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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公开信，明确支一派压一派，声讨武汉军区。同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声讨“七。二〇事件”的文章、社论、评论连篇累牍，并提出“坚决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全国各地军民纷纷举行大规模*、*示威，声援武汉“工总”，声讨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一时间“打倒陈再道”、“打倒陈大麻子”、“向陈再道讨还血债”、“还我战友，还我鲜血”、“坚决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打倒带枪的刘邓”……声震霄汉。一时间，全国上下，从军队到地方，对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形成了大规模的舆论围剿。武汉独立师被打成“叛军”，被撤销番号，很多人被武装押送农场劳动。

　　中央对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处理影响很坏，危害极深：一是它在客观上再次明确肯定群众组织分为“革命左派”和“保守派”，造成群众组织之间更严重的对立，为后来的“大联合”伏下了障碍；二是它表明解放军“支左”工作存在着严重的错误，为军队“三支两军”工作制造了困难，也为“造反派”反对解放军提供了口实。

十二　　腥风血雨　　　手足相残仇快极（四）
“七。二〇事件”后，*、江青一伙更加肆无忌惮地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七月二十二日，江青对江南一派群众代表讲话时，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她要求造反派：“你们的自卫武器不能放下”；次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文攻武卫”的口号；七月二十五日，*提出“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如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巨大的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

　　八月四日，上海王洪文组织、指挥了三万多人围攻上海柴油机厂的武斗，关押和打伤、打残六百五十人。　　　　　

　　八月上旬，在南京、常州、长春、沈阳、重庆、长沙等地接连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九月二日，安徽的“好派”竟然冲击了野战军三十四师的师部大楼。

　　武斗的武器已由原始的木棍、长矛、大片刀升级为步枪、冲锋枪、迫击炮，装甲车、坦克车开上大街示威*也并非什么新鲜事儿，吉林军区二月二十六日曾经派飞机升上蓝天散发传单。

　　在腥风血雨中，武斗据点不是星罗棋布，也是随处可见。武斗据点戒备森严：有水泥袋修筑的工事掩体，有铁丝网甚而是电网做为屏障，有荷枪实弹的卫兵把守，夜晚还有把周围几百米照得雪亮的大功率探照灯长明。这些武斗据点的守卫者，时不时放一梭子子弹，为了吓唬别人，也是给自己壮一壮胆。其不知，这无形中伤害了多少无辜的老百姓，有多少可怜的生命稀里糊涂地不知不觉地就结束了。据说辽宁省开原县有一男子，在登公厕大便后一站起身，露出墙外的头堪堪被冷枪打中，于是他连哼都来不及哼一声就停止了呼吸。因此，人们对武斗据点的畏惧比当年老百姓对日本鬼子的炮楼的恐惧不差许多。还有那些整天介头顶钢盔、腰系武装带、手持冲锋枪、一脸武士道精神的“敢死队”，着实让人看着胆寒。他们若守在据点里倒也罢了，偏偏又时不时威风凛凛地开着大卡车、甚至装甲车、坦克车满世界转悠，路人都惟恐躲避不及。以致于有的母亲竟以“X　X　X　队来啦！”吓唬不听话的孩子。

　　这时，全国各地均已无正常社会秩序可言，尤其在城市。机关不办公、学校不上课、工厂不生产、商店不卖货、道路不畅通……因此，下午三点以后马路上鲜有行人，也就等于“净街”了。

　　这时，一些人武斗斗得红了眼，为一点儿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就大打出手。甚至无任何藉口也可以大打特打。何需什么借口呢？两派之间的仇恨情绪差不多已达到不共戴天的地步，因而对方的存在就是武斗的根源、理由。比如旅顺的黄泥川事件：一派不声不响地伏击了另一派，致使对方伤亡数十人；乐山一派武装人员胁迫一汽车司机载他们去另一派驻地。该司机恰属另一派，他为了本派的安危，将汽车连同那些人一起翻下深渊，自己与其同归于尽……说到这里，我不禁想问问，对乐山这位司机究竟如何评价？赤胆忠心、英勇无畏，可歌可泣？抑或是杀人行凶、丧心病狂，罪不可赦？还是愚昧无知、糊涂透顶，死了活该？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谁人能解？智者苏格拉底再世可解否？古埃及的人面狮身能解否？那年头让人理解不了的事情太多了，超乎常理的事情太多了。

　　一九六七年的下半年，神州大地几乎每天都能看见流淌的鲜血和要求讨还血债的人流、写着殷红的淋漓欲滴的“血”字的大标语、大字报；华夏上空每天都回响着枪声、炮声和“还我鲜血”、“血债血偿”的口号声、追悼战友同伴的哀乐声。

　　血！血！血！华夏是血的世界！

　　值得一提的还有清华大学的“百日武斗”。一九六八年三月末至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两派学生展开了大规模武斗。其中五月二十九日一次武斗造成十八人死亡，一千一百人受伤，三十人致残，折合经济损失达一千万元人民币。全中国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聚集着中华民族绝顶精英的殿堂，竟然发生了如此血腥之事，着实悲哀！

　　天下大乱之际，什么妖魔鬼怪都出笼了，历来如此。伴随武斗与流血，很多不该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一九六七年七月，一些地方有抢粮的事情发生，使粮食加工、调运不能正常进行，造成粮食大量损失、浪费，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后来一些地区还有抢夺现金和各种物资，冲击仓库和拆毁机器设备。这些事情绝非编造，也非危言耸听，有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于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发出《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质、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为证。八月二十日王力接见外交部造反派时公开煽动和支持夺外交大权。以致发生了封闭外交部党委、砸烂外交部政治部，以外交部名义向外滥发指示等严重事件，八月二十二日又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严重损害了我国外交声誉，使我国外交工作陷入空前混乱的局面。后来毛主席都承认“外交部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八月二十日晚化工部“红色战斗兵团总部”的一些人，强行抢走化工部的国家机密档案材料十一卡车，严重违反党和国家的保密制度。还有，个旧市“新红河大联合司令部”在“彻底砸乱专政机构”的错误口号下，派人驻守专政机关，并从监外给犯人送条子，酝酿夺监狱的权。锦州市南山监狱“红色造反团”指使劳改犯人为其制造手榴弹等等。这些在正常情况下白痴、疯子都不会做的傻事、蠢事、坏事、反革命的犯罪行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特定的条件下，被一些聪明强干的精神健全的人做出来了，堂而皇之地做出来了。有哪一位学者、哪一个专家能解释清楚这是为什么？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十二　　腥风血雨　　手足相残仇快极（五）
在天下大劫之际，我们“八。一八兵团”也连连遭劫。首先是分裂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我的观点是“军队不能乱，我兵团坚决拥护解放军”，但是很多战友不赞成。我想多留住一些人，召开了一次两天二夜的大辩论会。可是，我失败了。我的雄辩太无力，太虚弱了，太羞涩了。一是我不能直气壮说军队里一定没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没有“带枪的刘邓”。因为我无法解释一些军队压制“造反派”和支持“保皇派”的事实，而中央的文件、首长和领袖的讲话对之都肯定又肯定；二是我们只能说军队不能乱，否则天下是真的要灭亡这些泛泛的道理；三是我没法回答军队被“带枪的刘邓”掌了权，社会乱不乱、国家亡不亡、“文化”的“大革命”夭不夭折……我被昔日并肩携手战斗在一起的战友们骂得狗血喷头，批得体无完肤：什么“躺在成绩上睡大觉”，什么“被头上的光环压断了脊椎骨”，什么“小资产阶级动摇性”，什么“假马列，真修正”，什么“假造反，真保皇”……最后，适得其反，许多原来想与我一起留下的人也跟着那些“彻底的革命派”继续造反去了。我的“队伍”由一千多人锐减至不足一百人，我又成了少数派。

　　眼看着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队伍散了，我当然很沮丧。而最令我苦恼的却是我自己内心的彷徨不定——我也吃不准自己究竟是不是掌握住了“斗争的大方向”，因为我现在的“大方向”基本是凭个人的信念决定的，而不是当时我耳闻目睹的现实状况。而那个“斗争的大方向”是时刻也不能偏离的。一旦搞错了，我就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既是对革命犯罪；一旦搞错了，我就前功尽弃，和“保皇派”划一个等号，就威信扫地，就形象……。嘿！你怎么想到自己的形象了？我惊讶自己这个不经意的但却是很惊人的变化。

　　那些日子里，我吃不下，睡不着，满嘴的大燎泡，口都张不开了，大便秘结，上一次厕所得掉半箩筐泪珠。每当夜深人静，我又向着北方，轻轻唱起《抬头望见北斗星》“……黑夜里想你有方向，迷路时想你照路程”，方向有哪儿？路在何方？我想到大革命时期那些和组织失去了联系的革命工作者，他们也有过彷徨吗？不！他们绝不会像我这样前怕狼后怕虎、患得患失，这就是小资阶级的摇摆性！还有，你怎么会想到自己的形象？这是个人英雄主义！你不过一个小小的青年大学生，是“运动”给了你机会，让你得以表现你对领袖、对党的忠诚而已，并不是你自己有多能干，你千万别搞错了。那时正值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斗私批修”发表不久，我们每个人都要按照伟大领袖的教导经常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自觉地“狠斗私自一闪念”。不过，说实话，自从我脑海中出现“形象”一词，我就开始注重起自己的“形象”了。批判归批判、注意归注意、完全是两码子事儿。其实，每个人都很在乎自己的形象，只是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的问题。要维护你大无畏的“英雄”形象吗？你就直起腰身、挺起胸膛、昂起头颅带着大家向前冲。人少怕什么？“运动”初期你不比现在还孤立吗？有时候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这可是毛主席讲的，而且历史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已多次证明了这个问题。再说，毛主席不是没有明着说要“揪军内一小撮”吗？谁的话也超不过最高指示，不信谁也不能不信毛主席。于是我组织剩下的战士学习、讨论，统一思想，坚定信心重振军威，重新建全兵团组织，投入新的战斗。

　　军队尚且经常受到冲击，我们“保军派”的日子自然更难过。开始，“造反派”以异样的目光看待我们，以大标语骂我们，我们自己也有点儿底气不足的感觉。后来他们对我们就干脆大打出手了。他们要打你，随便找个借口、寻个引子就打你一顿。比如：他们在院外受了我们同观点人的气，辩论辩输了，吃了亏……他们回到学校不由分说，把我们的人抓过去，蒙上双眼，一阵拳脚加乱棍。这个世界是怎么了？人们都疯了吗？那时我不明白，现在仍然有些糊涂。

　　武汉“七。二〇事件”之后，武斗升级，全国各地内战全面开始。各派相继抢占有利地势建立“据点”。我们“八。一八兵团”无险可守，可是我们也不能夹着尾巴从学校里溜出去呀——那样岂不太丢人了，而且市总部也命令我们死守，没办法，我们被逼上了梁山。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十二　　腥风血雨　　　手足相残仇快极（六）
我们这个“据点”总共存在了十九天。那是多么艰难的十九天啊！直接原因我们犯了军家的大忌——“人马未动，粮草先行”乃军事常识，可我们没备一粒米，没储一棵菜。从根本上看是我们对形势估计不足——开始设“据点”以为不过是各派有一个自己的活动场所，互不混扰而已。没想到形势会变得那么严重、发展得那般神速；没想到学生食堂的“造反派”师傅们把粮油菜蔬连同锅灶一起搬进了对立派的据点，断了我们的炊。怎么办？我们守据点的几十个人不能饿着。市总部派外院校组织轮流给我们送饭。头两天还顺利送到。后来对立派发现了，封锁了通道。送饭车只好从侧面崎岖的山路上开进来。稀饭、菜汤几乎全晃荡泼了。再后来，山路也被阻截了。那天饭车好歹冲破阻碍进来了，可车上押车的一名外院红卫兵战友身中两枪，虽未致命，却要落残。这饭叫我们如何吃得下？这据点叫我们如何守下去？有人感叹：“若有飞机就好了——送饭不用经过对方门前。”有人说：“他们依仗有两只破枪，才这么呈凶斗狠。如果咱们也有了枪，就可以武装押车，看他们还敢狂不？”于是，有人说：“他们能抢枪，我们为什么不能？”我冷静下来思考再三，认为应该放弃这个没有用的“据点”。可多数人都认为我太消极了，而且老是坐等别人支援太丢份了。我哑口无言了。就这样，我们决定也抢枪，武装自己，保护自己。在八月十四日的晚上，乘阴雨夜里，林书梅和韩江南带领几个人，去支持我们这一派的解放军营房“抢”了十几支步枪。其实所谓“抢”只不过男生磨磨嘴皮子，女生掉几滴眼泪而已。因为军民是同一观点、同一条路线上的人，“抢”与“送”是一回事。他们一伙人在回来的路上砸开一家副食店，拿了人家一些食品，留了一张“借条”。韩江南本意是想模仿当年的八路军，把事情做得漂亮些。不料，他竟然断送了我们自己——日后那张“借条”成了我们打、砸、抢的罪证。可是我们吃饭问题更困难了。一连两天，饭送不进来。韩江南他们拿回的几箱面包、饼干也分配光了。八月十七日，我没有与任何人商量打电话给市总部，要求撤退。总部负责人说要研究研究。我大喊：“我不管你们同意不同意，明天我们八。一八兵团战士全撤！你们若不同意，谁爱守谁来守吧！”我放下电话的一刹那，蓦然想到：对方如果把电话线切断怎么办？我不禁浑身鸡皮陡起。撤！撤！什么“胆小鬼”、“狗熊”、“草包”、“懦夫”，随你们骂吧！我也不是第一次听了。可是，就在八月十八日的凌晨，我们的“据点”被对方给“端掉了”。

　　“黑色的八。一八，该死的八。一八！”我的泪腺就我行我素地分泌起来，喉头也不管不顾地哽咽起来，“该死的……”

　　“白皪！白皪！你怎么了？”睡在我身边的林书梅推推我。

　　“……哦，没……没什么。”

　　“你哭什么？”

　　“……方才作了个恶梦。”

　　“我觉得你好像并没有睡嘛。其实我也没有睡着。唉，人有时睡着和醒着似乎也没什么分别。”

　　“……”我作声不得，林书梅的病好不容易才痊愈，千万不能刺激她。

　　“快睡把！明天咱们还有行动呢！”

　　我翻了个身，轻轻叹口气，闭上了眼脸，脑子里却还在进行电影创作，还是老片剪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十三　争权夺力　同室操戈今胜者（一）
1990年6月8日　　　　　星期四　　　　　　天气多云

　　林书梅在省城小住几日后，又来到了兴海。她无意间说起历史的今天是个不寻常的日子。

　　六月八日，六月八……呵，二十四年前的今天是我贴出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第一张大字报……　一石激起千重浪，月满西楼之际我又步入了时间的隧道……

　　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原本也无足轻重。不是吗？我不写，别人也要写，不过是早一天晚一天的问题，对于大局并无大碍。　

　　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可不得了啦！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主席随手用铅笔在一张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的《北京日报》边空上，写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原稿，经誉清后，由他修改加标题，于八月七日印发给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全会。这张大字报改变了这次会议的议程和方向，开始了对刘少奇的揭发批判。以派工作组（六月上旬刘少奇指示）为直接依据，而追溯到一九六二年以来党中央在工作方针上的分歧，提出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之外，另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号召炮打这个司令部。八月十七日，这张“大字报”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传达到县团级。经红卫兵辗转传抄散播，迅速遍及全国。恰如《人民日报》社论所言，这张大字报“吹响了无产阶级*的号角”，“炮打”、“炮轰”中央各党政部门、各省市领导机关的浪潮从此喧腾翻滚而起。

　　毛主席发动“文化”的“大革命”虽非单纯为了“夺权”。但运动一开始就指明了要夺权。这个观点是明明白白确确实实的，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