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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代-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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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
政府控诉陈的罪行主要是：迫害爱国人士、和日本签订秘密条约、在教科书中进行亲日宣传。在他的6万字辩护书中否认这一切——包括任何自私自利的动机。他说，“我没有私人房产了，银行中没有存款。如果我说我没有个人财产，人们不会相信。如果我承认我有，我就不会相信自己。”
陈的名字和他一生经历形成讽刺的对比。他的名字公博，意思是“显示公众与伟大”。在他没有当汉奸以前，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高级官员，可是由于汪精卫死了，俄国人又把满州国的傀儡皇帝溥仪抓走，他就成为一个大汉奸了。
即使在审判陈公博时，他也没有审讯比他更坏、更有吸引力的另一个汉奸引人注目。这个人就是狡猾、肥胖、患糖尿病、脾气暴燥的汪精卫###陈璧君。她是汪精卫最亲近的政治顾问。汪精卫怕老婆，她生的已长大的四个儿子也怕她，其中三个儿子已被捕入狱了。陈璧君毫不悔悟，她给儿子写信说她还做好死的准备，而且希望早死。
苏联红军撤走
红军进入长春8个月后，现在准备撤走了。大约2000名空运来的政府军，加上5000名当地的辅助部队进入了这个城市。围城的共产党军队有6万到7万人。从南方开来的解围部队是国民党的精锐新一军。在115英里以外的开原火车站，政府的正规军突破了共产党的防线。这是国共双方为了争夺满州的控制权的第一次凶猛的战斗。
由于国共双方都同意把不稳定的停战扩大到满州，所以开原之战似乎是不祥之兆。重庆方面报道说，由于双方存在着“基本方面”的分歧，影响了国共加美方组成的军调小组及时前往出事地区。当美国的军调组军官到达沈阳时，见到的是乱七八糟的景像。
在现在仍然叫作“斯大林路”的拥挤的大街上，一个被俄国人抢劫过的商人说，他要等“美国领事要他重新开业”时他才重新开业。当告诉他美国领事没有这种权力时，他眨眨眼，表示理解，但是坚持说，“那么由美国领事告诉中国官员，由中国官员告诉我们重新开业好了。”有20个苏联商人被红军扔下不管。他们抱怨说，因为苏联政府不批准飞机在沈阳降落把他们接走。
满州最重要的工业企业是日本人建设的抚顺联合企业，它是以世界最大的露天煤矿为基础建设起来的铝、页岩油、钢铁等工厂和发电厂的联合企业。俄国人把重型机械尽量运走，使得煤产量从日产1万吨降低到日产1千吨。上个月苏军撤走，留下20来个苏联矿业与铁路官员，让他们和中国人协作，共同经管这个联合企业。
以战争期间在四川工作的煤矿专家严恩棫为首的22位中国工程师在抚顺下了火车。他说“我没有必要去见俄国人。如果他们来看我，我可以见他们。在我所受的指示中没有与俄国人合作一条。”
严解释说，去年八月宋子文院长在和斯大林进行谈判时，要求抚顺联合企业不在合管之列，斯大林同意了。问起对于俄国人仍然住在大和旅馆并在联合企业的主要办公室工作的问题准备怎样对待他们时，严说，“不理他们。抚顺市长应宁楼（音）已经训令22000日本工人不得接受俄国人的命令，只能听我方的命令。今后俄国人可以坐在办公室里喝茶，可是不能发号施令。”
严的挑战马上反映到俄国在联合企业中的代理总监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基祖克维奇（音）和他的助手能通各种语言的乔治·钦德（音）那里。钦德反击道，“我们在这里不光得到了俄中两国政府的同意与批准，而且这是两国政府的命令。我还得到通知说，两国组成的联合委员会正在哈尔滨讨论抚顺的未来。在委员会作出决定前抚顺联合企业继续属于中苏长春铁路。我们当然不会在这里只是闲坐喝茶。也许坐在办公室里喝茶是中国人的习惯，不过苏联人没有这个习惯。”
抚顺市长设宴招待俄、中两国人。双方不断祝酒，但是在宴席上出现了阴影。俄国人抱怨说去年一月中国工程师张新夫（音）在抚顺附近被谋杀，中国人“明显地暗示”说应由俄国人负责，俄国人则认为是共产党干的。钦德的报告说，“中国人不断地对我们说，他们会保证我们安全抵达沈阳，然后又提醒说，我们红军是保证那个被谋杀的人的安全的。”
俄国人召开了一次会议，担心可能会发生“不幸事件”，不知道和他们一起住在抚顺的家人如何是好。钦德耸着肩说，“中国人是用武力占领抚顺的，我们没有武力。”最后这些俄国人向驻沈阳的俄国司令部请示，高兴地接到让他们离开抚顺的命令。
不过抚顺的所有权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严恩棫认为这个联合企业是中国人的，以后还是属于中国人。俄国人虽然已经撤离抚顺，恐怕还有不同的想法。
1946年的国民大会
1946年11月的这次国民大会像个难于控制的小学校。蒋介石要求大家保卫自己的权利，要自己教育自己。蒋甚至说自己退休的时候已经到来。而《时代》记者弗雷德里克·格里森认为这是中国突然出现的民主：
蒋委员长走到台前，有点犹豫，有点像个小学生走进一个新的学校似的，坐到主席团轮流担任主席的座位上，在宣布大会开始前戴好了眼镜。虽然主席团要求不要对大会的规则与进程进行公开辩论，但是陕西代表王孔安坚持要求蒋委员长解释他最近写给少数党、民主社会党（民社党）领袖张君劢一封信的意思。王质问道，如果委员长允许张君劢起草宪法，为什么不让国民大会来起草呢。代表们立刻大喊大叫，会场一片混乱。
委员长解释道，他是以国民党总裁而不是以政府首脑身份写这封信的。他建议会议的议程应该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但是代表们不同意。他们按投票按钮使计票板上反映出他们的意见，把大会的规定交一个特别委员会上审查。
中午休息时间，有些代表在走廊中、茶室里对外国观察员低声问道：你对我们这里的情况怎么看？美国国会……英国议会……是这样的吗？在红砖瓦房中吃午饭时，蒋对一些代表说，得人心的选举必须按照新宪法行事，否则“我就成了另一个袁世凯。”
午休之后穿着黑色长袍的胡适建议说，国民大会是一个整体，不应再另设一个专门的审查委员会浪费时间讨论问题。蒋介石也准备发言，代表们大喊大叫迫使他坐下。胡适的建议最后获得通过，不过代表们的发言每个人限定5分钟。当一个好斗的代表发言超过5分钟时蒋委员长就按他左边的电铃示警。如果他仍继续发言，蒋委员长就按他右面的电铃，可是这人还不肯停下来。蒋气得咬着牙站起来，直到这个代表把话说完。
三天之后，蒋委员长又在台上出现。这时他已不是以国民党总裁而是以政府领袖的身份在台上了。他不用讲稿讲了35分钟。回顾了革命的历史、孙中山的目的、他是孙中山的信徒等等。他说他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他宣布他的奋斗目标：慰问孙中山在天之灵。“孙总理说五权原则（按：指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的根本精神是分散权利与权力……然而一千年来，中国人民缺乏保护自己权利的训练。坦率地说，他们根本没有这种能力与习惯……他们的权利必须受到保护。”
“当我们达到人民能够保护自己的阶段时，总理的理想和五五宪法（5月5日公布的宪法草案，当时称为五五宪草）的精神就不会受到威胁了……自从总理逝世后，我一直尽力按照他的教导行事，虽然做得还很不够。现在我已年到60，我可以告诉诸位，我没有政治野心……我担心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像从前那样工作了。我必须把责任交还给人民，而人民必须学习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不过目前的情况是，人民虽然在学习，可是我认为五五宪法并不合适……不要通过不完善或不合适的五五宪法，否则中国会受到伤害。大家要考虑人民的权利和福利。只有这样才能安慰总理和所有革命者的在天之灵。”
委员长向代表们鞠躬然后离去。外面正在下雪，中国人说这是上天给的吉兆。
发生在这次国民大会上的插曲还有，当国民大会的主席团提名工作结束时，或至少每个人都认为是结束时，忽然站起一位来自新疆的代表马清昂（音），他穿着一件紫色喇嘛僧袍，挥舞着两臂，不顾会场规则对着扩音器喊道：“主席团候选人中有党代表、职业代表、各省代表……为什么没有各民族的代表……我要求平等，不然我就退出……”
长着花白山羊胡子的马清昂（音）立刻得到一个来自贵州西部一个土司杨提春（音）的热烈支持。杨说他代表5000万彝族和苗族人民，并祈求孙中山在天之灵主持公道。他威胁说，如果不接受他们的意见，就退出国民大会。
会场上各代表哗然，纷纷指责这两个人是 “破坏者”。此时蒋委员长递给大会临时主席孙科一张便条。大会秘书长洪兰友看到了便条内容，便请大家安静，宣布说，贵州省的代表张道藩自愿退出主席团，把这名额让给贵州省的国大代表杨提春（音）。
陈仪往事：二．二八事件
虽然她小时候只不过是个台湾的农村姑娘，但是她20岁的时候既年轻又漂亮。她先在上海学习共产主义，然后和一些进步学生去莫斯科，在日本监狱里坐了9年牢。她患了肺病，现年46岁，不再漂亮了。不过肿眼睛、大耳朵的陈仪将军一回想起他担任台湾省主席时那最倒霉的日子，就忘不了那个叫谢雪红的女人。
陈仪把上个月台湾人的“叛乱”归罪于谢雪红，实际大部分问题都出在陈仪和他从大陆带来的一帮来接收的穷光蛋。
谢雪红当时任台湾的妇女会主席，发表反对陈仪的演说。不过了解谢雪红的人说，“谢雪红不像是个共产党员。”陈仪最后也承认：“叛乱之前共产党还没有组织好，可是叛乱起来之后他们就抓住了机会。”
当中国人恢复对台湾的统治时（日本人自1895年占领台湾），陈仪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带领他的助手和“垄断经济警察”接收了日本人的国有工商企业并加以扩大，如食粮、樟脑、茶叶、造纸、化学、炼油、水泥等。他没收了500家日本人的工厂和矿山以及成千上万所房子。上海的《文汇报》说他什么都要管，“上自旅馆，下至粪便。”台湾人觉得他们成了殖民地的受欺侮的孩子而不是汉族长期丢失的孩子。
一个美好的夜晚，一卡车经济警察冲到台北市主要街道上捉拿垄断经济的破坏者。他们用棍子殴打卖香烟的妇女（陈仪颁布的法律是台湾人只能买陈仪一帮人生产的香烟，否则就是犯法）。有一群人聚集起来，警察就开了枪。群众追赶警察，焚毁了卡车。
第二天，一些群众拿着标语牌示威游行，陈仪下令宪兵开枪，打死4人，伤11人。叛乱扩大了。群众打死一些大陆来的人。他们成立了清查委员会。温和派的委员如茶商王天田（音）在马路当中广播，要求：选举市长；国有企业应由台湾人经营；取消垄断。王说，“我们并不要求独立。我们支持中央政府，我们热爱祖国。”
但是谢雪红和台中（台北以南约5小时的路程）的要求却不止于此。她掌握了台中叛乱组织的领导权，她的人夺取了警察的枪械，占据了该地达10天之久。清查委员会增加了32条新要求，例如：台湾自治；所有国营企业一律交给台湾人。有些人甚至谈到台湾应成为美国的保护国。有些人占领了屏东，唱起了美国国歌。
由于众寡悬殊，陈仪最初陷于困境，不得不有所让步。他答应禁止部队使用暴力，放松垄断控制。他派另一位小姐（谢月仙）到电台上广播，宣称头一天宪兵开枪没有打死人。谢月仙和谢雪红同样有名。她是台北市的一位女医生，她以救助可怜的妓女而出名。在竞选南京的国大代表时她击败了谢雪红。台湾人不喜欢谢月仙的广播讲话。他们把她的家具和财物拖到街上烧毁。
只是等到中国的援军——正规军和宪兵抵达后，陈仪才脱离困境。到上星期为止，他已把所有能够认出或抓到的叛乱分子的头头们处决或监禁。他的部队肆无忌惮地大肆屠杀（台湾的国大代表在南京控诉）。估计在全岛杀死了3千至4千人。陈仪说，那个姓王的茶商已死，“当部队去捉拿他时，他拒捕，所以被打死了。”陈仪把台湾的最后一家报纸封闭了，因报上登载一则南京来的消息，说陈仪要被撤职。
南京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台湾“对人民进行慰问”。代表团团长白崇禧让陈仪放松控制，不可不依法律进行拘捕。
最后，坐在杜鹃花下一张日本扶手椅上、靠着桌上的绿色台布，花白胡子、肿眼泡的陈仪睁着又黑又小的锐利眼睛开始讲话：
“日本人统治了这个岛屿51年。我准备用5年左右的时间对人民进行再教育，使他们在中国政府管理下更加欢乐。”
到目前为止，谢雪红还是拒绝接受再教育。当大陆来的增援部队到达台中时，她和两卡车的人逃到日月山中。他们到土著居民中寻求保护。不论统治台湾212年的满州人还是统治了51年的日本人，土著人都没有接受再教育。
大陆来的政客陈仪将军不得不把他的“5年再教育台湾人计划”抛开，离开台湾。陈仪任台湾省主席19个月的成绩是台湾的###、反叛。他们痛恨他的垄断政策、警察高压和他个人，南京政府最终把他撤了职。
为了进一步保证台湾人不会像后妈对待的孩子，南京政府废止军管。今后台湾省将像大城市治理办法治理。这次接任的省主席是一位聪明、言语和善的外交家魏道明。他是律师，战争期间曾任驻美大使。
而在一次告别的记者招待会上，陈仪说人们误解了他。他的垄断政策只是为保存政府财产。他又说，“我从来没有忘记私营企业，我一直想把私营企业再度建立起来。”
1947年的人物志（1）
张群
蒋委员长坐在他舒适的起居室里，室里放着许多盆花，墙上挂着条幅，桌上摆着宋代瓷器，另外还有一些皮椅子。国民党20年来###的时代名义上就要结束了。委员长略看了一下手写的文件说道，“好，好！咱们在上面签字，并把这份文件作为纪念品保留起来。”在这份联合政府协议书上签字的还有青年党、民主社会党以及无党派人士的代表。
签字者同意新成立的国务院（管理国家事务的最高机构）的成员是通过民选的，应该包括国民党员17人，青年党员、民社党员和无党派人士各4人。此外还留给共产党一些名额，因为无人认为共产党会接受以下两条：1．承认在南京成立的扩大政府的领导；2．使华北各地的铁路全面贯通。
蒋委员长又提醒大家，联合政府的国务院总理应为所有党派所接受，“我认为可以由张群担任。”
无人反对，大家一致热烈鼓掌表示欢迎。蒋笑容满面，连连点头，表示赞许。
张群将军现年58岁，但看起来要年轻些。他是物产丰富的四川省主席、温和的国民党###之一。自从和蒋介石一起在日本学习军事以来，他一直是蒋的亲密朋友。
张群总是站在蒋的一边。1931年张群任上海市长时，根据蒋的命令逮捕激进学生的领袖，引起5000个学生冲进了市政府，把张抓起来，关了一天一夜，让他听指责他和蒋的发言。他被释放时，是坐着救护车走的。
1938年，由于被日本人逼得后退，蒋让他的亲密朋友张群到偏远的四川省，使那里得到控制。这样就可以把政府迁移到那里，立重庆为首都。他指定张群为四川省主席。然而抱成一团的四川旧军人拒不接受。于是蒋介石自任四川省主席，让张为自己的特别助手。1940年蒋悄悄地脱身，让张实际上负责。
由于张群在南京政府中温和派所起的作用，西方人看到来自中国的报道感到满意。温和派和国民党中的开明人士似乎在国务院中占大多数，而蒋似乎也支持他们。
晏阳初
虽然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但是在晏阳初的群众教育运动展开之前，中国人中只有50％能够读和写。24年间，中国的教育发生了革命的变化。历史的动力和许多学者的努力起了很大的作用。晏阳初是其中之一。
现年53岁，品行勤俭、身材细长的晏阳初，其群众教育运动的想法是在他远离家乡时受到启发的。他出身官宦之家，毕业于耶鲁大学。基督教中国男青年会派他去欧洲时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被派到有5000华工的地方工作。他的部分工作是替工人写信，因为普通的中国人没有人能够掌握文言文。当时中国国内有些学者如胡适（后来曾任驻美大使）等人开始提倡比较简单的白话文或是称作口语的文字。晏阳初把最常用的中国字减少到1000个，于是产生了基础中国字。
他在北京聚集了一大批对此热心的学者，一村一村地建立起“人民学校”。晏说，“他们喜欢读书，但是他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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