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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运出的大米和面粉已经由秦皇岛运到杜将军手中，而通过通往长城外的北平至沈阳的铁路，后勤供应已开始向前方延伸。到目前为止，这条铁路只受到轻微的破坏。而军队一旦到了沈阳，将有更多的大米和面粉，除非俄国或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将其洗劫一空。如果发生激烈的战斗，弹药供应也将是一个问题：弹药仍然必须源源不断地由南方运来。
不过，一旦登上杜将军乘坐的火车，车厢内充满自信的气氛。你们可以获得这样一个印象：这是一支组织优良的军队，各级参谋和指挥工作有序，正向前线行进。
杜聿明将军的士兵尽管都是南方人，不适应北方的严寒，人地生疏，但看起来士气很高。
俄国人也许正在拆卸满洲里的工厂，但在绥中似乎还没有这种情况。这个位于满洲西南部的城市，曾是侵华日军和俄国占领区的前线。这里只有一个工厂，是几年前日本建造的水银提练厂。
俄国人在绥中曾缴获过一些日本人的汽油和食品，并通过铁路将其装运到北方。除此之外，不算个人的行为，俄国人不曾带走什么东西。作为个人，他们对手表和皮鞋十分喜欢。一个中国朋友曾对我说：
“俄国人购买手表和皮鞋时曾用伪满洲国货币来付款，不久，他们使用在Chinhsien印刷的俄国占领区的货币。他们偶尔也会拿了东西不给钱。中国人害怕俄国人，当他们想买某样东西而中国人又听不懂他们的话时，就会不要钱把东西送给他们。”
美联社报道说1946年1月25日是中国18年来第一次没有发生战斗的一天。蒋介石在重庆分不开身，所以让宋美龄代表他去满州进行慰问。三年来这是她第一次单独担任这样的巨大任务。在满州国首都长春，遍地都是积雪，气温降到零下14度。中国漂亮的第一夫人穿戴着皮大衣、皮帽、高统皮靴含笑走下私人专用的C…47型运输机，向欢迎群众挥手致意。
宋美龄连续三天和苏中官员进行交谈、宴会、检阅部队、参观福利设施。她还为苏联红军勇士授勋，赠送糖果慰问。红军为欢迎蒋夫人举行宴会，以满州产的白酒为蒋夫人祝酒。蒋夫人则以葡萄酒回敬并以诚恳的、巧妙的语句表达中国人的愿望：
“我知道在座各位都有家庭和亲人，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彼此离散，天各一方，现在都渴望团聚，因此我在这里祝各位早日实现团圆的愿望。”
在谈到未来的长期中苏关系时，她说，“没有任何两国的边界有中苏边界之长……中苏未来必须都有实行这样一种政策的愿望，即‘我不活也让别人活’，这样不独对我们两国人民有利，也对世界的其他地方有利。”
总司令蒋介石在一次重要的新闻采访中承认：俄罗斯人在“非正式”会谈中要求中国政府在满洲给予其特别的经济优惠。
在1945年年8月蒋同莫斯科签订的条约中，俄国获得了满洲铁路主干线30年的合法经营权，它还将在旅顺建立联合的海军基地，同时将大连开放为自由港。据说在1946年，俄国人又要求分享满洲矿产，重工业和电话业的经营权。　
　　　　　　　　　　　　　　　　　　
　褒贬不同的两个传奇人物
　过去十年中最受赞扬的###就是人称为“少帅”的张学良。他是传奇人物“老帅”张作霖的儿子。张作霖是个凶狠的军阀，在1928年被暗杀以前一直是满州王。张学良于1936年西安事变中绑架了蒋介石委员长，最后他释放了委员长，向蒋请罪，愿受惩罚。对少帅的惩罚是软禁。听说他是在某地乡间一所别墅中受到严密监视。
最近政界谣传蒋介石要派张学良去满州以抵消张学良的弟弟张学诗的影响。共产党任命张学诗为有战略意义的辽宁省省主席。中国人认为张学诗会成为未来的满州头子，谣言具体到蒋介石已经派了一个中间人为了国家利益劝说张学良。
这位中间人是64岁的满州老资格律师莫德惠，他是去年8月参加中苏谈判者之一。莫在贵州桐梓的“美丽的湖边”和少帅一起待了六天。他回来时报告说：
“我和少帅已有长长的八年没有见面了。这次见面他发现我的胡子已经变白，我觉得他胖多了。
“少帅每天六点钟起床，然后钓鱼、打猎，在花园中种菜。以后是读书、睡午觉等。晚上九点钟睡觉。一位美丽而甜蜜的赵小姐分担他的孤独与寂寞。她和张都作诗。其中一首被偷运出来交给一个共产党的出版社。这首诗又被银行家孔祥熙办的保守的《时事新报》转载出来。”诗的大意是：
我随时都在想，
像贼一样如何偷偷地把粪便弄到地里上肥，
这样我就可在人前夸口说：
我种的菜是最好的，
第一流的！
莫的报告又说：“每当少帅站在湖边，面对广阔的静静湖面，他就会陷入沉思。无穷无尽的监禁生活使他怀念很久很久以前发生的许多可喜可爱的事情。”
十年软禁期间，原来粗野的少帅看完了将近二百本书。这就使他能“以辩证的观点来看事物的发展。”并从研究历史中寻求解决国家问题的办法。
当莫把张学良对历史有兴趣的消息报告给蒋时，蒋大为高兴。蒋让莫德惠为张学良请一位有名的学者教导张学习历史，并向他推荐更多的书。莫遵命办了。现在张正阅读《中国现代史》、《印度###史》、《满州史》以及《明末遗恨》。
1946年3月，南京附近的群山中，一架运输机的残骸里有一具烧焦的尸体。那里还有一件毛衣的残片，一名保镖的手枪。一位满面悲伤的副官辩认出这个被火烧残的躯体就是戴笠将军，他是中国最神秘也是最可怕的人物之一。他的死没有公开宣布，但是47岁的郑介民中将被任命为接任戴笠职务的中国秘密警察的首脑。郑曾在莫斯科受训，主持情报工作。
戴笠不论生前或死后都与秘密工作和暴力有关，他是一个传奇人物，神秘到甚至年纪多大也不清楚，“大约”五十岁左右。从很少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他的鼻子扁平而发黑，两只眼睛距离很宽，三角眉。他生于浙江，是蒋介石的同乡，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生。
戴紧跟蒋介石这个新升起的明星，通过他为国民党军队的情报工作所做的不懈努力，赢得了蒋的信任。1934年他组织了调查统计局（军统），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秘密工作机构之一。他的特工人员分布于从巴厘岛到缅甸，从新加坡到新疆。这个机构从事于谍报与反谍报工作；监视共产党员，外国人。在日军后方，他的眼线是卖花女、苦力、人力车夫等。这个机构用密写墨水向戴笠写报告，“消灭”戴笠黑名单上的人，建立效率高的游击队核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寻求在日军后方建立气象台。他们与军统合作，成立中美合作机构，戴笠任主任，美国向戴提供经费和专家，讲授新技术，将游击队扩大到7万人。美国武装部队则获得极有价值的材料：华南沿海地图，被击落飞行员的安全通道和日军动向。
戴的名声褒贬不一，混乱又矛盾。他虽然避免参加公开的文娱活动，但他喜欢开奢侈的酒会，在重庆歌乐山他的司令部附近一个地方，他向客人敬酒，无数次的干杯。在和客人赌酒时可以一连喝下18杯白兰地酒。他既凶狠又很温和。他个人出钱救助受日本人残害的难民，成立孤儿院收养流浪儿童。对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同路人，他用的是集中营。戴笠的朋友和敌人都说他“杀人不眨眼。”　
　　　　　　　　　　　　　　　　　　
　马歇尔的使命（1）
　美国政府特使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飞赴重庆，他身材高大，其貌不扬但饱经风霜，并流露出大人物的气质。三个月之后，他以轻快的步伐从飞机的舷梯上下来，结束了此次中国之旅，返回华盛顿。
他发现这个拥有4亿5千万饱受战争创伤人口的国家正处在内战的边缘；他离开后，留下的不是和平，而是停战和希望。
没有任何一个人（当然也没有任何一个外国人）能够使中国的胜利得以维持下去。中国民众迫切希望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支持中国：建立一个强大、独立、团结和民主的国家，需要外部的帮助——指导、调停和一个值得信赖和强有力的朋友，而不能以牺牲中国的独立作为代价。三个月来，马歇尔就是扮演了这种“朋友”的角色。就在返回华盛顿次日的上午，他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说明了其使命的完成情况，其中对他自己几乎只字未提：
“中国人民正在致力于同全世界展开愉快合作的努力。这种努力几乎是史无前例的。他们的领导人每天都在解决冲突的方案方面取得进展……冲突的背景十分复杂，其过程也很惨烈，持续了二十多年……他们在结束敌意方面正在取得成功……”
乔治·马歇尔更加谨慎地继续说，“如果我们要拥有和平，如果世界要和平，那么就必须要知道为什么中国当前的努力一定要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国家行动的方式。如果中国对此置之不理，或如果有人千方百计阻挠其实现渴望已久的和平，那么努力将面临失败……今后几个月，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和平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
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帮助中国各###的派别，准确地将基本协定变成具体的合作，马歇尔直截了当地从具体的方面入手：中国内战各方必须停火，并计划为内战各方的武装装上保险。
为了进行民主实验，这位特使在重庆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建在嘉陵江和长江的交汇处上方的一个西式别墅中，别墅门前的石头上刻着“幸福花园”四个汉字。
开始时，这位特使听得多，说得少。他直言不讳、坦率正直，一直彬彬有礼。不久，他的客人们都把他称为“老教授”，中国人对别人的一种尊称。
一次，在会见一个民主联盟代表团时（其中包括几位著名的学者），马歇尔要求他们就民主问题提出建议，一名代表反问道：“什么是民主？”
马歇尔特使没有犹豫。他说，“同一帮专家进行理论探讨是一种冒险，他们要我给民主下一个定义。我说在当今的世界上，关于民主的定义五花八门……俄国人有一种，英国人还有一种，我们也有自己的定义……我可以对你们讲的只是许多美国人对于民主的看法。我们认为它是一种体系，赋予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力，在自己的事务中拥有发言权，言论自由的权力，和平###的权力，独立地，不受干预地处理我们自己事务的权力，除非干预了他人的权力……”
关于军事停火的会议作为试验开始了，这位特使坐在了会议主席和调停者的位置上。在他的左边是周恩来，右边是张群（四川成都人，为国民党###之一，张与蒋介石私交甚深，颇得蒋的信赖）。在军事重组会议期间，这个机构出现了一个变化。马歇尔仅仅作为顾问而坐在那里。周恩来为共产党一方说话；张治中将军曾任蒋介石大元帅的副官，则为政府行事。　　
　　　　　　　　　　　　　　　　　　
　马歇尔的使命（2）
　特使并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喜欢提出问题，然后让各方阐述其观点，同时，他还经常将讨论引导到具体的事件，起草书面建议上。在最恰当的心理关口，他会加些民主的催化剂。
中国认识到了马歇尔的诚意。在他自己的国家和在巨大军事冒险面前，为了民主而作出了相类似的牺牲，他没有犹豫。珍珠港事件之后不久，他所在的参谋部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新闻控制。马歇尔对他们说：“此时，我们在这里工作，我们民族的命运就取决于我们的判断和我们的能力。我们有资格，我们有能力完成我们的职责。但是我们怎样才能保证？”他补充说，“我认为，媒界是我们最好的监督官之一。”
马歇尔抵达重庆之后的第19天，国民政府与共产党签订了一项停火协议。6个星期之后，他们又签署了一项削减和合并军队的正式协定（18个月内，由300个师减至60个师）。他促使各方联合在北平成立了军调处，由国民政府－共产党－美国派出实地监督小组，加强对停火实施的监督。
实地小组是马歇尔试验的一个关键的成分。他们不久便发现这项任务十分艰难：地方指挥官之间仍然不断发生小规模的冲突；干扰通信，使整个计划处于危险之中。3月1日，马歇尔特使由周恩来和张治中将军陪同，离开“幸福花园”，在恶劣的天气里，飞往3500英里之外的华北地区。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访问了10个城镇，周旋于接连不断的视察、接待以及15道菜的宴会之间，听到手持旗子作为欢迎者对他的吹捧。
中国需要美国的信用贷款，数目庞大。它希望从世界银行得到15亿美元的长期项目贷款。除了金融帮助，它需要美国所拥有的大量剩余财产（特别是轮船、卡车、机车等）。马歇尔特使于是请求给予中国特别优先权。
美国陆军和海军人员帮助中国训练其新组建的军队，但中国还需要更多的美国技术援助，以便在机械化的时代向其人民普及技术知识。
向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提出请求之后，马歇尔特使计划重返中国。在乔治·马歇尔的眼中，中国、美国和全世界几乎如同100年前，他的远房堂亲汉弗莱·马歇尔所说的那样。汉弗莱在1853年至1854年曾任美国驻天朝（译注：封建时代外国对中国另一种称谓）的特派员。汉弗莱写道：“无论何时，俄国人或英国人的贪婪或野心都将会诱使他们去获取大量的不义之财，亚洲的命运将由他们决定。中国与美国的未来关系将长期地被认为是十分密切，除非‘现在’美国采取断然措施，以避免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依我看，美国的最高利益在于‘维持’中国……这将好于眼看着中国成为一个无政府的场所，而最终成为欧洲野心的牺牲品。”　
　　　　　　　　　　　　　　　　　　
　脆弱的和谈
　根据中国的历法，狗年很快就要过去，猪年就要开始。在中国各地，人们都以最高兴的心情庆祝这一年。新年是按古老的传统来庆祝的，孩子们收集各种怪样的石头，认为这些石头代表坏运气，他们把石头扔在厨房的灶里的驱除邪气。
在重庆和全国各地，庆祝新年有双重理由。在这个山城首都，全国的主要政治组织刚刚开完历史性的会议。
“从现在开始……”1946年1月31日下午6点半（根据西方的推算），经过3星期的有失有得的协商，全体政协委员聚集在一起开最后一次会议。晚上8点，38位代表一致通过成立联合政府的计划。一部民主宪法将递交在5月召开的有广泛基础的国民大会。
在联合政府中，国民党仍然是强有力的多数派，但它已经不是在政治上唯一负责的政党。在这个历史上关键时刻，蒋委员长的讲话具有深远的影响。他在政协闭幕会上致词说：
“从现在起，社会上各个党派的领袖都将参加政府，共同肩负着建造中国未来的责任。从现在起，繁重的任务不光是单单落在国民党的身上更不是单单落我个人身上……从现在起，不管我在职或不在职，我一定作为一个公民，忠实地、坚决地执行这次政协会上所作的各项决定，真诚地为国家走向统一与民主而奋斗。”
《时代》记者威廉·格雷电，“中国的春天显示出中国内战问题时好时坏的现象。现在局势严重地恶化了。国共双方都想在马歇尔将军来华前尽快加强自己的地位。”格雷的电报说，“尽管马歇尔作了巨大的努力，中国还没有出现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国共双方达成妥协的迹象。共产党明确认为妥协即使有时是有利的，也意味着失去所得或丧失机会。今年春天他们的机会是建立在政府方面的饥饿、通货膨胀和困难上。”
但是现在和平还没有到来，中共在重庆的谈判代表周恩来宣称，在俄国人撤出时要全力斗争以求控制满州。在开原，双方的激烈冲突稀奇古怪到了极点。国民党新一军突破了共产党设在铁路以北的封锁线。当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调小组抵达时，新一军军长立刻把共方的谈判代表关押起来。
根据延安的报道，共产党把政府军的尸体用棺材装好送到政府军战线以“表示诚心诚意的和平与统一的愿望。”
在势不两立的国共两党之间，独立的、温和的《大公报》呼吁：“遍地饿殍，灾民吃草根树皮……部队欺压老百姓，喝他们的血……地方官员使老百姓生活困难。这些都使我们痛心疾首。认为：中国必须和平，否则就无法生存。如果野心家执意冒险，我们就会死亡……”
中央政府花了7个月的时间准备审判中国第一号战犯，但是只用了6小时开庭，一个星期后判定有罪。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的百年老房子里，南京汪精卫傀儡政权的最后一任主席、受过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的陈公博被宣判为：汉奸，死刑。
衣着蓝袍，温文尔雅的陈曾是个革命者，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的工商部长。他听到判决后仍然不失风度，有礼貌的鞠躬，对庭长说：“不论阁下对我如何判决，我都不会上诉。”
政府控诉陈的罪行主要是：迫害爱国人士、和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