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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往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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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那时早已经不在决策位置上，因此成立合作社也好，建人民公社也好，搞“大跃进”也好，不过是在他身边涌动的社会潮流，与他并无直接关系。然而，后来我读到祖父在搞西康建设时的一些讲话，却突然感到，对于中国共产党搞合作社，甚至“大跃进”，祖父在心理上一定是理解甚至同情的。我这里用的“同情”一词，是在十八世纪的伟大学者亚当？斯密的著作《道德情操论》中论“同情”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即能够设身处地地想象同样的感受（包括激情），而不是在日常的意义上指对别人的悲伤表示同感。
我的这种感觉一定会使一些人感到奇怪。祖父曾是大有产者，怎么会理解甚至同情合作社、大跃进这些似乎只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有关的东西呢？
在这里，我想不避冗赘，引述祖父在20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主政西康时的几段言论，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一种思潮的广泛性。
首先是发展合作事业的言论。 他是从经济建设中资本的缺乏谈起的：
“经济建设的任务是要完成现代化的生产，生产的要素中间，资本是很重要的一项。我们只有方针和办法，而没有资本，经济建设是绝对不会成功的。谈到资本一项，本省却是公私两面的财力均属有限。就私人方面讲，本省的人民，从无大资本家，几乎都是大贫。从公家方面讲，省库财力极属有限，维持现有之经济事业，都感困难。至于省银行资本仅三百五十万元，因物价高涨，币价低落之故，此区区之数，已无补于本省之经济事业。故资本一项，在本省经济建设工作上实成为较难解决之问题。或许有人要说，……无钱尽可向这两行 借贷，怎么还说无资本呢？虽然这两行都可以借贷，可是他们的力量，也非常有限，杯水车薪，也无大裨益于本省的经济建设。所以资本问题，确为本省经济建设上的一个难题。一方面必须建设，一方面缺乏资本，究竟如何冲破这个难关呢？”
对于资本缺乏这一经济建设中的瓶颈如何解决的问题，祖父思考的结果是，必须发展合作事业：
“目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发展合作事业，集腋成裘；二是欢迎外资，加以保障。这样办，才可以解决资本缺乏的问题，使本省的经济建设顺利进行。所以发展合作、保障投资，竟成了本省经济建设的前奏。”
关于发展合作事业，他说：
“合作是解决本省经济建设资本缺乏问题的方法之一，同时也是欧美各国曾经实行有效的方法。合作社的办法，就是无论农人、工人，或其他有志从事经济事业的人，若是缺乏资金，便可约集社员，集合若干股款，依照一定手续，便可向公家借一笔款来作业务资本。”
祖父在这里设想的，实际上是信用合作组织。对于农民而言，这种合作社的好处，他归纳了两点，一是避免贱价预卖，二是避免吃高利贷之苦：
名誉社员（2）
“没有合作社的时候，农人要经营经济事业，无从向公家借款，便只好预卖农产品，在未登场时，就贱价出售。想不卖，却在需钱之急；想卖，却嫌价格低廉，卖与不卖之间，肠回百转，绞尽脑汁，进退无路，结果还是只好忍痛卖去。……或许大家要说，无合作社可以贷款，尽可以向当地有钱人告贷，何必一定要贱价预卖新丝、新谷，农人之愚真是愚不可及。然而细加研究，农民却不愚，或许还可以说他很智。因为乡间有钱的人几乎非土即劣，至少也可以说土劣占多数，向他们借款，不仅要逼着吃高利贷之苦，而且借款之前要送礼，要殷勤招待，借款之后不能按期付还本利，又要受骂受气，或甚至要挨打。所以他们不如忍痛贱价预卖新丝、新谷，还来得干脆些。若是有了合作社，他们无路就会变成有路，无钱也会变成有钱，既不会贱价预卖新丝、新谷，也不会逼着咬紧牙关，去吃高利贷的痛苦。”
对于要从事工业活动的人，他认为合作社同样是有好处的：
“同样的道理，要从事纺纱织布、洗毛制革、磨麦炼油、兴办电力，开发矿产等等工业的人，依然可以组织合作社向公家贷款。这样一来，工业资本的问题，获得相当解决，工业生产，也可以如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本省经济建设又算成功了一部分。”
由于“认定发展合作事业是本省经济建设的前奏”，因此祖父主政西康之后，于1938年成立了西康省农村合作委员会，1940年经扩大和充实，改成西康省合作事业管理处。他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期设想，全省的合作事业要沿着两条路线去走：“一条路是在农业方面，尽量去发展乡镇保合作社，务期达到‘一保一社，一户一社员’；一条路是在工业方面，尽量去发展各业生产合作，务期达到工业生产之繁荣。”
所谓“发展乡镇保合作社”，就是要在乡镇及之下发展不同层次的合作社；所谓“一保一社”，按今日的层级建制来说，类似于每个行政村建一个合作社。
当然，祖父所极力鼓吹的那种不改变土地和工业资本的私有产权、以信用为基础合作社，虽然和新中国建立后的初期在某些地方出现的合作社有相似之处，但和后来搞的在土地公有基础上直接组织农民生产的“合作化”和“公社化”却有很大区别。不过，他既有农村合作社的思想基础，又懂得共产党有关公有制的理论和实践，要理解上个世纪50年代的“公社化运动”，应该并不困难。
行笔至此，顺便插进一段合作社之外的话题。前面说到，祖父在考虑西康经济建设中的资金缺乏问题的解决路径时，除了提出发展合作事业之外，还提出另一路子，即“欢迎外资”。对此他是这样说的：
“这个欢迎外资的办法，并不新奇，大多数国家，都是曾采用过的。以美国为例，它今日虽然是富甲全球，然而它的过去还是穷得要命。它在开始建设的时候，也和本省一样的苦于缺乏资本。它穷则变，变则通，它却于此时想出了一个欢迎外资的办法，于是外国资本源源而来，它的经济建设事业，也就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勃兴。”
但祖父认为在当时中国主权面临危机的国际环境下，不能像美国那样引进外资。他事实上并不欢迎来自国外那些对中国主权有所图谋的列强的资金。他强调：
名誉社员（3）
“必须说明的是，本省的欢迎外资，却不是像美国的那样欢迎外国资金，而是欢迎华侨投资，欢迎国内公私银行或实业团体或各地富绅投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十年中，祖父看到了经济建设的第一波浪潮。在这当中，除了有来自苏联的援助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外资引入。那时，有不少华侨青年满腔热情地回祖国参加建设，但因政策原因，很少有侨资被引入进来。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以后，外资大量进入，而在这一过程中，境外侨资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祖父1976年去世，没有看到这些情景，如果看到，他一定会非常理解并高兴的。
回到发展合作事业的话题上来。当年祖父在西康对此事业可以说是满怀激情，看看以下言论便不难体会到：
“本人可以断定：只要合作社能够风起云涌地健全成长起来，本省的工农事业都会有办法，都会有走入现代化路线的可能。”“希望大家向着”发展合作的路线“猛进，务期达到成功而后止。”
“风起云涌”、“猛进”这些话语使其激情溢于言表。
读到这些话的时候，我联想到了“大跃进”背后的激情。我还记得那时许多地方写着“超英赶美”的标语；我们被老师领到炼钢的地方，去看工人奋力的工作。参观完的第二天，听老师讲，昨天在那里炼钢的一个工人，因为坚持工作不肯下班，结果昏倒在工作场地……那背后的激情是什么？印象最深的是：赶超。
曾经流行一种观念认为，赶超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专利。但是，从祖父在抗战时期的言论中使我可以看到这种流行观念的错误。其实，那是一个时代当中，一代甚至几代政治实践者的思潮。
试举祖父在“建设新西康的出发点”中的观点为例：
“我们建设新西康的出发点是什么？一言以蔽之，为的是‘争取生存权’。”“有些人狃于过去历史的成例，以为国家亡了以后，只要民族意识仍然存在，还可希望复兴。……这种想法是不明白现在的国际形势与过去不同。……现在的时代不是从前的时代。现代几个拥有强大武力的国家，文化的程度都很高，他们的国家组织比我们还严密，对于统治异族的方法研究得非常巧妙，更有许多科学发明加强他们的统制。因此一个国家如果不幸被灭亡以后，在异族的严密统治之下，便很难得复兴的希望。”他强调： “‘争取时间’、‘迎头赶上’、‘加紧建设’为我们争取生存权的三要件”。“在新战国时代之下，国际的斗争，愈演愈烈，为了增强斗争的力量起见，任何国家都在拼命建设内部，要把国家筑成为一个不可动摇的基础，基础巩固了，才足以保证本身的生存，并且现在的国际斗争，不是以几十年、几百年计算的，是以几年、几月、几日算的。试看近五六年来，英法的国防建设，只比德国落后了两三年，便演成西欧会战的失败，可见国际生存竞争的剧烈。今后更非‘争取时间’、‘迎头赶上’、‘加紧建设’不可！”
“争取时间”、“迎头赶上”、“加紧建设”这些词汇，如若不注明出处，从上个世纪50年代过来的人，一定会以为是那个时代专有的话语。
其实，错误的流行印象还不止于此。比如，一种流行的印象是，在中国，计划经济这个概念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才引入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比如，祖父在1942年讲西康建设时就讲到：“以计划经济代替放任经济――这是本省经济建设的第三个方针。”
名誉社员（4）
祖父为什么主张以计划经济代替放任经济？其根据是自由放任主义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存在严重的缺点。他从很现实的角度，归纳出三个缺点。
其一，造成奢侈品充斥而必需品缺乏的畸形社会。他说：“在自由放任的经济方针之下，一般经营经济事业的人，都以营利为目的，并且还要于利之中权衡轻重，择利之最大、最可靠者来经营，若是一种经济事业的利小，或利虽大而不到最大的程度，都在他们摒弃之列的。他们时常在研究社会上哪些人才是有力的消费者，哪些东西才适合消费者的需要。很怪的，几乎中外的企业家研究的结果，所得结论都是完全一致的。他们认定社会上有力的消费者是太太小姐，少爷公子，他们才有钱卖东西，也才肯出高价买东西，更认定这一流人物所需要的东西是奢侈品，不是生活必需品。于是他们拼命去加紧生产花样翻新的衣料、皮鞋、香水等等，于是一方面奢侈品充满市场，另一方面生活必需品非常缺乏，一般人却喊民不聊生，造成一个很畸形的社会，这不是自由放任经济的流弊吗？”
其二，也是由于追求最大利润之故，嫌“军需工业之利小，也不肯去生产”。这显然不能满足战时的需要。
其三，作为后进国家，不能抵御强国的经济攻势。他说：“我们须知道二十世纪是经济斗争最猛烈的时代，在这放任经济的方针之下，何能经得起列强经济进攻的打击？所以我们为生产生活必需品计，为参加国际经济斗争计，实不能不抛弃放任经济，而另以计划经济来代替它。现在世界上的强国，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采取计划经济的”。
我想，祖父的上述思想多少和蒋百里先生关于民族兴衰的思想有关。祖父讲到，“蒋百里先生从民族之兴衰，发现一个国家民族‘强’、‘弱’、‘亡’的根本原则，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 循着“生活条件和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的道理，对祖父的“以计划经济代替放任经济”的主张便比较容易理解。当然，如果更深入地考虑，即使承认蒋百里先生提出的原则，对于生活条件和战斗条件如何一致等问题也还可以有不同的思路。
由于没有给出严格的前提条件，也没有充分的论证，因此祖父的上述论点从学理的角度看并非是无懈可击的。然而，它无疑体现了一个政治实践者的现实观察、感受和判断。由于没有后来我们接触的那些意识形态的色彩，这些根据倒显得质朴、实在。我始终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曾选择计划经济模式，不仅出于*主义公有制原则的原因，而是出于建立强国的现实考虑。
今天，合作化运动也好，大跃进也好，计划经济也好，已不似当年那样一片光华，其暴露出来的弊端受到了不少的批评，许多批评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看不到这些东西的出现其实有着更深远的社会潮流的涌动为背景，看不到在中国寻求生存发展的过程中各色弄潮者的尝试，而把问题都归到中国共产党的“发明”上去，显然是成问题的。然而，这不也是在一段时间中，把现代革命史和建设史都变成党史的后果吗？欲揽全功，必担全过，历史研究和载述自然是以尽量全面真实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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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游（1）
祖父在成都的时候是比较忙的，经常开会。不过，星期天得暇，有时也与祖母领着哥哥和我出去游玩。
近处去的比较多的是武侯祠和望江楼公园，远处则去过都江堰。
若论印象深，首推都江堰。那一天清晨，雨过天晴，祖父、祖母带领哥哥和我，乘祖父的专车离开成都，前往灌县，说是去看一个水利工程。水利对我并不陌生：出家门向右过街就是大片稻田，水渠纵横；向左走不多远就是府南河。而今天要去看的水利工程是什么样子？
路途中的一个小插曲更增加了此行观水的兴味。在沿一条河行驶的时候，不知道是路坏了还是河水上涨把路淹了，司机李成国看看水不深，向祖父说要把车开到水里去行一段。“走嘛。”祖父相信司机的判断和技术。有这话，司机一脚油门就把车开到水里。顿时，车窗两侧水花飞溅，车子如若行舟。司机如此行路看来是很有经验的，车子既未熄火，也未淤陷，旋即脱身上路，奔驰而去。
至今留在我脑海中的都江堰是从山上俯瞰的景象。两江分势，静静流向辽阔的川西平原。我感受到开阔，但不是震撼。我想到了重庆。那里山夹着江，常常会听到奔腾的涛声。这里却是那么的谧静。
祖父站在山上，远望良久。（那神情，在多年以后的北京十三陵水库边上我也看到过。）这天，他给我们讲了两千多年前李冰修建都江堰的故事，又讲了大禹治水的传说。那一次以及之后，我不止一次听到祖父讲都江堰时感叹它的伟大。
祖父不仅因都江堰的伟大而感慨，也因都江堰出在四川而自豪。他曾经讲过：
“川康人创造的性能，很早就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表现出来。秦朝李冰父子在成都平原兴建伟大的水利工程：筑都江堰，凿离堆，分岷江（亦称外江）水入内江，使正流得免水患，而内江亦得借以灌溉，于是内外二江，俱蒙其利，素多水患的成都平原，一变而成年年丰登的沃壤。最奇特的，这种擘划成功于二千年前的水利制度，其所定规模，流传至今，不致改变。民国初年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来川参观都江堰水利之后，赞不绝口，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优良的人工灌溉。”
水利，在中国的社会治理和建设者心中，有挥之不去的情结。出生在川西平原，受都江堰的滋育长大的祖父，怕也不能免去这一情结吧。当他执政西康得到建设机会的时候，在建设规划中也想到了水的利用，要使“从前看不出水利的西康，”有“灌溉工程”。他也确实这样去做了。比如，他在1942年下半年讲到西康经济建设时曾谈到水利方面的建设情况：
“在本年上季已完成雅安青衣渠灌溉工程。现时测量竣事者，还有西昌安宁灌溉区、始阳坝灌溉区、天全坝灌溉区，或正在设计、或设计业已完成，短期内当可设法兴工。现时正在兴工者有雅安周公渠灌溉工程，将来第一期工程完竣，计有受益农田六千市亩，年可增益二百五十九万七千元。”
这些信息，仅从他当年的讲话中得来。当时那些“完成的”、“正在兴建的”以及“可设法兴工的”灌溉工程的实际建设状况如何，今天是否还有遗迹，我全无考察，也就不得而知了。
近年从中央电视台拍摄的《走近西康》中得知，康定的水电厂也是在那一时期中颇费周折建成的。当时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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