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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传说-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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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我们老板就亲自开车去昌平把樊新会“赎”了出来，这让我们对老板的印象有了些改观。第二天早晨，樊新会西装革履地出现在公司众同事面前，他剪短了头发，刮净了胡子，至此变成了一个风度翩翩的书生。我们再没看到他那个年代久远的背包和那辆简约至极的自行车。他愤愤不平的是，“北京警察狗眼看人低”；他那个北大中文系的女朋友往公司打电话时是我接的，我竭尽所能地安慰了她，并向她作了一个*似的保证，“我一定让公司领导去把他救回来！”
诗人樊新会
这家公司是做图书策划的，附带也做少儿歌舞及书画类的比赛。我当时所在的部门是“少儿书画比赛组委会”。公司里有一叫周廷军的*，大家平时都喊他“周经理”，但却不知道他是负责哪块工作的经理。周廷军管得很宽，图书校对他指指点点，歌舞比赛他也说东说西。每次公司会议，他还当中和老板大声争吵，却每次都被老板骂得败下阵来。这*来公司好几年了，平时的言行俨然是“二当家”；但据说其工资在公司算是中等偏下。
老板的外甥，一个叫“连发”的男孩，小眼睛、啊胖脸，爱好打电脑游戏、看A片，他是公司实质性的后勤部长。我和连发联手攻下了《生化危机》这套游戏之后，他又找来了好多游戏和他一起玩。有时玩到深更半夜我们就睡在公司的沙发上看A片，他说香港的*没意思，还是西欧的够劲。我在学校时从没看过国外的这种片子，沾他的光打开眼界。连发说他那玩艺儿虽然没有老外的长，但也很厉害。“你得先抚摩她，等她的小洞里流水了再插进去……”这个不到十八岁的男孩对玩女人津津乐道。他的女朋友是一个北京胖妞，他自豪地说在北京混当然得泡一个北京小妞玩玩。我们看着电脑屏幕上的“*游戏”，我问连发，“你和你女朋友做的时候就没想点别的？”他不解，“想别的干嘛，我只想把她干得叫个不停！”妈的，这个小畜牲！
公司里有位“诗人”叫樊新会，比我大三岁，出过两本薄薄的诗集。我把樊新会介绍给徐鹏，他们在地理上是老乡，在兴趣上是“同志”。樊新会这人不修边幅，头发老是乱得像刚跟女人打过架似的，为此他没少挨老板的数落。他的工作是图书校对，每天都得用那副近视眼近距离地审视那些图书稿件。九月底的一天上午，直到十一点时樊新会也没来上班，他的呼机打不通，他也没给公司来电话。中午我们吃饭时樊新会的女朋友从北大打来电话，焦急地央求我们快些拯救樊新会：他被警察抓到昌平去了，抓他的理由是“三无人员”。当天下午我们老板就亲自开车去昌平把樊新会“赎”了出来，这让我们对老板的印象有了些改观。第二天早晨，樊新会西装革履地出现在公司众同事面前，他剪短了头发，刮净了胡子，至此变成了一个风度翩翩的书生。我们再没看到他那个年代久远的背包和那辆简约至极的自行车。他愤愤不平的是，“北京警察狗眼看人低”；他那个北大中文系的女朋友往公司打电话时是我接的，我竭尽所能地安慰了她，并向她作了一个*似的保证，“我一定让公司领导去把他救回来！”
樊新会在国庆节期间请我和徐鹏吃了顿饭，他说他想去西藏，问徐鹏愿不愿意一起去。徐鹏沉默不语。我当时有些郁闷，为什么他不问我愿不愿意去西藏呢。那顿饭吃到饭馆打烊才结束，有个句子被樊新会前后念叨了七八次，“人们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土地上”，每念叨一次他就大笑一次。看来诗人都有点神经病。
再后来，樊新会真的去了西藏，听说他的女朋友也跟他一起去了。得知此事时我已离开那家公司一月有余，我的一位旧同事告诉了我，我又转述给徐鹏。徐鹏听后感叹道，“给诗人以自由如同给生命以律动！”徐鹏说樊新会的思想远比他自由，我说姓樊的这哥们够潇洒！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徐鹏的女同事
徐鹏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在出版社做编辑。那家出版社选题定在都市通俗小说，以徐鹏的文字功底，他完全胜任这份工作。他所不能忍受的是同事们为蝇头小利而发生的种种明争暗斗，还有某些无能鼠辈为保住饭碗成天对领导溜须拍马。我不认为他是一个偾世疾俗的人，愤世疾俗这个词太极端。他是一个童心未泯的大男孩，他用纯净的眼睛努力寻找着生活中的真善美，但生活在这个时代注定了他是一个失望者。在文学社的期刊里他写道，“每个人本来都是有棱有角的，在生活浪潮的冲刷下，一堆又一堆鹅卵石出现了；人们认为鹅卵石般的身材才是适应社会的好身材”。
2003年当我们相聚在浙江时，我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了这样的句子，“以血泪煮熟我的性格，以适合众人的口味”。不难想像这些年他所经历的心苦，是的，是“心苦”，而不仅仅是“辛苦”。
人人都活得辛苦。徐鹏告诉我他们单位有好多“叔叔”、“阿姨”吃的都是从自己家里带来的午餐，早晨他们上班后把饭盒搁置在暖气片上，中午便就着白开水吃那些微热的饭菜。徐鹏的同事中有一个叫玉彩云的，比徐鹏大一岁，他们是同一时间进这家出版社工作的，下班后又同一段车程；但由于不在同一个部门，他们平时形同陌人。有一次玉彩云在公交车上给了徐鹏一张名片，徐鹏为其买了一张车票，这才相聊起来。玉彩云的记性不好，钱包老是忘在办公室抽屉，徐鹏便多次担任了玉彩云的“月票”。偶尔玉彩云也有反馈，但机率却是十比一二。徐鹏说玉彩云的诗清新脱俗，也曾拿她写的一首诗给我看，“我有一间竹舍晓风残月你在箫声中乘舟而来杏花春雨”。很可惜，我从这首诗里看到的是抄袭和*。
脚蹬羊皮靴子，身穿黑色长大衣，脖子上一条鲜红的围巾，脸蛋*，小嘴微红，玉彩云进到我和徐鹏的小屋时饶有兴致地打量屋内的一切，然后下了一个结论，“你们过得不错呀！”
此女长发披肩，身段性感，眼波流转间“淫雨霏霏”。她走之后我问徐鹏，“如果她说她是处女，你相信吗？”徐鹏笑道，“不信。但她是处女的时候一定更美！”“何以见得？”“一种感觉，她无疑是美女，当一个美女还是处女的时候，那种美让男人心醉！”“老兄，处女可没有她这样的风韵！”话一出口我就觉得自己错了，在欣赏一个女人的美时，徐鹏和我是有分歧的。每一个男人都有处女情结，但徐鹏似乎更为甚之。他在这方面的一些想法令我很难理解。也许，最为个人化的感受永远只属于个人。
有一晚我问徐鹏，“你有没有想过和玉彩云发生点故事？”他叹道，“有又如何，没有又如何；既然如此，不如没有”。玉彩云的男朋友是五道口的水果商贩，但她到我们的小屋来了好几次从没带一瓜半果。“我朋友是东北人，一米八零，特帅！”见我们不说话，她又道，“不过他没你们有文化”。我问过徐鹏玉彩云在他们出版社的职务，徐鹏说，“她是社长助理，社长在自己的办公室替她加了一张办公桌，在单位时她很少出那间办公室。”
与苏誉的“最后一晚”
徐鹏离开北京以后，我在我们的小屋里又住了几天，然后便搬到单位宿舍去了。在小屋的最后一晚，我是和苏誉一起度过的。那天傍晚她呼我，问晚上能不能住到我那里；她的话让我生出许多的想象，以致于我没能听清楚她为住到我那里而说的一长串理由。
那晚我们聊到大学的一些往事，又聊了聊各自的工作和生活近况。她忽然问我，“你知道‘姓氏’的‘氏’，另一个读音是什么吗？”这个问题还真把我给难住了，我只好说不知道。她说，“念feng，我有个朋友叫张氏山。”我笑道，“不是普通朋友吧？！”她告诉我这个张氏山是江苏人，在北京武警某部队当班长，她和他是在王府井逛街时相撞而认识的。“他上个月回江苏结婚了，他本来不想娶哪个女孩的，可那女孩到北京来找他，并以死相逼，他是那女孩的初恋男友。”“他把那女孩送到医院后依然在犹豫是否娶她，可那女孩躺在病床上说了一句话——我把我最珍贵的都给了你，你就这样不负责任吗？”我看着苏誉的脸，她好像很替她那位朋友不平，我问苏誉，“你想过没有，那女孩也很可怜啊，你同情那女孩吗？”她说，“不，我同情张氏山！那女孩怎么能以那种事要挟男人呢，太荒唐了！”“至少她很爱你那位朋友。”“所以她更不应该以那种事为要挟呀！一个女孩只有很爱一个男人时才会把自己交给那个男人，这是很幸福的事情。”苏誉说后半句时低着头，语调很缓，像是在思考什么。我本想说，“也许‘第一次’对每个女孩都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吧”，但转念一想，和一个只是普通朋友关系的女生探讨这个似乎不太合适，于是改而言道，“也许初恋难以忘却吧”。苏誉却说，“初恋也只是一段历史，一段情感历史而已，从爱过到不爱，我觉得张氏山没什么错！”
那晚苏誉睡我的床，我睡徐鹏那张床，他的被子和床垫都没带走。苏誉躺在那张床上说，“你的床怎么摇摇晃晃的，不会把我摔着吧？！”我只好到床边把支撑床板的那两堆砖又码正了一些，当我直起身子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枕巾上有一小片报纸，那一小片报纸正挨着苏誉的头顶；我俯身去拿那片报纸的时候，苏誉“啊”的叫了一声，我问“怎么了？”她说“没事。”我转身走向徐鹏的那张床，苏誉在我身后轻轻地喊了一声，“唐龙！”“有事吗？”我再次来到她的身边，她不说话，只是盯着我摇了摇头。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苏誉正在炉子上煮着什么，见我起床，她说，“今天早餐我们吃烧烤吧，我给你烤火腿肠！”那天早餐她只吃了一个煮鸡蛋的蛋白和半根火腿肠，而我吃了三根烤得焦黄的火腿肠，两个煮鸡蛋外加她吃剩下的那颗蛋黄。那是我们在一起吃的最后一顿早餐。2002年有一次我回学校时遇到了她，她说她就要结婚了，“他是我们学校计算机系的一位师兄，人很好，你在学校时见过他的。”再后来她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说她和她老公在回龙观买了一套房子，欢迎我去坐坐。我一直没去，后来我去了浙江，我和她也再没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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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记者（之一）
北京的很多居民楼里都驻扎着各类型的公司、商店、美容院，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能节约大量的办公经费。这几年，随着北京市区的房价飞涨，很多郊县的住宅小区也被“多用途”地开发出来。老#在通州一个小镇上租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办公、住宿兼而用之。“做我们这行要选择一个好的平台，”老#说，“你们现在手上拿着的，就是我们要利用的平台”。老#说这些时，我和其他几名男男女女正翻看着一摞报纸。“软广告这几年不太好做了，”老#接着说，“但这份报纸的主管部门是国家经贸委，我们可以做的行业很多，可以针对某一个行业甚至某一个企业专门搞一个策划，关键是要找到企业感兴趣的点！”老#做媒体已经有些年头了，他经验丰富，把企业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分析得很透彻。老#也颇有口才，而且吹牛够胆，我认识老#时他35，我24，那年使2001年。”
“老#这家伙都这岁数了还不结婚，肯定经常在外面找女人乱搞！”和华似乎很喜欢刺探老#的隐私。在同事们眼中和华是个大老粗，平时大大咧咧十句话里有八句不打脑子里过。这*自认为对女人很有吸引力，每每多情得无法自控。我们的三位女同事共住一间卧室，两位“记者”，一位文员。据说记者和*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欢迎来稿（搞）”，我们都很想搞掉这几位女同事。杨大宇说，“别跟我提什么‘兔子不吃窝边草’，那肯定是一只*兔子！”洪军不屑道，“操，真没文化，你不就是想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吗？！”杨大宇是上海人，听说家境很不错，却不知为何沦落到北京，也做起“软广告”这勾当。同事们彼此熟了之后，杨大宇变成了“杨大鱼”，因为我们出差签单之后都报以“大鱼上钩”的暗号。洪军是我们所有人当中学历最高的，他研究生毕业之后在电视台做过，后来又混迹于各家广告公司，对报纸、杂志的底价颇为了解；最拿手的好戏是以“暴光”、“反面典型”等言辞要挟企业出钱做广告。
和华对那位叫“赵雪”的女记者垂涎已久，“有次我经过她们卧室门口时，听到赵雪的声音在说，‘那晚他把我顶到墙上，我都喘不过气了……’妈的，这女的太浪了！”赵雪是他老乡，可惜他并没能“近水楼台先得月”，首先搞掂赵雪的是大鱼。赵雪的业务做得太差，每个月难得有一次出差的机会，更别提签单了。有一次大鱼联系上青岛一家大型的电器集团，同事们都在羡慕大鱼时，他却把出差的机会让给了老#和赵雪。有“大鱼”浮出水面老#亲自出马这是情理之中的事，但赵雪无疑捡了个便宜。我们于是盯着大鱼说，“你小子别有所图！”大鱼笑了笑不加辩解。我们又说，“不过你得拿出真凭实据来，我们才相信你上了她！”大鱼道，“她的*算不算？”和华怒道，“算个屁！你就不会到阳台上偷她的*吗？”众人大笑。大鱼说，“如果我能拿出真凭实据怎么办？”洪军冷笑道，“到那时我们每人请你吃一顿饭。”杨大宇是上海人，听说家境相当不错，不知为何“沦落”到北京，也做起“软广告”这勾当。同事们彼此之间熟了之后，杨大宇变成了“杨大鱼”——我们出差签单之后都报以“大鱼上钩”的暗号。洪军是我们所有人当中学历最高的，他研究生毕业后在电视台做过，后来又混迹于各家广告公司。他对报纸、杂志的底价颇为了解，最拿手的好戏是以“曝光”、“反面典型”等要挟企业出钱做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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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记者
一个星期之后，大鱼把一盘磁带放进了我们平时出差用的微型录音机。一个女人的呻吟声从录音机里飘了出来，每一个正常的男人都听得出那是女人在*时特有的动听呼唤。录音机继续播报，“雪儿，你高潮了吗？”这好像是大鱼的声音。“讨厌，你把人家都弄疼了！”这是一个女人撒娇的声音。“妈的，真是赵雪这个浪货！”和华的叫嚣证明了大鱼的那盘磁带的确是“真凭实据”。
酒过半酣，大鱼严正声明，“酒钱我可以付，要喝多少大家随便！但是，今天在座的谁要是把磁带的事情透露出去谁是乌龟王八蛋！”大鱼掏出打火机把磁带点着了，我们对火发誓，决不失言。磁带事件之后，洪军对大鱼刮目相看，“你小子真有主意，这招我就想不出来！”
自从赵雪被大鱼上了之后，和华对她的兴趣骤减；他再不和赵雪套近乎、拉家常了，两人的关系俨然是普通同事。和华这家伙做起业务来很“猛”，每次出差都是一幅地主到雇农家去讨债的架势。凭借着“腰身壮、胆气豪”，这“擦边球”（在北京的很多所谓“国”字头的报纸都是打着其主管部委的旗号混水摸鱼，地方上的企业慑于各部委的声威，往往对这些“中央媒体”的记者们又惧又恨。）的优势让和华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久，一位来自新疆的女记者加入到我们这个集体。这位女记者叫韩之瑜，长着一张颇有异域风情的脸。每天晚上，韩之总是穿着一条红绿条纹相间的连衣裙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有一晚轮到和华做清洁，他扫地时韩之瑜碰翻了桌上的一只水杯。韩之蹲下身子去拾底墒的水杯时，她那一对哈密瓜似的乳房让和华尽收眼底，和华从此便爱上了她。韩之瑜第一趟差是跟随和华去兰州，采访单位是和华联系的。据说西部人民都很淳朴，为了早日和韩之瑜好事成真，和华对西部的众多企业威逼利诱；在不到三天之内他便强行让兰州一家啤酒厂接受了他的“调研”。兰州之行后和华在我们面前眉飞色舞，“上了吗？”洪军以他一贯的冷冷的语调问道。“上了床了，”和华道，“但这次只是抱了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新疆小绵羊的腿夹得太紧了吧？！”大鱼的讥笑截断了和华的喋喋不休。
没过多久，老P派我和和华去位于王府井大街的一个眼镜行采访。回来的路上，我们就戴上了他们送的树脂镜片眼镜。在一家餐厅临街的落地玻璃前，和华瞧上了餐厅里面那秋千似的座椅，“不错啊，今天晚上我就带之瑜来这里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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