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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九大阶层调查-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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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公共医疗卫生以及社会分配等方面问题；处理好公平与效益的关系。
（2）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的理念 。第一，这是社会分化朝着良性方向发展所必需。一定社会的阶层结构，从来都是与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联系的。经济总量特别是国民收入的增加，引导着社会分化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在经济总量和国民收入下降的情况下，社会成员彼此交换其地位的总体后果是失大于得的人多于得大于失的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分化很难说是良性的，而且在较多社会成员失大于得的条件下，就会容易出现动荡。第二，这是实现高层次上的社会公正所必需。调节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最终都要靠发展来解决；只有馅饼做大了，公平分配和减少贫困才不会变成空头支票。第三，这是维护社会稳定所必需。社会不稳定与其说是源于社会分化或收入的不平等，不如说是源于国家的贫困，经济增长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因此，地方政府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提供现实的经济基础。
1980～1999年深圳的本地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增312％，超过同期全国平均增速20多个百分点，而且超过了西方国家级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的发展速度，也超过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率。 按国际上连续5年增长速度超过5％为经济奇迹的说法，深圳被国外人士称为“一夜城”就不足为奇了。从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看，经过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越来越大，增长速度会逐渐放缓。深圳的经济发展速度已基本稳定，所以特别应注重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提高。2005年深圳市委市政府作出的“速度深圳”向“效益深圳”转变的战略决策，是高瞻远见之举。但是，我们在理解上，在实践中，不要把速度与效益对立起来。时下在深圳流行的一种观点是，与北京、上海等地比较，不比经济总量，不比发展速度，要比质量，比效益。这在认识上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难道经济总量与质量、效益是鱼与熊掌的关系，不可兼得吗？世界上，经济总量大、质量、效益佳的例子比比皆是。经济总量在综合竞力中是最重要的指标，经济总量上不去，教育和人民生活才能上去。是不是深圳的经济总量已经很大了呢？虽然深圳的经济总量在国内大城市中名列前茅，但离世界先进城市还差得很远（2003年深圳GDP286051亿元，而面积比深圳小得多的香港达1592亿美元），在不进则退的竞争环境方面，只要深圳经济总量不做大，经济做强就是一句空话；不以比其他城市快的速度发展，“效益”深圳也只能是遥远的梦想。
构筑和谐深圳的对策设想（2）
（3）继续推进市场取向改革。市场化改革是社会结构变迁的主要动力。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是计划经济所内生的低效率，因此，市场化是中国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向。过去深圳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先行一步，才使深圳社会结构充满生机和活力；同样，未来只有加大改革的力度，才能解决社会结构变迁中出现的或尚未暴露的深层次问题。通过市场化改革， 社会能够有更多的资源可供分配，形成电梯效应，市场各个参与主体的责权利更加明晰，损害公正的权力的生存空间会减到最小。
二、勇于制度创新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 阶层分化和流动必须得到旨在体现起码公正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支撑和引导，才能鼓励社会个体更加勤奋地工作，鼓励个体充分发掘自身的潜力。这正是一个社会是否具有内在活力，是否能够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根本所在。
深圳社会转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只有放在制度创新的高度进行分析研究，才能找到其症结和解决的出路。因为现在的症结是， 一方面，社会分层和流动的大潮方兴未艾；另一方面，支撑这股大潮的制度供给乏力成了处理各种矛盾的一个瓶颈。这就需要靠制度创新，尽快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框架来打通瓶颈。过去，深圳之所以能在社会阶层和流动方面走在前边，就在于它既按照中央的规定动作去做，又敢于大胆去试，并成功地摸索出了一套自选动作；如今，深圳要继续走在前面，仍需要通过加快和加大创新的力度、速度和强度，对一些还在严重影响着各阶层深度转化的制度松绑。
户籍制度创新。作为中国最典型的移民城市，深圳对户籍制度问题
一直保持高度清醒和自觉，总会选择在适当时候改革户籍制度。尽管户
籍制度的坚冰已经在深圳融化， 但是社会流动特别是农民向上流动仍步
履维艰。深圳从1987年对户籍进行控制，1997年的《深圳市居民按比例就业暂行办法》，对各种行业中本地居民的就业比重作了硬性规定。 这些政策出台尽管事出有因，但仍可见户籍制度的影响。
户籍制度的改革问题目前全国范围呼声很高，个别地区已作了政策
性的调整。在各地纷纷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情况下，外来人口聚集地区
的深圳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显得落后， 深圳市相关群体、舆论界发表了
放宽户籍限制的种种意见和建议。深圳的户籍制度改革有难度，但这
种难度不一定被人们所理解，而且困难也不能当作不改革的理由。深圳
完全可以在户籍制度改革的某些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如逐步降低入户门
槛， 放宽调入政策，大量吸收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技术专长的人才，逐步
形成相对稳定的市民阶层；让非户籍人口逐步享受与户籍人口相同的福利和待遇，提高各阶层的开放度等等。
干部人事制度创新。经过20多年的改革， 以干部的级别划分作为社会分层的基础，以行政序列为基准划分社会机构的情况大有改变，但干部身份制度中的官本位思想仍根深蒂固，导致干部流动率较低，干部流动受到照顾，比如，党政机构精简过程中，常常通过组织部门向事业、企业和社会团体分流， 还没有形成人员能进能出、职务能上能下、待遇能升能降的用人新机制。干部人事制度的创新可以从多方面展开，例如，在改革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面， 要开阔视野，畅通渠道，可以公开选拔，形成人才公平竞争新秩序。
单位制度创新。单位的本质意义在于，它是一种体现着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归属关系的社会、经济、政治生产组织形式，单位与职工不是契约关系，而是一种单位全面控制和照料所有职工，职工依赖、服务于单位的复杂联系。单位制尽管不断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但现在单位组织依然强大并保持着基本特征和基本意义。由于对资源分配的控制，随意离开单位则意味着失去赖以生存的全部社会资源，从而形成了个人对于单位的人身依附关系。单位制如不能达到面向全社会的社会化程度， 个人自由流动的可能性都是微乎其微的。
社会保障制度创新。深圳社会保障体系的突出问题是经济条件本来较好的阶层得到的保障也较好，相反，那些经济条件本来就不好的阶层却得不到足够的保障。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把外来务工者纳入社会保障制度框架予以必要的保障，表明社会保障覆盖面仍较小，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障能力较低等。1998年的《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规定，非深圳户籍职工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年限满15年的，可享受按月领取养老金的待遇，这是社会保障制度突破户籍壁垒的第一个信号。
构筑和谐深圳的对策设想（3）
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才能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所有社会资源合理配置，最终推动社会进步。
二、塑造运行机制
从政治学角度看，社会分化带来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各个阶层利益指向的不一致将对政治系统运行构成很大的压力，因此，塑造向和谐社会运行的机制就显得相当重要。
1、塑造以民主政治为主要内容的利益表达机制
政治民主化程度与社会阶层发展状态是直接相关的。社会阶层分化是民主政治化进程中的重要动力， 阶层发展的空间越狭窄、阶层流动的机制越刚硬，政治民主化的程度就越低；反之，阶层伸展余地越广、阶层分化机制弹性越大，政治民主化程度就越高。因此，社会阶层分化有利于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
一个阶层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主要取决于其利益表达的力度和有效性。综观现有的利益表达机制，就会发现有一些基本的先天不足：一是有些阶层的利益表达缺乏足够的份量，难以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如作为深圳市最大一个群体，外来务工者没有自己的代言人，缺乏表达自己意见和利益诉求的机会和渠道， 利益不断边缘化，在遇到侵权或伤害时能得到的支援很少。二是有些利益表达以高度分散化和个体化的形式出现，如一些没有建立工会组织的外企工人。三是是利益的正当性与表达方式的不正当性，在外来劳务工的利益表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暴力抗法、冲击党政机关、堵塞交通、以自杀相威胁等等非制度化的形式进行的。四是一些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地位并没有与随着其经济地位的上升而同步提高。如民营企业积极参政议政，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仅近4年中，由深圳市总商会组织的民营企业家提交的人大政协议案就达320多件（1）， 但现有的政治安排与这股高涨的热情不相适应，1997年深圳市政协250位委员中，共有12名私营企业主，占委员总数的48％，市区人大代表8人，占总数的094％（2） 。
和谐社会的基础是多元，即在一个社会里，各种利益群体的诉求都能得到充分表达和尊重。因此，如何塑造利益表达机制，成了政治文明建设中面临的新课题 。第一，建立健全宽容的利益容忍机制。要承认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的存在， 承认各阶层追求自己合理利益的合法性，从制度安排上保证多元化的利益群体有诉求表达的合法途径。除了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外，还应当充分发挥民间社团的作用，使利益诉求表达的渠道不仅具有社会广泛性，而且具有群体代表性。第二， 建立健全有效的对话机制 。一个民主的社会，是阶层利益便于沟通反映的社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才、企业主、工人因阶层差异而存在的心态隔阂，往往成为引发矛盾的因由。各阶层之间相互沟通， 各阶层之间的裂痕就不会加剧。因此，通过政策法规，沟通阶层之间的交往，使不同的阶层达成相互理解十分重要。
2、塑造兼顾各方的利益整合机制
努力促进社会阶层分化和加强社会利益的整合，这是辩证的统一。加强社会整合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建立公正平等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在身份制的社会结构被打破以后，阶层划分的秉承性限制大大缩小，先天因素作用减少，后天努力的自致性因素越来越重要。关键是要以公正平等的原则，建立社会阶层分化的机制，使各个社会成员在阶层流动中获得同样的机会和同样的待遇。第二，建立健全利益引导机制。原有的利益结构被打破，新的利益关系正在逐步形成，但新旧利益关系够交替是一个渐进性的逐步完善过程；各个阶层实际利益的增加有多有少，有先有后，有些阶层还会失去某些利益。这一问题的存在不但增加了各阶层之间的矛盾，而且影响了改革的进程和社会的稳定，避免利益矛盾发展成为具有破坏性的激烈行为，必须正确引导利益流向。第三， 建立健全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堵塞各种不合理的分配渠道，确定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保证各利益主体所实现的利益取决于向社会所作的贡献。
3、塑造社会成员合理分享现代化成果的分享机制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保证所有阶层能共同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防止社会天平的倾斜。第一，建立健全合理的调控机制，合理调节社会总体利益和各阶层利益。社会应该给强势阶层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和较多的收入， 保护先富群体的发展活力，同时通过各种经济法规，约束规范利益主体的经济行为；运用再分配手段合理调节少数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通过福利政策保证社会贫困阶层和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得到生产保障和发展机会。第二，建立健全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对利益暂时受损的群体，提供一定的补偿，补偿不应是象征性的，而应考虑到群体受损的实际情况和为此所付出的机会成本，补偿要能提高这些受损群体的生活满意度。
构筑和谐深圳的对策设想（4）
三、社会政策取向选择
社会和谐发展离不开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支撑。如果说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政策追求的是效率，那么，为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所需要的社会政策， 追求的则是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均衡点，变革与稳定之间的均衡点，利益多元化格局中的利益均衡点。
20多年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基本上是在国家调整经济政策和改革经济体制的影响下发生的，国家并没有自觉到要运用相应的社会政策去引导和协调这一过程，当时国家主要关心的是经济的增长，制定了这样那样的推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经济政策，却没有注意制定相应的适于培育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社会政策。政府是由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产生的， 政府的社会政策的宗旨是实现公共利益，优化社会阶层成长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这就决定了社会政策应该是公平的，要兼顾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能对一部分人持有政策歧见，有意忽视其利益，或者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以成全另一部分人的利益。
1、让富有阶层高尚起来
对富有阶层的大多数来说，他们的成功是与他们付出的辛苦努力、承受的巨大努力分不开的，但不必讳言，他们中有些人不是靠守法和自己努力先富起来的。加上“问题富豪”的不断落马，长期以来富有阶层在中国公众中的形象欠佳。在这种情况下，富有阶层应该对自己的社会角色有深刻的认识，对自己的社会责任有清醒的理解，不要使沦落为一种拜物教；政府也应该用社会政策让他们做一个高尚的富人，而不是自私自利的暴发户。第一，要建立并不断完善平等竞争机制，防止少数利益集团通过特权和垄断聚敛社会财富， 对各种非法收入采取法律手段，予以坚持取缔，使利益分化和阶层分化成为一种规范化、制度化的社会生活常态。第二，实行个人所得税甚至累进所得税，对高收入者消费的货物和服务征收高额间接税，限制奢侈需要的无限增长；消除隐蔽的高收入现象，即以货币为统一尺度，取消以实物为主的补贴制。第三，鼓励和支持富有阶层开展捐赠及慈善等公益事业， 富裕者的捐款，除了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外，还要让捐款人觉得有利可图， 既可扬名，又能取得良好的社会和商业信誉，捐款捐得值，他们的热情就会高涨。最终使富有阶层树立这样一种高尚意识：公益事业是竞争、优化配置资源、获取社会资本的一种新理念，是一种财富最终是属于社会的而不是属于个人的新认识。
2、让中产阶级壮大起来
尽管深圳在以职业结构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等级分化方面已趋向于橄榄型，但还存在着以下问题。第一， 与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的中产阶层达80％相比，深圳特区中等收入者阶层在社会阶层中所占的比重还不大，尚未形成中等收入阶层占主体的社会， 中下层、下层占的比例仍在65％左右， 特区以外中等收入者的比例会更低， 而且还是一种比较低层次的中等收入者阶层。第二，在收入分配结构上离橄榄型还有较大的距离。深圳的家庭月人均收入分布结构表现出顶部尖小、底部庞大的类金字塔结构，74％的人的家庭月人均收入在平均线以下，最高收入组的家庭月人均收入是最低收入组的14倍，这两组数字与经济较落后的贵州镇宁县相当。深圳现阶段的中等收入者阶层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质量不是太高而是太低。提高他们的比重，提高他们的素质，有赖于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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