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妾大不如妻-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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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朝法律对妇女权益及地位的界定
（一）在室女的法律地位
中国古代凡女子在父母家，尚未适人者，即称之未嫁女，又称在室女。关于未嫁女的名分，受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未嫁女在家服从祖辈、父辈，即“未嫁从父”；另一方面，又受“长幼有序”的伦理影响，同辈中年长之女（姊），不仅对年幼之女（妹）享有相对较高的地位，即使对年幼之男子（弟），有时也有优势。正如赵凤喈所言：“中国的礼教，素重视伦常，而‘长幼有序‘，即五伦之一。故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虽较同辈男子为卑逊，而长幼之名分，仍然保持。”＇5＇（P8―11）明代对于“诸殴兄姊者”判刑较重，与唐宋律相似。可见，明代为人女的法律地位，首先是服从父辈，而在同胞兄弟姐妹中，主要依“长幼之序”划分其地位的高低。
1、在室女的财产继承权
在我国古代社会，未嫁女按照“长幼有序”的伦理，确定了她们的名分地位，但是在财产继承权上，未嫁女不再享有“长幼有序”的特权。因为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男子是法定继承人，而女子则不是法定继承人。直到唐代，对女子的继承权才从法律上予以承认。唐代《开元令&；#8226；户令》规定：“诸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其未娶妻者，别与聘财，姑、姊、妹在室者，减男聘财之半”。由此可见，唐朝在室女有财产继承权，在份额上依法律规定获得未婚兄弟聘财的一半。
明律是这样规定未嫁女的财产继承权的，“果无同宗应继者，所生亲女承分。无女者，入官”。＇6＇（户令）也就是只有在户绝的情况，才承认未嫁女的法定继承权。可见在非户绝的情况下，未嫁女还不能享有财产继承权。唐宋元朝的法律也都承认在户绝情况下，财产由女继承。所不同之处，唐代《开元令》中“姑、姊、妹在室者，减男聘财之半”的规定表明，在非户绝的情况即可享用。宋代的《丧葬》令规定“若亡人在日，自有遗嘱处分，证验分明者，不用此令”，即父母可以用遗嘱的方式，给予或剥夺未嫁女继承遗产的权利。而元代则明确规定户绝，女可继承。可见，宋时还受遗嘱的制约，元代则享有绝对的继承权。相比之下，明律对此规定稍嫌苛刻，那就是必须在“无同宗应继者”的情况下，女子方可继承。这种有条件的继承比之唐、元代的法律规定，无疑是女性继承权的削弱。总之，明代未嫁女的财产继承权较之前代大大削弱。
2、在室女的定婚权及违律嫁娶范围的扩大
定婚虽是当事男女本人之事，但传统习俗和法律，却认为这是双方家长之间的行为交涉，一般很少顾及个人。因为在“父为子纲”以及“在家从父”的纲常伦理下，男女双方的家长才是婚姻的实际主持者。因此，法律对于婚姻的违例行为，一般不追究男女本人的责任。
唐、元、明、清律关于定婚的条例一般都是规定对“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的许嫁女，对许嫁女实行处罚，只是在量刑上稍有差别。对于许嫁女另许他人，各朝仍视为违法行为，对此女及后夫实行处罚外，又都无一例外的规定：“女归前夫，若前夫不娶，女家还聘财，后夫婚如法。”可见，在定婚的效力上，明代的妇女与前后朝代的妇女基本一致。
明朝对于嫁娶违律的规定上，范围有所扩大。嫁娶违律是指对于违反法律规定的嫁娶，应当依法予以解除，且处以相应的刑罚。与唐代相比，《唐律》户婚律规定了同姓（同宗）为婚、尊卑为婚、良贱为婚、娶亲属之妻妾等八种情况属于违律为婚、应行离异。明朝在《大明律&；#8226；户律&；#8226；婚姻》中的规定，在唐律规定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典雇妻妾、娶乐人为妻妾及僧道娶妾等条。
在娶亲属之妻妾一条中，元朝蒙古族有“收继婚”的风俗，父死子可以收其庶母，兄亡而弟可收嫂，不准弟亡而兄收弟妇。由于“收继婚”是蒙古族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对广大蒙古族妇女造成必须接受的婚姻事实，大大限制了她们再嫁对象的选择。而《明律》则坚决矫正这一“胡风”，对“收继婚”的处罚大为严厉，“若收父、祖妾及伯叔母者，各斩；若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妇者，各绞”，这一规定符合汉族的风俗习惯，对明代妇女的再次婚姻缔结，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3、在室女的退婚权
定婚之后而解除婚约，称为退婚或悔婚。明律规定女性可以退婚的三种情况：即“妄冒”、“犯奸盗”、“男家故违成婚期”。其中，“犯奸盗”是明朝开始制定并实施的，而“男家故违成婚期”始于元朝，明清因袭。
这三种情况在明朝具体表现为：首先，男犯罪的情况。“其定婚夫作盗及犯徒、流移乡者，女家愿弃，听还聘财。”＇6＇（刑令）第二，订婚后男子无故五年不娶女子。“无故五年不娶及夫逃亡过三年不还者，并听经官告给执照，另行改嫁，亦不追财礼。”＇6＇（户令）三是在男家妄冒。“男家妄冒者，加一等，不追财礼。未成婚者，仍依原定；已成婚者，离异。”＇7＇（卷六）
可见，在退婚方面，明代女性较之于以前几个朝代，权利更为广泛，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妇女的婚姻方面的权利。
（二）为人妻的法律地位
在古代社会，妻的概念很宽泛，既包括正妻，即通常所说的“主母”，此外还有妾、媵。限于篇幅，下文所讨论的“为人妻”特指正妻。
1、妻的人身权
在明律上，“夫尊妻卑”表现在夫妻相互犯罪时的“同罪异罚”，这必然造成妻子的人身权的损害。如妻子殴打丈夫，“杖一百”，至折伤以上，“各加凡人三等”；而丈夫殴打妻子，“非折伤，勿论”；“至折伤以上，减凡人二等”。在《唐律&；#8226；斗讼律》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可见，在夫妻斗殴中，在相同的斗伤程度下，法律对妻子的处罚，远远重于对丈夫的处罚。更有甚者，丈夫过失殴杀妻子，唐、宋、明、清律一概列为“各勿论”。可见，各朝法律都把妻子视为丈夫的私有财产，甚至妻子的生命也得不到保障。妻的人身权的缺失明显体现了明朝法律中“夫尊妻卑”的基本原则。
2、妻的财产权
唐朝，妻的财产权既包括出嫁时的嫁妆，也包括“户绝”情况下，依法继承本家家产。唐文宗开成元年《敕节文》规定，户绝时“无男空有女，已出嫁者，令文合得资产”＇8＇。元朝的妇女，一般可以自由处分嫁妆，《元典章&；#8226；户部》“五弟兄分争家产事条例”规定：“应分家财，……妻家所得财物，不在分限”；但对于改嫁的妇女，其随嫁妆奁“一听前夫之家为主”，并不许随身搬取。＇9＇
明代基本上继承了元代的法律规定：“凡妇人夫亡无子……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6＇（户令）对于寡妇守节者则允许其继承遗产，同时还作出“合承夫分”的规定。可见，明律规定妻子实质上没有财产权。
3、妻的离婚权
唐以后法律把“若夫妻不相和谐，而两愿离者”作为离婚原则。此外，明朝还规定“凡妻无应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杖八十。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减二等追还完聚。”＇7＇（卷六）这“七出”又称七去，或七弃，指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多言、窃盗。这是中国古代传统之休妻条件，即男子可以主动提出离婚。而“三不去”是指“有所娶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三种情况。这是古代法律对于出妻所作的限制性规定。明律继承了这一规定，在一定范围内维护了妇女的权利。但在实际情况中，若妇犯恶疾，犯奸，“三不去”的限制往往无效。
明代法律规定在下列情况下，妻子可以向丈夫提出离婚：
第一、夫纵容或强迫妻、妾与人通奸明律中详细规定，“凡纵容妻、妾与人通奸，本夫、奸夫、奸妇，各杖九十。抑勒妻、妾及乞养女与人通奸，本夫、义父，各杖一百，奸夫杖八十，妇女不坐；并离异归宗。”＇7＇（卷二十五）唐宋律没有此项规定，元律中开始有这种规定，即丈夫接受钱财，纵容、逼迫妻子为娼，法律判女子离婚。可见，明朝法律支持为人妻者在遭夫抑勒与人通奸或殴打折伤时，可以主动诉诸法律，以求摆脱因婚姻而遭受的物质和精神折磨。这些规定使妻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受到了法律的保护，与唐宋朝代相比是一大进步。
第二、夫逃亡过三年者《明律》中规定，“夫逃亡过三年不还者，并听经官告给执照，另行改嫁，亦不追财礼。”唐宋律没有此项规定，元律在这种情况下大多命令有关部门劝告此夫，但不得断离。明朝法律明确规定夫逃亡过三年，妇女就可以改嫁，并由官府出面发放执照，保障了妇女的这一权利；而不追查财礼，又对妇女的情感损失作一定的物质补偿和心理抚慰，体现里极强烈的人文关怀。
第三、殴妻至折伤以上《明律》中规定，“其夫殴妻，非折伤，勿论；至折伤以上，减凡人二等（须妻自告乃坐）。先行审问，夫妇如愿离异者，断罪离异；不愿离异者，验罪收赎。”＇7＇（卷二十五）唐、宋律并不以此作为妻呈诉离婚的理由。元律中开始有“诸以非理殴伤妻妾者。。。。。。并离之”的规定。明代夫殴妻致折伤以上，可以构成妻子提出离婚的理由。当然离婚与否并非完全按照妻子的意愿，丈夫还是有愿否之权的，但这并不意味暴力丈夫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可见，与唐、元、宋相比，明代妇女在遭受到家庭暴力的侵犯时，可以寻求法律的援助提出离婚的申诉，并对丈夫进行法律的惩戒。
第四、典雇妻子唐、宋律无此规定，元律虽然禁止用钱典雇妻妾的规定，但并不作为妻子离异的理由。《明律》规定：“凡将妻妾受财典雇与人为妻妾者，杖八十。……知而典娶者，各与同罪，并离异，财礼入官”＇8＇（卷六）。明朝法律严重打击典雇妻妾以及典娶他人妻妾的行为，维护了妇女的尊严。
第五、被夫之父母非理殴伤明律规定；“祖父母、父母。。。。。。若非理殴子孙之妇。。。。。。致令疾废者，杖八十，笃疾者，加一等，并令归宗。”元律中有类似的规定：“若妻不为父母悦，以致非理殴伤者，罪减三等。”相比较，明律增加了殴伤的程度，对女性的要求稍显苛刻。
从妻的人身权、财产权的规定来看，明代“为人妻”的法律地位，基本上沿袭汉代以来传统社会中家庭主妇的身份和地位，即遵循“三纲”之一的“夫为妻纲”的原则，从而形成了法律上“夫尊妻卑”的局面。但是明代的关于离婚权的范围有了扩大，透露出一定的维护妇女权利的信息。
（三）明代的女性犯罪及女犯宽宥
1、奸非罪的处罚：
和奸是指男女婚外自愿通奸，与强奸相对而言。唐宋律对男女和奸者，男女同罪，皆徒一年半，但若女子系已婚有夫者，则男女各加一等。而明律规定“凡和奸，杖八十；有夫，杖九十”，并规定“和奸者，男女同罪。奸妇从夫嫁卖。其夫愿留者，听。但不准嫁卖与奸夫。”＇9＇可见，明律对于和奸较唐宋减轻了处罚；但对有夫之妇加重处罚，从而维护了妇女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
明律对于妻、妾与人通奸的处罚非常严厉。丈夫“与奸所，亲获奸夫奸妇，登时杀死者，勿论。若止杀死奸夫者，奸妇依律断罪，从夫嫁卖。”其妻、妾因奸同谋，杀死亲夫者，妻妾则会被“凌迟处死，奸夫处斩。若奸夫自杀其夫者，奸妇虽不知情，绞。”＇7＇（卷十九）
强奸是指男子对女性的施暴行为，女子是受害者。明律规定“强奸者、绞；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强奸者、妇女不坐”，＇7＇（卷二十五）这较唐律“强奸未婚女子徒二年，强奸已婚女子徒二年半”，处罚加重了。这在一定的程度上打击了罪犯的施暴行为，保护了妇女的人身安全。
2、对于女犯的宽宥：
在传统社会，由于女性被视为弱者，从而流行“妇人无刑”的观念。这反映在历代法律和司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女犯采取某些宽宥。明代对于女犯也实行较宽大的政策，具体规定如下：女犯收管，即“除犯奸及死罪收禁外，其余杂犯，责付本夫收管。如无夫者，责付有服亲属、邻里保管”＇7＇（卷二十五）；在单衣受刑，即“凡妇人有犯奸罪，去衣受理，余罪单衣断决，并免徒、流、刺字。”＇6＇（户令）；孕妇产后行刑，即“若妇人怀孕，犯罪应拷决者，依上保管，皆待产后一百日拷决。”＇7＇（卷二十五）；妇女不坐，即“凡妇人有犯私盐，若夫在家，或子知情，罪坐夫男。”＇7＇（卷八）在《典雇妻女条例》也有妇女不坐的表现，“若妇人有犯，罪坐夫男，若不知情及无夫者，男止坐本夫，照常发落。”＇7＇（卷六）
对于女犯宽宥的规定，有些虽然出自封建社会维护纲常的考虑，反映出“男为主，女为从”的社会形态，但在实际中确实起到保护妇女自身安全的作用。在古代刑法之执行上不仅没有贬损妇女的意图，反之，在律法构成的理念上，特别对妇女的“尊严”有所考虑与维护。
二、明朝法律的实践及社会中的实际情况
从实际生活中看，明朝妇女在婚姻上的法律地位有了明显提升，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女性有了一定程度的婚姻自主权。在男权至上的封建社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信条，导致女性婚姻的不自由不平等。而明代的一些女性在爱情对象的选择上，逐步摈弃“媒妁之言”、“门第相当”的旧原则，公开追求婚姻方面的自主权利。明代李开先在《村女谣》中描绘了一村女择偶观的变化。“东庄有个红娥女，不嫁村夫田舍郎……一心嫁在市城里，早起梳头烧好香。”显示出村女对城市悠闲富足生活的向往。尤其是一些知识女性，追求婚姻自主，在择偶标准上注重对方的品行、外貌和学识。如张红桥在选婿时“欲得才如李青莲者事之”，非常注重对方的才学。（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册，古籍文学出版社，上海，1957年，P739）有的妇女还不顾家长的反对，解除包办婚约，甚至与如意郎君私定终生。《列朝诗集小传》中记载着呼文如的故事。呼文如是明代的一个营妓，知诗词、善弹琴。她与丘生一见如故，私定终身，约定在丘生罢官之后嫁给他，并写下“一官生罢去，是妾嫁君时”的诗句。这段爱情遭到呼文如父母的反对，呼姬毅然逃走，经过三百多里的长途跋涉，寻找到丘生，大胆决定“明日，以书报其父，乃委成礼焉。”＇10＇（P745）两人终于冲破家庭的阻力，结为伉俪，从此过上“夫妇诗词唱和”的美满生活。这两个事例表明，一些明代的女子在选择配偶时，不再屈从父母的意愿，表现出一定的择偶自由权。
有许多文学作品，反映了女性大胆追求理想的伴侣，反对无爱的买卖式婚姻。李莺莺和张浩的爱情故事也如此。张浩才华出众，深得出身于宦门之家的李莺莺爱慕，于是莺莺主动示爱，多次传书张生月下私会，并且暗结连理。在遇到父母反对的情况下，她先告之“女行已失”的真相，并写下诉状，慨然陈词两人已有私约在先。最后龙图阁待制只好“曲与成之”。＇11＇（P258）名妓杜十娘看中宦家子弟李甲，毅然赎身从良；莘瑶琴被卖油翁的真情所打动，不嫌其贫穷而爱上他。罗惜惜与张幼谦、乐和之与顺娘都是在破坏封建传统观念的同时，建立起纯真的爱情。这种感情超越了等级贵贱，超越了父母之命，超越了节烈贞操，具有个性解放的要求，并反映了妇女们进步的婚姻观念以及在定婚上的自主权。
其次，妇女离婚与再嫁相对自由。明代虽忌讳离婚，而妻子因为贫穷或其它原因提出离婚的情况，还是存在的。《罪惟录&；#8226；马逵传》记载，明朝初年，马逵远征，在昌邑“重自刻责，蔬食水饮，率不能继”，他的妻子不堪忍受这种穷困潦倒的生活，大胆请求离去。马逵很是生气，但最终还是听之离去。明代妇女主动提出离婚的现象尽管不是普遍现象，但她们敢于摆脱不幸婚姻的羁绊，去主动追求相对幸福的婚姻生活，这无疑具有相当进步的意义。
明代法律规定寡妇改嫁由公婆作主，但明朝社会风气大变，妇女在实际生活中有了较宽泛的再嫁权。女教书对于寡妇守节与否，认为应由自己作决定。如《温氏母训》上说“少寡不必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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