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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晚她让她们班一个女生捎信给我，说在图书馆阅览室等我。我进到阅览室观望了半天楞没发现她，这时那个捎信给给我的女生也来到了阅览室，见我在东张西望，她便直接指给我看，“那不就是苏誉吗！”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到了一个不同的苏誉：一套紫色的短衣短裙，头发也剪短了。我轻轻地走到她身后，并没马上和她打招呼，她的腿是那么修长而白皙，这令我有点发呆。我拉开她身旁的一把椅子坐下，她招呼一声“来了！”却并不抬头那晚她身上多了一种淡淡的香水味，我不禁侧目打量起了她。由于是短袖，她的手臂也显得白而修长。我发现她那套紫色的裙衫质地低劣，缎面有几处还起了茸球和线头，可能是在学校附近自由市场的小摊上淘来的。

　　那一晚我们共同订下了游长城的计划，为此我特地买了一条白色的休闲长裤，还租了一部照相机、买了两个胶卷及一堆零食。游八达岭长城那天下起了小雨，但很快就雨过天晴了。只是山上的风有点凉。苏誉仍然穿着那套短衣短裙，脚下是一双黑色的高跟皮凉鞋。我对她说你真不应该穿高跟鞋爬长城，她却神秘地一笑置之。长城的台阶有的比较陡，刚开始我总是大步蹭蹭地跨过去，后来看到苏誉的高跟鞋爬坡实在艰难，我想拉着她的手帮她一把，却又感到不好意思。现在想想，那时的俺真是纯朴，呵呵。

　　又是一段陡斜的台阶，苏誉站在那有些为难，我脑子一热抓住她的小手便往台阶上迈。上了那些台阶我转身看她，我们俩眼光相接时她立即抬头看天上的云、山上的树，就是不看我。那天游长城的人很多，有时走在人群里我们并没牵着手，但她不久便会主动拉着我的手，怕丢了似的紧跟着我。那天我们分别在刻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大石头前留了影，还在好几处我们认为风景不错的地方照了合影。那几张合影洗出来后我大都给了她，她在照片里笑得很自然，而我笑得却很做作。从参观长城博物馆到下山坐车返校这一路上我们一直手拉着手。但是下了车我们便没再拉手。由于那次出游我的开销颇大，当月的最后几天我还借了徐鹏的钱，这才盼到家里寄来的生活费。

　　长城之游后一个多星期我们都再见面，但我感觉她好像在等我约她。我在一个月亮很亮的夜晚约了她。我们在学校周围默默地走了好几圈，后来我们来到一个过街天桥上，桥下的汽车带着风呼啸着一辆辆驶过。她幽幽地说，“你是不是有话对我说？”我不说话，也不看她。她又问，“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我看了她一眼，“我也不清楚。”如今我也想不起来那晚我们还聊了些什么，记忆中那晚的我们围绕着“好朋友”这个词下了很多定义，并分别作了不同的阐述。再后来，有一天晚上我从阅览室回来时，看到苏誉和一个比她矮半头的男生在教学楼前散步。我那时已然对她没有什么“特别想法”，便直接走向了他们。“在散步呢？！”我在他们身后提醒他们我来了。苏誉转身看到我时表情有些夸张的惊讶，她介绍她身边的那个男生是何许人，我只听清楚了他是高我们一届的师兄，与他握手时我只看着苏誉，那哥们的小手冰凉，好像还有些抖。

　　　。　想看书来

那晚我和苏誉
徐鹏离开北京以后，我在我们的小屋里又住了几天，然后便搬到单位宿舍去了。在小屋的最后一晚，我是和苏誉一起度过的。那天傍晚她呼我，问晚上能不能住到我那里；她的话让我生出许多的想象，以致于我没能听清楚她为住到我那里而说的一长串理由。

　　那晚我们聊到大学的一些往事，又聊了聊各自的工作和生活近况。她忽然问我，“你知道‘姓氏’的‘氏’，另一个读音是什么吗？”这个问题还真把我给难住了，我只好说不知道。她说，“念feng，我有个朋友叫张氏山。”我笑道，“不是普通朋友吧？！”她告诉我这个张氏山是江苏人，在北京武警某部队当班长，她和他是在王府井逛街时相撞而认识的。“他上个月回江苏结婚了，他本来不想娶哪个女孩的，可那女孩到北京来找他，并以死相逼，他是那女孩的初恋男友。”“他把那女孩送到医院后依然在犹豫是否娶她，可那女孩躺在病床上说了一句话——我把我最珍贵的都给了你，你就这样不负责任吗？”我看着苏誉的脸，她好像很替她那位朋友不平，我问苏誉，“你想过没有，那女孩也很可怜啊，你同情那女孩吗？”她说，“不，我同情张氏山！那女孩怎么能以那种事要挟男人呢，太荒唐了！”“至少她很爱你那位朋友。”“所以她更不应该以那种事为要挟呀！一个女孩只有很爱一个男人时才会把自己交给那个男人，这是很幸福的事情。”苏誉说后半句时低着头，语调很缓，像是在思考什么。我本想说，“也许‘第一次’对每个女孩都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吧”，但转念一想，和一个只是普通朋友关系的女生探讨这个似乎不太合适，于是改而言道，“也许初恋难以忘却吧”。苏誉却说，“初恋也只是一段历史，一段情感历史而已，从爱过到不爱，我觉得张氏山没什么错！”

　　那晚苏誉睡我的床，我睡徐鹏那张床，他的被子和床垫都没带走。苏誉躺在那张床上说，“你的床怎么摇摇晃晃的，不会把我摔着吧？！”我只好到床边把支撑床板的那两堆砖又码正了一些，当我直起身子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枕巾上有一小片报纸，那一小片报纸正挨着苏誉的头顶；我俯身去拿那片报纸的时候，苏誉“啊”的叫了一声，我问“怎么了？”她说“没事。”我转身走向徐鹏的那张床，苏誉在我身后轻轻地喊了一声，“唐龙！”“有事吗？”我再次来到她的身边，她不说话，只是盯着我摇了摇头。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苏誉正在炉子上煮着什么，见我起床，她说，“今天早餐我们吃烧烤吧，我给你烤火腿肠！”那天早餐她只吃了一个煮鸡蛋的蛋白和半根火腿肠，而我吃了三根烤得焦黄的火腿肠，两个煮鸡蛋外加她吃剩下的那颗蛋黄。那是我们在一起吃的最后一顿早餐。2002年有一次我回学校时遇到了她，她说她就要结婚了，“他是我们学校计算机系的一位师兄，人很好，你在学校时见过他的。”再后来她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说她和她老公在回龙观买了一套房子，欢迎我去坐坐。我一直没去，后来我去了浙江，我和她也再没了联系。

　　

往事2000（之三）
2000年春节返京后，我和徐鹏租了学校附近一间农民的平房住了下来。在那间不足10平方米的屋子里只有一个破衣柜和一个摇摇晃晃的桌子。我睡的那张床是大学时一位校友去年年底离开北京时留给我的。那床也有点摇晃，为了不至于在夜里人仰床翻，我在床的边沿垒上了两堆砖头。春节后的北京依然非常寒冷，白天我和徐鹏出去各自找工作，晚上回来后用一个烧蜂窝煤的炉子炒菜作饭。我们的每顿晚餐都是一起做、一起吃。鸡蛋胡萝卜汤是我们最常吃的一道菜。夜间寒冷，但我们没敢用煤炉取暖，怕的是被煤气熏得再也喝不着鸡蛋胡萝卜汤。

　　刚毕业那会我们也是租住这么一间平房，那间房里除了两张板床外别无它物。我们置办了锅碗瓢盆，买了一张可以折叠的小木桌用来吃饭和看书写字。我们住进那间四合院时正赶上一个邻居搬家，他把一个油漆班驳脱落的衣柜送给了我们那个衣柜柜面上的三块大玻璃全部掉了，三个大洞让人深刻体会到什么叫做“空虚”。我们找了几个钉子钉在衣柜里挂衣服；那么大块的玻璃我们是买不起的，衣柜上不装玻璃正好也省去了开门关门的手续。怎样把炉子里的煤烧着这也是一件难事，通常下班回来后我们都会到同院的左邻或右舍借换一个燃得红通通的蜂窝煤。起初，我们在屋子里炒菜做饭，搞得墙壁上、衣物上全是黑漆漆的煤灰和油烟。后来我们把炉子挪到院里，我们两个协作炒菜的场面便成了该院的一道风景。房东家上初三的小女儿一见到我们就笑。徐鹏有次问我，“你猜那女孩是不是处女？”我转身看了一眼那个正笑得花枝乱颤的女孩，回答道，“这我还真看不出来”。徐鹏道，“她现在很可能还是处女，但是北京女孩太开放了，此女的级别很快就会改变的。”我随口应了一句，“她明年就考高中了，应该不至于留级吧”。“或升或降，只是很难保持正处级了。”徐鹏在说到“正处”两个字时用了重音，我忽然明白了他的意思，不禁笑着又看了那女孩几眼。

　　我们买了几张大白纸盖住了黑乎乎的墙壁，我用毛笔在纸上写了些“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之类的句子。苏誉光临了一次，送了我一套十二张波音公司系列客机的明信片，还有一大袋麦片，里面带着四只塑料杯子。我和徐鹏把明信片绕墙贴了，每天都看着这些浮在云际的波音客机，也许会激励我们不坠青云之志。徐鹏虽是浙江人，但性格其实比北方人更北方。他用洗脸的毛巾毫不顾忌地擦手擦杯子、掸床上桌子上的灰尘。99年圣诞节我姐姐从广州来北京看我，晚饭后我和徐鹏去打台球，我姐帮我们收拾那间小屋。我们回来后发现小屋焕然一新；徐鹏惊奇地发现他那条黑乎乎的毛巾也被洗得恢复了原来的色彩。后来有一次闲聊时提起这件事，我姐姐有些惊讶：啊，我以为那是一块抹布呢！

　　

小师妹吴妙鲤
有一阵子我喜欢上了一位叫吴妙鲤的小师妹，她是广州人，中等个，很丰满、很柔软的那种女孩。她说她还没去过圆明园，于是我们认识不久后我就带她去了那里。圆明园的那些残垣断壁至今看起来仍然令人触目惊心，人们不难想像当年在这里曾有过多么疯狂的掠夺。一边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边却是现代化的娱乐场所。我和小师妹先去玩了卡丁车和电子枪，后来我们走进了一个人工山洞，洞里气氛阴森诡异，小师妹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挨在我身旁。大约走到一半的时候，洞内昏暗的灯光忽然全部熄灭了。我顿时也感到很紧张，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灯光却又亮了。在走到一片吊有青藤的地带时，洞顶突然落下一个面目狰狞的东西，同时一阵“嘿嘿嘿”的恐怖笑声在我们耳边响起，小师妹这时一头扎进我的怀里颤抖个不停。我定睛再向前看时，只有几根青藤在晃动。小师妹仍在我怀里闭着眼睛一动不敢动，我趁机会用力地搂紧了她。

　　从那个山洞里出来后我们又去走了迷宫，起初我们总也找不到出迷宫的路，我于是把她抱得高高的，让她寻找行之有效的出路。这样抱起她三五次后，出路是找到了，可她也搂着我的脖子不肯下来了，我只得背着她走。在一个湖心小岛散养着一群鸽子，我买了两包鸽食看着她逗鸽子玩，她玩耍时的样子非常可爱。从圆明园回来后她经常到我和徐鹏住的小屋里来玩，有一次我留她吃晚饭，切菜时不小心把左手食指切了个很深的口子，但我没告诉她，当时只是匆匆地跑到附近小商店买了块创口贴。当她那圆圆的乳房亲密地贴在我的胸膛上时，我感觉是那么的温暖。我用双手轻轻地托起那一对*，眼前的那两抹粉红令我情不自禁地叹道，“真是美妙！”她问我，“你爱我吗？”我说，“我喜欢你！”“喜欢没有爱深刻，对吗？”“这个问题太深刻。”

　　我喜欢你的名字，妙鲤，美妙的鲤鱼！我喜欢你的身体，温暖而柔软，与你在一起时我经常想，温柔也许就是温暖和柔软这两个词的简称。

　　在元旦前夕除旧迎新的气氛里，我们一起憧憬我们的未来。她问我对未来有什么打算，我说我不知道。她说她不喜欢北京，毕业后想回广州，问我愿不愿意和她一起去。我说北京是我的第二故乡，也许会离开，也许会永远留在这里。她问我为什么不考研，有高学历留在北京才有前途啊！我说这么多年的考试我都考怕了，我不认为高学历与远大前途有什么必然联系。那晚的交谈让我们彼此都感到不愉快，新年的头几天我们也没在一起度过。

　　2000年春节期间她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去“天涯海角”玩玩吧，我说我没钱付路费。她问这是唯一的原因吗，我说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她于是说那你还不考研，这样……我没等她说完便挂断了电话。我的这位小师妹对于“未来、前途”这些概念抱有浓厚的兴趣，并总是试图加以描绘。但我们在这些概念上几乎没有共同语言，如果我们讨论起这些概念，我和她的关系便显得很没有未来。如果你和一个人共同寻觅你们的未来时，发现你的未来和他（她）的未来并不一样，你会怎样抉择呢？有一首歌唱道，“你拥有你的去时来时路，我若同行，命运如何？”那个叫苏誉的女孩就从来不谈什么未来、前途，她有几句话让我印象颇为深刻：未来在我手里不在我的想象里，有时候想到的未来未必能做到，做到的却是你以前所没有想到的。　。。

毕业初的应聘经历
刚毕业那会，我和徐鹏也应聘过“销售代表”、“业务经理”之类的活儿。面视很简单，接着便是战前动员大会：“前辈们”现身说法，激励新人们振奋精神、努力工作。动员大会末了，会场总会响起“真心英雄”、“爱拼才会赢”之类的励志歌曲，音量之大让新人们晕头转向，而业务界的“前辈们”则个个豪情满怀。出发，由每一个“前辈”帮带一个新人——出发时当然会带上销售任务：或衣帽鞋袜，或者化妆品，或者珠宝首饰（当然是质量低劣的那种）。

　　在公交车上，我和我的“带头大哥”并肩而立，他神采奕奕，我心事重重。一位领带扎得跟红领巾似的哥们对我的带头大哥说，“瞧你带的新手，肯定差不了！你在瞧瞧我带的那小子，一看就是个孬样！”我的带头大哥微微一笑，优越感十足。红领巾哥们叹道，“真是强带强，弱连弱，这样下去你们的提成越拿越高，我们只能喝西北风了！”这时汽车到站了，我从我的新老同事们中挤出来，连声“再见”也没说就直接下了车。我的那位带头大哥扒开窗玻璃直喊，“还没到呢！还没到呢！”

　　几天后，徐鹏也不干了，“真受不了！对谁都得陪着笑脸，妈的！”徐鹏一般不说这种粗话，很明显是推销这个行当让他受到了刺激。但不可否认很多人“受得了”，他们拿花儿一般的笑容勇敢地贴向一张张脸或者说一扇扇屁股——这也是一种生存方式而已。我的第一位老板是一位有着络腮胡子的江苏人，他说，“之所以用你不是因为你的学历，你的学历在北京算不了什么；之所以用你是因为我看你挺机灵的，接受新东西起来应该很快。”说完这些他便问我什么时候能来上班，那天是周二。我没有说“谢谢您得到赏识”之类的话，我不认为他那是在赏识我，我回答他“下周一我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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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社会（1）
这家公司是做图书策划的，附带也做少儿歌舞及书画类的比赛。我当时所在的部门是“少儿书画比赛组委会”。公司里有一叫周廷军的*，大家平时都喊他“周经理”，但却不知道他是负责哪块工作的经理。周廷军管得很宽，图书校对他指指点点，歌舞比赛他也说东说西。每次公司会议，他还当中和老板大声争吵，却每次都被老板骂得败下阵来。这*来公司好几年了，平时的言行俨然是“二当家”；但据说其工资在公司算是中等偏下。

　　老板的外甥，一个叫“连发”的男孩，小眼睛、啊胖脸，爱好打电脑游戏、看A片，他是公司实质性的后勤部长。我和连发联手攻下了《生化危机》这套游戏之后，他又找来了好多游戏和他一起玩。有时玩到深更半夜我们就睡在公司的沙发上看A片，他说香港的*没意思，还是西欧的够劲。我在学校时从没看过国外的这种片子，沾他的光打开眼界。连发说他那玩艺儿虽然没有老外的长，但也很厉害。“你得先抚摩她，等她的小洞里流水了再插进去……”这个不到十八岁的男孩对玩女人津津乐道。他的女朋友是一个北京胖妞，他自豪地说在北京混当然得泡一个北京小妞玩玩。我们看着电脑屏幕上的“*游戏”，我问连发，“你和你女朋友做的时候就没想点别的？”他不解，“想别的干嘛，我只想把她干得叫个不停！”妈的，这个小畜牲！

　　公司里有位“诗人”叫樊新会，比我大三岁，出过两本薄薄的诗集。我把樊新会介绍给徐鹏，他们在地理上是老乡，在兴趣上是“同志”。樊新会这人不修边幅，头发老是乱得像刚跟女人打过架似的，为此他没少挨老板的数落。他的工作是图书校对，每天都得用那副近视眼近距离地审视那些图书稿件。九月底的一天上午，直到十一点时樊新会也没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