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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从中央电视台拍摄的《走近西康》中得知，康定的水电厂也是在那一时期中颇费周折建成的。当时从美国买进了最先进的发电机，准备先运到越南的河内再运到中国，不料太平洋战争爆发，河内被日本占领，此路不通。又拟通过缅甸的仰光，还是不行。最后改道大西洋，过地中海，运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再通过美军飞虎队空运到昆明，分拆包装后汽车拉、马驮、人扛，历尽千辛万苦才到达康定。用心不可谓不切。那个电厂现在似乎还存在。

携游（2）
那些水利灌溉工程和水电厂都是为使西康“由穷而富”所为。一般而言，这些工程对当地的农业和工业应该是有促进作用的。但今天我们又多了一个更为广泛的生态视角。从更大的生态角度来看，它们的作用如何，以我的知识储备是不敢做推论的。多年来跑了一些地方，耳闻目睹了不少水利建设，其后果并非都如都江堰那样使经济与生态得以完美结合。在河北调查的时候看到许多河流都被治理得干涸了，地下水位年年下降，以致机井越打越深才能取到水；在山东调查时看到我们从小就吟诵的“天上来”的“黄河之水”竟然断流了；回到当年插队的雁北地区山阴县，得知著名的桑干河已多年无水……建设者的水利情结和努力，在此处得到收获的同时在彼处不一定能结出好果实啊。
　　想到这些，不由得感叹都江堰的伟大！
　　近年得知，都江堰附近又建造了水库工程，这一工程对都江堰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有不少学者，包括社会学界的周孝政、李强等，都持反对态度。当然，新的水利工程也是得到一批专家论证过的。但愿他们在论证时充分考虑了水库工程对都江堰的影响，考虑了都江堰在经济与生态关系上的象征意义。
　　祖父、祖母带我们去武侯祠和望江楼，主要的活动是行走于林间。两个老人走累了，在椅子上歇息时，便放哥哥和我到林子里去跑。到北京后，若问我对那两个公园的第一印象，我脱口说出的一定是武侯祠的古柏和望江楼的青竹。如果用今天所谓文化游的眼光来回顾，那么在武侯祠里祖父、祖母间或向我们提及三国人物，应该是内容之一。像许多四川人一样，祖父熟悉三国故事，也从三国人物的作为中得到过启发――比如，他当年在西康处理民族关系问题时就想到了诸葛亮：“诸葛亮南征，首先定下一个原则，是‘俱服其心足矣’！后来七擒孟获而不杀，确有他的见地。”　不过，直到“*”中我才知道，祖父虽然勤于阅读，但是在这场运动到来之前的几十年中，他从没有读过《三国演义》及其他小说。几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都是在“*”中消闲读的。其实，我已经记不起来，我小时候的三国知识，哪些是从祖父、祖母那里听来，哪些是从其他人那里知晓，哪些是自己从小人书上读到的。三国故事，实在已经成为四川许多地方的“地方性知识”，“有文化的”和“没文化的”人，讲起来都是一套一套的。
　　2007年，我和妻子、女儿到成都旅游，经刚刚到成都来过的朋友介绍，住到了武侯祠对面的“梦之旅”旅社。晚上，到武侯祠旁边的“锦里”吃小吃，在武侯祠外的街上散步。我和女儿聊起小时候与祖父、祖母在这里游园的情景，讲到1949年祖父发动起义时武侯祠的特殊作用，讲到我的父亲即她的祖父在这一带的一些经历。夜幕中，我突然感到脚下这片地方对我们这个家庭有着一些不寻常的意义。
　　武侯祠，是祖父1949年12月9日和邓锡侯、潘文华将军在彭县联名发出起义通电以后，成都之战的首当其冲之地。
　　12月7日，祖父和邓锡侯将军潜出成都，脱离虎口，赶到有邓部驻军的崇义桥后，即部署部下按起义计划准备行动。当时，武侯祠驻有祖父的部队，祖父指示该部严加戒备，准备战斗。根据祖父的回忆，在准备起义计划部署西康阻击战时，原来给这个部队规定的任务是：掩护地下工作人员和与*通讯的无线电台；保护华西坝的广播电台和四川、华西两大学；可能时抢救被特务拘禁的革命同志；根据情况发展配合友军作战。12月初，随着解放军迫近，成都的特务活动日益猖獗，有的*党员、*人士和祖父所部在成都城内的工作人员转移到武侯祠及其附近，在城外继续活动。武侯祠一时成为军事、*的一个据点。祖父等人通电起义后，这里因在成都郊区首先面临军事压力。聚集在这里的*党员、*人士有序撤离了。部队是撤，还是不撤？祖父认为这里是钉在敌人身上的一颗钉子，多守一天，就能够多牵制敌人一天，为迎接解放军的到来就多一天主动，因此指示该部坚守。12月13日，胡宗南部以三倍兵力，附以大炮坦克，向驻武侯祠驻军发动进攻。经过激战，终因寡不敌众，阵地被突破，祖父部下守军大部分官兵牺牲。

携游（3）
想到这里，不禁黯然。
　　武侯祠附近当年有一所建国中学，是祖父出资创办的。1948年底到成都解放这一年多的时间中，父亲根据*地下党的指示，担任该校的校长。我到成都后，曾试图打听到建国中学的旧址，但时间仓促，未能得到结果。
　　当时代表*地下党要求父亲出任建国中学校长的，是父亲在华西大学的同学和好友胡立民。我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到成都开会时，遵父亲嘱咐曾去看望过他。他比父亲年长，我们称他“胡伯伯”。胡伯伯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错划成“右派”，直到“*”结束后才彻底*。后来，他来北京时到父亲家里住过。胡伯伯于1993年去世。父亲写了一篇小文“送信”，记述了他和胡立民之间的一段交往。文章的最后一句是：“写这篇小文，也是对亡友的一点纪念。”
　　父亲记述的“送信”，是他在地下党和祖父之间，充当信使的一段往事。对这一段经历，父亲留下深刻印象。
　　父亲和胡立民（当时的名字叫胡庚炳）是1946年结识的。他们在一起组织社团（方生社），一起办《西方日报》副刊和《西方夜报》，一起讨论问题，一起参加学生运动，了解日益加深。1948年春节后的一天，胡立民郑重地向父亲说，他是共产党员，并提出地下党要与祖父面谈，希望父亲从中联系。父亲立即同意了胡立民的要求。此前，父亲已经估计到他是共产党员，不过彼此没有说透。
　　回到家中，在祖父吃早餐没有旁人在场的时候，父亲向祖父转达了四川地下党的要求。祖父同意谈，并简短地告诉父亲，*中央已经派人在雅安了，并设有电台联系。此前，父亲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祖父叮嘱父亲，这是高度机密的事，不能和任何人讲。父亲把祖父同意和地下党晤谈的话转达给胡立民，出于保密要求，没有和他讲*中央派员和设电台的事。后来，四川地下党派胡立民长住雅安，直到祖父起义前他始终以为*中央派去的王少春是祖父部队中的一个高参。祖父宣布起义后，王少春公开身份，胡立民才知真相。
　　在祖父同意和地下党晤面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四川地下党并未派人来。过了一个多月，胡立民忽然对父亲说，地下党要送一封重要的信给祖父。当时祖父正在雅安，胡立民要求父亲亲自把信送到雅安。父亲找到可靠的车子后，立即动身。（父亲突然去雅安的事，后来父亲和我聊起来的时候，母亲还清楚记得。她说，我当时奇怪，他怎么突然要去雅安，去做什么事情却没有说。）祖父看了父亲面交的信以后说，他们暂时不来了，并把信递给父亲看。父亲至今记得信中内容，信上说：
　　承允晤面，本应尽快拜谒，因家兄经商外出，一时不能回蓉，只好以后另约时间。请你告诉令郎并转告胡君，目前时机不宜，暂缓晤面，以免播口失风，两均不便也。
　　信中最后两句，父亲在向我讲述时说，他是记得一字不差的。
　　回到成都以后，父亲按照四川地下党信中的要求，向胡立民说，祖父觉得现在时机不合适，晤面的事以后再说。当然，信中的内容，不便告诉胡。以后，四川地下党没有再通过这条渠道和祖父联系。
　　地下党的这封信是很有意思的。地下党因某些原因一时不能和祖父面晤的信息，为何不直接告诉负责和祖父联系的胡立民，而要写一封重要的机密信件，让祖父演一出婉拒戏，通过祖父之口　“告诉令郎并转告胡君”呢？内幕情况不得而知，只能猜测，而客观效果，则是：第一，切断原来的联系人和祖父在晤谈方面的联系；第二，在原联系人环节如果“失风”，传出去的是祖父婉拒晤谈的假信息。地下党工作之缜密，由此可见一斑。
　　这封信的内容，父亲直到1992年回成都旅游时才和胡立民谈起。那时两人都离休，因而有时间去闲谈这些往事，去说当年不便说的细节，讨论当时的存疑。胡立民回忆当时的情形提供的信息是，那时地下党内出了叛徒，地下党采取了周密的防范措施。当然，两位老人也只能是猜测而已。这封信不知是哪位地下党领导人所写，当时的考虑，只有决策的人才能知道。
　　在夜幕笼罩的武侯祠外的街道上，望着祠内团团树影，给女儿讲这段故事，她可能感到好玩吧。但在那个严酷*的年代，这些防范技巧却不知是多少生命换来的。
　　

告别成都
1959年春季，我和哥哥得知，我们将在暑假期间随祖父、祖母迁居北京，我们将和分别多年的父母、姐妹以及出生在北京的两个弟弟团聚了。由这时起，我和哥哥经常说到的一个话题是记忆中的世旭、世昕、世宽的样子：世旭的脸很圆，世昕小时候胖胖的下巴上像有个汤圆，世宽的脸色特别白……成都这边的工作人员们则常常逗我们说：“这下好了，就要有‘管火匠’管起了。”“管火匠”是四川的一个俗语，指说话算数的人。在这里，是指我们的父亲。他们在我和哥哥淘气的时候，常常用父亲来吓唬我们。在他们的描绘中，父亲是一个个子很高、十分严厉的人，不会像祖父、祖母对我们那样好说话。
　　在临离开成都以前，祖父、祖母总免不了一些告别活动，记得有几次是带了我去的。
　　一次是去“大老爷”家。我们叫“大老爷”的人，是祖父的大哥。在许多年以后，我知道大老爷的名字叫刘文渊。在我印象中，他是一个个子很高、腰板笔挺的老人，表情庄严。大老爷比祖父年长约20岁，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大约已经80岁了。祖父尽管在其六兄弟中社会地位最高，但在大老爷面前则十分恭敬。我后来听说，大老爷在家中承担了祖父的督学角色。祖父幼时在乡里读书，大老爷对他颇下心力。祖父从家乡大邑县安仁镇到成都考陆军小学，是大老爷带着他步行去的。100多里的路程不算近，当祖父走不动的时候，大老爷就背上他。他们兄弟二人感情很深厚。
　　祖父临离开成都前，还带着哥哥和我到贺炳炎将军家去告别。贺将军曾是贺龙的部下，在战争中失去了右臂，被称为“独臂将军”。我印象中的贺炳炎将军性格开朗，为人热情，我们一进门就招呼我和哥哥吃糖。他家似乎是住在军区中的一座小楼里，没有祖父在十七街的住宅那样的院子。
　　我还随祖母去参加过一些妇女界的活动，什么活动记不清了。严格说来，不是记不清，而是从来就没有搞清楚。有一次惟一记得的一个词是“董事”，那些妇女们称祖母为“杨董事”。至于“董事”是什么意思，我却全然不明白。大概正因为不明白，而又觉得这个词很怪异，所以被我记住了。
　　离开成都以前，令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请来一位师傅到家中制作“叶子烟”。
　　祖父有吸烟的习惯。他吸的是用烟叶手工卷制而成的、四川人所说的“叶子烟”。大概是估计到北京以后，不大可能再买到已经吸惯了的家乡的叶子烟，祖父决定请人做一批烟带到北京去。
　　一天，家里请来一个制叶子烟的师傅。他个子不高，驼背，说话声音沙哑。白天，他在院子里搭上一个案板，坐在案板旁边工作；晚上，就住在院子那排平房中的一间屋子里。他一直在我家忙碌了个把星期。
　　我觉得好奇，有时就跑到他旁边，一边和他聊天，一边帮他做点下手活，比如去打浸泡烟叶的水。当然，我做这点活，在他看来可能近乎于捣麻烦，只不过不好说罢了。
　　记得叶子烟的制作过程大约是这样：把大片的烟叶浸泡湿，使之可以平整地铺在案板上；剔除烟叶中的粗梗；把比较大片的烟叶切成比较规整的形状，以便于包卷；在切好的比较规整的烟叶铺平，涂上点稀稀的浆糊，把一些零碎的烟叶放在方面，然后紧紧地卷裹起来。这样，一支烟就卷成了。一支烟大约10公分长，直径公分。我觉得卷制过程很妙的是，每支卷成的烟都是中段略粗，两头略细，形状像我到北方后见到的压饺子皮的擀面杖。而卷烟师傅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特别妙处，他用沙哑的声音对我说，卷烟最要紧的地方是把握“松紧”，卷松了抽起来“跑风”，卷太紧了抽不动。我始终没有尝试过抽一抽这种叶子烟，所以没有体会。
　　到北京以后，有一次贺龙吸了祖父带来的这种叶子烟以后，赞不绝口，随即送来两箱精制雪茄烟换去祖父的两箱叶子烟。此事我是听张师傅讲的，没有听祖父亲口谈过。贺龙送来的精制雪茄烟我只见祖父吸过一次，其他的做何用途我就不知道了。
　　祖父到北京以后一直吸从四川带来的自制叶子烟。也许是这种烟的力量比较大，我几乎没有见到祖父一次完整地吸完一支。他不是那种烟不离口的烟客，通常是吸上几口就把烟熄掉，一会儿想起来又吸上几口。他有一根十几公分长的象牙烟嘴和一根两尺长的竹烟杆，通常是把烟插到烟嘴或烟杆上吸。那支象牙烟嘴，前几年被父亲送给保定军校博物馆了。祖父年龄更大以后，身体不好，医生嘱其戒烟，他便基本不吸了。偶尔，按祖父的说法“叭上两口”，也只是一种习惯动作罢了。
　　1959年暑假期间，祖父、祖母携带哥哥和我离开了成都。此一去，祖父、祖母直到去世，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我是在1980年代中才第一次回去，那时距离开成都已经二十多年，我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了。
　　

天安门看焰火（1）
195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国庆，也是我到北京后过的第一个国庆节。
　　国庆节晚上，天安门广场放焰火庆祝。祖父带着我们5个孙辈（哥哥、姐姐、我、两个弟弟）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我们到得比较早，上到城楼上时，来的人还不多。一会儿，走过一个人，很有兴趣地看着我们这一群孩子，又抚摸着大弟弟的头用四川话问祖父：“孙子？”他把“孙”不是念成“sun”而是念成“sen”，是标准的四川发音。
　　“是，四个孙子，一个孙女。”祖父回答。
　　我一看，是周总理。他很和蔼，平易，身边没有随从，没有人簇拥。和祖父聊了一会儿后，他又去和其他人打招呼、聊天。
　　又过了一会儿，参加晚会的人们接踵到达。我印象较深的是朱德总司令。那时，他的照片到处张贴的不少，很容易认出来。尽管熟悉他的长相，但他的气质却令我有些意外：看到他，不会想到是总司令，而是一位厚道、和气的长者。他是四川人，讲着和祖父略有差异的四川话。
　　正当人们轻松闲聊之际，忽然自西向东人群一阵骚动，前呼后拥加灯光跟踪中凸显出两个一红一白人物：一位身材高大脸色特别红，一位身材矮胖白面白发白西装。前者是毛泽东主席，后者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赫鲁晓夫。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我们从小就唱熟了的歌曲，我觉得毛主席出场的那场面、那灯光色调和这歌曲所唱简直是浑然一体，似乎就是按照那首歌词设计的。此后，每读到描写毛主席出场时候的专用语“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到1959年10月1日晚上的那个情景。和周总理的平淡出场相比，我感觉毛的出场要正规得多，庄重得多。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近距离见到毛泽东。
　　近距离见周总理，在以后的几年中我倒是有过多次机会，但那和祖父没有关系。1960年我加入少先队以后，作为少先队员的代表，我多次（大概有十几二十次吧）参加国家领导人迎送外宾时的献花活动。那时，我所在的史家胡同小学是承担这项活动的主要学校。在我的记忆里，这样的迎送外国领导人的活动，周总理通常是在场的。记得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是在中山公园的中山堂，欢迎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此后，在北京火车站迎接过缅甸的奈温将军（那时他还没有当缅甸总理），在机场迎接过柬埔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