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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迪逊：你就是把宪法翻烂，也找不到半个字说政府有权建立银行。

　　　　汉密尔顿：请看第一条第八款，不要告诉我你从来没听说过“必要与适当条款”。

　　　　麦迪逊：“必要与适当”不等于滥用权力。

　　　　汉密尔顿：你想听听你自己三年前是怎么说的吗？

　　　　为了给“宪法之父”添恶心，汉密尔顿让他的一个议员朋友在众议院的辩论中当众朗读联邦党人文集第44篇对若干州的权力的限制中那段著名的文字。这一篇是麦迪逊的杰作，淋漓尽致地解释了“必要与适当条款”，至今仍被史学家和法学家频繁地引用。当时，虽然大家都知道联邦党人文集出自麦迪逊和汉密尔顿的手笔，但具体哪一篇是谁写的还是“绝密”，两人都守口如瓶。汉密尔顿并没有告诉朋友那段文字的作者，只是让他念一下而已，个中滋味只有麦迪逊明白。麦迪逊的脸让汉密尔顿的“恶作剧”气得红一阵白一阵的，又不能破口大骂：“这是哪个混账王八蛋写的？”

　　　　这段闪闪发光的经典语录是：“在法律和推理中，最清楚不过的公理是，当（政府）需要达到某种终极目标，它就应该被赋予达到这些目标所需要的手段；当政府被授予某种广泛的权力，它也就获得了所有与实施此权力相关的具体权力。”

　　　　用白话说就是：你想让政府办事，就得给政府权力；你想让政府办大事，就得把办跟这件大事有关的那些小事的权力也给政府。比如，宪法明文规定，联邦政府有权征税，有权发行货币，但没说政府有权建立银行。那么，征来的税存在哪？怎样才能统一调配？怎样以政府信用为基础发行统一的货币？干这些事当然需要国家银行。所以，建银行这个“小权力”是附属于征税和发行货币这些“大权力”的。你想让政府顺利履行宪法“明示”的权力，就必须赋予它与“明示”的权力相关的“暗示”的权力。这种“暗示”的权力就是“必要与适当”的权力。如此这般，国有银行一点也不违宪。

　　　　“联邦政府之父”和“宪法之父”之间的这场争论谁对谁错、谁输谁赢也许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对宪法“画龙点睛”式的阐述为后世留下了享之不尽的财富。后来，第四位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就是用“必要与适当条款”来确立联邦政府的权威的，他引用的就是政府建立国有银行这件事。

　　　　显然，汉密尔顿的游说工作很成功。1791年2月8日，众议院以39：20的优势通过了银行法案。但是，就像当初关于政府债务的表决一样，南北分歧已经不可挽回。波多马克河以北各州几乎无一例外地投了赞成票，南方各州基本上全是反对票。很多学者认为，这次表决标志着两大政党的形成，如马歇尔在他的书中所写：“关于合众国银行的争论导致了两大旗帜鲜明的政党的形成，它们之间长期的斗争撼动了美国政治的核心。”

　　　　汉密尔顿在国会势不可当，麦迪逊只剩下最后一步棋，那就是总统的“一票否决权”。如果华盛顿否决了国会的法案，法案就会被打回国会，重新讨论，只有在参、众两院都达到三分之二多数后才能再次通过，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国会的法案送到总统府，总统有十天的时间做决定。他要么签字使之成为法律，要么否决。于是，麦迪逊立刻开始对总统的“攻坚战”，天天跑去给华盛顿上宪法课，敦促总统行使否决权。华盛顿倒是挺老实，他当初虽然在制宪会议上从头坐到尾，一场辩论都没落下，但他承认：“我不太明白你们律师说的那些事（他指的是宪法）。”经过麦迪逊的一番“普法教育”，华盛顿似乎更晕了。让农民给律师当裁判，你们这不是难为我吗？咋办呢？那就问问律师们吧。

　　　　总统问的第一个内阁成员是总检察长兼法律顾问伦道夫。伦道夫说：“违宪。”但他的理由很弱，总统基本上听了跟没听一样，还是一头雾水。于是，华盛顿来问第二个内阁成员——国务卿杰斐逊。杰斐逊的水平比他表弟伦道夫高出好几节，他的回答简洁又犀利：第一，从严格的宪法含义上说，由国家资助的垄断企业和银行是对自由的侵犯，也是英式君主制的体现。第二，汉密尔顿设计的中央银行是北方工商业欺压南方种植业的工具，因为那百分之八十的私人股份绝大部分将来自北方的投机者。第三，汉密尔顿滥用“必要与适当条款”。“必要”是指“不可替代”，没它不行。但事实是，即使没有中央银行，政府照样可以收税和发行货币，只要把任务分派给靠得住的私人企业就可以了。中央银行是“方便的”和“有用的”，但不是“必要的”。第四，中央银行的设立是以牺牲公众利益为代价满足少数金融贵族的私欲，是“非正义”的。所以，绝对违宪！

　　　　杰斐逊的话让华盛顿受到很大的震动，他又把麦迪逊叫来进行了好几次单独的秘密谈话。他似乎快被说服了，让麦迪逊为他起草否决法案的意见书备用，这可能将是美国总统第一次行使否决权。好了，听完了麦迪逊、杰斐逊、伦道夫这三位律师的陈述，华盛顿现在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听听第四位律师怎么说。

　　　　华盛顿把汉密尔顿叫到办公室，开门见山地对他说：“如果你不能说服我，我就要否决银行法案。”然后，他把其他三位的意见告诉了汉密尔顿。看样子，华盛顿心里是偏向汉密尔顿的，他跟财政部长之间的坦诚更有“自家人”的味道，而且，他最后找汉密尔顿并把所有的反对意见告诉他，实际上是给汉密尔顿一次反击的机会。汉密尔顿说：“给我一个星期，我会给你我的意见。”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汉密尔顿再次展示了他超人的精力。多年后，满头银发的伊莉莎向一个年轻人讲述她与夫君共度的这段日子时说：“他创造了你们的银行。我通宵达旦地陪着他。杰斐逊认为我们不应该有银行，华盛顿总统也这么认为。但我丈夫说：‘我们必须有银行。’我们整晚地不睡觉，我帮他誊写稿件。第二天，他拿着稿子去见总统，我们就有了银行。”

　　　　汉密尔顿在2月23日拿给总统的这份稿子共13000字，从各方面阐述“必要与适当条款”的含义，把所有的反对意见都“埋葬”了。他反驳了杰斐逊对宪法的狭义理解，他的眼光不再只停留在银行这件事上，而是扩展到所有的公权力。他说：“对政府的定义蕴含着一个天然的原则：每一项赋予政府的权力都是至高无上的，它理应包括所有与此相关的手段。”如果杰斐逊与伦道夫的观点成立，那么，“合众国只能是一个没有主权的政治协会，或人民只能接受无政府的统治”。联邦政府不仅有权建立银行，还有权采取措施应对各种情况，而不是仅限于那些“绝对必要”的情况。人们的社会实践应该高于某些人的狭隘理论。

　　　　汉密尔顿的这篇报告是对宪法的“广义解释”的代表作，被誉为“对美国宪法最天才的诠释”。当初，制宪会议的代表们对宪法的争论是建立在“广义”的基础上的，他们故意把宪法写成非常笼统的文件，就是想在实践中丰富和完善它。如果只按表面字义行事，宪法就成了“死法律”。“必要与适当条款”的原意是让宪法变成“活文章”（参看058我们人民），没有人比汉密尔顿更好地抓住了这个要旨。当然，他有自己的政治意图。在所有的理论背后是对权力的争夺。一个更强大的中央政府才是他真正想要的结果。

　　　　2月24日，华盛顿花了整整一天读汉密尔顿的报告，他完全被财政部长的观点征服了，甚至懒得再跟杰斐逊和其他人打招呼。2月25日，总统签署了银行法案。他故意等到离十天期限只差一天的时候才签字，因为他不想给其他内阁成员再次游说他的机会。他听够了。

　　　　华盛顿这个举动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法案本身。作为一个南方的种植园主和奴隶主，他最自然的反应应该是否决此案，这也是杰斐逊和麦迪逊对他的认同和期望。但是，华盛顿背叛了他的地域和阶级。他的决定完全出乎杰斐逊和麦迪逊的预料，因为他们不明白，当他们还是弗吉尼亚人时，华盛顿已经是美国人了。后世的学者在谈论华盛顿时期的经济政策时，他们通常认为那是汉密尔顿的政策，很少提及华盛顿的名字，好像此事与他无关。杰斐逊也认为，华盛顿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被汉密尔顿利用了。实际上，没有华盛顿的支持和保护，汉密尔顿根本不可能成功。汉密尔顿太前卫了，他做的每一件事都为自己树敌无数，他的悲剧由此而生。华盛顿很清楚他的财政部长需要什么，他愿意做他的保护神。他选择现代金融体系的同时也选择了更强大的行政权，他选择汉密尔顿的同时也选择了美国的未来。

　　　　随着银行法案的生效，“第一合众国银行”诞生了，为期20年。银行开售股票的当天，市场暴涨，短短一个小时，所有的股票售罄。新大陆好像从来没见过这么火爆的场面。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从此走进了“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的现代金融社会。是喜？是忧？是福？是祸？那是我们后面的故事。

　　　　在忙活银行的同时，汉密尔顿还忙着另一件事，就是铸币。1791年1月28日，就在参议院通过银行法案后一个星期，财政部长递交了关于铸币的报告，筹备统一的货币。1792年春，国会通过法案在费城建造美国铸币厂。汉密尔顿和杰斐逊总算在一点上取得共识，就是新货币采取“十进制”，而不是像很多欧洲国家那样用“八进制”。但是，他们的共识并不意味着争权夺利的结束。本来，铸币厂很自然地应该隶属财政部。杰斐逊对总统说，财政部权力太大了，海关是它的，海岸警卫队是它的，税收是它的，银行是它的，要是铸币厂也归它，咱整个政府不就成了财政部的天下了？华盛顿大概是想缓解一下矛盾，决定把铸币厂划归杰斐逊的国务部，但同时把邮局给了财政部。结果，杰斐逊把铸币厂管得一团糟。汉密尔顿很生气，一个劲儿地跟总统闹，说我拿邮局跟他换行不？但总统这回没遂他的愿。直到1873年，铸币厂才归了财政部。像银行一样，铸币厂后来也没有随联邦政府南迁，而是留在了费城。

　　　　对银行法案的争论只是党争的开始。南方与北方、农业与工商业、州权与联邦的矛盾日益尖锐，杰斐逊与汉密尔顿的争斗也越来越激烈。他们的观点有什么不同？他们的分歧为什么不可调和？华盛顿还能保持中立吗？请看下一个故事：斗鸡场。

第68章　斗鸡场（）　
1791年年初的银行法案催生了美国最早的两大政党。这两个政党分别以两个人物为核心，他们是国务卿杰斐逊和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杰斐逊与汉密尔顿之争”是美国早期政治中最经典的一幕，它奠定了“政党政治”的基础。在今天的世界，党争已经成了民主政治的规则。但在18世纪，党争是让人深恶痛绝的事。英国议会里的党派一天到晚争来争去，他们的自私和腐败展露无遗。美国人本来期盼着党争在纯洁的新大陆彻底消失，却没想到，他们的共和国从一开始就深陷其中。杰斐逊与汉密尔顿，这两位才华横溢的“国父”，曾肩并肩地为新国家的独立而战，一个用笔，一个用剑。但是，当他们赢得了自由，却发现他们对自由的理解是如此不同。先听听他们是怎样说彼此的。杰斐逊说：“汉密尔顿的想法与自由的原则背道而驰他要破坏和摧毁共和国。”汉密尔顿说：“杰斐逊先生对我充满敌意他对联邦、和平和我们国家的快乐构成威胁。”听上去很严重。看两个伟大的人互相掐着对方的脖子是件痛苦的事，但那又何尝不是美国之福呢？

　　　　这两位天才的争斗说到底是对美国前途的争夺。请看他们的主要论点：

　　　　争论焦点杰斐逊汉密尔顿

　　　　政府结构支持州权，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建立更强大的联邦政府，削弱州权

　　　　政府形式更民主的政府，立法权高于行政权更像英国的政府，更强大的行政权

　　　　政府规模小政府：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大政府：庞大的官僚机构

　　　　统治阶层相信大众的智慧，普通人有能力管理自己不相信大众的判断力，国家应由精英统治

　　　　对宪法的理解狭义解释：联邦政府只拥有宪法明示的权力广义解释：联邦政府拥有宪法明示和暗示的权力

　　　　支持者农民、小业主、种植园主、拓荒者工商业主、银行家、富裕的精英阶层

　　　　地区利益南方和西部北方的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地区

　　　　发展前途美国应该是农业国，自由而独立美国应该发展工商业和银行业，在竞争中变得强大和繁荣

　　　　经济结构农业是根本农、工、商全面平衡地发展

　　　　世界贸易美国应该出口农产品，进口制成品美国应发展制造业，最终成为制成品出口国

　　　　海关税低关税，自由贸易适当的保护性关税，扶持本国幼稚产业

　　　　国内税不征税征税

　　　　金融制度不要中央银行，不要英式金融体系要中央银行，要英式金融体系

　　　　政府与经济的关系市场由“看不见的手”调节，政府不能干预政府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干预经济

　　　　外交政策亲法亲英

　　　　那么，他们谁对谁错？哪种观点对美国有利？如果从今天的角度看，你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杰斐逊是错的，汉密尔顿是对的，因为杰斐逊的设想都是空想，而汉密尔顿的设想都变成了现实。但实际上，他们缺一不可。杰斐逊要自由，汉密尔顿要秩序；杰斐逊要民主，汉密尔顿要法治。本来，他们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的，他们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但他们还是走了极端，因为那是一个极端的时代。正是他们你死我活的争夺，使美国政治不偏不倚地前行，否则，任何一方都有可能让新国家驶离主航道。政治家的痛苦是人民的福气。你会看到，尽管汉密尔顿在华盛顿政府中呼风唤雨，无所不能，但他始终无法控制全局；尽管杰斐逊强烈地反对汉密尔顿的经济政策，他在入主白宫后并没有推翻汉密尔顿创立的金融秩序。不是他们不想，而是他们不能。三权分立的体制使“一党专政”变得几乎不可能，任何政党都很难同时掌握三权，掣肘的力量永远存在。美国的国策从来没有因政党的更迭而发生巨变，权力在针锋相对的党派之间和平传递了二百年。这种不可思议的延续和稳定是民主政治的魅力。就像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里写的那样：拉帮结派是人的本性，也是天赋人权。政府的职责不是打击它，而是保护它。宪法的目的不是消除分歧，而是为分歧打了个框架。在此框架内，一切皆有可能。

　　　　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不仅政见不同，他们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冤家。杰斐逊性情温和，不善言辞，要么不说话，要么轻声细语，从来不跟人吵架；汉密尔顿好像浑身长刺，稍有风吹草动就立刻进入战斗状态，言辞犀利，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闭嘴。杰斐逊超级敏感，特别看重自己的名声，也特别喜欢顺应民意，他要全世界都爱他；汉密尔顿只做他认为对的事，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也不怕“逆流而动”。奇怪的是，生于大种植园、从小就被奴隶伺候着的杰斐逊倒成了“人民的代表”，专为普通民众说话；出身卑微、受尽歧视的私生子汉密尔顿反而成了上流社会的维护者。这还真是“缺什么补什么”。他们的衣着、作风也很“逆天”。杰斐逊“邋遢得像哲学家”，恨不得每天穿着睡衣去上班，走起路来懒懒散散，一副闲云野鹤的样子；汉密尔顿永远都光鲜时髦，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铁打的军人做派。杰斐逊办事优雅、圆滑，汉密尔顿高效、神速。反正，在这个世界上，你就再也找不出比这俩更不同的人了。但是，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就是那股子非要把对方整趴下的劲儿。

　　　　其实，他们的初相识是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开始的。华盛顿总统介绍他们认识时，他们都很仰慕对方。杰斐逊为了调解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的矛盾专门设计了那顿晚餐，让“敌对”双方握手言和。但是，当汉密尔顿执意建立中央银行时，他触动了杰斐逊的底线。杰斐逊痛恨中央银行，因为他痛恨英国式的金融制度，也痛恨英国。汉密尔顿企图通过他的经济政策把联邦政府变成庞大的官僚机构，他完全颠覆了杰斐逊的政治理想，他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在把共和国变成王国，把美国变成英国。美国到底生于1776年还是1787年？美国精神的载体到底是独立宣言还是美国宪法？现在，独立宣言的作者要向美国宪法的缔造者宣战，杰斐逊仿佛看见那个不可一世的汉密尔顿正一步一步走向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