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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计时-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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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也承认，譬如俄国，政府过于强暴，惨无人理，罪恶专制有如蛇蝎，而被政府之压抑既久，怨恨太深，故一发而不可收拾。
他在此文中又说，举兵以抗政府，很少没有被政府军打败的。譬如普鲁士、俄国改造君主立宪即是。但是民军虽败，却唤起全国舆论。“兵力之武力虽败，而舆论之武力终胜”。所以他以为，唯舆论才是造成胜利的根本。宪法得以实施，国会得以召开，最终将归功于舆论，而不当归功于兵力……
五大臣出访的依托（1）
当1906年9月，张之洞奉上谕：载泽等陈奏深以国势不振，由于上下不能相连，内外隔阂，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时处今日唯仿行宪政，大权统一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亟应先将官制次第更张……以预备立宪基础（《张之洞年谱》）。
一个“大权统一”，一个“但是”，所有努力全打水漂了。
到了次年的夏天，安徽巡抚恩铭被道员徐锡麟行刺出缺，张之洞立派第八镇统制张彪，乘军舰前往弹压。
清廷命令张之洞，立宪之道宜如何进行，各种奏折在外呈交地方大吏，取其切实正大者，选录代奏。
因吴樾事件后，再次出访分两路，日期、路线对外界保密。戴鸿慈、端方一路，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一路。
熊希龄跟随的是端方一路，他在上海等候，这一路共有33位随员，经费是26万两银子。至于考察报告，各团员都大感头疼，所以到日本后就先期将工程发包给杨度。半年多时间，游历了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等国。熊希龄到了意大利，不再跟团，赶紧打道回府，理董考察报告事务。他专门到日本，去找杨度要稿子。
杨度认为当时的清政府，为列强欺凌剥夺，“今政府之对于外，则赠礼之政府也。所赠者，国民之经济而已。其对于内，则窃财之政府也。所窃之财为何？国民之经济而已。其不负责任如此，故吾今日所主张之唯一救国方法，以大声疾呼号召于天下者，曰‘开国会’三字而已。无国会必无责任政府，此如车之两轮……”（《金铁主义》第三节）此文作于1907年。文章奇长，实为一专著。对社会、对皇族而言，殊欠明了。辗转复沓，横说竖说，反而减弱它想达到的效果。
杨度的设计、理念都没有问题，虽说来源于日本宪政，但矛盾纠结的晚清帝国，实现的路径却没有一条。
杨度晚年好论佛，《新佛教论答梅光羲》，描其不甘寂寞之状，如在目前。他说他的修炼，“自觉气达于丹田，转趋尾骨，上缘背脊，以贯于顶……此后静坐之时，手足自动，异状甚多。身亦上腾，几播床下。枕移被揭，不可遏止。四肢动毕，遂及他部，或齿牙上下自叩，或眼球左右转动，或耳筋自掣，或面筋自动，作种种喜怒哭笑之状……”
此系论静坐之法，如何安心，倘果真遵照其法而行，只怕不但不能安心，反而搅动心里火山之爆发，五脏六腑，骚然万状，令人笑倒在地。此公在日留学时以君宪论结识袁世凯，从此多年奔走其门下。袁世凯暴卒后，他又依托张勋、曹锟、吴佩孚，其间也曾转贴孙中山。再往后是张作霖、张宗昌、第三国际、杜月笙……汹汹奔忙，六根不净，昭然若揭。
所以他标榜的修佛，说起来天花乱坠，做起来竟很像谤佛。
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经过日本，杨度事先撰写考察蓝本，事后大臣再予填空之法补足。
时在1906年1月21日，熊希龄随载泽等访欧，经日本、抵东京当日，即将此任务交杨度。《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写了几个月，夏天交卷，其后与梁启超商组党（宪政会），以人事纠纷未果，1907年创《中日新报》，组政俗调查会，脱离康、梁。
1907年底他因伯父去世回湘，联络谭延辏У热俗橄苷蚕盎幔没嵋院先∈棵裰宸⑵鹑攵记朐福笊枇⒚裱∫樵骸！！∽詈玫膖xt下载网
五大臣出访的依托（2）
同年7月，黄遵宪致信梁启超，谈到“今日之新进小生，造孽流毒，现身说法，自陈己过，以匡救其实，维持其蔽可也。谓得国粹即能保国本，此非其时。仆未敢附和也。”即可见其徘徊犹豫之状。
1907年，又派政考团达寿往日，汪大燮往美，于式枚往德考察宪政，溥伦、孙家鼐为资政院总裁，负责筹备工作，各省成立咨议局，府、县成立议事会。
今有告别革命派以为当时革命党不闹事，听任清廷立宪不是很好吗？
这是不通的。首先，立宪的筹备是在革命的压力下，一旦压力停止，立宪马上停止。
其次，号曰立宪，却容不得维新立宪派人士参与——只许我自摸，不许他人染指。譬如此际梁启超在东京组政闻社，彼欲回国参与分权，却被严厉禁止，明确告之他们仍是戴罪之身！
预备立宪，没有诚意，反而倒有无尽的机心与蛮横。1906年秋，载泽并向慈禧密奏“立宪”大利有三：“一曰皇位永固，大利一；一曰外患渐轻，大利二；一曰内乱可弭，大利三。”也即“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那就看他们的另一番算计了。国家、生民都是其不惜埋葬的赌本。“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面对晚清的劣政恶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更多地选择了忍辱偷生，或同流合污，或把生命消耗在毫无指望的上书请求路途。但同盟会健儿的挺身犯难，不乏吴樾、徐锡麟、彭家珍这样敢于公开向*宣战的孤胆勇士。
端方考察美国时，大员出洋考察政治，端方、戴鸿慈由日本转美国，抵欧洲，绕地球一周而返。当时中山先生委派冯自由驻日本，陈少白驻香港，刘成禺驻美国旧金山，与保皇党人相争持，遍设言论、筹饷机关于南北美各国。刘成禺为洪门致公堂白扇，握有言论总裁权，端方到美后的情形，刘成禺多有所知。加利福尼亚大学请端方、戴鸿慈二人赴校演讲，刘成禺正在该大学，得以亲见其演说情形。他在《世载堂杂忆》中记叙当时情况，大学校长请他们演说，端、戴两人同时上台并立于演席中。端方对戴鸿慈说：“请老前辈发言。”戴鸿慈说，你和西方人多有往来，你才晓得规矩，你先说吧。两人一左一右站立，端方说一段，翻译译一段。译完，端方就问戴氏说，老前辈，我说的没错吧？戴鸿慈说，不错不错。端方又说一段，翻译译完后，他马上又向戴氏请教对否，如是往复数百次。结果那些听演说的西方人就问刘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刘成禺就以中国古礼如是作答。校长得知后，就修书以刘成禺所说致谢。于是端、戴就问刘成禺，所谓古礼之说在哪部经典里头。刘氏举出当年苏东坡自编典故的故事，说是想当然耳！一度在唐人街传为绝妙好辞。
端方知道刘成禺从湖北来美留学，就视之为他的学生，托人转达要求刘氏去驻地看望他。待到见面，他问道：“你是我的学生，何以不来见我？”刘氏以报馆忙碌卖文为生作答。端方就说：“我读汝在《大同日报》所作之文。我语汝，从今以后，那些话都不要讲了。” 刘成禺故作不知。端方说，什么话！就是你讲出口的那些话，你也明白，我也明白，从今以后，都不要讲了。同是中国人，一致对外，此次考察回国，必有大办法，老弟，再不要讲了。
临行，端方又说：我忝居老师，你屈居门人，你给我面子，那些话此后都不要讲了。刘成禺说，端方口中所谓“那些话”，盖排满论也。
到了1907年，立宪在全国绅商阶层已趋共识，逐渐形成涌动的呼求与洪流，他们请愿召开国会，开放舆论。民间要求归要求，在宫廷内，又是一番情景。1907年6月，协办大学士、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瞿鸿■，被侍读学士恽毓鼎参劾，说他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请予罢免。这个奏稿系杨士琦手笔，由恽毓鼎具名，奕劻背后指使，给杨士琦的润笔是白银二万两。由铁良、孙家鼐查明，随即将瞿氏开缺回籍。稍微开明者即无法在慈禧势力范围动弹。
1908年9月，清廷被迫公布《钦定宪法大纲》二十三条，预备之期为九年。该大纲为宪政编查馆草拟，可疑之处如下：
日期：九年，因有变化，实为渺不可期，缓兵之计，既可为空头支票，又可有多种解释权。
主笔人物：皇族，出洋考察的首席，载泽主谋，具体为留日学生。
取法：日本而非欧美，全部抄自日本宪法。
要点：扩大君权而非削弱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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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揭穿乌龙
1908年4月20日，因此前张之洞、袁世凯联名奏保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本日赐颁四品京堂衔，主持宪政编查馆。宪政编查馆奏定*结社律。6月，荐举吏部主事劳乃宣。因学问淹通，心术纯正，诏以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并选派为资政院议员。8月，资政院总裁会同军机大臣奏定资政院章程。
到了10月份，宪政编查馆、资政院奏遵拟《宪法大纲》《议院法》《选举法》要领。
1908年6月8日，袁世凯在颐和园外务部公所召*议，讨论国会利弊问题，杨当场回答政府诸公质询数十条，演说达五个小时。
在此他表示，议院非民选不可，如当局不同意，给他官做他也要坚辞，为求开设民选议院之事，生死祸福在所不计。
稍后，他又提出说帖，表示国会建立起来后，“皇上仍拥有神圣不可侵犯之权”，并可“巩固皇室”。
以后数月，以开国会事陈说巨公大族间，不得要领。1910年的秋间，资政院正式开院，清廷将预备立宪的时间缩短为七年。杨度驳斥国会不能过速的言论，认为“内阁随时可以成立”，宪法亦非难以拟订。他又专折入奏，请赦免梁启超，起用人才。
到了1911年1月，御史胡思敬就他奏保梁启超事，再次递折弹劾，说“梁启超既用，则康有为必返，三凶合谋，祸且不测……该逆杨度，实今日罪魁祸首，宜必有以处之”。
可见其阻力之大，不仅在皇族。
1908年，清廷筹备已久的《钦定宪法大纲》终于掖掖藏藏扭捏出台，同时下诏称，次年在各省开咨议局。这是慈禧在垂亡之际玩弄预备立宪的最后一招；主张立宪的官僚以为参政有望，顿时神气起来。其实这个立宪大纲，缺少现实操作性和道义原则。他们的政改框架来自于日本，格调不高，况且一再打折。章太炎为此撰写了《代议然否论》一文加以驳斥，重申*共和，实现民选总统，司法独立，保障人民言论自由等公民权利的必然性和重要性。针对清廷粗制滥造的“宪法大纲”，章太炎撰写《虏宪疾废六条》一文作为《代议然否论》的附文，论述了清廷君主立宪的荒诞性，其深刻程度远超当时鼓吹立宪的人，对寄望于清廷，鼓吹君主立宪的御用文奴，葆有深刻启示作用。
章太炎深刻指出，清廷拟订的“宪法”，从其根本宗旨而言，既不是伸民权于百姓，也非救中国于水火，而是以保存宗室，保障清廷皇帝的权力为第一要务。清廷“宪法”到处剽窃日本的君主立宪模式，又把其奸诈、险恶的用心刻意隐藏，尽管如此，仍然自相矛盾、错谬百出，其弱智与病态、凶残与狡诈于此可见！
即使没有孙、黄、章、陶……这些坚定的革命道路的推行者，改良派自身也最终会分蘖出革命分子。梁启超的很多言论，就比胡汉民的某些言论还要猛烈得多，而毕永年等人则是从改良派中走出，不再回头。
只有康有为是个成品，一个不可更改的成品。他必然是、必须是、必定是一个幕僚，像皮影戏的操盘手，从光绪帝，直到张作霖、吴佩孚、张勋，越来越退而求其次。他没有上演过一出成功的皮影戏，投出一如意中所欲出的影像，反而自己变成一具可有可无的影子，从登高一呼，万众仰慕，到栖栖惶惶，被人讨厌不置。
他拼命抓住的绳子的那一端却空无一物。
改良派的文章与《民报》的文章之不同点是，前者没有从根底上揭露清廷，因为这事儿别人已经干了，它没有必要再干，它只讲怎样建设国家。《民报》的文章则是立足于揭露清廷统治的非法，从而唤起民众。这种系统揭露清廷及其祖宗的文章以前没有过，文气不酸腐，初等文化以上大致都读得懂，这正是它的启蒙价值所在，也是它得以广泛传播并震撼人心的原因之一。
在清廷看来，他们都是把朝廷往绝路上逼迫。前者系软性进攻，后者则是硬性突击。他们以为，立宪派把好听的话说给朝廷听，那是不得已而为之，在灌迷魂汤，企图使其稀里糊涂上当，这叫策略。但是冥顽的势力自觉不是刘阿斗，刘阿斗被赵子龙的护心镜捂得太久，又被他老爸狠狠掼到地上，整傻了，整个一缺氧加脑震荡。顽固派可不傻，尤其不会把削弱君权的改制套上大梁去箍自己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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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与革命的泾渭之别
没有决绝的大智慧，没有洞穿骨髓的审视力，造反也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决绝意义上的退让与妥协，到头来只能是前功尽弃、功亏一篑。
并不是革命搅了改良的好梦，因为改良若能造成又何来革命？革命所得成，皆因改良之路窒碍不通；专制不仅抵御革命，它也抵御改良。
1907年12月6日，张謇、汤寿潜等人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之后，汤化龙、谭延辏А⑶鸱昙追直鸾ㄆ鸷毕苷锉富帷⒑舷苷帷⒐愣灾位岬韧盘澹浩舫热艘苍谌毡径┙⒄派纭５搅�1908年盛夏，这些团体以清廷并无实际行动而不耐烦，乃派代表联名上书，请求速开国会、颁布宪法，不料清政府竟查禁政闻社予以打击。1908年清廷终于颁布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即《钦定宪法大纲》。该文件主文十四条，第一条就说“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第二条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皇帝有权颁布法律，发交议案，召集及解散议会，设官制禄，黜陟百司，编订军制，统帅陆海军，宣战、媾和及订立条约，宣告*……以下尚有臣民义务九条，加起来共二十三条。后者的出版、*、结社等的自由几乎都带有限制条件，等于乌有。这么一个简单、蛮横，难以理喻的东西，竟被某些智识者视为进步。“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使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仅此一语，便可将一厢情愿的吹捧者问到哑口无言。
1909年（宣统元年）各省奉命设立咨议局，多由立宪派主持。次年，经张謇发起，十六省咨议局代表齐集北京，仍以速开国会为要求，接连发动三次大请愿，还是未被接受。1911年5月清政府组成皇族内阁，彻底暴露了集权皇室的阴谋，立宪运动至此走入死胡同的死角。
不能简单地对当时的情形来说要否革命，也不能拿西方的世道来套用晚清的形势。
譬如当时的西方社会，就确实不能实施革命，因为资本主义社会通过不断改良，取得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经成就，经济上完全颠覆了革命产生的土壤；政治上成功实现宪政*，“把统治者关进了兽笼子”。这样的社会就只能改良，不能革命。原因很简单，因为革命之后拿不出更为良善的制度。
一个社会制度的前后左右，若没有更好的制度可以参照，就应当改良。反之，一个社会制度之侧，若有更佳者可借鉴，那就应当革命。回望晚清社会现实，它的旁边明朗地摆着一个*制度，那是一个“最不坏”的制度，比*专制好到不可以道里计。所以，中国必须选择革命而不是改良，你改来改去，改到尽头还得革命，那是终局。
改良的权力在统治者手里，阁下不是统治者，哪来的改良权力？因此改良的种种设计，除了空谈，就是坐而论道。折腾时间长了，老百姓对清廷的认识越来越深了。老百姓基本上作出了一个判断，那就是*的朝廷，它是不打算下台的。如此一来，只有实施定点清除，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自己不是最高统治者，却炫耀他要走和平改良之路，这样的人，完全不具有任何可信度。
当然，他也表示在向统治者游说，希望他们实行改良。但是，第一，阁下应该去向统治者游说，而不是向反对派游说欺骗；第二，阁下也没有权力欺骗，散布幻想，保证改良道路走得通，因为走不走这条道路，完全不取决于你，而是取决于统治者。而东方专制的政体构架中，还没有走通改良、实现*的先例。
祈求或者请求统治者改良政治，实施宪政，这不是一个空洞的词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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