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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一下午，大约两点钟，一个长长的车队由南开进上海。车上坐着100名全副武装的强悍士兵——现代型的保镖阵势。一个人穿一件完全未加装饰的外套坐在第3辆汽车上，他虽瘦长，却是果断指挥南方军队的人。他便是征服了半个中国的伟大征服者、国民党军阀蒋介石。汽车专队耀武扬威地强行进入设有路障的法租界，法国人慎重考虑蒋介石将军要继续进入公共租界的要求。一会儿，车队从法租界返回，这位征服者告诉人们是他的司机走错了路。很快，蒋介石和随从以及正规卫队，在一座大楼前停下，挂起一面旗帜，红、白、蓝三色的国民政府旗帜随即飘扬。在红底旗帜的上方，是一片蓝色田野，田野上升起一颗白色太阳。（《时代》，1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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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三章（7）
是否真的走错了路，已无法确定。但我推测，曾在上海生活多年的蒋介石，应该熟悉这里的大街小巷，所谓“误进”租界，不过是在向世人炫耀：我已是这座城市的新主人。
　　“洋鬼子”们不能不关注他。从1926年北伐开始，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蒋介石的权力、威望也步步上升。到了1926年底，坐镇南昌拥有军权的蒋介石，已经可以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了。他和国民党左派力量的分歧日益加深，矛盾已经公开。这种分裂，却正是忧虑重重的“洋鬼子”乐于看到的。他们害怕义和团运动再度蔓延，害怕北伐军会夺走他们曾经拥有的一切。
　　在席卷长江、凯歌高奏的国民党领袖中间，蒋介石一步一步走近他们。
　　其实，早在攻下上海之前，蒋介石就已做出了一副与“洋鬼子”保持友好的姿态。1926年8月20日，蒋介石在长沙发表声明，称：从军阀手中解放中国，赢得在各国中的正当的平等地位，并与所有国家友好相处。“他答应保护在华所有不妨碍革命力量军事行动也不协助军阀的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两天之后，长沙湘雅医学院及医院得到命令，要求派几名医生为蒋介石治伤。一位美国传教士外科医生为他拔掉一颗碰伤的牙齿，他对蒋的明显友好态度深有好感。湘雅医学院的教职员曾经担心他们的医院会被没收，但是蒋介石的指挥部反而在街对面设立了一所设备良好的军用医院，两所医院合作了一段时期。蒋介石许诺他控制的部队不攻击外国人。
　　在“洋鬼子”眼里，这无疑是一个他们愿意接受的“国民党军阀”。在他们注视的目光下，“征服者”蒋介石走进了上海。他们显然有一种预感，中国的局势即将发生巨大变化。
　　对3月底蒋介石走进上海这一周的中国动态，美国媒体比其他西方国家的媒体表现出更大兴趣。4月4日的《时代》说：“日本报纸上周关于中国事件的报道，还没有对天皇衣食住行的报道多；伦敦和多伦多的英文报纸则索性全无。但美国的报纸却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时代》选择蒋介石作为封面人物，虽然他们不可能预测，八天之后，震惊世界的“四·一二”浓重夜色就将笼罩上海。
　　1924年吴佩孚成为封面人物时，只有寥寥数语的介绍，此次却大大不同，《时代》用了大量篇幅讲述蒋介石的故事。从他的出生、家世，到他的经历，将近2000字的人物速写，不再是纯粹的新闻报道，而是典型的《时代》风格的文体。行文之中，倾向性十分明显，蒋介石的故事被泼洒上浓郁的传奇色彩。
　　蒋介石早年在上海的故事是被这样描述的：
　　中国革命（1911年）爆发时，他刚满23岁，奉命指挥革命党在上海的一支部队。有两年时间，他利用职务之便，沉溺饮酒、赌博、放荡。忽然间，他放弃了这些嗜好。当他的朋友们聚在一起表示反对时，他大呼道：“我已抛弃这些生活，要真正为国家服务！你们说是我的朋友。朋友！呸！向天发誓，我再也不会把你们当朋友。你们不为国家服务，不为民众服务，不是我的朋友。滚出去！不要再来了！”
　　怀着一种虔诚的、脱胎换骨的负疚感，蒋投入到中华民国之父——伟大的孙逸仙博士领导的实际战斗之中。
　　接下来讲述一段蒋介石向孙中山请缨攻打惠州的故事：
　　问题在于如何攻打惠州。孙博士的将军们认为不可能。蒋介石请求面见伟大的孙博士，向他面呈自己的计划。
　　……
　　蒋指挥攻城战斗。他的10000人军队有9100人阵亡；但他攻下了惠州。奇怪的是他没有受伤，在此次自己的部队遇到巨大伤亡之后，他的威望反倒大增，因为他身先士卒地一起参战。
　　这位改过自新的罪人，现在成了一个强大的英雄。凯旋之后，他退隐到一个寺庙里沉思冥想了3个月，此事后来他反复提及。1922年，他到了莫斯科，担任孙博士的军事联络官，当时孙已经决定为了实现以民族主义，即“中国是中国人的”，来征服中国，准备接受任何强国的援助。（《时代》，1927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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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三章（8）
这里显然将不同时间发生的事情剪辑到了一起，且具有中国说书一般的渲染与夸张。孙中山召见蒋介石是在1922年6月，当时孙中山在广州被军阀陈炯明围困在“永丰舰”上；蒋介石率领东征军攻打惠州是在1925年春天，而此时孙中山已到北京，病入膏肓。或许是素材来源有误，或是故意追求一种戏剧性效果。不管怎样，《时代》之所以选择蒋介石，一方面是他已经成了中国最有实力的“国民党军阀”，另一方面，更是因为“洋鬼子”注意到他与共产党逐渐拉开了距离，而这正是他们所愿意看到的走向：
　　尽管他衣着简便，不事张扬，但蒋仍表现出一个征服者统领一切的气势，而不是和布尔什维克过于亲密的同志。他谨慎运用各种方式（包括布尔什维克主义）来实现其目标，只要它适合于“中国是中国人的”口号。
　　８天之后，突变在上海发生。
　　在20世纪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诸多夜晚中，1927年4月11日午夜至12日凌晨的上海之夜，恐怕最让世人震惊。曾经并肩作战的同志，转眼成为刀枪相见的敌人；轰轰烈烈气势恢宏的街头革命和工人起义，突然淹没在一片血泊之中。尽管南京的一时混乱招致列强的轰炸和紧急调兵遣将，上海进而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尽管一两个星期以来，南昌等地已相继发生冲突、对峙、枪杀的事件，局势越来越复杂；但是，又有谁能料到，与汉口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存在分歧的蒋介石，最终会采取这种冷酷而决断的方式来解决冲突，进而使自己向成为新的统治者迈出最为关键的一步。
　　一个多月后，在南京遇难的美国人威廉姆斯博士的女儿回到美国，她在纽约曼哈顿接受了记者采访。父亲遇害时她并不在现场，但她却认定射杀她父亲的人，“是保守的蒋介石将军的军队（分道扬镳之前）中的一个共产党士兵”，她的镇静与清晰，令记者们感到惊奇：
　　记者们颇为惊奇地看到，威廉姆斯小姐不是以痛苦而是以相当清晰的思路，谈到目前中国的局势。许多人做不到，但她做到了清楚地区别国民党内部保守派和共产党派之间的区别（目前两派已经分道扬镳）。因此，她并不指责这位保守派将军，而是把蒋介石在南京成立的保守派的国民党政权，看作是对中国的拯救。（《时代》，1927年6月6日）
　　说出这些话的威廉姆斯小姐，被《时代》称为“头脑清醒的逃亡者”）——这是报道的标题。
　　走进上海的“征服者”，征服的不只是半个中国，还有“洋鬼子”的信赖与期望。
　　五/最有价值的人质
　　且把叙述的时间上推到1927年3月中旬。
　　此时，山东军阀张宗昌还控制着上海，“征服者”蒋介石的车队更是看不到影子，一艘苏联小火轮从远东海参崴驶进上海，停泊在黄浦江港口。这艘船名叫“纪念列宁号”，船上装载着茶叶，目的地是汉口。一天，船长迎来了4位神秘的客人，他们的主人是1位俄罗斯中年妇女，船长马上为她腾出自己的房间。这位妇女就是武汉国民政府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夫人，另外3人是她的随从。
　　鲍罗廷夫人不知道，自己很快就将成为中国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人质。
　　“纪念列宁号”离开上海港，缓缓驶进伟大长江。鲍罗廷夫人走出包厢，和船长一起站在舷梯上。这很危险。“赤色”国民党的船只在浦口必须穿过反对国民党的中国人和“白俄”军队的夹击，才能溯江而行抵达国民政府的首都汉口。当船行至浦口时，满载中国士兵的巡逻船从岸边驶来，鲍罗廷夫人和她的三个随从躲起来逃避盘问。
　　……突然，中国军官抓到了鲍罗廷夫人，“你是谁？”
　　“我是格拉斯贝格太太。”她回答。虽是撒谎，但却又绝对是事实。从1908年至1917年之间，她和著名的丈夫在美国芝加哥的确是格拉斯贝格夫妇，丈夫是格拉斯贝格预科学校的校长。上周，这个真实的撒谎没有作用。中国军官可能早已得到了情报，知道鲍罗廷夫人即将到来。他逮捕了她和她的随从，把她们押上武装守卫的火车，作为有价值的人质送往济南，那里是她们的主要敌人、卑鄙无信的军阀“张山东”的省会所在地。
　　

封面中国　第三章（9）
……中国人会认为，“格拉斯贝格太太”将证明她是中国内战期间最有价值的人质。（《时代》，1927年3月21日）
　　夫人被捕的消息，令在汉口早就焦头烂额的鲍罗廷雪上加霜。如今他正从声望之巅跌落下来。他将黯然失色踏上归国之路，面对斯大林的质疑与斥责，随即走向政治生命的终点。
　　美国作家彼得·兰德（Peter　Land）写过一本关于美国记者在中国革命中的探险与磨难的书，书中这样描写处在汉口风雨飘摇之时的鲍罗廷：
　　不妨让我们想象一下壁画中的鲍罗廷。
　　他也许看上去像一个绅士，处在这幅画中并不特别显眼的位置，坐在吴佩孚那辆有棕色坐垫的防弹两用旅行车里，几乎被人群挡住。他的眼睛大而黑，嘴巴周围胡须浓密，褶子很深。他的黑发在头顶中央分开，轻轻飘在前额上。在这幅壁画上，鲍罗廷的脸庞瘦削，坐在这辆赫赫有名的车里他多少显得有些瘦小。他有一种煽动者代理人具有的疑心性格，不免颇为紧张地从车里偷偷打量他周围的无政府状态。
　　当时的人民认为鲍罗廷漂亮，像一头鹿，但他实际上只有5英尺10英寸。他们把他看作中国革命的独行侠，完全独立掌握着中国革命，但实际上他不过是斯大林在中国的代表。他是一位职业革命家，1923年作为斯大林控制的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一名代表，被派到中国来指导孙中山。（《走进中国》，第32—33页）
　　1923年10月，30多岁的鲍罗廷在两名苏联军官的陪同下来到孙中山面前，开始了他在中国的辉煌事业。几年来，他曾风光一时，拥有巨大的权威，他是被许多中国人仰望与崇拜的俄罗斯人。他直接促成孙中山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参与创办黄埔军校；国民政府迁都汉口后，在世界媒体眼里，他是这里的灵魂，是最神秘、也最值得关注的人，因为他的背后耸立着布尔什维克苏联。
　　鲍罗廷有他可以自豪的理由。在他的直接引导下，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实际上一直在朝着有利于苏联利益的方向发展，而这一点，我们过去是不大注意或者说有意回避。《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一段话读后颇令人感叹：
　　国民党运动的核心是反对在华外国人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这些特权来自过去80年期间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国民党的领袖们用不断的宣传攻势，系统地唤起民众来支持他们收回中国丧失的权利的诺言。虽然许多国家的国民享受特殊的条约权利，国民党人的战略（后面有俄国人在出谋划策）是把仇恨集中在英国身上，避免同时与日本、美国和法国对抗。英国在中国占有突出的地位，因此是一个天然的目标。反对帝国主义当然是世界共产主义的根本宗旨，支持国民党人并为之出谋划策的布尔什维克俄国，把英国视为它的主要敌人。俄国特别担心被卷入与日本的冲突，把中国人的仇恨集中在英国身上的策略，在1925年的五卅事件和6月23日事件（即广州沙基惨案——引者注）以后趋于明显，因为虽然日本是五卅事件的元凶，法国在6月23日事件中与英国一样有罪，但是在大力进行报复时，它们的作用被贬低了。（《剑桥中华民国史》，第669页）
　　高潮之中的民众，没有想到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背后，还有着如此复杂的背景，或者，身处浪潮之中，根本来不及考虑，就被冲到了前列。反对英国，而非所有列强，这的确是奇怪的现象。在汉口，有英租界，也有日租界，但民众率先冲击的却是前者而非后者。4月3日，1名日本水兵和1名汉口人力车夫发生斗殴，人力车夫被杀，日租界随即受到愤怒民众的冲击，杀死2名日本人。日本海军陆战队被派登陆，用机枪扫射，打死了9名中国人。为平息事态，国民政府立即下达禁止报复的严格命令。这与对英租界事态的处理和收回，有着明显不同。
　　写到这里，我才对一些困惑有了新的认识。譬如，我们以往常常乐于提到的，是十月革命之后苏联立即宣布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过去签订的所有不合理条约，放弃他们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可是，读读北方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的回忆录和其他民国史就不难看到，在双方谈判中，苏联从来都不愿意放弃沙皇在中国获取的权利。北方政府一直在与苏联交涉，希望他们从外蒙古撤军，维持外蒙古的现状，尊重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但就在1924年，苏联还是强行使外蒙古的独立成为既定事实。苏联对在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管理权的控制，也未曾放弃过一日。于是，在我们的历史回顾视野里，单就对中国民族利益的蚕食与控制而言，苏联仍在延续着沙皇俄国的扩张梦，本质上并没有根本改变。这一点，在以后不同历史阶段中我们还将陆续看到。
　　

封面中国　第三章（10）
鲍罗廷及共产国际引导中国的民族主义，把敌人主要锁定在英国身上，其宣传策略无疑是聪明而有效的。对于中国一般民众来说，身边的外国租界，比远在关外的蒙古以及满洲（当时中外都这样称谓东北）的得失，更能给他们个人的民族感情带来直接的伤害。每日目睹列强势力高高在上的“治外法权”，看着外国军舰停泊于中国港口旗帜飘扬，郁积于心中的不满与愤慨，当然更容易被革命的口号点燃成熊熊烈火，随即汇成波涛滚滚的洪流。
　　《时代》报道过这样一个细节：
　　从汉口逃到上海的人，带来了一张国民党号召民众反对英国的传单。传单是一组画，有些像美国的“滑稽漫画连载”。第一幅是四肢匀称的俄国，向年轻的中国伸出友谊之手。接下来是臃肿的约翰牛（即英国人——引者注）把靴子踩在###人的脖子上，###人突然站起来掀倒约翰牛——最后一幅，约翰牛在群情激昂的中国人中间被刺死。（《时代》，1927年1月17日）
　　还是回到鲍罗廷身上。
　　一个人命运转变之际，麻烦总是接踵而至。鲍罗廷的不幸正应验了这句话。他正在为夫人的下落而焦虑时，北京传来消息：张作霖不顾国际法，命令士兵于4月6日冲进苏联使馆，带走了包括共产党领袖李大钊在内的数十名苏联和中国人员，还抄走了许多秘密文件：
　　这一行动显然违反了外交豁免权。张对此当然清楚。即便没有征得反对赤色势力的列强们的同意，但肯定会得到默许。他判断得不错。随即，统治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的紧急事务部，雇佣“白俄”武装士兵包围苏联领事馆，搜查所有进出的人。这当然也违反了国际法惯例。但即便没有征得反对赤色势力的列强们的同意，此举也会被原谅。人们希望在北京和上海赤色机构搜查到的文件被翻译之后，会在被捕者以及###的公共舆论面前，证明搜捕行动的正确。（《时代》，1927年5月9日）
　　与鲍罗廷非常熟悉、与苏联关系最为密切的中共领袖李大钊，在4月28日被张作霖送上了绞刑架。《时代》对于北京事件的报道，比上海大屠杀的报道篇幅还要长，这恐怕与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参议员此时正在北京访问有关。这位参议员与张作霖会见，会见的同时，对李大钊等人的处决就在他们附近进行。还有什么场景的映衬与反差，比这一场面更具新闻性，更有强烈的震撼和戏剧效果呢？今天来看，《时代》的叙述，恰恰为中共一位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命消失，提供了难得的细节：
　　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大块头的美国佬宾厄姆（Bingham）上周抵达北京。他有7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