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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事儿-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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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完生意上的事，宋卫平拨通了那位神秘男子的电话，约他出来具体聊聊这件事。见面后，这位男子将提供这些线索的原因以及整个事情的经过，作了更为详细的介绍。
2001年末，央视《新闻调查》就扫黑事件做了一期节目，但这期节目播出后，反响并不是很好。在很多人看来，那期《新闻调查》的内容早已见诸报端。当时，《新闻调查》记者已拿到宋卫平手中那份涉嫌受贿的裁判员名单，只是宋卫平给该节目提供这份名单时，曾跟他们“约法三章”，要求他们在播出前一定要征得他的同意。这也为《新闻调查》继续关注“扫黑事件”埋下了伏笔。
因此，与这位男子谈过后，宋卫平首先想到了《新闻调查》。他马上和《新闻调查》节目组的制片人取得了联系。得到这一消息，《新闻调查》的记者马上赶到上海，在宋卫平的帮助下找到了这位男子。
找到这位男子后，该节目组的记者先与他进行了沟通，在取得初步的信任后，于2002年1月15日凌晨一点左右开始对他进行采访。
同时，宋卫平还拨通了新华社体育部资深记者杨明的电话，将这一线索告诉了他。当天晚上，新华社就发了一篇通稿，将这一情况作了一个简单的报道。
《新闻调查》拿到第一手的证据后，宋卫平采用速战速决的方式，将这位男子请到了杭州，请他与更多的媒体见面。
2002年1月16日下午，这位男子来到了杭州。抵达杭州后，宋卫平马上赶到他下榻的地方与他见面。在与这位男子一起就餐的过程中，宋卫平给他做思想工作，请他再与一些媒体见面。
他基本同意了宋卫平的意见，但也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能够是小范围的。
当天晚上七点左右，宋卫平通知一些媒体：晚上八点半，在绿城足球俱乐部与这位男子见面。
举报人忽悠宋卫平（2）
这位神秘男子看起来不过二十多岁，身高一米六有余，长得文文弱弱，看上去更像一位书生。他当时穿着一件米色西服，从西服的质地看，只能算是低档产品，可见这位神秘男子平日的收入并不是很丰厚。
据了解，这位男子小时候练过足球，但没有进过专业队，后在青岛颐中俱乐部干过一段时间，现正在经商，从事塑胶生意。
他见到记者，看起来没有太多的顾虑，将情况再次复述了一遍：
5月17日（2001年），我跟徐根宝联系好后，他叫我去某宾馆4009房间拿钱。到了他的房间后，简单说了几句，他将五万块钱用报纸包好，放到塑料袋里，让我带给绿城队队员夏青，他们事先已经说好。
拿到钱后，我又一次与你们队夏青取得了联系，并与他说好，18日中午，在杭州汽车东站拿钱。
第二天，坐车到杭州，在高速公路上，我与夏青再次通了电话。一下高速，我就直奔东站。大概是11点45分，我把这笔用塑料袋装好的钱交到了夏青的手中。
在记者核实这一线索的过程中，被指明收了五万元人民币的夏青，给绿城俱乐部董事长宋卫平打了个电话，他十分诚恳地表示：自己绝对没有收到这笔钱。他甚至说，如果你宋老板愿意出来回机票及住宿费用的话，那我马上就飞过来，可以当面对质。
宋卫平当场答应了他的建议，夏青当天就赶到了杭州。
在离绿城俱乐部不远的百合花大酒店中，夏青不论是面对俱乐部的官员（其中一人是以前干公安工作的），还是面对媒体的记者，他都一概咬定自己绝对没有收钱，绝对是被冤枉的。
中间人一口咬定将钱给了夏青，而该队员又矢口否认拿了钱，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出让这位男子与夏青当面对质。面对这样的要求，敢于面对电视镜头的这位神秘男子却死活不同意。
中间人身上的疑点越来越多。
这个神秘中间人的动机是什么？当该男子给宋卫平打电话时，他说是因为钦佩宋卫平才站出来的。而当记者向他提出这一问题的时候，他说：我一不为钱，二不为名，只是感到现在宋总已经弹尽粮绝了，所以特意来无偿向他提供“子弹”的。
当时，还有条消息也与这个神秘男子有关。《球报》特派记者甘慧在采访广州吉利足球俱乐部副总经理鲍仲良时，了解到在吉利与绿城比赛结束后，这位神秘男子曾打电话对他说：我这里有证据可以说明该俱乐部收买了裁判，如果你们要这个证据，只要你们肯出三十万元，我就给你们。当时，吉利考虑到这一男子的可信度，并没有答应他。随后因为这场比赛中一个有争议的判罚，吉利队人上诉中国足协。而在这个时候，这位神秘男子并没有出现。在那场比赛过去了三个多月后，这位神秘男子又突然跳了出来，竟然说不为钱、不为名……
这位神秘男子，他的名字叫简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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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打假的代价
许多媒体都知道了简擎举报之事，但大多数都按兵不动。当时，《球报》派往杭州的记者甘慧采访到该事件的来龙去脉后，她打电话问我如何报道，我发出明确的指令——率先披露此事。我也提醒甘慧要把握住两点：一是陈述事件过程，不加任何评述性文字；二是对简擎其人的疑点作客观分析……
2002年1月17日，《球报》根据以上尺度，大篇幅地披露了简擎事件的前前后后。
依据这篇报道，1月28日，中远俱乐部以损害名誉为由将《球报》告上了法庭，要求法庭判令沈阳《球报》立即停止损害中远名誉的行为，登报为中远恢复名誉，赔偿经济损失元，并承担一切诉讼费用。
2002年3月22日上午，我和《球报》律师张海妮及其助手、记者甘慧飞赴上海出庭。
张海妮是知名律师，自1979年执业以来，她在诉讼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就。其中，最著名的是她为“毛远新反革命颠覆政府案”以及“李劫夫作品版权被侵案”做过辩护律师。
张海妮是第一次涉及足球的诉讼。我们从沈阳来上海的前几天，她便开始温习足球的相关知识，并多次找我了解整个报道的详细过程，期间也不停地询问一些与案件相关的背景。
记得在去法院的路上，我问她：“凭你多年的经验，我们胜诉的把握大吗？”
她面带微笑地说：“我看啊，胜负各占一半——《球报》可是客场作战啊！”
当天的法庭辩论基本围绕三个方面展开：《球报》2002年1月17日有关神秘中间人的新闻报道是否客观真实；这篇报道是否给中远俱乐部产生了损害；《球报》是否具有主观故意。
这三个议题，最后归结成的焦点是：《球报》在对神秘中间人所说内容的真伪没有确定以前，是否可以报道此事。
中远的辩护律师认为，所谓的神秘中间人当时所揭发的中远俱乐部向裁判和队员行贿的事情，最后经调查全是子虚乌有。《球报》在没有充分弄清楚事实真相前，就刊登出中间人的所谓揭发材料，是散布假新闻的行为，是以讹传讹的侵权行为。
张海妮认为，新闻事实是发展变化的，新闻报道也只能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而作进一步报道，不能要求记者把一件事的开始、过程、结果在一篇报道中全部体现出来，新闻报道不是调查报告，它不可能不讲时间性和新闻性。况且，《球报》根据中间人当时抖出的内幕也作了一番调查，在报道的字里行间也透着怀疑。
中远律师随后就“主观故意”发表观点，律师认为，2002年1月17日《球报》发表的《神秘中间人爆猛料》一文从标题和版面的编排上看，似乎有暗示这件事情真的是一种嫌疑。张海妮随后反驳说，文章两个小标题后面都用了问号，这样的编排显示出记者是用一种很客观的态度去报道整件事情的，而且在后面的几期报纸中，报社记者开始质疑简擎提供的材料的真实性，并加以分析和论证，所以对中远提出的这种说法，他们表示不同意。
庭审结束后，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宣布，将择日进行宣判。
我们离开法庭时，有当地记者采访张海妮：“目前双方互不相让，官司这样一直打下去，你们之间是否有炒作自己的嫌疑？”
张海妮毫不忌讳地说：“如果中远俱乐部喜欢把事情进一步闹大，我方愿意奉陪到底；如果说他们想炒作，我方也愿意跟着他们一起炒。”
我们从上海回沈阳不久，收到了浦东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球报》败诉。
2004年初，我离开《球报》，又回到了《辽沈晚报》。
从《球报》败诉到2005年8月，在报道风格上喜欢“抽冲烟、喝烈酒”的《球报》既没向上海中远道歉，更没赔款。但就是这年8月，这份报纸却向命运低下了头——停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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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盘上的卒子
当所谓的爆料者简擎成为新闻人物被人追捧时，我的上海朋友、知名足球记者姬宇阳一直保持和我热线联系。他得知《球报》要刊发简擎爆料一事时，曾提醒我：“这小子不像正经人，还是小心点儿。”
我付之一笑：“我们如实陈述，不带观点，哪怕他是骗子，最后落网，我们也会如实追踪，读者有知情权的。”
2002年2月19日，姬宇阳在新浪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简擎的稿子，现在读来还颇有味道，特选载如下，以飨读者：
简擎其人其事
“你们在找他，我也在找他。”
上海著名的蓝魔球迷会会长徐峰今天在电话中对记者说：“我们已经上过他（简擎）的当了，没想到他现在还在骗人。我甚至怀疑，是有人给了他钱，然后让他出来作伪证。”
徐峰所说的上当，是在去年夏天。当时，蓝魔球迷去青岛看申花队客场比赛，那个姓简的人毛遂自荐说，要帮蓝魔球迷安排在青岛的食宿。但最后的结果却是，等到蓝魔球迷来到青岛之后，却发现简某事先答应的所有事情都没有兑现。情急之下，蓝魔球迷们只得自己动手在当地找了住处。
“他说他是蓝魔球迷会的创始人之一，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徐峰告诉记者，简某和蓝魔没有任何关系，更谈不上什么创始人。
今天下午，一位上海的球迷朋友向记者打来电话，这位球迷曾经和所谓的中间人简某有过一面之交，这位球迷给记者发来了简某为自己印名片的复印件，名片上有此人的手机电话和家里电话。
当记者试图与简某取得联系时，却发现此人家里电话没人接，而且手机也是关机状态。
记者按照名片上的“公司电话”打过去，发现这其实是一家商店。据这位商店工作人员介绍，简某在今年夏天曾经来这家公司打过一个月的短工，平时在公司里也不大说话。他在公司负责跑业务，只做了短短一个月之后，就不知去向了。
前不久，东北一支球队曾经来上海进行过集训，据这支球队的官员介绍，他们是在十强赛期间通过看球认识了简某。简某当时向这支球队拍胸脯，说他们在上海的集训场地就包在他身上。但是当这支球队真正来到上海之后，却发现情况和事先说好的完全不同。这支球队最后只得自己找人，最终在上海郊县找到了一处训练基地。
据这支球队的负责人透露，在此期间，简某唯一一次打电话给他，是要问他借五千元钱。鉴于此前很多朋友的提醒，他最终没有借钱给简某。简某前不久曾向他很多朋友打电话借钱，在借钱时他说，自己因为*被公安局传唤，交了罚款之后，他的手头很紧。基于他喜欢骗人的一贯作风，他身边的几个朋友，都没有答应他当时的借钱要求。
另据最新消息，今晚，上海电视台体育频道将在黄金时间播放“假黑”事件的追踪报道，上海电视台专门派人去了简某在上海杨浦区的家中，目前来看，有大量的人证物证可以证明，所谓的“中间人“简某很可能就是一个骗子，而且是属于上海滩那种最底层的小骗子。
根据很多朋友的分析，简某近来肯定是手头很紧，他之所以找到宋卫平提出要作证，也许怀有其他什么目的，其中，不能排除通过作证获取钱财的可能性。
今天下午，徐根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再次重申了他的态度，还是一句话，希望宋卫平赶快去公安机关自首，现在是法制社会，利用媒体散布对他人名誉的诽谤，这是典型的*手法。
听说宋卫平要和自己辩论，徐根宝觉得既可笑又无奈： “如果他自首了，那么他就是犯罪嫌疑人，到时候不是我和他辩论，而是我的律师和他辩论。宋卫平是不是还没明白，这是法制社会，不是*时代。”
姬宇阳生动的文字，给我们刻画了两个人的形象：一个是简擎这个小混混，另一个是徐根宝。直到现在，我还一直认为徐根宝是中国最智慧的教练，这种智慧不仅在于他早看透了中国足球的真实嘴脸，在崇明岛养精蓄锐、埋头苦干；更在于在七八年前那场喧嚣的打假扫黑风暴中，他对“打假英雄”宋卫平的清醒认识。
第十章？精心策划的打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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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B五鼠”案成就了谁
多年来我一直在揣度，2001年的“甲B五鼠”案与宋卫平在杭州引爆的打假扫黑风暴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我甚至猜测，当宋卫平被包装成打假扫黑的英雄时，他是心安理得，还是惭愧不安？当然，如果我们这样分析，也许会理清宋卫平的心路历程：当年因导演“罢赛”，而成为浙江足球“罪人”的宋卫平，必须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于是，在“甲B五鼠”案发生两个多月后，他与广州李书福联手揭黑，最后导致龚建平顺利落网……
“甲B五鼠”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可以断定，2001年甲B联赛上发生的这起鼠患是偶然中的必然，也是上帝给乱臣贼子们的一次机会。这是一次难得的作案机会，因为这一天具备了天时、地利与人和，这一天还像一滴水珠落进大海，绝对会让人忽视。
2001年10月7日，米卢率领国家队备战十强赛最关键的一场比赛。国家队主场对阿曼，只要取胜，就意味着中国足球四十四年来第一次冲进世界杯。当时，国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沈阳，球迷与媒体也蜂拥而至，甚至体育界各级领导也纷纷赶到沈阳，要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甲B五鼠”事件恰恰发生在2001年10月6日。
甲B联赛的最后一轮，除上海中远队提前晋级甲A之外，另一个晋级名额只能看最后一轮了。成都五牛队和长春亚泰队同积39分、江苏舜天积38分，也有冲A希望。涉及这三支队伍的两场比赛，即江苏舜天VS成都五牛、浙江绿城VS长春亚泰。
这两场关键比赛，江苏舜天和成都五牛都有冲A希望，注定会死拼。相比之下，已经无望升级的浙江绿城对长春亚泰的比赛更受瞩目。
整个赛季，甲B丑闻不断。2001年9月29日的联赛倒数第二轮中，成都五牛对四川绵阳的比赛竟踢出了11∶2的结果，创下中国甲级联赛的比分和净胜球纪录，引起全国媒体和球迷的齐声声讨。
因此，中国足协采取国际惯例：最后一轮所有比赛同时开始，并邀请了外籍裁判执法。
有媒体报道，2001年10月6日下午两点多，时任浙江省体育局局长的陈培德特意打通了浙江绿城队老总宋卫平的电话：“我提醒你，今天下午的比赛可不要让球，要老老实实地踢。”
宋卫平的回答也很直白：“亚泰已经托人请我们让球了，我们没答应。”他说，“我做了动员，这比赛许多人都盯着呢，技不如人的话，可以输球，但不能输人！”
下午3点，六场比赛同时开始。上半场最后一分钟，江苏舜天首开纪录，1∶0。下半场第一分钟，长春亚泰攻入一球，0∶1。
比赛最后的十五分钟里，戏剧性的变化出现了。成都五牛和长春亚泰两支球队的进球数交替上升，环环相扣。历史，应该记住这一耻辱的瞬间：
16时31分，江苏舜天进球，2∶0；
16时33分，成都五牛进球，1∶2；
16时34分，成都五牛再进一球，2∶2；
16时38分，长春亚泰第二次进球，2∶0；
16时47分，长春亚泰第三次进球，3∶0；
16时49分，成都五牛反超比分，3∶2；
16时50分，长春亚泰进球，4∶0；
16时51分，成都五牛与江苏舜天的比赛结束，最终比分4∶2；
16时53分，长春亚泰进球，5∶0；
16时55分，长春亚泰进球，6∶0。
从赛场形势来看，五牛和亚泰都赢球并得3分是注定的了，积分相同要看净胜球，所以我们可以认为长春亚泰和浙江绿城很巧妙地制造了“时间差”，最终“帮助”亚泰成功冲A。
玄机在16时38分出现。当时，长春亚泰攻入第二个进球，浙江绿城队队员认为对方进攻时手球在先，应判无效。
宋卫平像演员一样冲进赛场向裁判怒吼，随后，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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