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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周恩来对张治中说：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不能再对不起另一位了。

　　李大钊说：只要你心中的光明不熄，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日。在艰难的时刻，缔造国运，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毛主席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于是，远没有蒋介石拥有‘蒋介石的替身’陈诚的幸运，于是，他个人的个性、见识、修养、训练与时代，都只能铸造他做一个转型高潮中的秦始皇，而不能做一个完成转型的汉武帝，却依然还是站在了陈独秀与李大钊的肩膀上，取得了最后，也是最终的胜利。

　　因此，毛主席终究是顺应了民意，呼之欲出，众望所归的，毛主席也是在陈独秀的到达点上，接过了接力棒的，并带着中国四万万同胞当家作主了。

　　抛物线的根源：面子

　　往往，我们却看不到这一点，每个国家都有好人坏人的，每个国家都在革命、也在斗争着，更是老鹰抓小鸡的有人喜来有人忧。

　　似乎是对中国的侮辱，往往，这是日本在自讨其辱的奇耻大辱，不就是受力与反受力的作用，何况，男人在男女之间的关系中起的是做工的角色。

　　何况，中国就他妈的汉奸多，谁叫中国人多呢。

　　无奈，你怎么开车不系安全套的，无奈，避孕的效果：不成功，便成人。

　　灾害不是*，老百姓为什么还能兴奋，这就是因为灾害不是一人之灾害，乃是众人之灾害，反正，天塌，砸大家，幸灾乐祸的心理，却是白马非马的忘了自己是属于自己所幸灾乐祸的群体里的。

　　小日本，由它自己去自生自灭而多行不益自弊自好了，鬼才去学他们什么的鸟语，鬼才想去挽救他那可怜的臣民呢。每个国家都有好人坏人，这个没错吧。

　　往往，就是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的差别了，德国之前远比日本可恶，现在不就好了，真理、国家政权了掌握在了一些有良心、有历史使命、有正义感的人手里。

　　一杠子打翻一船人，显然是不对的。鲁迅还有他的日本朋友呢，何况今天，中国显然没有被挨打的份，中国不是强大了吗，团结就是力量，管它人多还是人少的。

　　日本显然也是好人多，否则，它的经济也不会远远的在中国之上了。

　　似乎存在就有它的道理，谁知道，今天的东京，似乎就会在这个世纪消失了的。

　　世界的钱袋在犹太人手中，世界的智慧在中国人脑中。可是，犹太人是务实的，而中国人的智慧却是为美国而服务的。于是，中国人只能说精明于小聪明，美国人那才是高明于大智慧。

　　聪明是能随机应变于识时务者为俊杰，智慧是以不变应万变于山雨欲来风满楼。

　　聪明感应系统的发达，促使聪明者能随时调整自己，以适应环境的变化，智慧是洞若观火而明察秋毫于这些变化及其终极，而不变或者沉着应对。

　　聪明只看到水面涌起的连天波涛于表面现象，皱得一脸皱纹的涟漪，智慧则深知水性的心知肚明于成竹在胸，因为智慧本身如水得浑然天成。

　　从平凡之中，看到伟大是聪明，聪明是智慧的门户，跟班，达到智慧，方知门门有道，道道有门得无所适从于力不从心。

　　智慧是金子，聪明是金子做成的器或饰物。聪明在遮蔽，在纯真上面添加华丽的衣裳，使其颜色掩在后天的人工之中，智慧使其剥落与还原。

　　聪明是放大自己，及其一切，使得它们的流光溢彩能够五彩缤纷于眩人眼目，智慧能使自己，还原到微尘的位置，又能够在无限微尘之中发现自己，而不被无限微尘所迷失。

　　智慧是主人，聪明有些像仆从，智慧没有嘴巴，但是，能够用一切方法，证明智慧之为智慧，聪明只有耳朵与嘴巴，说的时候会忘形，听的时候会忘神。

　　二战中，小日本创造了一个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奇袭珍珠港，可谓聪明之极，精明之至。然而，在大智慧面前，小聪明黯然失色，陈孝威与李荷马窥视了这一切玄机，于是，美国人是智慧的，并见缝插针、因势利导的最终成为了世界霸主。

　　当‘美国鹰’只是关注‘中国龙’，‘印度象’的崛起时，殊不知，‘日本蛇’已从一片废墟中，摇摇摆摆地，在‘美国鹰’身边悄悄的崛起了。

　　小日本，小韩国只是一个二流小国，一个广东与一个浙江就足以抵消，我们中国人有必要也把自己当成一个二流小国吗？小日本，小韩国只是欧美为了与共产主义抗衡，而在我们身边安了的一双眼睛，或一对耳朵而已。

　　然而，二战后的小日本，有如赤壁之战之后的曹操，虽然一败涂地，但是，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半途而废，而是卧薪尝胆的准备着东山再起；或许，正是因为中国的思想文化没有被打败过，才成全了今日依旧高傲的大而无当的大中国，更用不了置之死地而后生。

　　可是，当离开了‘傲骨与傲气’，剩下的就只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却依然是背道而驰、南辕北辙的走了不归路，而我们也就如此的走在了无间道上，白费力地做着无用功，衡量的标准也换了样，不变的却是所拥有的只会是加重身上的包袱与烦恼而已。

　　于是，武大郎来到了矮人国而成为了英俊魁伟的象征，而武松、刘翔、或是连加翔来到矮人国，却成为了一个怪物，让人避之不及……

　　奈何，中国人永远都是如此的浅薄而肤浅的，似乎都不会有任何的同情心而怜悯之心，一旦，不是政府出面的话，在‘大猪与小猪的博弈’中，往往，还是会有一部分人充当了大猪，而践踏着国家的利益，却还是充当着大猪的国家隐藏而退却了，可是，往往没有想到，甚或是每每没有预料到的是，国家这个大猪却摊开成了无数以个人为单位的小猪，却还是统一而不团结，大家都在设想着别人的举措及举动，大家都在观望而间接的成为了旁观者的局外人，更是麻木不仁的看观看客意识束缚了采取行动，于是，也一而再，再而三的，错失而错过了自己的权利……

　　庞加莱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了，于是，在克莱因的铺垫下，希尔伯特接过了接力棒；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来了，美国（似乎还应该有苏联）由此崛起。

　　第三次，没有第三次。

　　于是，我们会说：中国人民爱好和平。

　　“更可恶的，会不会是麻木的民众呢？”

　　是人性的弱点，还是奴才的本性，奴婢的贱性，却深深的把‘骨子’里拥有着的‘傲骨’也给埋葬了，于是，总是喜欢，总是去试着‘人往高处走’的为比自己高等的人而俯首帖耳的摇尾乞怜，被比自己高等的人的思想所左右，只是因为那是众口铄金的、打狗也要看主人的真理，哪怕是鲁迅笔下的乞丐为了财主的一句“滚出去”而洋洋自喜的奔走相告……

　　华人被外国人歧视着，却依然瞧不起‘往上三代都是农民’的中国人；台湾人希望自己是美国人，香港人希望自己是英国人，却一样的瞧不起大陆人；广东人则把其他的中国人当成了北方人，北京人当成了外地人，上海人则当成了乡下人……

　　于是，省宁大学了不起，省宁大学是‘小深圳’。深圳后面有香港，香港后面有英国，英国后面有美国，最亵渎了的关系网，却因此而鸡犬升天的跟风，依然还是忘了为何而奔走相告，是因为一句：“滚出去”……

　　权谋中国

　　*说：是时势造成一定的环境与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于是，值此风云际会，哪怕是百无一用而百无一能的袁世凯与孙中山也就扮演了一个这样的力挽狂澜而呼风唤雨，坐享其成而举足轻重的角色，却也成就了百年一遇的百世一人。

　　蔡元培是远远超过孙中山的，

　　宋教仁也远远超过袁世凯的，

　　孙中山只是个偶然的事件，假如没有北京大学，就没有共产党，或许，是回光返照，甚或是变异，北京大学之后，出现了一种妥协，这就是黄埔军校。

　　灌注了一种理念，

　　成就了一种行为，

　　成就了蒋介石，

　　却还是形势永远比人强的捧出了共产党。

　　孙中山以总理身份任大会主席，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五人为主席团成员，轮流主持会议。

　　*‘一大’在沪召开，李大钊因校内同仁生计，需他解决，未能赴会，似乎这才是造成之所以是陈独秀，而不是李大钊是五四运动总盟主的关键。

　　接着，李大钊赴上海拜见孙中山，代表*提出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并得到同意，成为了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牵线人。

　　大学不是衙门，出自刘文典，蒋介石要枪毙他，多亏了蔡元培的说情。

　　蔡元培等人搞的浙江自治，却被南返的孙传芳给摧垮了，江苏、浙江、安徽三省联合会也被取缔，蔡元培等人还被缉拿。

　　不知天高地厚的孙传芳致电广东护法军政府，要孙中山同徐世昌同时下野，却为直系起投石问路的作用。

　　后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孙传芳在杭州召开有安徽、江西、江苏、福建、浙江五省代表参加的会议，建立五省联盟，孙传芳自任总司令。

　　接着，段祺瑞任命孙传芳为江苏督办，邓如琢为安徽督办。但是，孙传芳根本不承认段祺瑞的任命，反以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任命安徽总司令，安徽省长，江苏省长，任命邓如琢为五省联军赣军总司令，江西军务督办。这是孙传芳军阀生涯最得意的时期。

　　比段祺瑞官小的山东督军张宗昌小老婆无数，搜刮的钱财更是无数。

　　比段祺瑞能耐小的曹锟，却来了个反其道而行之的成为了贿选总统。

　　曹锟不仅在袁世凯麾下的时候一路官运亨通，虽然自己百无一能，手下偏有一个能征善战的吴佩孚；两次军阀大战，居然连胜皖系的段祺瑞和奉系的张作霖，独自控制了北京政府。

　　日本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试图拉吴佩孚担任全国性傀儡政府的首脑，后来，还策划‘汪吴合作’，甚至提出‘汪主政，吴主军，平分秋色’的方案，但是，被吴佩孚所拒绝。

　　势大权大之后，人难免有非分之想，要当总统。

　　袁世凯有本事派军警组织公民团，包围国会，不把自己选出来，就不让议员吃饭。

　　段祺瑞可以包办一次国会选举，再由自己人组成的国会选出符合自己心意的总统。

　　现在轮到曹锟，他既没有袁世凯硬干的魄力，也没有段祺瑞操纵选举的能力，于是，只剩下一条路：买。

　　段祺瑞的官有多大？在蒋介石一统天下之前的民国初年，除了袁世凯，民国还有四大总统，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再加上一个大元帅张作霖，谁也比不上‘权圣’段祺瑞这个国务总理的权势更大。

　　段祺瑞宣布黎元洪为总统，分明只是把黎元洪当成一个玩物而已。

　　其后不久，因段祺瑞事事作梗，黎元洪被逼得神经迷乱，竟把张勋请进北京，结果，演出了一场复辟闹剧，而王士珍则命令守城部队打开城门，于是，辫子军像潮水一般涌入城中。

　　段祺瑞与冯国璋、王士珍被称为‘北洋三杰’。

　　黎元洪后的总统是冯国璋，又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于自不量力的家伙，冯国璋上任之初，曾握着段祺瑞的手说：再也没有府院之争了。

　　可是，面对权力，这两兄弟争得更厉害，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段祺瑞与黎元洪是水火相煎，他们却是真刀真枪。

　　段祺瑞的霸道与跋扈，逼得冯国璋走投无路，自带了一旅精兵，以巡视南方战场为名，沿津浦线南下，直奔南京老巢去了。

　　北洋时代，有大徐小徐，大段小段，所谓大徐是徐世昌，小徐就指徐树铮，大段是段祺瑞，小段是指段芝贵。

　　可是，段祺瑞却派心腹段芝贵在蚌埠截住了冯国璋大总统，冯国璋大总统不可能看不到围在火车周围的荷枪士兵，只好眼望近在咫尺的南京，恨在心头不敢言声，乖乖地回到了北京，从此，彻底放权给段祺瑞，却还是来了次黎元洪到段祺瑞的过渡于承上启下之效。

　　段祺瑞还是中国现代化军队的第一任陆军总长和炮兵司令，担任过‘中国第一所现代化军事学校’保定军校的总办，蒋介石、傅作义曾就读于此。

　　如果说段祺瑞逼走总统，毕竟还算是*的话，那么，他指使手下得力干将徐树铮折磨蒋百里就显得太过阴毒了。

　　蒋百里是保定军校校长，段祺瑞担心蒋百里坐大，因为他知道，袁世凯当年就是办军校网罗了一大批人，最后，夺得了天下的，他岂能容一介书生蒋百里成为心腹大患？

　　后来的蒋介石似乎也靠了黄埔军校才发家的，孙中山建立黄埔军校时，曾一度考虑以程潜为校长，以蒋介石及李济深为副；后又成功地束缚而接力了许崇智手中的兵权，同时他的发迹也是和张静江的大力扶持分不开的……

　　除了蔡元培之外的‘国民党四大*’李石曾与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多次开会密谋，鼓动和支持蒋介石*。

　　孙中山决定创办黄埔军校，李济深任黄埔军校教练部临时主任，因还在练兵，这些工作都由邓演达代理，邓演达则是周恩来当黄埔军校任政治部副主任时的政治部主任。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为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为副主席。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后由程潜继任，配合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组织了台儿庄战役，再后由卫立煌继任，卫立煌是孙中山的卫士，并与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陈诚并称蒋介石的‘五虎上将’，最后由胡宗南继任，胡宗南、戴笠则是蒋介石‘十三太保’；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朱德为副，傅作义曾是其下总司令，后任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后由蒋介石兼任，顾祝同为副（后任正职）；张发奎，陈诚，张治中都曾是其下总司令；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余汉谋为副，后任正职，还取代陈济棠成为广东军政首领，再后为张发奎；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后由李宗仁继任，韩复榘为副；

　　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后由陈诚继任，再后由孙蔚如继任，曾追随杨虎城，也曾赶走了吴佩孚。

　　‘黄埔的慈母’廖仲恺的被刺，成了许崇智被释兵权的导火索。

　　事实上，正是因为这个事件的发生，蒋介石才得到一个独自掌权的契机，许崇智也因此掉进了历史的泥潭，再也没有崛起过。

　　在此之前，许崇智在广东的地位可谓至高无上。

　　汪精卫、蒋介石、许崇智三权鼎立，国民党右派刺杀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织特别委员会，控制局势，处理廖仲恺案，由此可见，许崇智之实力难为任何派别所忽视。

　　廖仲恺案之后，蒋介石派人送亲笔信给许崇智，信中说：粤军已有变动，请总司令去上海，暂避一下，由我代为安排整顿。六个月后，再请回来共同主持北伐。

　　许崇智无可奈何，悄然离粤赴沪。

　　这一走，标志着许崇智和广东时局永远的脱离开来，也标志着他的军事生涯，从此，画上了一个无奈的省略号。

　　纵观许崇智的治军历程，最值得肯定的，便是他自始至终都忠于孙中山，甚至有愚忠的嫌疑。

　　其实，许崇智、蒋介石再加上张静江，三人结为拜把兄弟，感情也一直不错。

　　不过，蒋介石对许祟智却并不是一味的愚忠，他与许崇智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极大的政治野心，而后者只是一个纯粹的军人。

　　蒋介石在一封私人信函中，提及对许崇智的议论：办事无序，重内轻外。

　　在这种意识的导向下，蒋介石对许崇智的取而代之成了注定的计划。

　　许崇智当然也是聪明人，当他看到了蒋介石的力量，已经超越自己的时候，便主动或被动地让出了自己的兵权。

　　许崇智之部下因为在廖仲恺案中，有重大的嫌疑，许崇智为了避嫌向国民政府提出了辞职的申请，要知道，当时许崇智在广州的实力，并不在汪精卫和蒋介石之下，避嫌的原因，则是形势所趋，以权换命而已。

　　最后，孙传芳受南京国民革命军第一路何应钦军的进击，后与张宗昌联袂到北京，又与张学良拜盟，认张作霖为义父，取消‘五省联军’称号，并提请张作霖就任安国军大元帅，自己任安国军副司令。

　　蒋介石说：当时只要他何应钦一句话，我是可以不走的。何应钦为了自己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