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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卫平像演员一样冲进赛场向裁判怒吼，随后，绿城队全体队员在他的带领下立即罢赛，六分钟后才继续比赛。
　　正是在这推迟的六分钟里，长春亚泰“凑巧”连进了两个球，凭借总积分相同、净胜球领先一球的优势，成为当年甲B的第二只升班马。
　　杭州黄龙体育场愤怒了，球迷站在看台上怒骂，同时高喊着：“假球，假球！”
　　这样的结果让陈培德震怒，他打电话质问宋卫平。
　　宋的回答却十分委屈：“我真没想到会这样！我没控制住，是球员出卖了我们！”
　　宋卫平随后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开除五名“消极不作为”的球员。当着众多媒体的面，宋卫平冲这几名球员大发雷霆：“你们什么都能卖，为什么不去卖爹卖娘？！”
　　宋卫平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媒体和球迷都在质疑他。他也在申辩，但这些都没有事实更具说服力，因为长春亚泰得以升级，完全是凭借最后六分钟的两个进球，而出现这延时的六分钟，“演员”和“导演”都是宋卫平一人兼任的！
　　2001年10月16日，中国足协针对甲B最后两轮的不正常比分，取消了长春亚泰队升A的资格，同时取消了2002年成都五牛、四川绵阳、江苏舜天、浙江绿城和长春亚泰队参赛球员2002年的注册资格，主教练停止工作一年，并将四川绵阳降入乙级。
　　这五支球队，被冠之以“甲B五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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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利用谁
米卢带领中国队冲进世界杯，国家队没有了悬念后，国人开始把目光集中在甲B赛场上的这场鼠疫上。
　　当时，群议纷纷：足协为什么不请求司法介入，而是用行规替代法律？这是姑息养奸，还是自我保护？再者，杭州那场比赛，“真凶”究竟是谁？是绿城队里那些吉林籍球员，还是宋卫平？
　　宋卫平承受着巨大压力。他必须减压，他需要同盟。于是，他想到了广州吉利足球俱乐部董事长李书福。
　　宋卫平知道，老李正指着黑哨的鼻子大骂，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2001年12月14日下午2点，杭州。
　　浙江世贸中心二楼会议室内，高悬着“2001年浙江足球媒体见面会”的横幅。宋卫平和李书福、桂生悦（吉利俱乐部总经理）三人并排坐在主席台上。
　　这次见面会，还有个值得玩味的插曲。宋卫平邀请李、桂来杭州开发布会时，曾劝说李书福主要以吉利的名义召开：“吉利已经退出足球，我们绿城还要在圈里玩，给我们留点儿后路。”
　　李书福同意了，宋卫平立刻布置工作人员以“吉利退出足坛——浙江媒体见面会”的形式给几十家媒体发了邀请函。
　　当天上午11点，发布会就要开始了，李书福变卦了，他打电话给宋卫平：“吉利退出足坛的消息已经宣布过了。这事是你邀请发起的，不要以我们的名义了，或者找个折中一点的……”
　　于是，发布会就改成了“2001年浙江足球媒体见面会”。
　　李书福不是吃白饭的，他隐约感到宋卫平有“借刀杀人”的迹象。比如，在会场布置上，宋卫平坐台下，李书福、桂生悦和主持人坐台上——这阵势是不是有点儿奇怪？
　　宋卫平被请到主席台上。他和李书福、桂生悦在记者们的闪光灯里开始爆料。
　　宋卫平说，自己一个赛季送出的钱能有几十万元……
　　桂生悦介绍着送黑钱的方式和过程：送钱分主动和被动两种。有时比赛前有人打电话找我们，说能搞定裁判，这些人都是圈里人，也都是熟悉了解的人，否则我们的钱给他也不放心；有时，遇到关键比赛我们会主动出击，找途径，直接找裁判；也有极个别的情况，那就是在特殊的比赛前，有裁判直接找我们要钱……
　　宋卫平接着说：“很多比赛结局是事先设定好的，绿城主场赢的几场球都是这样。”他说，“看到几万名球迷在那里欢呼雀跃，我真的有一种犯罪的感觉。我们在欺骗球迷。”
　　三人都表示，他们手里还有更多关于黑哨的证据，会在适当时机公布。
　　李书福是吉利集团董事长。2001年2月，该集团与广州签署协议，入主广州足球队。可在同年10月4日，他们就宣布退出足坛。李书福为何这么快与广足“离婚”，并且在离开足球圈后仍致力于足坛打假扫黑？这同样源自一场不公布的比赛。
　　杭州黄龙体育场发生那场闹剧前一周，即2001年9月29日，中甲倒数第二轮。上海中远队对阵广州吉利。这场比赛同样关键。上海中远队取胜，就可以提前一轮晋级甲A；而广州吉利只要战平，就能够继续保持冲A的可能性，否则将彻底无望。
　　依照足协相关规定，每场比赛的裁判在赛前都是保密的，可广州吉利与上海中远比赛前一天，上海一家报纸披露，这场比赛将由北京籍裁判张建军执法。
　　最初，广州方面以为这是假新闻，可没想到站在赛场上的果真是张建军。
　　比赛快结束时，双方比分仍是2∶2。吉利队队员以为大功告成，他们放慢了比赛节奏，可就在比赛马上要结束时，意外发生了。第90分钟，中远队外援马克接队友横传，进球，3∶2。吉利队队员认为马克当时处在越位位置，应判进球无效。场上队员纷纷走下赛场，以罢赛相抗议。在等待了九分钟后，主裁判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音，中远提前一轮冲A成功。
　　这一天是国际足联的公平竞争日，但在李书福看来，它却被裁判无情地践踏了。这场比赛结束后，广州吉利队主教练周穗安认为，张建军至少漏判了上海中远队的两次严重犯规，其中至少应该包括一个点球。
　　李书福受到了不公平待遇。他在赛后对当地媒体说：“在我眼中，原来以为足球踢来踢去的，很简单，可介入不久让我大吃一惊，一场球一百万、二百万地行贿！”
　　

阎世铎是浇油还是灭火？
宋、李联手打假扫黑取得初步成果，宋卫平热情欢迎新华社记者介入。
　　当新华社两位记者杨明与方益波介入后，宋首先向两位介绍：“截至2001年12月底，我已给几个曾收过钱的裁判打了电话，交代两点，一是把收了的钱退回来，二是写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他们可以匿名，也可不用手写。还向几个裁判承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把退钱裁判的名字告诉别人。”
　　宋卫平还说：“已经有一个裁判主动交来了钱和忏悔信，存放在浙江省体育局。”随后，在陈培德的办公室，杨明和方益波看到了打好封条的四万块钱，以及一封电脑打印的忏悔信。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当年很精彩地描述了风雨欲来的杭州城：
　　2002年1月1日，“反黑风暴”已经变成了跨年大戏。几十名记者留在杭州，期待着能有最新的消息。当天，陈培德先后找了宋卫平和李书福，希望他们能拿出更多向裁判送钱的证据，推动司法对黑哨事件的介入。
　　宋卫平回答说时机不到。
　　李书福更是直白地问陈培德：“材料交了，我不也得去坐牢吗？我坐牢了，我企业的职工怎么办？”李书福的反问，是当时最大的难题。
　　俱乐部向裁判送钱，没有任何物证。如果只凭俱乐部出具一份证明，说明曾向哪些裁判送过钱，只要对方坚决否认，不但无法构成裁判的受贿罪，反而坐实了揭黑者的行贿行为。
　　在商界身经百战的两位俱乐部老总当然不会那么傻。
　　陈培德反复劝说李书福，让他先把材料准备好，或者马上交出来，或者等待司法介入后就交。
　　李书福想了想，同意了。
　　陈培德拨通了方益波的手机，告诉他最新的进展。
　　话筒对面也传来了好消息。方益波和杨明正与宋卫平在一起，他们也把宋的工作做通了，要陈和李快过去和他们会合。
　　元旦的后半夜。介入反黑核心的几个人达成了一致。两个俱乐部老总交出的，会是一份什么样的证据，它的杀伤力会有多大呢？
　　2002年1月5日，足协副主席阎世铎飞抵杭州，了解反黑的新进程。一到杭州，阎世铎就把自己“藏”了起来，谢绝了一切采访。只是在最后，开了一个只有短短十分钟的新闻发布会。会上，阎世铎说：“这次收获非常大，比预想的还要大。”说完，他和陈培德紧紧地握了一下手。
　　人们都在猜测，阎世铎究竟在杭州拿到了什么证据？第二天的媒体上，种种猜测版本不一而足。而陈培德和阎世铎这两位体育官员在“反黑风暴”后的第一次握手，也被媒体放大了象征意义。
　　第二天，杨明拿到了这份证据。把证据交到他手上的，正是绿城队负责给裁判送钱的中间人方信忠。“这是个老实巴交的人。”杨明这样回忆方给他留下的印象。全部的“证据”，只是一张盖着绿城俱乐部公章的打印纸，写着八名裁判的名字，以及给他们送钱的日期、金额和场次。此前，杨明已经得到了吉利提供的名单，涉及四名裁判。这样，将两家俱乐部交出的涉嫌“黑哨”名单累计迭加，涉嫌“黑哨”的裁判总共达到了九人。
　　名单共有三份：一份掌握在足协手里，一份交给了新华社，还有一份交到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组。球迷和媒体纷纷呼吁，希望尽快启动司法程序，介入“黑哨事件”。很多人认为，有了这份名单，那些“黑哨”受到司法制裁，将没有障碍。
　　宋卫平手里涉嫌收黑钱的裁判名单，着实吓坏了中国足协。
　　表面上，阎世铎亲赴杭州声援打假，但足协一开始就琢磨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2002年1月23日，在足协召开新闻发布会，足协副主席南勇说，只要主动认错、退钱并检查深刻的裁判，足协将不予曝光，并继续使用……
　　无疑，足协把扫黑又上升到了“政治高度”，这种政治不仅考虑到足球关系到社会的安定与和谐，也关系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他们的政治是，2002年是世界杯年，中国足球的丑闻一旦闹大了，足协的乌纱帽将会被摘掉。当然，也说不定顺着“黑哨”挖下去，会挖到隐藏在足协里的“黑官”。
　　偏偏在此时，上海中远状告《球报》的官司胜诉。
　　现在回忆七八年前那一系列戏剧性情节时，我都怀疑当年的足协是在两条战线作战。一是使出浑身解数来扑灭杭州燃起的扫黑大火；另一个战场是，他们怂恿或唆使上海中远状告《球报》，以达到敲山震虎、围魏救赵的目的。
　　事实上，中远状告媒体的胜利，无疑是对裁判一方无声的支持。
　　闻听这个消息后，几名不时被媒体点名，或已进入宋卫平涉黑名单的裁判，纷纷向媒体或宋卫平、李书福发来律师函。
　　大意是：这是法制社会，如果你们再不负责任地说话、报道，你们将以诽谤罪或侵害名誉权的理由被告上法庭。
　　人们疲惫了，麻木了，悲观了，绝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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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捏造的忏悔信？
只是，在任何一件引起公众瞩目的社会事件中，如果某些足球管理部门不想视民意为粪土，最终都会找出一两只替罪羊宰杀，以达到息事宁人、天下太平的目的，从而也完成对法制社会最蹩脚的注解。
　　2002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打假扫黑迎来了转机。
　　在2002年1月初的浙江省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陈培德与另外四十一位代表一起提交了《司法介入足坛打假扫黑》的议案。全国“两会”期间，这份议案略经修改，又由浙江省人大代表、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毛昭晰交到了提案组。同时，占旭刚的教练陈继来也以人大代表身份提交了议案，要求司法介入足坛扫黑打假。
　　2002年3月14日，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韩杼滨专程通报了事情的进展——2002年2月25日，最高检下发了通知，要求依法处理足球“黑哨”。通知上第一次明确，对于足球裁判的受贿行为，可以依照《刑法》第163条，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依法逮捕，提起公诉。
　　这一通知被视为最高检察院针对“黑哨”出台的司法解释。司法介入扫黑，由此不再存在技术障碍。司法真的介入后，人们才发现过去那些传闻都没有法律意义，整个扫黑斗争给司法留下的唯一证据，就是曾放在陈培德办公室里的那四万元钱和一封忏悔信。
　　我们不妨欣赏一下这封忏悔信。
　　一个来杭执法裁判的自白
　　我是一名裁判，曾经来杭州执法过绿城主场的某一场比赛，也曾经通过中间人接受过绿城主场的黑钱，对吉利和绿城两个俱乐部敢向中国足坛的黑暗势力发起挑战的勇气，表示由衷的敬佩和赞赏。特别是绿城，因为他们明年还要参加甲B联赛。
　　我执法足球联赛多年，吉利和绿城所讲的“假球”和“黑哨”的确存在。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虽然我执法的初衷不是这样，也不愿是这样，但一旦进入这个所谓的“圈子”，就身不由己地参与了这种罪恶的交易。每参加一次那种罪恶的交易，我都会受到一次良心的谴责。现在两个俱乐部不惜受到打击报复，敢于向中国足坛的黑暗势力发起挑战的行为，深深地震撼了我。在我心底的良知还没完全泯灭之前，我也要站出来就这件事谈谈我个人的感受。
　　我现在写的这份材料，不知道会给我带来怎样的结果，但我还是愿意从我做起：一、退回通过中间人收取杭州主场的“黑钱”。二、对吉利和绿城现在向中国足坛的黑暗势力发起挑战表示坚决地支持。由于我深爱足球这项运动，所以请谅解我以匿名的身份写这份材料。通过这次事件，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全国的裁判们，都会受到震撼，会接受教训。我也呼吁全国的足球裁判都从自我做起，坚决抵制“假球”、“黑哨”，这样中国足球才会真正有希望。
　　一个还有良知的裁判
　　2001年12月17日
　　匿名信的主人很快浮出水面，他就是国际裁判、首都体育学院教师龚建平。
　　2002年3月15日，龚建平被羁押，同年4月17日被批捕。经审理，龚建平被确认有九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三十七万元。2003年1月29日下午，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法院当庭宣告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龚建平有期徒刑十年。
　　同时，足协也作出了惩罚规定，对六家被认定有行贿行为的俱乐部进行罚款，禁止替俱乐部送钱的六人从事足球活动。
　　2004年7月11日，龚建平在服刑期间意外病逝，年仅四十四岁。
　　仅入狱17个月的龚建平走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有幅挽联，上联：人垂泪天降雨旷世奇案皆知晓，下联：卧花丛弃俗世众友相送早成仙，横批：天人共悲。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说当初龚建平案“旷世奇冤”只是他亲朋们主观判定的话，现在，那幅挽联流露的观点已为大多数人接受。
　　自发给他送行的球迷有五六百人，人们为他送上鲜花，洒下泪水。这一切都表明，人们对龚建平这个“黑哨”的情感不能用恨来表达了，人们开始宽容他的罪行、理解他的情感，甚至钦佩他当年敢于站出来的勇气……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足坛亦然！
　　在2004年7月13日龚建平的遗体告别仪式上，龚建平当年的辩护律师王冰还在沉默。可随后，他以一个律师的责任意识，不想再三缄其口了。面对记者，他说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秘密——龚建平那封忏悔信是假的！
　　王冰说：“所谓的忏悔信是不存在的！我第一次会见龚建平时他就对我说，他根本没有写过什么忏悔信，那封信是有人捏造、伪造出来的。龚建平已经招供了，关于赃款等情况都没有隐瞒，所以没必要在这件事情上撒谎。我相信他这句话。”
　　那么，是谁捏造了这封忏悔信？
　　这个答案恐怕只有杭州的宋卫平知道！
　　第十一章？“渝沈之战”的台前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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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与演员合作（1）
在做足球记者的生涯里，经历过无数次采访，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但给我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那就是两次被人在体育场里扯起巨幅标语辱骂：第一次是1998年在沈阳市人民体育场，另一次是2005年在深圳的中超赛场上。
　　当时，沈阳海狮队的那场甲A赛事正准备开球，忽然南看台扯出一幅二三十米长的标语，上写：铲除“文字汉奸”郝××……敏感的摄影记者和摄像记者对着标语一阵猛拍时，值勤警察也行动起来，他们意识到这是侮辱人格的标语，及时喝令看台上的人把它收了起来。
　　从这幅标语，足可看出我当年和沈阳海狮俱乐部的紧张关系。
　　沈阳海狮俱乐部老总章健是个生意人，在北京开过一家很有名的广告公司，公司因为代理当年金杯的广告而生意兴隆。记得1995年初我采访当时金杯的高管苏强时，他隐约透露要搞一支足球队。后来，我从他那里了解到，他们正和沈阳市体育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