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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梦？是醒？-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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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生在世间，本来只是孤孤单单地走各自的路；纵然眼见有许多人
同自己在一起，好像是自己的同伴，然而仔细看起来，自己与别人的中间实
有一个无限大的空域。一个人就好像物质构造上的一个分子，只让自己微弱
的躯体在自己孤寂的世界之内盘旋，永远不能跑出去一步。一个人只要复归
到了自己，便没有不痛切地感到这种“孤独感”的，实在也只有这种感觉是
人类最后的实感。
想到这里，我的心一阵颤栗，浑身鸡皮疙瘩骤起。我不敢再往深处想，转头窗外。夜空晴朗，漆黑的天幕上缀满了宝石般闪烁的星辰。我自觉不自觉地去数天上的星斗，努力把它的寒光摄入瞳孔、送进脑海、传到心里，再经过血液冰透全身每一块肌肤、每一个细胞，使自己变成一具冷冻的有机体。我蛮喜欢这个样子的。我也不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这样子的，只是感觉这样子任何思想活动都统统乌有了，特别轻松自在，仿佛回到了鸿蒙未开的纯净的婴儿时期。
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也许是瞬间，也许是几个时辰，我变成了一具冷冻的有机体！
十二 腥风血雨 手足相残仇快极（一）
1990年5月27日 星期六 天气阴
林书梅的到来，使我的生活完全乱了套了，我的时钟倒回至二十三年前，我的思维跟在那个时刻徘徊。
一九六六年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然全线崩溃，作为它的拥护者的“保守派”组织也分崩离析，少数死硬分子还在“负隅顽抗”。他们写出大字标语：“撼山易，撼 X X X 红卫兵难”、“誓与 X X X 兵团共存亡”、“蚍蜉撼树谈何易”等等。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何等悲壮，其情可感。不过，在当时“造反派”红卫兵对此是嗤之以鼻，写出“螳臂挡车痴心妄想”、“有几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抽泣，几声凄厉”……“保皇派”气不过又写出“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好哇，他们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获全胜的时刻说成是“暮色苍茫”、“乱云飞渡”，这不是现行反革命吗？！“造反派”立即予以上纲上线。“保皇派”死保“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本已罪该万死，还胆敢攻击毛主席，更是罪上加罪，死有余辜！毛主席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保皇派”不投降，我们就叫他灭亡！于是“造反派”强迫“保皇派”解散，要把他们赶出学校。“保皇派”当然不肯束手待毙，双方斗争不可避免。当舌枪唇剑显得苍白无力时，双方发生了肢体接触，拳头、腿脚，棍棒、皮带也跟着飞舞起来，不过对象不是昔日的“牛鬼蛇神”，而是红卫兵。武斗的种子就此播下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在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等造反派的支持下，以上海国营十七棉纺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召开大会宣告成立，宣言中称“我们要夺权”。会后*示威，到市委，要求承认其为“革命组织”。因遭市委拒绝，便欲赴北京上告，强行登上火车北上。当他们被阻在上海郊区的安亭火车站时，王洪文指挥卧轨拦车，阻断沪宁铁路交通三十多小时，即是轰动一时的“安亭事件”。从此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续之，上海出现了红卫兵以外的各种名目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大搞揪斗、抄家、刑讯逼供、**和派性斗争。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党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规定中说：“中央认为，对于*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该宣布无效，全部清出，一律当众焚毁”。于是，各学校、各单位“造反派”群众纷纷向所在单位党委、党支部索要“黑材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还乘机索要在“运动”前受处分、批判的材料，并焚烧或揣入个人口袋。一些地方党委或“秋后算账”的居心未死、或出于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将“运动”中整群众的材料转移到军事机关。个别人将此情况转告给“造反派”。这样，一些不明真相的“造反派”群众把斗争锋芒转向军事机关，很多军事机关屡遭冲击。其中较为严重的恐怕当数浙江。浙江“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所属群众先后连续进驻军区大院、礼堂。要求党政军当局执行军委三点指示，将“黑材料”交付革命群众，将陈伟达和某些高干子女交出归案，发生了群众斗群众的恶例。以至党中央决定改组了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和浙江省军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海“赤卫队”调集万余人包围上海康平路上海市委书记处，找曹获秋宣布其为“保皇组织”的帐。王洪文怕“桃子”被赤卫队摘去，遵照张春桥的指示，立即成立“前线指挥部”，并迅速调人包围赤卫队。至二十九日晚，调集到康平路的工总司成员已达十万，被包围的赤卫队员不足三万。三十日凌晨二时，工总司以赤卫队抄张春桥的家，“反对中央*”的罪名，向赤卫队发起进攻，打伤九十多人。七时，赤卫队全部投降。工总司乘胜在全市捣毁了赤卫队组织，彻底打垮了对立面，在全国开创了大规模武斗的先河。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南京对立派之间又发生了大规模流血，五十多人死亡，两派被对方抓去者达六万之多。此事件已被收入《二十世纪世界大事记》。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在看了南京军区党委一月二十一日转报的关于安徽军区的报告后，当即指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一月二十三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领导小组联合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从此，人民解放军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解放军的介入是带着“派性”的，很多直接卷入了地方的派性斗争，加剧了“文化”的“大革命”的恶性发展。
十二 腥风血雨 手足相残仇快极（二）
毛主席要军队支持的“左派”，应该是执行毛主席“文化”“大革命”路线最积极、最坚决的那部分人，即“造反派”。但是，很多部队支持的是“保皇派”。“造反派”当然对军队有意见了，于是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造反派”群众与军队发生冲突的恶性事件。其中较严重的影响甚大的当属青海二月二十三日发生的流血事件：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二〇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派军队对西宁“八。一八”等群众组织进行武装*，死伤人员三百余名，逮捕群众近万人。此外，安徽、福州、内蒙等地区军队都有将“造反派”群众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其成员进行*、抓捕等情况。一时间，全国各地“造反派”大多数受压制，一些组织被强行解散，很多“造反派”头头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群众则被强迫写检查、发表声明退出自己组织。在此前不久，忍无可忍的七位将军和老帅们，继一月十九日“大闹京西宾馆”后，二月十一日和二月十六日又两次“大闹怀仁堂”。“造反派”红卫兵对以上种种不能不有所震动，于是，“造反派”内部开始分化、解体，“造反派”的大旗开始摇摇欲坠。而因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了彻底批判，已然奄奄一息了的“保皇派”，此时却因注入了“军队支持”这支强心剂而复活了。一些早已经偃旗息鼓了的“保皇派”又扯起“拥军”大旗，招兵买马，再上战场——真正的战场——此后，重新分化组合的各派多经各种渠道搞到了枪支弹药，于是武斗升级为真枪实弹。
经过康生之流的密谋策划，于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当晚，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三人连夜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的材料。次日，江青安排他们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听信了他们的一面之词，并给予了明确的支持。二月十八日夜，毛主席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会上，毛主席对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责他们大闹怀仁堂是把矛头指向他本人和*、中央*，是为“刘、邓黑司令部”的复辟鸣锣开道，是为王明、张国焘翻案，还责令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三位政治局委员请假检查。从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十八日，于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会”，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无限上纲，说七位老帅、副总理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否定延安整风”、“保护一小撮走资派”、“要复辟资本主义”，是“二月逆流”，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事件”等等。此后，江青又利用毛主席在一份中央*编的《快报》上的批示，“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值得注意”，于三月间开始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潮流。首先受到冲击的是谭震林。当时他主管农业，批准在北京展览馆搞一个学大寨的展览。康生去审视后说：“这个展览有问题啊！”与此同时，戚本禹根据江青指示，找北师大谭厚兰进行了布置。三月八日，北京师范大学造反派组织“井冈山”的头头谭厚兰率一千多名学生，冲击并占领了正举办“农业学大寨”展览会的展览馆。三月九日，陈伯达在军委召开的部队军以上干部会上作报告，提出迎头痛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三月十日，王力、关锋、戚本禹、谢富治到展览馆慰问谭厚兰等人，同他们一起振臂高呼“打倒谭震林”。三月十四日，首都举行十万人示威*，高呼“反击二月逆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并提出打倒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七位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三月二十日，中央*领导小组在审查电影《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时，下令剪掉陈毅的镜头。
当时，人们对中央的一举一动都万分关注，领导人物在公开场合的出现与否和排名顺序都十分敏感，其实这本身也确是领导核心气候的晴雨表。所以，人们都知道中央又有新动作了。
三月二十七日，中央在北京策划召开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誓师大会”。此后，全国各地争相仿行，喊出“打倒 x 老谭”（即本地区谭震林式的人物），出现了更大规模的打击*党和国家领导干部、冲击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浪潮。
三月二十二日，*在部队军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讲“青海二月二十三日流血事件”时说：带枪的刘邓路线对保守反动组织也不适用（即帮不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对青海军区、安徽军区，福州军区、内蒙军区等都发出正式文件，要求军队支持“真正的左派”，释放被逮捕的群众，为打成“反革命”和“右派”的“造反派”*，为死难烈士恢复名誉，给予抚恤，对负伤群众给予治疗等，并改组了青海军区，令赵永夫隔离受审，张小川、王昭隔离反省……
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肯定了“造反派”在“运动”中的作用，说“造反派都是革命的”。从此，“造反派”若将枯槁的禾苗又获雨露，重新鲜活起来了。各地“造反派”纷纷召开了声势浩大的“重振军威誓师大会”，高喊“打倒赵永夫！”“打倒带枪的刘邓！”“揪出军内一小撮！”“*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从此，全国掀起了反对解放军、大揪军内一小撮的浪潮。而且不似以往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样喊喊口号、写写大字报、开开批斗会，最多加上点体罚了。他们常常对手捧毛主席语录的解放军战士进行围攻，甚至大打出手，夺他们的枪支，抢他们的武器，还有个别混入群众队伍的坏人用抢过来的武器打击解放军。其中江西“革联筹”六月二十九日冲击军事机关、夺取武器情节严重，因而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领导小组联合发文禁止。解放军广大指导员多数面对施暴的群众是以理说服，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有极少数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予以回击，也有个别唯恐天下不乱者向群众开枪，这就更激起双方的敌对情绪。还有少数军队竟然把武器直接或委婉地交给自己所支持的一派群众手中，使得武斗愈演愈烈。一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少数人还挑动一些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围攻工矿、机关、学校的群众组织。有些地方提出“以农民包围城市”，组织农民进城围剿“造反派”。如江西、四川、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宁夏、山西等地均有此情况发生，迫使中央于七月十三日发文禁止。
这时的派性斗争已由“大字报战”、“标语口号战”发展为真枪实弹战了。死人，伤人事情已司空见惯。如武汉地区的“工总”和“百万雄师”两大派，武斗规模越来越大，致全市党政机关瘫痪，工厂大部停产，交通阻断，社会生活十分困难和紊乱。这些情况绝不是党中央，毛主席想看到的。因而中央*办事组和全军*办公室不得不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致电武汉军区，要求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
十二 腥风血雨 手足相残仇快极（三）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大动荡、大分化。“运动”初期形成的“造反（革命）”与“保皇（保守）”两大阵线已没有一成不变的。在成立了“革委会”的地方，主要以对待“革委会”的态度划线。在未成立“革委会”的地方，则是以对待军队和干部的态度划线。一些地区，原来的“保守派”，现在继续“保守”，原来的“造反派”，现在仍然“造反”，但其组织成员却有很大变化：原来保守的人，现在造起反了，加入了“造反派”，或者相反。另一些地方的组织变化更复杂；有原“保守”，现在仍然“保守”的（“一保到底派”）；有原“保守”，现在造反的；有原“造反”的，现在还“造反”的（“一反到底派”）；也有原“造反”，现在变“保守”的（这些人被“一反到底派”称为“高级保皇派”）。还有一些地区比较复杂，因为那里各派对干部的观点不同，派别也就多样化了。所以，此时期，一些地区是三大派、两大派四组织、三大派四组织等等。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在武汉发生了广大军民反对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的“七。二〇事件”。这本是积酝已久的矛盾的一场总爆发。直接原因是谢富治、王力在武汉支一派，压一派。七月十八日晚，谢、王二人到被武汉军区解散并宣布“反革命”的“工总”派据点，公开接受和佩戴该派袖章，宣称：“中央*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王力还说：“工总”是革命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七月十九日，“工总”的广播车和高音喇叭到处播放王力的讲话录音，引起“百万雄师”等组织广大群众的无比愤怒。七月二十日晨，“百万雄狮”群众和支持他们的军队冲击王力等居住的东湖客舍，把王力揪到武汉军区大院质问和批斗，数以十万计的军民上街*示威。于是“工总”派与“百万雄师”派、武汉军区部队发生大规模武斗（据*湖北省委在十年后为这一事件给中央的报告说：此事件中被打伤、打残和致死的干部、军人、群众多达十八点四万人。其中武汉市就被打伤、打残六点六万多人，打死六百多人）。“百万雄狮”群众和支持他们的军队冲击王力等居住的东湖客舍之时，恰好毛主席也在那里居住，江青、*借此大做文章，称此事件为“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七月二十二日晚，*亲自出马主持会议决定：（1）以中央名义调陈再道、钟汉华等进京；（2）起草文件通知全国；（3）召开百万人大会。七月二十三日，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三军联合行动，武装*，声讨“七。二〇事件”。七月二十四日，陈再道等人奉命飞到北京接受批斗。七月二十五日，在天安门召开了百万人大会，王力、谢富治成了“英雄”，武汉百万军民成了“反革命”。
根据中央*的指示，北京这次百万人大会被以最快的速度拍成记录片《北京支持你们》，在全国放映。七月二十七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领导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发了公开信，明确支一派压一派，声讨武汉军区。同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声讨“七。二〇事件”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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