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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果爱-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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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当我们的体温快速升高，以致我们几近窒息，只有猛烈的吮吸方能缓和时，一切障碍就自然而然地躲开了。我们的欲望恣意勃发，咸腥、笨拙、稚嫩、脸热、身体发僵交替进行，我们不约而同地急迫想告别自己毫无经验的过去，我们的告别在一种痛涩渐入到滑润，紧张渐入到舒缓，晕厥渐入到平静中进行。我们的身体藏在被子里，谁都没去看。我们从彼此的表情中打探着对方，应证着自己。第一次的时间应该很短，感觉上我们却如艰难地爬过几个世纪，翻越了几座大山，我从她的身体里拔出来，她如出了炉膛的铁，放到枕木上慢慢变冷，她的眼神极其的奇怪，好像在笑，又含着晶莹的泪。我们什么也没说，包括对自己，我在她旁边躺下来，轻轻地抓住她的手，刚发生的一切马上就变成了一种遥远，一种模糊如昨日之梦的遥远。
从此我们开始同居。生活却没有因此变得阳光，反而让本来就浑浑噩噩的我，更加浑浑噩噩了，而且，还多添了一样东西——麻木。
我努力尝试适应现实，接近现实，却越努力，越觉得与现实水火不融。我开始怀疑自己得了某种疾病。在此，我不得不承认，我离不开桑安娜，是桑安娜证明了我还活着，这很重要，是她让我在浑沌不清之中，找到了与现实的接口。可我从来没有想过给桑安娜什么承诺，或带给她什么改变，她最好永远是那个单纯善良的小姑娘。到后来，我是说过和桑安娜结婚，一起生个可爱的宝贝享受天伦之乐，但那都是被逼的，道德、良心、理智和桑安娜矢志不疑的付出，我总得符合一个起码的“男人”的标准吧。
到现在，我和桑安娜既没结婚，也没有宝宝。这说明什么？我真没想祸害谁，如果想祸害，那我自己就是第一人选。桑安娜的毅力与坚持，令人感动，当我想起桑安娜，想起她对我的好，而我无法抑制雄性动物的本能，紧迫需要她的时候，我脑子里驱散不去的只有两只挺挺的像十五六岁少女的*，除此之外，就再没有其他了。但我知道，这些东西完全是可以替代的，只要不看面孔，只要不在乎散发的气味，只要不苛求皮肤的光滑，随便一个叉开腿中间有个洞的女人都可以。天啊，我居然这么认为。
而薇拉，薇拉的出现，从一开始就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她一切的一切，哪怕是一根飘落的发丝，都会牵动我的心！桑安娜，无论对你来说，多么不公平，我也只好惭愧地厚颜无耻地对你说出那三个俗不可耐的字——对不起。
醒（七）
醒 7
让薇拉来学校里讲文学课，并没有我预想的那样顺利。
几个副校长联合起来反对我。其实；会议定在九点，九点一刻他们还没有露面，我就应该意识到了。多少冠冕堂皇的会无非就是走个过场，讲*，搞集体决策，最终还不是一把手说了算？大家举举手，走走形式，让私下的酝酿合法化，让个人的决定变成集体的决定。再说，请一个年轻的作家来讲讲文学课，搞点儿名作欣赏，陶冶一下学生的情操，不是正好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吗？再说，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大家坐下来，我简单介绍情况，大家举举手表决，本来也就五分钟的事，却没想几个副校长公然站出来严词据理地提出反对意见。文化人讲话不明说，但话里话外能听得出，在这件事上，他们认为我就是个人主义、法西斯、武断、*、极其固执已见，技工学校开文学课，闻所未闻，破天荒，瞎胡闹。
从理智和现实的角度上讲，他们没有错，技工学校给学生提供的是手艺和技术，说到底只是一种生存的技能，好让他们步入社会不至于落到无所适从不能自食其力。他们需要做的是要脚踏实地地面对这个世界，搞懂电路、用好铣床、焊好管缝是他们的未来，卡夫卡、马尔克斯、杜拉斯、契诃夫离他们太远了，他们永远也做不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也成不了罗密欧与朱莉叶。把那些虚幻的、不切实际的东西带给他们能有什么好处呢？对于技工学校来说，无非是出风头，作秀，想在报纸上搞个头条吸引眼球。可最终谁落到好处？自然是这个学校的校长，吃亏的却是学生。
我不这样认为。历史总是理智与感性并存的，一个人完全受理智指配，就会变成一架僵死的机器，只有感性的人才会懂得快乐、幸福，才会享受美。人生的最终理想是幸福，幸福的标准是快乐，所有的快乐都来自自由，难道我们办学，只是为了制造产品和机器，而不是为培育知情识爱、有血有肉、道德高尚的人？尼采说用爱来拥抱必然，才是真正的自由！可一架机器会爱吗？一件产品有爱吗？（事后，我都惊讶自己的口采）最后，我冲他们拍了桌子（那时感觉光彩照人的薇拉就站在身后，她那令人心醉的气息是我拉开嗓门大喊大叫的坚强后盾），我愤怒地瞪大眼睛，逐个儿盯着每位参会者说，这人我要定了，如果出了问题，一切责任我来承担。既然说到这种地步，这个会开得就没有意思了，与会者举了手，但前提是一切不可预想的问题，由我来解决。
这次会议的情况薇拉不知道，没有人会告诉她。不过，她夸奖了我的真知远见，说我是个真正懂得育才育人的教育家。可她哪里知道，我的一反常态全都是因为她。
当天，我让后勤科给薇拉收拾出一间空房做宿舍（反正学校有的是空房，别人无非奇怪我对一个外请的老师为什么特别关照），这样，她什么时候来学校都可以，想呆多长时间都没问题了。我就是要让她感觉到学校的（最好能感觉到是我的）温暖和关心。我不指望她会领情，只要她能安下心来，不要以任何理由离开，在她讲课的时候，我走过教学楼的楼道里能听到她的声音，从窗口处能看到她的身影，就心满意足了。
薇拉的宿舍安排在图书室的顶头，紧挨图书馆，比较隐蔽，也免受打扰。里面收拾得较为简单，写字台，文件柜，床，单人沙发，我怕收拾得太好，她会产生疑心，不过，那屋子窗户向南，朝阳，外面是一排还没长大看上去很清秀的柳树，柳树再开外的地方是一人多高爬满绿藤的铁栅栏，那是学校的后山，很少有人来，她一定喜欢，她可以躺在淡粉色的床上看看书，或者摸着枕头套上的卡通人物睡会儿觉，可以在屋里来回踱步构思小说，累了，可以拉开粉底碎花的窗帘看看窗外。
我完全按一个女孩该有的喜好对后勤部提了要求。后来，我真正接近她后才发现，我的薇拉，最喜欢的地方不是繁华的现实，而是幽暗压抑的十八层地狱，她喜欢那里的阴冷，喜欢那里的暗无天日，在那里，她把自己打得粉碎，然后看着四处游散的灵魂组合成无数个各式各样令她眼花缭乱的自己。
醒（八）
醒 8
一个阴郁的下午，我和薇拉在学校南边的未名湖畔散步。
她说：“尽管文学已经失去少女的光鲜、少妇的风韵，变得像个弃之可惜不弃又无大用的酸腐老太太，但还是有人，特别是像你这样的人，能发现它的美，真是难得。”
看来她把我归于大众，认为我是那种只会对金钱、职位、美女投资下注的男人。孟子所言，人之本性，食色性也！本没错，我们摸着石头过河，一切向钱看，一切以经济为中心，我们再不用为丢了二两粮票而饿肚子，再不用怕冬天还要穿那双露出脚趾的鞋了，我们口袋里的钱，足可以买房子，买汽车，买选票，甚至可以买到人体器官，买到女人。改革开放把全世界摆到桌上，来自全球应接不暇的产品和服务，已经让我们的感官疲惫不堪，哪里还有时间和空间让心去体会柏拉图的妙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的心在夜以继日地为我们提供活力的时候，就没有需求，难道人们越忙碌越空虚，不是心的呼唤？
我不能在薇拉面前大放厥词，也不能谦虚到虚假。不过，至少我们有一些共同语言。文学对她来说，一定就像宗教，神圣、万能、无处不在。在她面前，即使违心说谎，我也只能虔诚地恭维文学。我说：“文学是高贵的，它不应该俯首屈从媚俗于大众，无论人们在它的身体上贴了多少钞票，依然改变不了它圣洁善良的本性。”多文学的语言啊！我为自己的表现暗自窃喜。
她听着，缓步向前，高跟鞋踩在石板上发出好听的声音。她有时看看周围，湖上鳞光波动，山上树密草香。我继续说下去，全然一个热血澎湃的文学青年，但没一会儿，我就意识到自己的班门弄斧与鲁莽，她是个机灵鬼，看我停下来，就稍稍放缓步子，半仰脸，眼睛看着别处，微翘着下巴，鼓励我，很好，继续。
我几乎没听到她的话，和她如此近的距离，我却两耳失聪，脑子里一片空白。一颗小小的，俏俏的，淡咖色的痣，居然长在她脖子靠近锁骨的地方。真是太美了。薇拉不得不又一次提醒我，继续。
“我刚才说到哪里了？依我看，现在的小说，精品少，垃圾多，当然不包括你。”
“不，当然包括我，我从来就这么认为。”她很愿意承认自己是在制造垃圾，接着她有点愤慨地说，“可现在，只有垃圾才能满足这些贪婪的猪，你觉得现在还有几个人像人吗？我怎么老是看不到一个人。包括你，你也承认自己是个人吗？如果拿真正的人的标准来衡量。”
这叫我怎么回答呢？言外之意，我也是猪。她并没有怕我面子上过不去，或无法接受，直接又说：“别不敢承认，其实，你也是，我也是，吃，睡，最后任人宰割！无休止的万恶的时代。”
她把我吓住了。
我们又往前走了一段，她突然停下来，转身看我，没大没小地用指头指着我笑，说我脸色大变，惨绿惨绿的。然后提议换个话题，如果没兴趣，就宣布散步结束。我怎么愿意让她离开呢？我把自己的过去讲给她，话一说开，我就发现，我是那么希望让她了解我的一切，我是那么愿意在她面前做个毫无保留的玻璃人。
我一九七四年出生在北京，长在一个一九七八年才通电、一九八五年才通公路（还不是柏油的）的山村。我母亲是下乡知青，父亲是当地农民。我是老小，上面有两个姐姐。我们算是城市与农村的结合体、杂交种，或是一个怪物，农村人眼里我们是城里人，但回到北京，我们又是彻头彻尾的泥腿子农村人。我始终说不清两种基因，到底哪种在我的身上发挥的作用大一些。
两个姐姐的命都不好，她们是被一个搞不明白的问题害死的：同样是人，同样一个国家，农村与城市的差别为什么就那么大呢。那个年代，知识和阅历同样粗浅的她们没有听说过二元经济，却切实体会和忍受了二元社会或二元人给她们造成的苦难。城市，有班上，有电影院，有公园，有商场，有电车，考试都可以加分，是天堂。农村人睁开眼劳动，闭上眼睡觉，黑暗、冷清、死寂，是地狱，如果像母亲年轻时那样，披星戴月挑灯造田，活在一种轰轰烈烈之中让个体消失也就算了，可土地下放以后，她们所分得的那点土地，就是日夜暖在怀里喂上奶，也打不出亩产万斤的粮食，即便打出粮食，也换不来电视机、玻璃幕墙、电梯。如果我的两个姐姐，没有被一个向往牵着，像当地姑娘那样没有任何想法，只盼上天开眼给自己送个勤劳细心知道体贴女人的如意郎君，也许她们还会活得很好，问题是她们被牵动了，那个向往不仅仅是城市，而且还是有直观记忆或比较的首都。她们想回北京，甚至做好了回去扛砖头、扫大街，给人家洗衣服的心里准备。我母亲坚决反对。她说，你们想回不是不可以，那就等我死了再动这个心思。
现在，我多么希望如母亲所希望的那样，她们能安分一些，宿命一些，说不定将来在那山清水秀的农村，能活出个百岁寿星，她们戴着古铜色的头巾，拄着龙头拐靠在暖烘烘的石墙上，看着满院的儿孙。偏偏，我们姐弟仨从小就意识到了与那些农村孩子的“不同”（其实某种意义上是现在追求个性的另版解释），我们就是北京，万丈光芒的北京，伟大领袖居住的地方。在别人那里，北京只在书本上，报纸上，想象中，而在我们这里，我们就是北京本身。我的外公外婆都是北京人，尽管只是小市民，一个曾是锅炉工，一个曾是公交车售票员，但凭他们寄给我们的衣服就足可以让村里人联想到天安门城楼、天坛、故宫和宽敞的长安街。我们姐弟为这种不同骄傲，同时又自卑，那种优越感让我们变得更加不甘于现实，苦难无法逃避，但要麻木在苦难里就更加可悲。有时候，我们也想，就这样算了，别人不是都这样吗，同样活了一辈又一辈。可那只是暂时的，瞬间的，当课本上那张飘着红旗的天安门图像在脑中出现时，我们刚刚被自己说服平静的心，就被撩拨，被*了。我们决定离开，不论以什么方式、采取什么手段。母亲已经毁了，我们不能再继续毁下去。
第二年，外婆再次来信要求妈妈带我们返城。两个姐姐收拾好了行李，母亲再次出面阻拦，还骂两个姐姐不知天高地厚。当时，我们只认识到母亲的自私，却没有意识到我们的自私。后来我才觉得，也许母亲是害怕了。她相信了一个时代，时代却让她变得自卑（我一直这么认为）。那些天，母亲脾气怪张，行动异常，一时好一时坏，从来很少照镜子的她，开始常常照起镜子来，而且一照就是很长时间。我想那个水银已经不太好的镜子和她做了很多的交流，帮她从眼睛到心里透透彻彻地看遍了自己，决定留下来，绝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像她说的那样是为了守住当年的理想，或不值一提的誓言。我始终不知道该说她是大智，还是愚蠢，她没有受到返城知青婚姻问题、住房问题、工作问题的冲击，也没有受到与想象一落千丈的打击。也许她是看到自己与城市的关系已经变得了名存实亡，才把我们成为她的孩子说成是天命，她的命，我们的命，但她却成了不幸命运的帮凶和刽子手。
幸与不幸，谁知道呢？母亲发火了，说休想给她扣那么大的帽子，她承担不起，有本事，就自己出去打拼。两个姐姐带头开始，从学习到农活样样是别人的榜样，大姐初中毕业到乡农机站当拖拉机手，没想，在一次修水库拉石料中掉下山崖车毁人亡。二姐选择了另一条路，到县剧团学戏，她刻苦认真，深受大家喜欢，却在一次下乡演出时被人拉到玉米地里*后，用石头砸了个面目全非。两个姐姐的死，让母亲得了抑郁症，两年后突然双目发呆连父亲都不认识了，第三年的夏天，母亲死了，由我执笔父亲口述给北京去了一封信，信封里装了母亲一缕头发。等到北京的回信，母亲埋在当年由她亲手造的而今被撂荒的梯田里已经十三天了。后来，我们再没有收到北京的信，我们与北京的关系，也就此永无再续了。
如此情愿，又毫无顾忌地讲出这些，我还是第一次。过去，即使对桑安娜，我讲的也是另外一套。这倒不是我有意对桑安娜说谎，我只是对她虚构了心情，觉得那些真实的东西与桑安娜没有关系，何必让她陷入一种无用的糟糕中呢。
薇拉却不同，我强烈地毫无保留地想让她了解我，我的过去，我的所思所想，我的偏执嗜好，我的一切，总之什么都想让她知道。不知道这算不算是铺垫或蓄意预谋。我没时间考虑，只是觉得要不告诉她这些，我就不够彻底，不够纯粹，不够完整。仿佛对她隐瞒了什么，内心会觉得愧疚。
我跟薇拉说，我的童年基本没有什么快乐和美好的色彩，我们，包括我母亲，被美化虚幻的想象欺骗了。尽管我母亲至死不承认，也不明白她的坚持实际上是用坚强来掩饰内心的脆弱。我父亲至今还在农村，死活不肯离开村庄，连到城里打个工都不愿意。他多次来信，不让我给他寄钱，可我还是寄了，每隔几个月寄一次。过去，我一门心思就想离开那里，恨不得去当海员，死在某次海难中。
“你的过去。就是再不堪回首，也还是你的，它们组成了你，你可以痛恨它，但你丢不掉它。”
我们一直沿着湖边走。她的眼神既舒缓又专注，很像一个忠实的听众，不打岔，不分神，不捣乱，在她营造的气氛里，我可以毫无压力地述说衷肠。当时，我完全忘记了她的年龄，有个年长者给孩子讲一九六零年的饥饿，孩子颇为不解的说那会儿的人怎么那么傻，饿了为什么不知道去商店买面包。薇拉与我却没有这样的代沟。她很少开口，也不讲自己的事，当我像许多人那样恭维她时，她的响应只有两个字——狗屁！不过，她承认写作对她的重要性，她说，眼下没有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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