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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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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起，潮落；人去，人来。政治局势变化莫测，舞台主角替换频繁；哀怨与悲壮，风光与飘零；一切似乎结束，但又分明重新开始。在孙中山去世两年后，1927年就这样走了过来。
二/又一次义和团式的恐惧
1927年年初，《时代》在1月31日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局势的报道，开头写得很有意思：
封面中国 第三章（3）
上周，北京的中国人在零下十度的寒冷中瑟瑟发抖，而在南方1000英里之外的广州，另外一些中国人则享受着与迈阿密海岸一样的温暖。这两种不同的中国人，可能听不懂对方的中国话，因为他们的方言有明显差别。但是，“洋鬼子”在所有地方都教一些中国人学会了英语，特别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个词。
报道中，“洋鬼子”一词特地用中国话的发音：“Yang…kueitze”，英文注释为“Foreign Devil”，即：外国魔鬼。
两个词：“洋鬼子”和“民族主义”，把1925年以来蔓延中国的革命主题概括得颇为准确。对于《时代》这样的西方媒体，还有什么事态比中国爆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更让他们关注？随着国民革命军（又称北伐军）1926年从广州开始的北伐战争一步步凯歌挺进，“中国是中国人的”——孙中山当年提出的口号，在广州、汉口、九江……一个又一个中国通商口岸城市，成了民族主义运动最为高亢的声音。所有西方人都不能不正视这一现实：治外法权、租界……西方列强（包括日本）过去在中国获取的那些特权，正面临着被收回的威胁。他们害怕失去一切，他们更担忧失控的民众，会像当年的义和团一样，把愤怒火焰烧向所有居住在中国的“洋鬼子”。
27年前的历史还会重演吗？这几乎是所有西方列强政府和普通的“洋鬼子”们，在走进1927年时对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恐惧。
首先受到冲击的是英国。
广州国民政府1926年底决定迁都至汉口，12月22日，国民党汉口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指出：“租界已成反革命大本营，即革命之陷阱，革命即须打破此陷阱者，此后收回租界应为革命运动之事实问题。”据《20世纪中国全纪录》记载，1927年1月3日，汉口各界###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汉口。当汉口军校宣传队在江汉广场演讲时，英国水兵冲出租界，用刺刀驱赶听众，刺死中国海员1人，刺伤30余人。
《时代》1月17日的报道有所不同，没有提到中国民众伤亡情况，却详尽地描述了汉口民众冲进英租界的场景。报道还指出，此时中国与1925年发生“五卅惨案”时有了巨大不同：
暴民冲向英租界。一年半之前，在上海，有一批同样的暴民因做同样的事情而被射击驱散。
但一年毕竟是一年，当时广州的国民党实力尚弱，而今天，他们已经控制了半个中国。这样一来，持枪守卫英租界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接到的命令则是：“不准向人群开枪。”
暴民继续前进，大声嘘叫，扔石块。海军陆战队士兵把步枪当棍棒用。虚张声势和小打小闹延续了４个小时。曾有20个劳工手挥棍棒，把一个英国士兵打翻在地，抢走他的枪支，用刺刀捅进他的胸膛。英方还是没有射击。此时，一支中国军队的士兵（国民党指挥的）突然过江赶到，开了几枪，将暴民驱散。指挥官歉意地向英方解释来迟了。英国公使当然不傻，他清楚地知道这是撒谎。骚乱不过是国民党的一种警告。
两天后，一群更多的暴民冲向英租界的栅栏，将它们推翻在地，冲进码头，高呼口号：“打倒英帝国主义！杀死英国佬！”
历史翻过了一页。炮艇本可以炮轰汉口，海军陆战队本可以向暴民开枪，——但是，一种思想制止了枪炮。
……
当然，仍是“难以避免迟到”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先生赶来了。他拜访英国领事，表示“绝对道歉”，他说无法理解这些人为何如此失控……但又说：“当汉水泛滥洪水时，一个人要想用舢板上的木桨把水拦住，他一定是个傻瓜。”这显然是在传递具有逻辑性的暗示：只要英国海军陆战队留在船上，陈就会尽其所能劝说暴民离开英租界。
尽管冲击汉口英租界的民众被称作“暴民”，但《时代》也注意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并非一时一地的简单个案，而是蔓延全中国的情绪。不管是哪一派别，哪怕政治见解不同，利益划分和权力分配上有种种分歧，但在1927年，“民族主义”成了所有的中国人手中的旗帜，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表述和指归。
封面中国 第三章（4）
在发生汉口英租界被收回的事件后，英国国防部宣布，到2月底，在中国的英国士兵将达到20000名。10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上周从伦敦奔赴中国，450名英属印度旁遮普的士兵，紧急从香港赶往上海。这一消息甚至也引起了北伐军的敌人奉系军阀的抗议与反对：
这些部队调动的消息当然电传到了中国，引起中国民众情绪普遍高涨。在中国北方，目前以和外国人友好而著称的大军阀张作霖，也通过其子少帅张学良发表了令人隐忧的谈话：“英国正向中国派遣大量军队，他们像是要卡住中国的喉咙。假如外国人想捏死中国，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北方和南方将站在同一个战壕里抗击侵略者。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时代》，1927年2月7日）
战场上对垒的双方，却有着共同的民族情感。在民族主义高涨的1927年，“中国是中国人的”已是不同派别的共同旗帜。孙中山大声疾呼的口号，如今成了西方列强必须面对而又忧虑与恐惧的现实。《时代》注意到，受到苏联支持的冯玉祥，在1927年7月高举的也是这一旗帜，强调“我们必须尊重孙中山的遗愿”。《时代》以《神圣的名字》为题报道此事：
冯元帅这样一个突出的现实主义者，在企求已逝“中华民国之父”孙逸仙神圣的名字。此举意味深长。说明尽管冯元帅得到莫斯科的资助，他也不敢向他的本国人提出别的口号，而只能在孙博士的理想“中国是中国人的”引导之下。以孙的名义，而非马克思或列宁的名义。（《时代》，1927年7月4日）
然而，民族主义对于执政者或许永远是一把双刃剑，挥舞之时，稍有不慎，就会伤及自身。当年慈禧太后试图利用义和团来对付西方列强，欲把它作为手中一张王牌加以利用，结果失控而仓皇出逃紫禁城，写下近代史最惨痛的一页。如今，对于刚刚夺取半个中国的武汉国民政府（《时代》均称为“汉口国民政府”）来说，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它需要这样的口号动员民众，夺取政权；需要如陈友仁所暗示的那样，借民众的振臂高呼来实现其政治目标；但是，一旦自己忽然成了执政者，陈友仁和他的战友们，并不能保证民众的一切行动都会在有效的控制之中。身为外交部长的他没有想到，举凡大的社会动荡，群体性情绪被点燃之后，任何一个轻率举动，就有可能是整体运动致命的自伤。
洪水一旦泛滥，即便不用木桨阻拦，也有可能还来不及疏导就会汹涌而至，将一切淹没。更何况，西方列强重兵压境，虎视眈眈，在寻找着任何一个借口实行武装干涉，就像当年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一样。
没有阻挡也未能疏导的“洪水”，在汉口汇入长江，向下游的南京和上海奔涌而去。那里，与张作霖结盟的张宗昌、孙传芳的鲁直联军，正在与总司令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交战。在上海郊区的枪炮声中，春节如期而至。这一特殊时刻的情景反差，成了《时代》描述的画面：
上周，乒乒乓乓的枪声和鞭炮声，伴随着庆贺春节。子弹乒乒乓乓在上海城外一百五十英里的前线响着，而在城里，由苦力在满街上张挂绿纸剪成的纸龙。五百多名伤员从保卫上海城的前线被送进城里。而与此同时，上海的中国人还忙着到别人家里去还过去一年里借的债，或者在薄红纸上写上大大的“春联”。新的中国在战火中；老的中国在庆贺中。（《时代》，1927年2月14日）
“恭贺新禧！”这则报道的题目也采用中文发音“Kung Hor Sun Hay”，就如同拼写“洋鬼子”一样。
三/混乱的南京
很快，1927年3月24日，混乱在南京发生。
这一天，蒋介石手下的程潜将军率部打败直鲁联军张宗昌、孙传芳的部队，攻进南京城。南京顿时失控，市区出现抢劫，到处是燃烧的火焰，外国领事馆也未能幸免。集结在南京下关江面上的列强军舰，随即向城里轰炸。“一种思想制止了枪炮”，《时代》所说的历史变化，在南京停下了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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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三章（5）
这一天的洗劫到底是谁造成，没有一致的说法。《中国革命史讲义》语焉不详，只是说“南京刚被攻下，英、美、日、法、意等帝国主义即借口侨民及领事馆受‘暴民’侵害”，“对南京市内和平居民开炮猛烈轰击，结果死伤军民2000多人，毁房屋财产无数”。《20世纪中国全纪录》称：“直鲁联军的溃兵和地痞流氓趁火打劫，袭击了各国领事馆，造成外国人伤亡。”《时代》则用大量篇幅和故事，报道北伐军直接参与了对“洋鬼子”的洗劫：
混乱无序和抢劫在南京爆发。尚不清楚是哪一方率先开始，他们冲进美国、英国、日本的领事馆进行打砸抢，所有外国人的房子都被抢劫，只有金陵学院（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引者注）幸免于难。因为一位年轻的革命军的军官有位妹妹在该校念书，他带来一队士兵，保护校园不受骚扰。
……在南京被杀死的人有：美国公民1人；英国公民2人；法国公民1人；意大利天主教神父1人；1名未经证实的日本水兵。
……
美国领事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和夫人、孩子，与其他逃难者一起匆匆逃往名胜地，即中国古代诗人所熟知的栖霞山，现代人则称作美孚山（即当时美国美孚石油公司驻地——引者注）。此计划早就拟订，美国和英国的军舰停泊在港口，能够以火力保护财产，求救信号是发射一颗信号弹。
美国领事戴维斯、11名美国海军士兵和24位逃难者大胆地决定从中国抢劫者的火力中夺回栖霞山。只有海军普拉姆利（Plumley）一个人受伤，但尚能行走，他又继续向中国人射击。在栖霞山，戴维斯夫人以及其他逃难的妇女儿童，挤在一间浴室里，在地板上躺着。孩子们并不在意，数着射向美孚大楼的子弹。
戴维斯领事与中国进攻者交涉，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试图花钱让他们离去，一直到困在大厅里的人再也掏不出钱。这时，一个中国士兵说：“我们不要钱，我们要杀人。”
戴维斯领事的几个中国革命军朋友此时赶来了，带来一面国民党的旗帜。这让也举着同样旗子在进攻的中国兵很生气，他们把旗子撕成碎片，开始向美孚大楼开火。（《时代》，1927年4月4日）
金陵大学副校长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中文名：文怀恩——引者注）博士，是唯一在此次混乱中被打死的美国人。金陵大学校长鲍温（Bowen）博士，向外国记者叙述了他的现场目击：
我和大学图书馆的职员们一起走过校园，这时，我们注意到被认为是北方军队的人（鲁军）在洗劫和点燃行政人员丹尼尔斯（Daniels）的房子。我们走向丹尼尔斯的房子，此时，遇到七八个身穿南方军队（革命军）军装的士兵。他们命令我们交出值钱的东西。威廉姆斯博士是有名的中国通，能操一口流利的汉语。于是，他走上前去与一个士兵交涉，想制止他们的行为。这个士兵马上朝他的胸口开枪，他当场丧命。之后，他们继续抢劫，拿走他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甚至还把他的衣服脱掉。
在抢劫完我们和枪杀威廉姆斯之后，这些士兵若无其事地离去，相互闲谈，就像他们刚刚打死的是一头猪，一条狗。（《时代》，1927年4月4日）
关于南京城里出现的混乱，《时代》的描述感情色彩非常明显，试图表达的意味是——义和团又来了。
有意识地与义和团进行历史连接，在美国政府的调兵遣将上更为充分地体现出来。汉口等地发生英租界相继被收回的事件之后，美国政府不赞同英国提出的立即武装干涉中国的方案，但同时也紧急增派军队前来中国：
上周，作战部命令巴特勒（Smedley Darlington Butler）立即赶往上海，在那里指挥三千名海军陆战队，以准备可能即将展开的与现代“义和团”的战斗。（《时代》，1927年3月7日）
选派巴特勒准将来华绝非偶然。不只是因为他是海军陆战队中赫赫有名的一员猛将，更是因为早在1900年他就来过中国，参加过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的战斗。《时代》非常重视巴特勒的重返中国。巴特勒在前往中国和抵达中国后，一直是被报道的对象，屡次强调他与义和团的联系。3月底，巴特勒抵达上海。报道写道：
封面中国 第三章（6）
巴特勒将军上周抵达上海指挥美国海军陆战队，正逢最初的骚乱开始平息。巴特勒将军持谨慎乐观态度。记者电报称，在长途航行之后巴特勒显得疲倦，他说：“别无其他，海军陆战队唯有保持良好状态，以确保在中国做我们应做的一切。”
美国海军部部长威尔伯（Wilbur）先生上周接受华盛顿的记者采访时，向他们重提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拳乱（义和团）危机中的出色表现。威尔伯先生说，这支海军陆战队已明确宣布并通报其他列强军队的指挥官，他的部队不应该向群体中国人开火。建议被采纳，中国人被宽恕；不过，随后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在与一位外国官员交谈时，指责了这位海军官员，于是，他答复说：“哦，我不是说没有危险。”
海军部长威尔伯说，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海军陆战队精神抖擞，堪与拳乱时期相比。（《时代》，1927年4月4日）
《时代》甚至把巴特勒选为封面人物。这样，巴特勒也就成了《时代》创刊后，封面上出现的第一个与中国事件直接相关的外国人。封面上未戴帽子身着戎装的巴特勒，正在审视一张地图。巴特勒回来了——这是报道的标题。
“老将锐眼”，“凶煞般的海军陆战队战神”上周以准将身份回到天津。27年前，他还是一名海军陆战队的少尉，当时，斜眼角的“中国拳民”紧紧包围着北京的西方人的驻地，他急于与之作战。
为了避免再度发生他年轻时经历的战斗，巴特勒准将（见封面）上周抵达天津，率领18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他们先前是在上海登船。他知道南方的国民军正稳步向北京前进。但他不能确定是否会再度发生“拳民”之乱。
柯立芝总统上周从华盛顿下达命令，除非北京状况恶化，美国使馆和公民才会从北京城转移到天津港口。要确保撤离通道畅通，以在必要时开始撤离行动：这便是“老将锐眼巴特勒”上周面对的问题。（《时代》，1927年6月20日）
在报道中，boxers（拳民）是反复出现的字眼，而且少见地用了slant…eyed（斜眼角）这个专指东方人特别是中国、日本人的形容词。《时代》为“拳民”加了这样一个注释：
“拳民”是“义和团”的成员，一个发誓驱逐“洋鬼子”的中国组织，如目前发誓赶走“外国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一样。
1900—1927，27年跨度的时间，在现实中，在《时代》的报道中，就这样成了前后衔接的历史整体。
继汉口、南京之后，上海顿时成了最让西方忧虑的地方。这座远东最大的都市，是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有最大面积的租界，汇聚着数万“洋鬼子”。随着内地民族主义革命浪潮高涨，每日又有更多外国传教士、商人等逃亡至这里。事态会怎样变化？历史该如何发展？世界又一次聚焦上海，聚焦中国。
四/走进上海的征服者
聚焦上海的目光，1927年3月底，落在一个以战胜者姿态走进上海的将军身上。他就是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4月4日，他第一次成了《时代》的封面人物，被选用的是一幅正面肖像速写。光头蒋介石表情冷峻，目光凌厉，有一种威慑的气势。封面下方只有简单说明——
GENERAL CHIANG KAI…SHEK （蒋介石将军）
……rose out of the Sun…set
（在孙陨落之后升起）
这里，Sun既是指孙中山，又可能是指太阳。因此，根据后面报道的行文，这句也可译为“在日落之后升起”。
关于这个封面人物的介绍，小标题只用了一个词——征服者。
“征服者”蒋介石进入上海的细节，被《时代》生动地描述出来：
上周一下午，大约两点钟，一个长长的车队由南开进上海。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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