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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计时-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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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姑挥凶咄ǜ牧肌⑹迪�*的先例。
祈求或者请求统治者改良政治，实施宪政，这不是一个空洞的词汇，它必须由许多具体内容所组成，这些内容包括对各种历史真相的澄清，对各种历史事件责任之认定，对各种历史积案之善后，以及在此基础上革旧布新等等。
在慈禧的一手遮天之下，有通融的机制吗？清廷愿意做实质意义上的和解吗？用膝盖思考都可晓得，不但没有，而且连虚伪的、象征性的、哄骗的、掩人耳目的、欺骗世界舆论的通融它都不会做。
和解可以做策略，不可以当原则。
从戊戌变法失利，到辛亥革命爆发，十余年的时间，康有为的宪政诉求应该搞得有声有色，惊天动地了。可惜的是，十几年过去，未见进展，反而他自己灰头土脸，形同瘫痪。
相对于同盟会系列健儿志士的不断跃起，康有为则不断地在他心里打他的小算盘，完全丢失了顾全大局的观念，事务运作渐形消极，只有一番侥幸心理，盼望天塌。改良主义长期的耗散，更加的盼望中国再生一个光绪帝，到时不花任何代价，就可坐享其成。最后，危险的事无人去做，不具作秀意义的事无人做，实质性事务无人做……最终导致整个局面瘫痪。
重文弃武，秀才造反；重文弃武，形成了“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疲软局面。回观历史，哪有纯粹秀才造反成功的故事？靠写文章骂世，靠请愿磕头就能把当权者赶跑，岂不成了怪事？万事图个阴阳平衡，闹革命也不例外。文武兼备，刚柔相济，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英国“光荣革命”与美国革命有一种骨肉相连的关系，那就是辉格党人的抵抗理论。美国革命不过就是遵循了英国辉格党人的抵抗理论。很多英国辉格党人，例如伯克，都支持美国革命。抵抗和反对，才构成美国政权的奠基。在1688年至1689年的“光荣革命”期间及其事后，英国人广泛讨论“人民”一词的意义，革命的背景和使革命合法化的需要，辉格党人、托利党和詹姆斯二世党的争吵尤为激烈。在辉格党人看来，“人民”这个词意味着立法机构，而“议会”有抵抗*的原初含义。再者，经过改良的英国政府，都还不是像美国那样，就是真正共和的政府。总之，没有一场革命而单纯诉诸改良，专制政体是无法彻底改造的。若非内战和“光荣革命”，英国恐怕连立宪的影子都看不到。
不管是英国还是美国，共和政府或者共和式改良，其政府必须奠基在革命抵抗精神之上，社会契约也仅仅是革命抵抗的一种思想武器。绝不能还把自己的根基插在传统政治权威的土壤中。
在保皇与革命辩论的背后
1908年已颁《宪法大纲》和《议院选举法》，而立宪派在与革命党的论战中还败下阵来。
除文笔气势不如外，拥趸渐少，清政府的规条也是一个致命的陷阱。预备立宪的期限定为九年。
《胡汉民自传》说到1908年的论战，谈到《中兴报》与保皇的《南洋总汇报》的对垒。“敌人较梁启超脆弱已甚。余与精卫只以余事应之。唯行文须至浅显，裨一般华侨认识耳。保皇派在星洲不敌，急至美洲请徐勤至。徐亦庸陋，非劲敌，稿数续，不能终篇，托他故去，保皇军既墨，华侨渐趋于革命旗帜下”。
改良派实际所从事，在根底上也应算作一种革命。当年他们试图运动袁世凯大动刀兵，只不过他们的手段、头脑过于天真而已；到了被李鸿章所逼无路可走，又谋划暗杀李氏；至于寄望鼓动唐才常大动干戈，又瞬间丢翻数十英才……康有为歧视孙中山，毋宁说是一种嫉妒，是懒汉对于勤勉者的嫉妒。不劳而获，少劳而获，征诸现实，实现的几率太低。但是他们懒汉的革命特征是粗枝大叶，掉以轻心，勺大漏盆，眼大漏神，叫他去抓鬼，却被鬼抓去。从皇帝入手，建立宪政，期底于成，不能算错，但是揆诸现实，只能说他们对事物难度的认识太不够。可惜，康有为是个成品，难以改变，而慈禧也是个成品，她的心性、欲望，处理起来除了铁血手段，别无他途。慈禧西狩也即她的仓皇奔逃，在那种压力下，她就只得表示相当程度的服软。保皇派既有先验偏执的思维方式，写起文章来，就必然堕入魔道。
胡汉民认为梁启超读书剽窃别人的观点，自己下结论比较武断，所以前后不能自圆其说，认为自己流质善变，但是他又为什么发表革命言论呢？因为那段时间他和中山先生的言论比较接近，敬佩中山。康有为知道后大骂一顿，派人和他谈，要求梁氏取消这种言论。但是后来梁启超到了美洲，又怕洪门的会党反对他，因此他又说，我名义上是保皇，实际上是革命。总是翻来覆去。胡汉民认为梁启超写文章放纵大胆，工于八股，开阖取势，摇曳生姿，又夹杂好多汉语成语和东洋新名词，遣词造句像滚雪球一样。
梁启超因为能写时文而骄傲，他当时非常轻视学界，而在早稻田大学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和他结为立宪法团，有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等人，气焰嚣张，当时和他们辩论的《浙江潮》《江苏》等等，都没有打痛他们的。到了《民报》创刊时，梁启超就抵挡不住了，于是就造谣诋毁中山先生，说民生主义是为流氓和乞丐这样的下流社会来设计的。
梁启超对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学问几乎是零，所需材料由他的助手提供。他也不懂日文，反正抄来抄去，强不知以为知，所以经过一段交锋，胜负立见。于是他就言不由衷地说，张之洞、袁世凯不是汉人吗？我把他当作寇仇。光绪帝不是满人吗？我爱戴他像爱天帝一样。胡汉民认为这是卑鄙又肉麻的言语。辩论的结果是《民报》全胜，《新民丛报》停刊，保皇派的旗帜至少在留学界已经倒地。后来章太炎出狱以后来到日本，胡汉民将编辑让给章太炎，
《民报》创办以后，大家推胡汉民为编辑。有一次他去参加改良派追悼戊戌、庚子烈士的大会，登台演说长达三小时，举出康、梁保皇派的历史及谬误加以驳斥。他进一步说，反对革命者不应该利用死人欺骗活人，因此这个追悼会的意义是非常滑稽的。那一天有一千多听众，大家疯狂拍手叫绝，康、梁以下的改良派都缩头缩脑不敢辩论，青年学生认为保皇是一种羞耻。
《民报》的序言是由中山先生口述而胡汉民执笔撰写的，很多文章都是以这种方法由他和汪精卫两人执笔。
胡汉民的《排外与国际法》长达数万言，阐述民族革命的内涵。
中山先生说过，现有改变，皆赖革命之所赐。所以，不能以曾经的失败而否定革命的本质和意义。孙先生及其追随者所倡导的民治、民有、民享的理想，成为中国人从此追求国家强盛和世界认同的一个宏伟目标，从另一角度视之，这或许比建立一个强权的军政府而让世人唾弃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后，全国各省纷纷响应，各地制定地方性宪法文件，即各省约法。这些约法多根据孙中山的三*义精神，结合西方分权原则，同时也考虑各地不同特点。后来各省派代表组织临时政府，制定《*临时约法》，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临时约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根本法的形式明确提出了“主权在民”，从根底上否定了主权在君的帝王帝制。因为，革命者要带给中国的不仅仅是一场器物之变，也不仅仅是一次表面上的制度革新，而是更在于要重新塑造中国的思想和文化——这才是所有改革、改良、新政乃至革命的最高境界，而这种被称为“软实力”的价值再造，才真正堪称伟大的革命，也才能从根本上将中国引向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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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路径的再认识（1）
改良人士在戊戌变法惨败后的十多年里，不断地提议与进言，上呈要求立宪的请愿书，实因他们仍对专制政权寄予希望，抱有幻想。
其实要改早就改了，不改的永远不会改变。
回味一下法国大作家雨果的忠告吧：“寄托有时便是断送。”
清政府公开露出了它的嗜血狂魔面目的时候，相当数量的人士却仍在宣扬改良合作，他们仅仅是糊涂吗？客观上是在为虎作伥，是在帮清廷掠杀百姓。光绪帝和慈禧属于血亲关系，她尚且对他置之于死地，康有为指望一个靠暴力、谎言、宣淫成性的嗜血人格改弦更张，放弃专权*，实施宪政，那无异于向寿衣铺订购婚纱，纯属异想天开。
康有为的种种作为，可谓温和、体贴而又“理性”，可惜慈禧集团并不领情。慈禧一直要康、梁的人头。1904年6月21日，清政府下诏通告全国：本年十月初十日，将是慈禧太后七旬寿辰，“从前获罪人员，除谋逆立会之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犯，实属罪大恶极、无可赦免外，其余戊戌案内各员，均着免其既往，予以自新……”真是一语道破天机，这也可以说是对立宪派的一个决绝的表态。
自由、*、宪政，它们的价值，没有疑义，但自由、*绝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需花很大的力气去争取。争取过程中会有牺牲，但绝对不能犹豫，否则自由、*就会远离。
同西方世界近代以降那些堪称伟大的革命家，如英国辉格党人、美国开国先贤以及法国启蒙思想家相比，康有为的作为就显得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是依靠冥顽分子来实现*宪政呢，还是解体清廷让*宪政早日分娩？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康有为的思路，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了？
他并不缺乏政策意识，他缺乏的仅仅是正确、可行的政策意识。不客气地说，改良派的启蒙知识分子及其左右，所从事的宪政运动最缺乏的就是敌情意识。致命之处就是把冥顽极权分子当成威权政体，甚至仅仅当成是存在一大堆有待改进的社会问题的正常国家。如此一来，他们首先就把自己当成了这个国家的公民。在充当反对派时，其潜意识中预先承认了*及其法统的合法性，自己也成了带有怨妇色彩的所谓建设性反对派。殊不知，*者只有敌人，而无所谓合法存在的反对派。
戊戌变法被政变打掉，六君子遇难。1899年9月29日，清政府下诏停止天津阅兵。随即，聂士成、董福祥、袁世凯均得赏银。他们都是杀灭政改的有功之臣。
下诏命将张荫桓发配新疆，徐致靖永远监禁……说康有为实际为叛逆之首，包藏祸心，密谋劫持太后，命令追拿康、梁，销毁其所有书籍版片。命令两广总督谭钟麟查抄康、梁在广东的家庭，逮捕其家属。李端棻发配新疆。追捕王照，查抄家产。湖南巡抚陈宝箴革职永不叙用，刑部主事张元济、工部员外郎李岳端等人均革职叙用。查禁天津、汉口、上海各报馆，逮捕主笔。裁撤农工商局……一方面是黄遵宪得到了伊藤博文的帮助，从上海逃到广州；另一方面，张之洞请求日本总领事驱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
荣禄请求将聂、董、宋、袁各部为武卫前、后、左、右军，分驻山海关和小站等地。
1899年的12月，清政府以李鸿章为两广总督，未到任由德寿代领。此时梁启超的《清议报》谴责慈禧太后。孙中山在海外组织兴中会，所以清政府派李鸿章为商务大臣，以考察商务的名义，前往各通商口岸布置抓捕康有为等人。李鸿章派刘学询赴海外抓捕康有为以及孙中山等人，并说，杀死康有为能被封为公爵。 。。
变法路径的再认识（2）
杀了谭嗣同等人，并且流放一大批，而对逸脱的康、梁等人一直不放松，清廷谕“康有为、梁启超逃海外，肆为簧鼓，刊布流言，离间两宫，复在沿海一带，倏往倏来，命海疆各督抚悬赏购线，严密缉拿，破格以赏，如能设法致死，亦从优给赏”。
专制长期侵蚀，导致国人奴性遗传太强，凡是窃据高位的*头子的话语，都要作神圣的解读。因为慈禧发话了，于是这句话就变得高深莫测，且具有神圣意义了；可悲的是，在概念如此清晰的情况下，有些自称是改良派、宪政专家者还是一厢情愿成狂，把慈禧的“变法”解读成等同于*。
慈禧完全在暗示或明示光绪帝已经失守，只有她才承传祖制。所以在她的治下，没有任何起步的机会，本身完全没有*改革的任何迹象。可见，慈禧判定西方宪政*模式危害她的*统治，不是误判，而是“正判”，所以不存在任何“辨误”的可能。
腐儒们总以为，康、梁等人深刻而高明，得出革命必得专制的深刻预见。他们认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埋葬了立宪派最后的努力，同时也颠覆了晚清政坛脆弱的政治平衡。更说什么1906年载泽上奏“奏请宣布立宪密折”，1907年官制改革、试行地方自治，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政府推行宪政的决心不可谓不大，步伐不可谓不快……云云。好像是革命搅扰了他们的好梦。
也有人说：“晚清主人慈禧太后面对江河日下的政治残局，一方面死守不放，一方面痛定思痛，也在寻找一个与新事物可以共生的中性空间。如此，便催生了在其本人、在整个清廷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帝制改良：全面实行君主立宪，走虚君共和的道路。这一步，应该说是真正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假设这一步提前哪怕只有十年，中国的历史和命运将是另外一番模样了，又何来后来的辛亥革命？在太后的《钦定宪法大纲》出炉不久，尚没有能够真正在全国铺开和落实，便传来了革命党那要命的枪声……”
亏这些先生说得出口！何谓“尚没有铺开”？事实是根本就不会铺开，也从来就没有铺开。
那要命的枪声？并不是那特定的辛亥枪声要命，早十几年的革命党的运作就是在促使他们政治改革。就算他们虚情假意的口头改革，也是在压力之下。并不能说，阁下的假意改革，要人家停下来等您，砍头、抓捕、流放随您。哪有那么好的事？阁下怎么不早点儿来将就革命党，甚至稍微将就一下维新派的改良分子？非但不将就，反而大举砍头。
稍加一点回顾，就知引文中所说什么“中性空间”从来不存在。自戊戌变法以后，直到外逃西安时节，慈禧一直想干掉光绪帝，一连数天召见溥字辈的儿童十几个人想代替光绪帝，并发电报给地方官和各国使节征求意见。1899年1月份，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等一千余人通电反对废立。清朝将经先生革职抓捕，并命令浙江巡抚将经先生的家产查抄。2月份，悬赏捉拿康有为、梁启超，命令李鸿章将康、梁在广东的祖坟挖掘削平，命令沿海各地地方官悬赏十万两白银抓捕康、梁，或将其杀死亦给重赏……
以致两个月后，梁启超写信给澳门的友人，并与唐才常、康有为商量准备暗杀李鸿章，并到处联络地方豪杰，准备在广东生事。这是被逼到墙角无处可退的改良派，近年被一些腐儒坚称为非暴力的前贤，他们却准备撬掉李鸿章！
到了4月份，梁启超写信给康有为，主张先攻取广东，并在广东建立政府。4月底，梁启超写信给孙中山，劝中山先生和他们一起干，但要中山先生同意事成后举光绪帝为总统，同时催促徐勤暗杀李鸿章。
这时候，后党首要分子刚毅、载漪、徐桐等人准备利用义和团杀洋人，即所谓“扶清灭洋”，另一派以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为首主张*义和团。6月份，义和团蜂拥踏入北京，清政府几乎为义和团所控制，张之洞、盛宣怀惶恐不安，提倡东南自保。7月初，清廷命令将流放到新疆的张荫桓正法。在如此靡乱的环境中，仍不忘报一箭之仇。同时调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和洋务大臣，与各国商请停战。7月份，唐才常在湖北、湖南一带谋划起义，事败被捕，旋遭杀害。
……
所以，“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帝制改良”并不存在，不可能存在一种最大的改良，已经发生的是要将改良派赶尽杀绝。
事实是，不革命已经处在专制当中。立宪的步伐简直没有，还说什么“不可谓不快”！腐儒们不知，如果康有为不跑，他的脑袋都没有了，还说什么政治平衡呢！
可是，谁也没有面向清政府引颈受戮的义务！
绝不能把一切的暴力等同于国民革命，革命者其实并不是只有革命狂。哪怕是曾经的统治者，只要他在追求一个和平且有尊严的未来，革命党就是他的朋友。那些靠贪污、欺骗和钳制异见保住权势的人，他们肯定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而只要他们愿意松手，革命者就会帮忙。
但是清政府自始至终都在与党人为敌。那些什么“辛亥革命搞糟了，不然就君主立宪了”之类的夸夸其谈，欺世盗名，究其实质，也正是对清朝的历史太过无知所致。将近三百年的清政府的进攻、统治的岁月，就是一部血迹斑斑，充满了屈辱和丑恶，充斥了无数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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