青松、牛翠柏。
　　·我家的地址：南宁市兴宁路长青巷21号。
　　·牛慧，妹，南宁市人民银行。
　　·在芒街嫖一女人，她说要做我老婆。
　　·贩卖200克海洛因成功。
　　·走私汽车三辆。被追，几乎中弹。
　　·再嫖。女人说她有钱起房。
　　·同居，等于结婚。女人叫胡丽娟。
　　·见面，说价钱。
　　·坚持就是胜利。学越语。
　　·暗号：5481460
　　·生小孩，取名牛皮、牛彼岸、牛鬼、牛牛、牛想家、牛中国、牛仔。
　　·去旅社，赌，嫖。
　　·没钱，再赚。老三说，不要害怕。
　　·托老三，寄信。
　　·我的地址：芒街芒果路10号对面。
　　·吵，忘记。
　　·金勺缺点无尾鱼
　　我又听到拍门声，姑姑问我还去不去找他？我说回家吧。我们收拾行李，结了帐，过边检站，到河边，上船。从船上望过去，东兴的楼顶上挂着各类啤酒。电视、电池、冰箱、洗衣机的广告牌。狗肉的香味飘到了河的中央。我在河的中央，丢掉了牛正国的那本绿色笔记本。笔记本一点一点地被水浸湿，摇晃着像一块木板，像一只纸船，像一张树叶，像一泡大便，像一只避孕套，像一声救命，像一个标点符号，像一本笔记本，慢慢地飘远、下沉。我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姑姑说你说什么？他一定杀过人，否则他不会这样。
　　尾巴
　　艺术学校毕业以后，我分配到话剧团做美工。我常常看我们的演员们排练，也常常随剧团到各地去演出。这样混了七八年，我开始写剧本。团长告诉我，现在人们都像被什么拖着，一个劲地往下掉，要写，你就写向上的作品。按照团长（团长也是导演）的意思，我把剧本修改了一遍。团长说不行，还得修改。我不是专业编剧，我的职业是美工，所以我并不急着修改剧本。我把剧本搁在抽屉里，一搁就是一年。
　　一年之后，团长已经把我的这个剧本彻底地遗忘了。我原以为没有我的这个剧本，剧团就找不到戏演。谁知这一年，全国各地涌现了一大批先进人物，剧团光演这些先进人物，都演不及，哪里还考虑我的本子。
　　我把这个本子改编成单本电视剧，到电视台找一位名叫张三秀的导演。张三秀是省里的名导，他曾多次获导演奖。我并不认识他，只是通过报纸的介绍，对他略知一二。
　　当我把剧本递给他时，他看我足足有两分钟。他说你是干什么的？我说美工。他说这样跟你说吧，如果你拉到30万元赞助，咱们就拍这个本子。我说你还没看本子呢？他说只要你拉到赞助，什么样的本子，我都能拍好，这就是我与其他导演的不同之处。
　　到哪里去找30万元钱呢？30万，对于我来说比登天还难。我去找刘小奇。他说拍电视？我从来不看省电视台的节目，凭什么要我赞助他们30万元？我说反正你钱也有了，我们玩一玩电视剧。刘小奇说玩？这有什么好玩？有30万元，干吗还要他当导演？我自己都可以导了。刘小奇说那么多废话，不外乎是证明30万元多么重要，而要他掏那么多赞助绝不可能。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对拍一个电视剧那么看重，那时我真恨不得把自己卖了，然后用卖自己得来的钱拍我写的剧本。我听别人说金大印在南丹开矿，发了大财。于是我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到南丹去找金大印。
　　我向县文工团的朋友打听金大印的情况。他们露出惊讶的神情，说他是你什么人？
　　他可发了！现在他已是千万富翁。我说我是他的朋友。
　　第二天，姓候的朋友带我进入金大印开采的矿区。我们在一个矿洞边找到了金大印。
　　他的脸好像几天没洗了，上面沾满矿渣。他的脚下蹬着一双解放鞋。看见我时，他裂嘴笑了一下，说来啦。我说来啦。他说你去找你母亲吧，她在对面的那幢白屋子里。那是矿区里惟一的一幢白屋子，我朝着它走去。
　　母亲看见我时，不停地抹泪。她的手一下又一下抬起来，抹着她的眼窝，看上去，她的动作就像电视里的慢动作。她说你终于来啦，我还以为你把我们忘记了呢？红梅呢？
　　她还好吧？我说好，好……我一连说了十几个好。这一年母亲已经60岁了，她的头发像纸一样白。我说你都差不多老死了，还呆这里干什么？是为了钱吗？母亲说不为什么，只是给老金煮煮饭，给他看着这个地方。母亲对南宁已没有什么印象，她愿意呆在山里，她甚至发誓要死在这个地方。
　　晚上，我跟金大印谈了电视剧的事情。他说不就是30万吗？我答应。我说你真是个好人，是一个懂艺术的人。我还差不多叫了他一声爸爸。
　　沉默了一会，金大印说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我说什么条件？他说你让我跟牛红梅结婚。我说这绝对不可能，你已经跟我母亲结婚了，你是我爸爸，怎么想出这样的坏主意？金大印说我跟你母亲只是同居，我们从来没领过结婚证。你母亲已经60岁了，而我只有58岁。你母亲的头发全白了，而我的头发比你的还黑。你看一看，你认真地看一看，我现在还长出了一颗牙齿。金大印张开他的嘴巴，露出白灿灿的牙齿，好像要把我吃掉。他新长的牙齿，有电话上的按键那么大。
　　我把金大印的要求转告母亲。母亲说这也是她的主意。母亲说只要牛红梅为姓金的生出一个孩子，他的钱就全是我们的钱。母亲要我回去跟牛红梅商量商量。我说那你呢？
　　你的位置在哪里？母亲说我就做他们的顾问，有兴趣可以垂帘听听政，关键的问题他们必须请示我。母亲说到这里时，不停地用手拍打她的膝盖，好像已经有人在向她请示了。
　　回到南宁，我向姐姐牛红梅转告了金大印和何碧雪的意图。姐姐保持沉默。她不回答我的提问，她只顾翻阅那些流行杂志。我再问她，你同不同意？姐姐从杂志上抬起头来，像是十分害羞的样子，用杂志挡住了她的半边面庞。说我听你的。但是，翠柏，你真的能拍电视剧吗？我说能。她说你干吗要拍电视剧？我说玩一玩，当你把人物的命运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快乐。姐姐说我听你的。
　　金大印来到南宁，他把我叫到他的别墅里。他在南宁早就买房于了，但他现在才告诉我们。他提出要跟牛红梅订一份合同。我说一定要订合同吗？他说一定要订。我说你们一领结婚证，那就是合同。他说仅仅是结婚证是不够的，现在的许多夫妻都不把结婚证当一回事。他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那是他草拟的合同书。
　　合同书
　　甲方：金大印
　　乙方：牛红梅
　　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在领取结婚证之后，甲方赞助乙方弟弟30万元人民币，用于拍电视剧。
　　2。乙方必须受甲方，体贴甲方，必须忠贞不二，必须为甲方生一小孩。
　　3。凡涉及到家庭的重大开支、经济收入等，甲乙双方必须请示乙方的母亲。
　　4。结婚那天，乙方的所有陪同人员在离开家时，不准调头往后看。
　　我在这张草拟的合同书上，增加了一点：
　　5。乙方只居住在南宁，不随甲方到矿区生活。
　　金大印说可以。但还要加一点：
　　6。如果乙方违反合同，必须陪回30万元赞助费（包括利息）。
　　我知道牛红梅因多次流产，已丧失生育能力，所以我说再加一点。
　　7。生儿育女，关系双方身体状况，倘若因生理因素不能生育，不应追究责任。
　　金大印以为我藐视他的生儿育女之能力，于是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这一要求。他说我就不相信我操不出儿女来。
　　我轻而易举地摹仿牛红梅的字迹，在合同书上签了字。金大印拿着合同书去找牛红梅，问是不是她签的字。牛红梅说我弟弟签的字，也等于我签的字。如果你不放心的话，我还可以在上面按一个手指印。金大印掏出一盒印油，牛红梅狠狠地按了一下印油，她的手指像出血一样的红，她把指印轻轻地留在合同书上。她的指纹清晰可辨。
　　时间是秋天。金大印选择一个日子，开着一辆奔驰、两辆本田车来接牛红梅，他要把她接进他的别墅里。车子都上了一层蜡，显得十分光亮精神。车身上缀满鲜花。我和母亲、姑姑都换了新装，新装都是金大印买的。金大印在姐姐的脖子上挂了两条项链，在姐姐的十根手指上戴了六枚形式不同的戒指。金大印反复告诫我们，等会出发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不能回头。如果一回头，我们就会回到贫穷的生活里。
　　三辆车子缓缓地驶出长青巷，我们全都伸长脖子往前看。我们的目光掠过高楼、围墙，看到远处的蓝天上。我们的目光愈拉愈长，仿佛看到了共产主义。我想那才是我最向往的生活。我很想问金大印，是不是看得愈远，将来的生活就愈好。但看着金大印挺拔的颈脖，我不敢问他。
　　没有人回头。车队像一条河，缓缓地流在深秋的风里。
　　1997年6月12日写毕于南宁东西斋
　　苦难记忆的现时回访
　　洪治纲
　　小说是一种与苦难有着密切关系的艺术——当然，这种苦难并不是指生了一场大病或者失去了躯体的某个部位，它是指精神。作为一个终日与灵魂打交道的人，作家存在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他必须直视人类生存的苦难，必须对人在历史、社会以及自我的抗争过程中所遭受的种种心灵疼痛做出独抒己见的表达。炸家的心灵质量直接决定着作品的深度与力度。至于作家用什么样的话语方式来表达，那是作家自个儿的事。譬如大胡子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人喜欢用冷峻批判的方式，契诃夫、马克·吐温之类则爱用不动声色的讽刺手法，艾特玛托夫对梦态抒情却情有独钟，卡夫卡则异常迷恋变形夸张的手段……这都没有影响他们成为世界文学大师，关键在于他们的写作都是直陈人类内心的疼痛，都对人在历史生活中的精神状态做出了准确的反映和判断。
　　明白了这种看似简单的道理，非常有助于我们对《耳光响亮》的理解。这部小说将作家个人的生存记忆投置在历史更替的巨大时空之中，以作家独有的灵性感悟着存在的艰辛、咀嚼着生活的苦涩，并不断地发掘出生命内在的繁复本质，揭示出在现实生活盘压下。心灵成长的沧桑和无奈。这里，作家在重构历史与心灵之间微妙关系的同时，把人的生存理想、成长过程与社会背景巧妙地探合在一起，以极富个性的青春话语深刻地展示出60年代出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青年心灵成长的苦难史。
　　小说把叙事时间择定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历史时期——对于政治，它是由彻底拨乱走向全面反正的关键时期；对于社会，它是由集体创伤走向完全苏醒的理疗时期；对于人民，它是由苦难记忆走向迎纳希望的调整时期；而对于那些成长中的青少年，它却是艰难地告别与迷们地寻找地“人生转型期”——正是在这种极为独特的社会背景中，以牛氏三姐弟为代表的人物出场了。他们想告别“文革”记忆，却又时时不自觉地用“文革”时期的生存方式制造着生活的酸甜苦辣；他们四处寻找着理想的奋斗目标，却又被不断变化的生存现实所扭曲和错位。这个特定的时域，既是作家本人生存履历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又为作家潜入人性内部、打探生命内在的创伤提供了相当准确的历史通道。
　　站在这个独特的历史之境中，东西精心选择了牛翠柏这个人物内视角，让他以见证人的身份开始对成长的苦难进行历史的复述。由于他是小说事件的“在场”主体，所以每一次生活动荡都构成了他的心理创伤；由于他位于小说主角的边缘，因此他又有了旁观者的清醒和准确。这个不谙世事而又必须时刻直面世事的叙述者为小说的记忆叙事打开了一个独特的话语空间，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那种生存的痛苦与诗意的理想奇妙地缠绕在一起，不幸的遭遇与精神的贫乏却把生活激活得鲜嫩无比。小说的主体事件是牛正国的突然失踪所导致的整个牛家的解体。面对父亲的消失和母亲的离走，牛红梅、牛青松、牛翠柏这三姐弟开始了相依为命的生活。但是，由于“文革”记忆的注塑，传统文化教育的疏离，以及青春期少年本身的非理性躁动，他们不可能理解人生的道义、责任和义务；生存价值观的缺失，使他们不可避免地步入一种伤害与被伤害之中。
　　这种伤害首先就集中在对母亲何碧雪和姐姐牛红梅的人性褫夺上。何碧雪在失去丈夫和家庭重荷的双重盘压下选择与金大印结合，原本是为了挽救濒于溃散的家庭，肩负起孩子们成长的责任和义务。但是，牛家三姐弟却用超越人伦的辱骂和一系列乖张的行为将之击得粉碎。与物质上的困顿相比，何碧雪更感痛楚的是来自心灵上的凌辱，因为这种凌辱不是源于政治、道德、伦理等外在形态，而是基于血肉亲情的不理解，是她的亲生骨肉的一次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